京、沪、苏、粤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互动状况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状况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很有特点的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并集中了全国众多的教育和科技精英,其数量和层次居全国前列。京、沪两市作为直辖市,人口构成以城市人口为主,经济发达,经济活动异常活跃。苏、粤两省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 两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国18%以上,工业总产值之和占全国22%以上,经济总量远大于两市,经济发展在全国举足轻重。然而,两省的农业人口占70%左右,其高等教育与两市相比,则相差较大;特别是广东的差距悬殊。从四省市经济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看,两者在互动的关系上,作用与效果不一,多种因素起着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具有不同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浅析
据统计资料(注:国家统计局:《’97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5、70、50页。)显示,两市和两省的经济发展互有特色,各具风采。现仅以1996年的发展情况作分析比较。
(一)两市经济发展概貌
北京市:人口占全国的1.03%,国内生产总值(GDP)1615.73亿元,占全国的2.36%,其中第二、第三产业总值占全市GDP的94.8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044元。居全国第二位。上海市:人口占全国的1.16%,GDP为2902.20亿元,占全市的4.23%,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占全市GDP的97.53%。人均GDP22275元,居全国首位。两市第二、第三产业总从业人员89%以上,这说明了城乡人口比例结构状况,加上其它优势条件,就决定了GDP在全国的居前位置。
(二)两省经济发展概貌
江苏省:人口占全国的5.81%,全省GDP6004.21亿元,占全国的8.75%,总量居全国第二位;三类产业占全省的GDP比重分别为16.08%、51.20%、32.72%,人均GDP为8447元,居全国第6位。广东省:人口占全国的5.69%,全省GDP6519.14亿元,占全国的9.50%,总量居全国第一;三类产业GDP的比重为14.45%、50.15%、35.40%,人均GDP 为9513元,居全国第4位。广东、江苏两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 %左右,农村广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差异,是使两省与两市GDP及人均GDP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二、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浅析
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仍以1996年的统计资料(注:国家教育委员会:《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分析表》。)(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682~687页。)(注: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作比较。
(一)两市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浅析
北京市:共有普通高校65所,占全国总量的6.30%,居全国第二位;在校生22.68万人(含研究生,下同),占全国的7.12%, 全国排第3位;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1509人,居全国首位;专任教师占全国的9.04%,居全国第1位;生师比6.23∶1。在全部高校中, 中央属院校53所,市属院校12所,在校生分别为18.40万和4.28万人。 教育投入中(包括基建和专项支出在内,下同),中央属院校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28.30亿元(教育事业费为13.75 亿元),占全国同类院校支出的20.41%;地方院校支出4.49亿元(教育事业费为3.93亿元),占全国地方院校经费支出总额的3.82%。中央和地方院校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和占该市GDP的2.03%,地方院校的支出占该市GDP的0.28%。
上海市:共有普通高校41所,占全国高校总量的3.79%,居全国第11位;在校生16.48万人,占全国的5.17%,居全国第8位;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1042人,居全国第2位;专任教师占全国的5.22%, 列全国第5位;生师比7.84∶1,高于北京市。在全市高校中,中央属院校23所,地方院校18所,在校生分别为11.17万人和5.31万人。 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央属院校12.97%亿元(教育事业费6.30%亿元), 占全国同类院校总支出的9.35%;地方院校7.07亿元(教育事业费5.61亿元),占全国地方院校总支出的6.01%;两项经费支出占该市GDP的0.69%,其中地方的支出占GDP的0.24%。
(二)两省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浅析
江苏省:共有普通高校66所,占全国总量的6.40%,在校生23.30万人,占全国总量的7.32%,均居全国第1位;每10 万人口在校生数为310人,居全国第9位。全省共有部属院校30所,省属院校36所,在校生分别有12.89万和10.41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央部委属院校11.24亿元(教育事业费为11.05亿元),占全国同类院校的8.10%,居全国第3位;地方属院校7.08亿元(教育事业费为5.97亿元), 占全国同类院校的6.02%,居全国第3位;中央和地方两项支出占该省GDP的0.31%,其中地方支出占GDP的0.12%。
广东省:共有普通高等院校41所;其中中央属院校9所, 占全国普通高校总量的0.87%,地方院校32所,占全国总量的3.10%,高校总量居全国第11位;在校生17.03万,占全国总量的5.35%,全国排名第7位,其中部委属院校在校生4.70万人,地方院校在校生12.33万人。 每10万人口在校生236人,全国排名第11位。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中央部委属院校4.96亿元(教育事业费为2.84亿元);地方院校12.71 亿元(教育事业费为7.59亿元),分列全国第10位和第1位。 中央和地方两项教育投入占该省GDP的0.26%,其中地方教育投入占GDP的0.18%。
三、互动的要素分析与评价
经济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和谐协调发展,是保证经济能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由于各自条件的差异,在以下方面构成影响互动关系的因素。
(一)人口与人口结构因素
北京、上海作为直辖市,人口素质和构成远优于江苏和广东。在数量上,两市人口约为两省人口的1/5左右;人口构成上,则以城市人口为主。两省的人口各自均在7000万以上,城镇人口约占30%,其余为农业人口。这种人口及人口结构因素,便产生了以下的不同影响。
1.两市人口基数少,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较轻。由于北京、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远优于其它省市,加上人口基数少,无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建设,按现有的高校数量和规模,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具有绝对优势,使其它省市难以望及。从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比较,江苏约为北京的20%,约为上海的30%;广东的比例,同比约为北京的16%和上海的23%。而江苏的人口数约为北京、上海的5.7倍和5倍,广东的人口数约为北京、上海的5.5倍和4.9倍。显然,两省要把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提高到一定水平,必须大量增加普通高等教育的投资,扩大高校数量和办学规模。由于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投入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两省的财政压力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远大于两市,其对经济发展的拖累是明显的。
2.两省的基础教育任务重,普通高等教育发展受影响。由于江苏、广东两省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出生率高,基础教育的任务在一定年限内仍难以下降。如北京的年出生率为8.0‰,上海为5.6‰,江苏为12.1‰,广东为18.1‰。显然,两省庞大的适龄基础教育人口数的增长率,要保证9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必须保证基础教育投入比例和增幅, 这对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造成了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两市的这种负向作用要少得多。
(二)政策与政策导向因素
建国以来,京、沪一直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投入的重点地区,这种政策和政策导向上的倾斜,奠定了其在普通高等教育发展上的位置而列全国之首。从国家发展的战略上说,这种政策和政策导向上的倾斜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京、沪两地高等教育不仅服务于本地区,同时也面向全国。然而,京、沪两地高等教育对本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未能像高等教育发展那样出类拔萃,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再看苏、粤两省:江苏是仅次于京、沪的重点发展地区,其高校数和在校生数居全国首位,中央属院校居次席,中央属高校投入为全国第3位,略少于上海。广东则逊色得多,高校数居全国第11位, 在校生规模居全国第6位。在广东的中央属院校少,其投入居全国第10位, 约为北京的18%、上海的38%、江苏的44%。这种高等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主要是政策及其导向长期作用的结果。显然,广东为发展高等教育而由本省支付的教育经费远较京、沪、苏为多。两省的中央属高校也有服务于全国的任务,但在层次和所占份额上有不同。
苏、粤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大省,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发展上的互动,加快两省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央应在政策上倾斜,让两省普通高等教育有较为宽松和协调的发展空间。
(三)认识和决策因素
1.政策因素产生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京、沪两市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高等教育还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是相当出色的;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原有体制运行惯性影响大,导致社会整体观念转变和适应新体制的实践滞后,加上长期形成的优于他人和某些固步自封的心理,阻碍了高等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所能实现的最佳互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京、沪两市完全有可能实现教育与经济在优势下的互动。江苏省由于有原来建立的基础,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观念转变快,虽然没有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广大城乡地区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发展的要求和愿望,改革开放后,使各种成份的经济蓬勃发展,多年来全省GDP 稳坐全国第二把交椅;经济发展产生了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广东省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经济发展也是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经济特区,加上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高等教育并未能发展到与经济相适应和协调的水平,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人才,本省培养的并不能满足需要,主要是运用经济上的优势,吸引了全国几十万各种专业人才来粤,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因此,全省上下对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强烈,而中央对广东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给予与经济特区相配套的倾斜政策。
2.旧有的思维定势和体制因素。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对外开放地区,已打破或正在打破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京、沪、苏、粤更为出色。但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未能改变由中央高度控制和管理的局面,各省市不能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从总量和规模上规划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仍然按原有政策及导向产生的结果,继续维护和发展,走全国齐步走的均衡发展道路。这样做的后果,对经济落后地区是一种拖累,对经济发达地区则是一种阻力,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协调性互动。
3.改革开放程度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四省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就业观也有差异。经济发展快,就业环境宽松,高层次人才需求量大,对加快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渴望强烈。例如广东省,对外开放的程度高,观念更新快,许多大学、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就业不仅面向国有的企事业单位,也有许多面向乡镇企业、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集体或个体企业等;也有不少自己创办经济实体或从事科技开发产业。这种状况,已脱离了旧有的就业模式,转向自主择业、为各种成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格局。显然,这种方法对国家经济建设是有益的。
通过以上分析,从四省市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要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国家必须根据各省市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高教事业,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说,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任务不仅是培养各种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人才,也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为此目的,普通高等教育不应走均衡发展的道路,而应该按各省市的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状况,让其自主地规划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以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