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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近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辉煌的爱国主义历史传统正是在这种漫长曲折的历史演变中产生、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并随着统治王朝的兴衰、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其内容和形态，古典爱国主义，则成为其历史发展中的最初形态。
一、古典爱国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古典爱国主义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之下产生的，它根植于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一深厚的土壤之中，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
1、自然环境与经济因素的影响
“爱国”二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在《战国策》中，讲到秦国想吞并西周时，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说法。东汉荀悦作《汉记》，其中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秦之际，就已经形成了爱国的观念。
祖国，就其民族性的涵义而言，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体。我们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她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这种地理环境，给版图辽阔的中国，造成了内部有较大回旋余地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联系比之海洋民族的希腊、罗马斯堪底纳维亚等国较为困难的相对隔绝的状态。另外，它土地广阔、物产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在黄河长江流域，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这种相对封闭、但又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给中华民族以生殖繁衍之利。在原始人尚处在部族或部落时期，部族共同体成员就有为了抵御近敌侵略、同心群力、共同洒血奋斗的行动和相应的意识活动。为了有利部族及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安全与发展，这种部族的、群体意识形式必然要因袭、流传下去，积淀为民族和国家成员的集体心理。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不发达，交通工具、文化教育等条件的限制，人们对祖国的完整形象还缺乏具体的认识，爱国情感特别强烈地表现在对故乡故土的无限深情和热爱。（即今天的“寻根”、“归根”意识）
任何时代的经济状况都决定着这个时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爱国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它无疑必须牢牢立足于自己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自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农业耕作的特殊性，使人们长期定居于某一区域，依据气候、季节的变化规律来从事生产。农民祖祖辈辈依附于土地，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了相互协作的依赖关系。而不象游牧、商业民族那样经常大规模地迁徙流动。农业经济注重同一空间内的长期共存，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凝聚力。“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恰好与小私有者生活的经济条件联结在一起的情感。”①中国社会的小农个体经济，在古典爱国主义的性质、特征及表现形态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人民无比热爱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自然资源和领土；而个体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狭小，交通不畅，互相彼此隔离，社会流动率低，乡土观念浓厚，民族归属感和自尊心很容易激发出来。故乡、祖国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个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祖国的治乱兴衰和个人安危荣辱息息相关。共同的环境、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精神，在其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并强化起来。
2、封建政治结构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有长期集中统一的政府。自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把国家的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个人手中，这种“君临一切”的政体和统治思想，就成为非常适合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需要的社会政治结构。中间虽经过几次大分裂，但最终总是获得统一。历史上的统一是长时期的，分裂是短暂的。秦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时期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期占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封建大帝国。它们以小国林立、诸侯割据为常态。而在中国，却以统一为常态。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的代表，就是当时的皇帝。家国同构，人们把皇帝看作是最高的家长和父亲，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封建社会的国家观念主要是所谓“君权神授”、“君权至上”、“朕即国家”之类的与社会的政权结构相适应的严格等级观念。在古代中国，对君主来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百姓来讲，则以君为父、为家国的“家长”。君臣都以天下为一家，也就是王朝和国家的统一。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君主是国家主权、领土的象征与爱国往往是通过忠君、反侵略的行动来体现的。民族与国家的危机往往与王朝的衰亡联系在一起的。皇帝的圣明与昏聩和国家的强盛与衰败有很大的关系。从而使得古典爱国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成员遵从君权统治的心态和意向，表现出对王朝强盛、国家统一的渴望追求。人们自然视国家分裂为民族的耻辱，视统一为民族大义。而统治者为了达到安民保国、永享国嗣的目的，也大力宣扬忠孝观念，道德性原则就进一步被国家化了。在这一观念影响和支配下，千百年来各民族群众拥护和热爱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崇拜“圣君明主”的统治，忠君即是爱国，忠君和爱国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对王朝与国家的热爱，就不仅包含着忠诚的成份，而且还隐含着崇拜、敬仰的因素。忠君爱国观既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统制力，又使古典爱国主义在一个固定的历史框架内而难以展开。
3、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宗法制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和古代西方学者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富有科学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学者更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富有道德精神。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爱国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群体观念的影响很深。远在原始社会，人们为取得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保持自己免受外界的侵扰，不得不过着群体生活，形成“天下为公”的群体观念。《礼记·礼运篇》中就描述过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随着父系氏族和私有制的出现，父权制逐渐改变了“公天下”观念。氏族社会晚期从父系家长制演化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产生了“家天下”的群体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一方面，这里所谓的群体意识，也就是把封建王朝利益亦即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形成了人们的民族责任感和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导向。在其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家天下”成为专制政体和文化意识的主干。“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平，”帝王是君父，百姓是其子女。“国”与“家”在宗法制基础上结合起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观念。这是“家天下”群众意识的反映，“忠”“孝”等观念亦由此产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群体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家天下”里等级名分森严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又是血缘上的宗族关系，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士农工商”也都是紧紧维系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导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政治一体化。君权与父权交互为用，家与国彼此相通，政治原则与道德规范仍旧相互统一。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设施等也都无一不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它把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松散的农业组织，用思想、道德的力量维系起来，造成了无形而巨大的民族向心力。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炎黄子孙”“华夏苗裔”等观念与爱国精神结合，曾经一次又一次克服民族分裂的危机，保持了国家的大体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
丰富的文化遗产一经形成，就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传统和财富。一个国家的尊严、伟大，不仅仅是出自它的自然风貌、名山大川、物产丰富，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文化底蕴，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豪和人民高尚的情操，正是这种文化品格民族性的延续，使古典爱国主义拥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同化机制。
中华民族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沃土之上的，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它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独立的观念形态存在着，反过来成为支撑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
二、古典爱国主义的文化特征与历史内容
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结构层次多，而且时间流程长。这里仅从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主要特征与历史内容进行一初步的分析。
1、“大一统”观念与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是中华民族举世公认的悠久爱国传统。它的思想基础则来自“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是世界史上开化较早的一个国家。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部族、民族，也同时遭受周围许多民族的侵扰而兵戎相见。因而中华民族成员中不仅萌芽、滋长了爱国思想、行为，而且在其自身历史发展中与“大一统”社会文化价值观相结合形成一种坚固的传统。
追求统一与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古老的《周易》强调宇宙万物是统一的，孔子在编著《春秋》时就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孟子主张“定于一，”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在历史发展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关系，并把维护和巩固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大一统起到了思想基础的作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朝，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成。秦汉之际，公羊学派和董仲舒之后，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董仲舒用大一统思想来反对诸侯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并要将全国思想统一于孔子儒学，即领土完整、统一思想、统一政治，也就是政治上、文化上的统一。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导致社会成员思想的趋同性，正是这种趋同心理，使得中华民族无论经历千灾万难，都不至于瓦解。大一统观念从此成为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自秦统一六国后的两千多年来，虽然也曾有过混战、割据的局面，但主导趋势是统一的。在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能保持长久统一，在历经战火的同时其文化传统不发生断层，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长久的、而非短暂的；是稳固的、而非松散的；是深入人心的、而非停住在表层的。究其原因，其一就是中国人民在大一统影响下有一种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在国家统一时起着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粘合作用；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起着促进统一、结束分裂、维护团结的纽带作用。因而可以说，中华民族能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一统观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爱国传统。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个聪明、智慧、健康的民族，是因为它是各族融汇的产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多是由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汇合而成的。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双向交流，不仅使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生活上相互依存，而且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拓宽了民族凝聚力的幅射面，巩固了民族团结。在政治上，中国的统治阶层中，那些顺应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而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人物，虽然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但由于为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而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得到后世较高的历史评价。在割据纷争年代统一是人心所向，相反，在统一朝代中，凡是自立山头、制造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行经，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清朝的三藩之乱等，都被各族人民世代所贬斥。因而，在大一统情结基础上产生的强大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促进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它是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赖以形成、生存、连续和发展的牢固的文化纽带和思想理论基础。
2、坚贞的民族气节、不屈的反抗精神。
在古代社会，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到异族或他国侵略时，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独立，维护自己的文化免于沉沦，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反抗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无数为国为民牺牲的先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反抗强暴、至死不从，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气节。支撑这种气节观念是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崇尚气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立国立身的政治原则，也是做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在伦理中心原则支配下，历代爱国志士在“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同时并存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成仁取义’选取道德价值，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价值。”②从而恰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根本特征。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格言也同时强调了一个人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必须维护尊严高贵的民族气节。成仁取义的价值导向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献身、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富于牺牲精神与为正义而战的反抗斗争精神；而当民族矛盾和缓，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众多，邪恶势力当道时，它就表现为坚持民族气节、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行动等。由此构成了古典爱国主义的第二个重要文化特征并由此衍生出绚丽多彩的历史内容。
3、自强不息、刻苦耐劳的创造精神
古典爱国主义在国家稳定、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主要是以埋头苦干、以劳定国、淳朴务实、聪明智慧、勇于进取、创造历史、造福人类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恰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刻苦耐劳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民族漫长而曲折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创造进取精神的体现。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同大自然的无畏搏斗中，改造开发祖国的山河，创造了璀璨的中华古代文明，推动了历史进步。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③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劫难和曲折，正是选取了自强不息、刚健进取的文化价值取向。
早在3700年前，我国就有了甲骨文字。为了开发祖国的辽阔土地，各族人民都曾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历尽艰难险阻，四大发明首创于世，万里长城被誉为人类建筑的伟大奇迹，成为民族的骄傲与象征。我国古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工程技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产生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等活动中，表现出的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对世界人类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历史的尊严。
除了创造中华文明之外，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自觉为社会承受苦难，能够做到安贫而乐道的忧患意识之中。
孟子在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时，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结论。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进取自强，国家的生命才能得到延续，相反，贪图安乐、故步自封，必然自取灭亡。明方孝儒也提出：“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图。”④忧患意识是古代爱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它以革故鼎新、除旧立新的形式，体现出民族的创造精神。忧国忧民、居安思危，而后进取拼搏、为国献身，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⑤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大一统观念与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古典爱国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是古典爱国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争取国家和民族富强、维护国家统一是古典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三者互相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古典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结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三、古典爱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历尽无数内忧外患，濒临绝境，却始终维系不坠。民族不死、祖国不死，中华民族爱国之心不死。正是因为古典爱国主义一直和祖国并存，横贯古今，渗透在民族思想意识之中，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之内，从而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心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各方面的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传统，成为祖国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石、民族崛起的精神支柱。
（一）古典爱国主义的历史功绩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不仅缔造了我们古老而文明的祖国，而且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做出了贡献。汉唐之时，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源源通向国外，对当时的世界起着积极有益的影响。
爱国主义、从屈原、岳飞、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古往今来，中国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具有很大的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其中一脉相承，又有它们的联结点、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古典爱国主义思想，它在历史与当代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深处都有程度不同的积淀。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体意识的确定，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存在的文化前提。古典爱国主义积极层面中的那种为实现社会理想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忠厚淳朴、刻苦耐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造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护卫着祖国，生生不已；激励着民族，浴血奋斗，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立国的内在依据。古代的巴比伦文明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结束而在历史上早已消失了，古埃及和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湮没，也没有连续地发展下去。而唯独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历经多次风风雨雨、内忧外患，其生命力却经久不衰，虽有迂回而不改其前进的趋势，虽有周折而未中断其一贯的脉络，始终保持民族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历史也从未发生中断，并为世界文明史做出了贡献。古典爱国主义在这里所产生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它构成了我们每一代中国人从先辈手中继承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代相承的对祖国的诚挚的爱，成为一种由历史凝聚而传续下来的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指向，即意识的内化或传统无意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千锤百炼、来之不易的民族珍品。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它应该得到历史的认同和肯定，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它将继续被亿万中国人民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古典爱国主义的问题与启示
中国古代文明在十六世纪以前，曾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从而证明了中华民族确实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古典爱国主义也确实有它不容置疑的历史功绩和成就。但到十七世纪以后，西方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这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含有不少严重的病症，古典爱国主义同时也有它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明为两个方面。
首先，以“华夷”观念为核心的大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保守心理。“华夷之辨”的观念始于孔子。《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孔子说：“夷不乱华”，意味华族与戎狄等少数民族应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形成发展成为认为作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不能与野蛮民族混同的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华夏至上意识。所谓中华者，礼义之邦也。在同周围后进民族的对比过程中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中心感。这种优越感经过知识分子阶层的加工而在上至君主下到百姓的意识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满清入主中原，曾使汉族士大夫阶层为“夷夏之大防”的破坏而痛心疾首，然而他们又很快建立起新的夷夏樊篱，以攻击西方传教士、贬低外来文化来显示自己对新王朝的效忠和旧观念的延续，从而完成了形式上的价值转换。即使在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之后，尚有许多人认为西方国家“礼乐教化、远逊中华”，蔑视、鄙弃西方的一切先进文明，形成了一种自大自尊、自我满足的心态。
其次，依附与盲从的忠君爱国观。在古代社会，中国、国家、祖国、朝代、君主，常常混为同一事物。爱国和忠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个别人物如东汉的陈蕃有：“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⑥的名言，明清之际顾炎武有：“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⑦的区分，但绝大多数古典爱国主义者仍是以忠于封建朝廷、保卫一家一姓的王朝为宗旨。
从属性上看，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交织的产物。一方面，传统封建社会中对统治阶级来说，特别是皇帝把国家视为家产，家国一体，朕即国家，在君民关系上，君为主，民为辅，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来保住王权，在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君是不会轻易放弃其特有的权利的，特别是对国家的统治权。对广大民众来说，在彼此隔离的古代社会，家国同构，忠君即爱国，则易激起全民一致对外的激情，确立明确的爱国目标。在此，忠君与爱国难解难分，爱国之心不可能摆脱忠君形式。在儒家传统文化看来，无论其为君臣，道德规范都具有统帅一切的作用。
另一方面，把封建君主等同于国家、等同于王朝，即使是昏君主持朝政，或者君主为了保住皇权而置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而不顾，虐杀忠臣，为臣者也一味听命、依附顺从，或者至多到犯颜进谏，而决不“犯上作乱”之意，难以突破王朝框架的限制，把天下国家等同于君主一家一姓，以家族观来实践国家观，使王权崇拜在此达到了顶点，爱国也就成为虚幻的、欺骗的了。统治阶级的爱国观。实质上不能超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和王朝，他们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兴亡，而无千万民众之忧乐。在此意义上，君主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国家对人民没有吸引力，不顾及民众利益，那么人民也应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人君不仁无义，人臣自然也不必尽忠效命。因而，我们既要注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爱国与忠君的相互联结，又要区别二者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对立，深刻把握爱国主义在心理情感上、民族上的相同性、继承性与理论观念上的阶级性、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古典爱国主义固有的局限表明，它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要求。历史上，中国人善于融化别的民族，吸取其先进思想，具有兼容并包的气魄。但是，当现代化模式开始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中国却没有跻身于先进行列里，因而，爱国主义必然要被新形态所代替。例如，盲目自尊爱国心理的另一极端，在近代，则演化为恐惧排外心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外来文明百般排斥，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盲目自大只能维持体面于一时，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持国家之尊严。在高度中央集权制下产生的依附盲从的忠君爱国观在大变革时代则易导致民族主体意识的泯没，难以清醒地审视自己的特长和缺陷。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丧失了自主与创新意识，必然产生精神的空虚和动力的不足，迟滞了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历史进程。
历史发展为古典爱国主义衰退与近代爱国思潮兴起准备了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率先凭籍船坚炮利打破中国封锁的大门之后，近代爱国仁人志士就开始逐步走出古典爱国主义的框架，寻找新的精神心理座标，建构爱国主义新的形态。面对列强入侵和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挑战，中华民族没有甘于屈服和气馁，而是以它固有的进取心态给予积极的回应，为爱国主义吸收了新文化滋养。它摈弃了古典爱国主义中朴素、自发因素，而更多具有了理性色彩，使其表现出更加丰富、完美的内容。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②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③《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④方孝儒《逊志斋集·卷一》。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⑥《后汉书·陈蕃传》。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⑧范仲淹：《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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