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国际课程的本质及决策要点分析_ib课程论文

高中国际课程的本质及决策要点分析_ib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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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境内学生的普通高中国际课程(以下简称“国际课程”)正在经历着从纷纷举办到理性审视的转变,正在从教育热点转为温点。热闹繁华过后,加强对国际课程本质的追问、问题的透视,或许更有助于客观科学地认识国际课程,从而为政策研制提供建议,本文试对此做一些初步思考。

       一、国际课程的实质与特点

       (一)国际性与国别性共存

       人们习惯于把传播到大陆地区的各类国外境外课程统一称作“国际课程”,这里它既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国际性课程,如国际文凭组织高中课程(IBDP课程),作为一项专门面向世界外交官子女诞生的课程,它几乎对所有国家开放,并且也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进入许可,被世界上大部分知名大学认可,该课程的学业成绩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也包括外国国别课程,即原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高中课程,后被推送和引入到其他国家地区。这些课程如英国的中学高级证书课程,即A-LEVEL课程,美国面向高中学生的大学先修课程,即AP课程。这两类课程最初均是面向本国高中生设计开发的,它的学业成绩只具有“国家性”。后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AP和A-LEVEL被广泛传播,两类课程的成绩也被英美之外的不少国家的大学认可,呈现出了越来越强的国际性。所以国别课程是有发展成国际课程的可能的,国别性与国际性并不矛盾。

       判断是不是“国际”课程,有两点很关键,一是看课程是否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而设计,目标群体是否具有国际性,如IB课程。另一个是看学分效力适用范围是否具有广泛的跨国性,是否能够被多个国家的多数高校认可。

       (二)从外国科目到国际课程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西方教育大量涌入中华大地的浪潮,造就了大量新式学校的诞生,带来了众多西方学校教育科目,构成了早期的国际课程。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倍感语言不通带来的种种弊端,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广方言馆等,这些新式学校以外语为主,招收少年和青年入学。之后基础教育阶段的新式学校纷纷诞生(如上海市格致中学、徐汇中学等),传统书院纷纷转型(如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天津市第十七中学的前身是新学书院),其共同的特点是引进开设外语、数学、科学等西方科目。

       当代,在普通高中课程计划中,来自国外或者与国外相关的科目也不少,如英语、日语、德语乃至俄语课,这些都可被称作外国科目。这些科目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中的舶来品。另外还有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学科,二者也是讲授其他国家历史地理的科目。当然,在新的阶段国际课程有新的内涵。同清末时期开设外国科目相比,今日引进国际课程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传播背景不同,当下国际课程的准入是主权国家教育的一种主动建构,是家长的自主选择。二是立场有别。今日引进国际课程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更加看重学生个体利益。

       (三)利弊并存的双面性

       近年来国际课程纷至沓来,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断的争议,究其根本,在于国际课程利弊并存的双面性,这是有关国家性政策迟迟难以出台的根本原因。以IBDP课程为例,相对于我国的高中本土课程,IBDP课程的优势客观存在:一是课程设置兼顾文理,为学生提供全面、均衡的学习计划,帮助学生获得整体发展,培养全才。二是学习的研究性与原创性。IB的核心课程之一拓展论文(Extended Essay),学生必须独立选题,广泛调研,用英文完成一篇原创性研究性论文。三是持续学习与过程性评价严密,平时成绩、全球统考成绩都有特定的比例,不可临阵磨枪。但是也有人不这样看,认为IB举着培养“世界公民”的旗号,传递乃至灌输的是IBO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信念。因此国际课程对于输入国或地区来讲,具有利弊并存的特性,要辩证地看。一方面,高中时期是学生国民性和民族情怀成长的重要时期,国际课程的进入、异质文化和思想的传播,确实有可能给本民族年轻一代造成不利影响。而另一方面,国际课程确实有它的优势特色,如果能够把好关口、对国际课程做出合适的质量管理、对学校和学生做出恰当的引导,它同样有机会成为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

       二、国际课程政策设计的要点

       鉴于国际课程利弊并存的双面性,针对国际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面对全球化和全方位、宽领域国际交流的时代,综合分析当下教育改革和学生个体发展的双重需求,设计一份既可以预防风险、限制问题,又可以立于时代潮流、促进教育改革、满足育人需求的国际课程政策,是国际课程当下的必需。笔者以为,在三个方面要加以政策厘定:

       (一)区域布局

       1.国际课程的区域关联性

       国际课程的引入和实施具有地域关联性。以IB课程为例,笔者曾对IB课程在欧美亚等国家的诞生发展做过统计,IB课程率先着陆的地区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主要集中在一国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人口集中的地区和城市。如美国,IB国际学校数量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州。加拿大的则是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两个经济和教育大省拥有着全国60%以上的IB国际学校。日本的IB国际学校主要集中在东京,韩国的主要在首尔地区。可见,IB课程主要分布在一个国家经济、教育、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IB课程这种区域分布的特性说明一个问题,区域因素是国际课程存在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换个角度,从国际课程实施要求来看,区域因素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课程是主权前提下的产物,是一国教育之根本,课程(标准)国家化是世界各国通行规则。因此国际课程之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必然带有陌生性,理解接受需要一定过程,对地区开放程度有要求。同时国际课程由于其不同于国家课程的实施要求、师资要求和运作模式等,具有高成本性,对地区经济水平有较高要求。此外,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交流、融合等,既需要一定的政策制度安排,更需要本土教育广大的容纳空间和强大的消化能力。开放程度、经济水平和教育实力是国际课程赖以存在的土壤,而三个要素并非是所有地区都能够同时达到的。

       2.核心要素与驱力分析

       那么,如何选择适合国际课程存在与发展的区域呢?对区域内与国际课程密切相关的核心要素及其形成的驱力加以分析,或能提供一种思路模型。

       一看区域条件与支撑力。条件是国际课程的物质基础,反映的是一个区域对于国际课程可能给予的支持力。区域关键因素包括区域战略导向、地理区位、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等核心要素。如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地理区位是否有优势,如沿海地区、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如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对话吸纳能力怎么样?等等。

       二看学校发展需求与内驱力。学校有没有内在的需求是国际课程能不能生根发芽的关键,没有来自学校的内驱力,徒有政策导向和物质条件,国际课程将可能成为纸上谈兵,容易浮在表面而不能渗透到高中办学的核心过程。学校内驱力观测的要点包括办学改革之需、课程发展之要、升学驱动之力、学校声誉之望,对这些因素及其形成驱力要综合考量。

       三看社会响应因素及其推动力。社会舆论氛围是国际课程能否顺利引进并规范实施的重要因素。社会的积极响应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因势利导,把一项公共政策的“经”念正。社会响应因素及其推动力的观测点主要包括家庭需求、舆论环境和中介姿态。家庭需求高低直接决定国际课程的学生来源及其规模大小,家庭收入、择业观是重要的两个方面。社会舆论的左右力量是巨大的,舆论对国际课程利弊的判断、主要观点和导向是社会态度的重要窗口,应该成为重要的决策参考依据。中介机构趋利的特性,使其对来自社会和学校的需求高度敏感,观察中介机构积极性的高低亦可以作为决策的参考。

       三类要素背后是三种力量,即区域支撑力、学校内驱力和社会响应力。依据物理力学原理,只有当三种力量方向相同时才可以产生最大的合力。与此同理,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具备引入国际课程的时间,主要是看这个地区区域支撑力、学校内驱力和社会响应力是否都支持国际课程的进入和发展。

       (二)学校选择

       学校是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国际课程所有预期功能最终要通过学校层面的课程实践来实现,因此选择由什么样的学校实施国际课程极其关键。学校选择要回答两个问题:

       1.公办与民办学校的抉择

       国际课程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都可以办,还是以某一方为主举办?这是一个政策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由民办(私立)高中举办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以IB课程为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IB课程主要分布在私立学校。阿根廷有96%的IB国际学校为私立学校,日本是99%、新加坡为96%、韩国和巴西的IB国际学校全部为私立学校。港台地区方面,香港地区有98%的国际学校为私立学校,台湾则全部为私立学校。

       参考世界做法,把民办高中作为实施国际课程的备择学校几乎没有障碍,而公办高中则不同了。2014年北京市教委透露,将加强对公办高中国际班招生的规范管理,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委员呼吁公办高中退出国际课程班竞争。[2]

       那么公办高中可以作为备择学校吗?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以私立学校为主举办国际课程,但也有例外,如美国IB公立学校占IB学校总数的91%、加拿大IB公立学校占80%。可见,公办高中举办国际课程也应当有一席之地。我国普通高中学校中,公办高中占绝对多数,是普通高中教育的主体。公办高中一向是推进国家课程教学改革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没有公办高中的参与,国际课程的改革意义和育人价值必然会受到限制。

       当然,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举办国际课程不能一刀切,需要差别化定位。

       按照当前国家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公办普通高中系采用公共财政资金举办,应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一方面应以开足开齐国家课程为首要责任与使命,另一方面公办高中的办学应体现其公共属性。而民办高中的经费来源则主要是举办者自筹和学生缴费,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根据“负担与收益”对称原则,公办高中由公共经费负担,应该让大众共同受益,应注重公平,公办高中举办国际课程班应该更加注重汲取智慧,深化本土课程改革,总结经验,探索高中育人模式改革,其价值在于面上。而民办高中国际课程班,由于个体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费用,其理应换得的是教育的选择权,应定位于基本公共服务之外的特殊教育服务,更加注重学生和家庭的多元升学需求的满足。

       2.对一所学校的考察判定

       如何判定学校呢?决策中可以考察若干要素:第一,课程类型。学校举办的是什么国际课程,是否属于准入的范围。不在准入范围内,一票否决。第二,举办资质。学校是否具备了举办的资质。一些国际课程如IB课程、AP课程、A-LEVEL课程等,只有获得相应的课程所属机构颁发的代码后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举办资格。所以有无资质是关键因素。第三,价值导向。国际课程有育人改革的可能、课程创新的可能、学校扬名立万的可能、营利的可能等,学校办学主要是倾向于哪些可能,需要决策者加以明断。第四,条件储备。国际课程需要大量的外籍专门教师、较高的运行成本和不同于本土课程的管理运行机制,因此外籍专门教师数量与质量、稳定的经费来源和系统质量管理制度都将是决策考察的重点。

       (三)课程类型识别

       面向境内学生的高中国际课程班,无论课程形态还是办班形式,既不太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范畴,也不太适用于国家课程管理的有关规定,政策的空白点造成了国际课程的无序进入。上海2010年-2012年两年间,国际课程的数量翻番,达到20种左右。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国际课程“登陆”的乱象,表现为课程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门类结构残缺、实施随意性大、适用范围不均等等。破除这种乱象,应继续首先进行课程识别,进而可以出具准入目录,从源头上限制乱象的出现。

       怎样识别国际课程呢?本研究提出一种分析的框架。(1)课程的完整性。一项成熟的课程,从课程理念、育人目标到学科门类、内容教材、质量评价都应当恰当、前瞻、完整、可行,不允许这方面有硬伤的课程进入。像IBDP课程,其包含六大领域和三类学习。(2)课程传播范围。既然号称国际课程,自然其中第一个分析点就是,该课程传播的范围有多大,已有多少国家或地区准入。广泛的传播和被普遍的接受,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识别点和准入依据。(3)高校认可情况。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认可该课程学业成绩的高校数量,宜多不宜少;二是高校的国家和区域分布,高校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国家数量多还是少,以多为好;三是高校的层次分布,认可该课程学业成绩的高校处于怎样的层次,在世界排名和本国排名高还是低,以高为上。引进国际课程既要看其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优势,也不能忽视其对学生出路所能提供的机会,所以,高校认可情况是必要的准入依据。此外,就读学生存量,课程发展传播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增长情况,都可作为分析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三、国际课程决策若干建议

       与国际课程运行相关的问题主要是依次衔接的三类问题,即定位取向问题、准入问题、实施与质量管理问题。

       第一,政策价值取向上,确立育人第一的原则。国际课程的决策,要把培养人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坚持育人为本,借助国际课程推动高中教育的开放促融合,深化课程改革,探索育人模式的完善与创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现代中国人。

       第二,健全国际课程准入制度设计。如设置准入课程清单,启动国际课程质量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加强课程种类规划,编制国际课程指南,引导和批准学校引进规划目录里的国际课程。再比如建立课程教材审查机制,进入课堂的国际课程教材必须经过专门机构的专业审查等。

       第三,强化举办机构资质与条件评估。谁有资格举办,这是一个政策性议题。对于举办机构,评估的要点聚焦于该机构举办国际课程的类型、价值定位,也包括资质审核、课程结构审核、经费保障评估、师资力量评估、学校主导能力评估等。一个原则是举办机构有能力和条件确保国际课程按照有利于学生、有利于本土课程、有利于师资培养的正确方向发展。当然,举办机构还有不同的特点,如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两类学校在收费、招生等方面是否要区别对待,也是决策需要明确的问题。

       第四,深化公共服务与管理能力建设。国际课程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面性,但是利弊的天平往往也与公共服务于管理能力高低有关。要发挥国际课程的正面积极意义,就必须增强公共服务与管理能力建设。如加强教师专业支持和质量保障,让本土教师逐步适应、胜任国际课程的教与学工作;再如成立国际课程与考试归口管理机构,增强统筹与管理,英国、我国的香港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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