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奖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出版界评书活动可谓多矣，有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有地方及区域性的，有长期性、季节性及临时性的。种类很多。究其初衷，无非是以此促进图书优秀品种的产生、发展与宏大，并以此带动出版物整体质量的提高。这也才是评书活动激励机制之所在。
但目前相当一部分评书活动，尤其是那些区域性、临时性的所谓“民间”性质的评书，却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症结表现为：
①“友谊第一，评书第二”。凡参加其中的各出版社，不论参评图书质量高下，均保持有一定比例的图书获奖，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②好大喜功，凡大型图书、套书、丛书，不论其内在质量、效果如何，均容易获奖，形成一种只观外形，只听书名，只看规模即予奖励，内涵如何，略不遑论。
③有偏类的趋向，一些时效性强的书、工具类书，以及一些政治类书大多榜上有名。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不但是在同等情况条件下，上述各类图书均予优先考虑，即使是有其他类图书在质量上明显超过上述各类图书时，也往往被挤掉。本文无意否定上述类图书，但偏类现象总是缺乏公平竞争的表现。
④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故而形成一种脱离、背弃评书活动真正意义上的根本动因的倾向：图书评奖获奖的图书，只是在评奖中获得肯定，在读者——图书消费者、顾客——上帝（？）中却略无影响，很少有个人读者购买，至多是部门包销或机关团体购买馈赠，在出版社来说，并不带来我国出版业向来看重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而这些获奖图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只是为了评奖而出的书，失去了图书存在的最基本的社会功效（造益读者），成了只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如官场内）给出版社或者是其中一些个体带来某些不能不说是投机效应的特殊工具（文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存在），而对出版社，则形成的是一种非良性的负态效应。
产生上述症结的原因，与评书活动的组织办法及参加动因大有关涉。
首先，评书活动的组织方法和评书办法，就决定了大锅饭的获奖效果。目前大部分评书活动均由出版社直接、间接参与。所谓间接参与，便是由出版单位出一笔款子给评书组织单位，作为参加的一种条件，组织单位自然“拿人家手短”，于是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凡出钱者均给若干个奖，将金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组织单位也可以从中坐收渔利。所谓直接参与，便是若干个出版社在一个名目下组成一个联合体，按一定的时限轮流坐庄，由各出版社先自选自汰，送上一定比例的图书参评品种，届时各出版社代表济济一堂，四座之内皆弟兄也，大家商量，划定一个基本的获奖比例，以保各家都有个面子和效益。之后再由各家有侧重地介绍本部门内定的重点与非重点，指点迷津，便于大家投其所好，“保全保活”。然后诸位便画圈投票，结果当然是人人有份，皆大欢喜。真是大同世界，同凉共热。这种形式的评书模式在目前还是较为普遍的。其时又免不了选各主办地山川名胜之处，游山玩水，觥筹交错，感情早已联络，酒酣又加耳热，再辅以串门座谈，你好我好大家好，谁还会跟谁过不去呢！这与其说是评书，勿宁说是在联谊，结果不能不尔。
其次，参与评书的出版社的参加动因也决定了其结果必然是为评奖而评奖，从导向上便背离评品图书的根本效能。由于上述评书模式，决定了出版社不是去注重读者、社会、市场的需求，不是去把握读者的不同需要和阅读走向的变迁，而只是去关心评书会上需要的图书的所谓背景、气势、规模，于是前②③中的诸类图书便不能不独秀于其间，占尽风流。在这里，因为早已将图书的真正消费者——读者抛掷于爪哇国境，间离于九霄云外，所以图书已不成其为图书，而是用来捞取某些与图书毫无瓜葛的什么的东西了。于是，投机性必存乎其间，功夫全然已在“诗”外了。
如前所述，评品图书，其真正意义上的根本动因和效果，都应该在于促进、激励优秀图书（俗所谓“好书”）的正态发展和宏大，上述种种，不能不使我们来讨论一个本不该再讨论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好书？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便无从谈起品鉴图书高下的“评书”。
从图书的产生动因上讲，书是为了给人（读者）看的，所以，对书的品评当然应该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所以，书中的上品（好书）便应该是读者爱读的、喜欢的，当然也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经得起时间勘验的书。
其实，“为读者出书”在出版界早已喊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似乎是早已达成的共识。但就目前出版业现状看，尤其在本文讨论的评书活动中，这个“识”似仍远未达到“共”的程度。岂止如此，大约是连这个“识”也要被有意无意地淡漠得迹近于无了。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图书出版业要走向市场，可在商业界把“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确该如此），消费者权益正在逐步得到一定的重视、保护——起码是在呼唤着重视与保护的时候，我们出版业（就目前为止，出版社还是被作为企业看待的）又将自己产品（图书）的消费者——顾客——读者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仅就本文前述种种评书情态看，这些“上帝”大约不过是恭逢其盛，叨陪末座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无视或轻视作为出版业的消费者的读者的存在，终将给出版业带来不堪收拾的局面，而那些从非出版意识上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式的考虑，更是远远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的。
当然，说“为读者出书”，并非指迁就读者的阅读功利性走向，应当看到，读者中虽确有功利性的阅读因素，但并非整体性的主流，而且也是可以通过引导予以校正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不忘的。我们的读者是有良知、有鉴识能力的，他们不是群氓和阿斗，而我们也不是他们的导师。
向来在提出问题之后，总要开“药方”解决问题。其实有无“药方”或“药方”的用与否，和提出问题本身，毕竟是两回事。问题是确然存在的，发现问题的人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但“发现”总还是比没有“发现”或不肯“发现”前进了一步。
大“药方”涉及到目前出版业的许多体制问题，等待大力者去力挽斡旋吧，这里不妨提出几点建议：
①评书活动中评审人员必须由专家担任，出版单位必须回避。此处所谓专家，并非指仅仅具有高级职称者，而必须是学业涵盖了相关评审范围之学科、专业，术有专攻，业有造诣、掌握学科、专业的发展状况和前沿信息，并对图书业的情况较为了解、熟悉，纯粹的专门的技术人员。他们应当是避免地区的、学科的偏性，以利于参评的图书、出版社并列于同一起跑线上。
应当指出的是，公平竞争的原则必须是评书的最根本原则，如果不将这一原则作出发点，则评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斯可以休矣。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强调评审人员的专家化、技术化、非地域化、全学科化，同时也非官员化，这样才能保证大前提的纯粹性。可欣慰的是，目前一些地方的政府评奖评书活动已建立了良好的专家评审机制，获奖图书已大面积显示出高品位、高质量。
出版社必须回避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古代为官还讲究个回避免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便做不到真正的公平，势必仍旧保持人人有份的局面。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不论图书的出版背景、学科“高下”（学科本身无有高下）、出版者与著作者为谁等非评书因素、纯粹从图书基本要素、基本功能诸方面进行纯专业化操作的品鉴。那种讲情面、论比例、凭关系的大团圆的评书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以往有一些由“专家”参与的评书活动，评审的费用往往由各参与评书的出版社负担，这样既给出版社增加了负担，又容易影响评审的纯粹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结果必然如同目前商业上搞的一些产品评奖，只要交钱，个个优质。这样一来，评审人员与参与评书的出版社之间形不成相对的间离性，难免有前述之“拿人家手短”局面形成。所以这笔款项（评审费用）原则上应由国家划拨，以保证我们一再强调的纯粹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至于所谓“民间”性质的评书活动，本既不大正规，由参与的出版社自筹资金“打平伙”均摊，恐怕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作为上级有关管理部门，要么予以扶持，使其正规化，纳入政府奖系列（则有关费用宜比照前述办法），要么就该对其予以严格控制，杜绝其中那些脱离、背弃图书基本效能功用的现象。
②鉴于目前我国出版社众多，图书品种繁大的现状，纯粹的公平式评书办法（从凡参加的出版社的所有图书中直接选送）不易操作。但目前由出版社自己先行的选拨办法也确有弊病，其中已经掺杂了前述评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如学科偏差性、大书、套书、有背景的书优先，并更加进了小集团内部的人情因素、平均心理等，成见已在其中，非常不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贯彻。经权取舍，折而衷之，可在目前选送办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提高选送的比例（起码保证在出版社所出品种的三分之二以上），加大覆盖面，并且这个甄选的工作，必须由非出版社人员担任。是否考虑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由评书委员会的专家们指定人员组成，进行此项工作。斯如此，才可以基本保证从各个方面遵循公平的原则。
③评书活动中必须有读者的声音。在评书的问题上，我们实在是抛弃读者太多太多，读者似乎只有在付款买书时，才被我们满怀“经济”地并不那么友善地关注那么一下。老一辈书人中常奉行与著者、读者交朋友，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当然，读者参与评书可能会给评书的组织程式上带来相当的难度，一些具体的操作办法也还有待商榷、改进、定夺，但有困难并不等于不能做和做不了，只要我们将读者的声音视为评书活动中的必须，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办法总是会有的。
总之，图书评奖活动直接关涉图书质量正向提高的引导与激励，也直接关涉到图书、图书参与者（出版社、编辑等）之间的良性的公平竞争机制，对于引导我国图书走向有序的国家宏观制约的繁荣的广阔的经济市场，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导向性功用。所以，它应该引起大家足够重视，促使其发挥其有序的正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