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_三民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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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研究中,学术界比较重视于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等活动的研究,并把其分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认为,我们还应当充分重视对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的研究,因为这次大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即是关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判定某一阶段的革命是否是新民主主义范畴内的革命,应该以是否包含有下列内容作为判定的标准。

1、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定是发生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

2、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参加的。

3、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文化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以上判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并具体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的1940年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是逐渐形成的。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之际,我们是不可能以上述的全部内容去进行要求和判定的。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言,虽然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又是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领导“五四”运动的是北京各爱国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以邓中夏、许德珩、段锡朋、罗家伦等为核心,构成“五四”运动的领导集团。虽然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也有指导作用,但当时他们与青年学生一样,在阶级属性上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中国工人阶级在缺少自己先锋队组织的情况下,是无法对革命实行领导的。工人阶级并未参加“五四”运动的初期和中期,只是以“同情者、声援者”的身分出现于后期,说工人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显然不合客观事实;工人阶级在“五四”后期的罢工斗争,实际上是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召下掀起的,表明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不是处于领导地位,而是处于被启发被感召的地位。

又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使工人阶级从此摆脱了盲目的自发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革命运动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①。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在工人中的影响等,都还十分有限,与当时革命阶级的另一政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比较起来,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综合力量以及从事民主革命的经验上,都存有较大的差距。正因为这一点,共产国际在当时才一直以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作为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合作伙伴,大量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还不能单独承担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还不能马上取代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也正因为这种客观情况,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所奉行的主要方针和政策,都是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联合战线。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又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②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主动采取与中国国民党联合的政策,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首倡,并通过孙中山而得以实现的。

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曾掀起高潮,然而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觉奋起,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震惊,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方式,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共“二大”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确认“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④。而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代表,正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一直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不仅在于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于中国革命事业,而且还在于他不断追求进步,从不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的革命主张,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他的思想,尤其是后期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过程中,是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和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的。他之所以最后走上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历程,应该说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概括孙中山先生毕生的事业,其实是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的。

1、从1895年到1912年,孙中山经过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在国内外广泛发展革命组织,多次举行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

2、从1912年到1922年,孙中山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多次举行针对继清政府之后仍然实行封建统治的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由于革命内部力量的分化和涣散,旧的口号、纲领已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孙中山几乎是孤立无援了。虽屡经奋斗,却屡经失败,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段时间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

3、从1922年到1925年,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孙中山以新的希望。他在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决心改组国民党;变资产阶级的政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前两个阶段,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推翻封建帝制和捍卫民主共和,无疑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的;而第三个阶段,就其革命的内容和方式而言,则显然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我们“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以及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等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背叛”,实际上都是就孙中山第三个阶段的革命事业而言的。

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为什么会在他的晚年时期将自己的思想、活动均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呢?我们有必要对孙中山晚年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尤其是对标志孙中山革命新思想的国民党“一大”再加以分析。

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于苏俄共产党的影响、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参予,所以无论是对孙中山本人还是中国国民党而言,都是其革命目标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孙中山从事革命之初,即誓志要把国家振兴起来,使其臻于富强,凌驾于欧美、日本之上,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经过辛亥革命、反袁、护法等,他虽奋斗不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徒具虚名,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孙中山时时在探索的问题。他不断地反思过去,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在苦闷而痛苦的反思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提高。在“五四”以后的新时代精神感召下,孙中山认识到他的旧三民主义思想的局限,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逐渐下定决心要对他原来的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了孙中山以新的启示,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对充满朝气的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促使孙中山产生了联合共产党以仿效和学习俄国经验的想法。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情支持和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⑤。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决心在国际上接受苏俄的援助,在国内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真正有效的手段对国民党加以改造,从而更好地完成新的革命。孙中山的这些想法,促使他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革命活动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从1922年9月开始,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进行了大量的思想、组织准备工作。他经过艰苦的军事斗争,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他委派蒋介石、张太雷率团去苏俄考察;他邀请苏俄派鲍罗廷等人来华充任顾问,并负责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大会宣言、党章等文件;他委派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及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他还在国民党内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当改组国民党的思想、组织工作基本就绪后,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开幕式、闭幕式和多次会议,作了多次重要讲话。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以联共(布)党章为蓝本的《中国国民党党章》,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整个大会进程体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思想,大会通过的宣言反映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这标志着他的革命思想达到了它的光辉顶点。

新三民主义虽然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但又是对旧三民主义进行清理和总结的结果。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二则虽然都统称“三民主义”,具有延续性,然而,由于新三民主义突破了旧三民主义思想的某些局限,故二者又有着异常明显的区别。旧三民主义从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新三民主义,则是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中对新三民主义作了明确的阐发,“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而反对帝国主义,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己。”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民族解放斗争的本质上也是阶级斗争,这里将四个阶级看作反帝斗争的阶级基础,显示了这一斗争的社会内涵。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⑥。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⑦。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孙中山特别强调民生主义要“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并宣布“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⑧。目的即是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为完成中国革命而奋斗,并使这一革命真正能给广大工农带来解放。三民主义内容的此一崭新发展,表明孙中山思想的一大飞跃,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好朋友”,“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⑨;他认识到民权、民生首先是对广大工农劳苦大众而言;他认识到民族解放必须诉诸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所以,新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首先表现于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民主义,它是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民主义,它是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避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三民主义。值得指出的是:新三民主义之所以具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其重要的基础是因为它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作为其成功的基本保证。这三大革命政策是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实行。

正是由于“一大”及新三民主义所确定的革命内容和前途已不为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决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一大”而实现了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所以国民党内的右派就一直企图推翻“一大宣言”。孙中山当即批驳了他们,确认这一宣言虽是由廖仲恺、瞿秋白、鲍罗廷等人参照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一个俄文草稿而拟定的,但“我加审定”,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⑩。孙中山在演说中还明确指出:“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11)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较,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完成的虽然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但它同时又在给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并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必然趋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因为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而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低级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是完全吻合的。它以特有的方式,对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前途这两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作了回答。它没有明白宣告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了,但是明确认为原先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陈旧、涣散,没有生命力了,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国民革命,否则国民党为什么要彻底改组,而且毅然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呢?它没有直接否认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它有三大政策而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因而它在客观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将这种三民主义“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②。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显然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大众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所确定的革命内容与前途的继承,亦即是对国民党“一大”路线的继承。因为国民党“一大”所实现的国共第一次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农民和以国民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尤其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的政治联盟;就思想信仰上说则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同民主主义者的合作。联盟共同承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要,在组织形式上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以孙中山为中心,共同组织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领导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也正因为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其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3),所以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积极影响和产生的巨大作用,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国民党“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为新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进行了不懈奋斗;在国民党内,以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为代表的忠实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左派人士,为实现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进行了战斗。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1924-1927年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使新三民主义逐步推广到民众之中,在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得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级。

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而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扩展和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能够公开地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工作,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许多具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的组织也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423名党员;到1926年4月,已增至1万多名党员;再到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共党员已达57900多名。投身于共产党革命组织内的大多数为工人、学生和农民。他们代表着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全国各地宣传群众、组织民众、在坚持和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思想指导下,忘我地勤奋地工作,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和扩大。这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发动武装起义,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由于新三民主义的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一样,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所以它从一产生起,便不能不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仇视。他们在国民党内外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就或者公开地、或者隐蔽地反对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不幸逝世后,这种反对达到了猖獗的程度,力图改变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路线。1927年,正当大革命行将取得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便公然背叛了孙中山所确定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破坏了国共合作,使革命遭到了失败。

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内孙中山事业的忠实追随者一道,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围绕着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把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完全反对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结果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军阀的统治。这时,只有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仅继续坚持新三民主义,而且发展了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4)当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5)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宣言。

历史的发展充分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16)为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7),中国共产党人在孙中山逝世及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开创的新三民主义事业后,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包括忠实于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那些国民党人在内,为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而进行了英勇的奋斗,许多先烈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还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不断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内容及其实践。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获得成功的可靠保证,也是孙中山所开拓的伟业所得到的继承和光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胜利。

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新民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正是通过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而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取得首次巨大成果的。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也是国民党“一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注释:

①③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604页,第605页。

②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⑤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⑥⑦⑧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118-119页,第120页,第120-121页。

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86-389页。

⑩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458页。

(11)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101页。

(12)(13)(17)毛泽东:《新民主义论》,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3、693、675页。

(14)(15)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68页,第367页。

(1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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