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择业观变迁
——基于研究文献回顾的一种探讨
刘妮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青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就业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择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在这一历史变迁进程当中，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将中国青年择业观的变迁与时代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考察，发现社会、教育、个体等是影响中国青年择业观变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青年；择业观；变迁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培养。近年来，随着青年就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国内学者也加强了对青年择业观的研究。择业观不是先天固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它的形成是建立在人生观形成基础之上的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的复杂的动态过程。[1]1985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和“供需见面会”的首次实行，长期以来的指令分配制度成为历史，择业的概念由此引入到教育领域。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新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与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择业观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解读，全面、系统地把握40年来中国青年择业观的变迁，分析这种历史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帮助当代青年认清自身，摆正位置，根据自身特点与需求选择职业，增强青年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树立理性的择业观。
一、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择业观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在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经历着日新月异、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此相应，中国青年择业观的变化发展与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背景息息相关。青年择业观念的变迁与特点取决于社会，也影响着社会。
（一）青年择业观变迁的历史背景
1．经济体制的变革
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青年择业观念的影响重大而深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初步过渡时期（1978—1992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次历史性飞跃。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大突破。但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进，难免会遭遇各种困难与挫折。由于通货膨胀，1988年我国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治理经济体制变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停滞。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推进，对传统“统包统分”就业分配方式和端“铁饭碗”观念产生一定冲击。二是基本建立时期（1992—2002年）。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理清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新兴行业的出现，就业环境和择业就业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是完善改革时期（2002年—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队、党建等各领域唯有与时俱进，不断坚持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就业竞争的加深，使青年在择业观念上表现得更加前卫和多元。
2．就业政策的变化
就业关乎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政策的变化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晴雨表，也是影响青年择业观念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政策的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统包统分”行政指令期。从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中期，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招生计划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精英式的教育制度与高度集权的分配制度的相辅相成”[2]，被动、单一、服从命令是这一阶段青年择业观念的主要特征。第二，“双向选择”“供需见面”过渡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变革就业分配政策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毕业分配，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填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业录取”，至此改变了计划经济的硬性分配，青年在择业就业方面开始有了自主性。第三，“市场导向”自主择业期。1999年，教育部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行动》，结束了“统包统分”的政策历史。在新旧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逐步以市场为导向，青年“市场化”“自主化”的就业观念越来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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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业观是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受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学者们在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进行研究时，对影响中国青年择业观变化的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归纳来讲主要有三大类：社会因素的影响、教育因素的影响和主体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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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发展、创新的引领和带动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着一场具有革新意义的现代转型。社会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具有广泛社会认同感和群众接纳性的主流价值。社会价值观念对于青年择业观念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
从价值标准变化来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基点和目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价值观念的基点上，整体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个人主义；在价值观念的目标上，禁欲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幸福主义，在价值实现的正面手段上，德性主义正在逐渐为科学主义所取代；在价值实现的负面手段上，人治主义正在逐渐为法治主义所取代。”[4]总的来讲，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不是全盘摒弃和否定中国传统价值理念，而是将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将外来价值理念中国化，进行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创造性整合。在这种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青年的择业观念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变化。
从历史演进轨迹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价值迷茫期。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使新旧观念急速碰撞，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基发生了动摇。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前中期的明显变化期。这一时期，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价值观念的迷茫和无所适从，人们逐渐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念。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却是利弊双向的，对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吸收和批评显得较为混乱。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价值观念的反思、融合、建构时期。这一时期，“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主流呈现出健康发展的态势，趋于理性、科学、务实、简单化、情绪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正得到消解。”[3]同时，在改革发展的大势之下，在中西社会价值观念的激流碰撞之中，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仍在继续。
（二）青年择业观的变迁进程
1．青年择业观念变迁的阶段划分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企业采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而企业往往只关注内部生产和管理活动，不关注企业的外部环境，仅限于生产过程中对成本的核算和分析，在这种忽略预测和决策的情况下，很难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应该有的作用。
应该选择生长快、繁殖力强、抗病性好的泥鳅苗种。按照“早插秧，早放养”原则进行放苗，一般在早稻、中稻田插秧或抛秧后15天左右，保持田水深5cm，每亩放养规格为5～10cm的泥鳅苗约2万尾。种苗放养前用4%食盐液浸泡5～10分钟，水温差不超过3℃。
从经济体制、就业政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呈现出的历史变革阶段来看，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关键性历史转折的时间轴大体相似，改革开放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基于青年的历史地位和青年就业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对青年择业观40年来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
关于青年择业观念变迁的阶段划分，有“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作者《中国青年择业观20年回顾》一文，从择业标准的角度反映出青年择业观念发生变迁的四个阶段：70年代至80年代初，青年有理想，但服从分配；80年代中后期，既要地位高，也要赚得多；90年代前期，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90年代中期至今，寻求的是个人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而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的是“三阶段”说。[5]如刘成斌指出，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主择业——追求发展的多元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现在。[6]阎大伟、黄波、王娇等人的阶段划分与刘成斌基本相似，即青年择业观的变迁是从服从分配，到双向选择，再到自主择业。青年择业观念变迁的时间点都基本与国家经济体制、就业政策、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台时间相契合，在1978年、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较为明显的择业观念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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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青年择业观变迁的阶段划分，充分体现出在我国新旧交替、变革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青年择业观念的演变脉络。但“三阶段”的阶段划分，集中是对21世纪之前的青年择业观念的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市场择业就业的平台更广阔、需求更多元，新兴行业在经济领域中异军突起，青年择业观念的历史变迁早已进入”第四阶段”，即自主择业基础上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框架，把握新时代背景下青年择业观念的新动向。
2．不同阶段青年择业观念的特征
在对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阶段划分基础上，许多学者进一步对青年择业观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第一，在1978至80年代中期的服从分配时期，刘成斌认为，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7]阎大伟认为，这一时期青年在择业倾向上比较被动，最基本的倾向就是“等、靠、要”；择业评价上偏向政治化；择业意向上偏重政治和社会地位高的行业与岗位，比如政治家、科学家，而商业、服务业鲜有人问津。[8]黄波指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择业首先考虑的两大因素，一是职业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二是专业的对口。[9]还有学者指出，80年代青年的择业标准是：第一位社会地位，第二位社会意义，第三位是才能和报酬。由此可知，改革开放初期是青年择业观念的迷茫与觉醒期，看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这一阶段青年择业观的主要特征。
青年择业观的变迁既受社会因素、教育因素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受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推动了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发生，教育因素加速了青年在择业观上的变迁，而青年个体则将这一历史变迁变为现实，并不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择业观的历史变迁不仅是每一代青年人的回忆，更是国家和民族大踏步向前的时代记忆。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择业观的历史变迁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在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历史背景、变迁阶段和影响因素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和显著。但对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研究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目前来讲，对于青年择业观当代变迁的研究进展，相对缺乏将其置于历史脉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之上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研究体系不够系统，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分析。
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主择业时期，青年的择业观念愈发表现出时代化特征。刘成斌认为，这一时期青年择业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择业标准方面，看重发展前景、施展才干机会、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13]黄友发也认为青年的择业观更趋向务实，过去“一生交给党安排，哪里艰苦哪安家”的观念，早已转变为“哪里实惠哪里去，哪里钱多哪安家”。[14]同时，严峰指出当代青年的择业意识“具有敢为天下先、选择新兴职业的前卫意识，具备独立择业、自我负责的自主意识，蕴涵开拓创新、创造业绩的创价意识，具有靠能力、水平和实力择业的竞争意识，以及追求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实现的效益意识。”[15]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历史征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青年择业观念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看重发展前景，渴望高收入、高地位、高稳定是进取与奋进时代，青年择业观的主要特征。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青年择业观变化的主要因素
3．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一）社会因素的影响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观念和行为包括择业观念和就业选择必然会受其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因素指社会的各项构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内容非常广泛和复杂，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社会因素对青年择业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社会因素是影响青年择业观的决定和制约因素，那么与青年切身相关的教育环境就是青年择业观念的进一步影响因素。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对青年择业观的影响做了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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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影响青年择业观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具体的归纳总结，有“二因素”“三因素”“四因素”之说。刘成斌认为大学生择业观变迁的原因，一是现实基础，即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主要体现国家和政府意志。二是制度原因，包括经济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和就业制度等的改革和变化。[16]黄友发将影响大学生择业价值观的社会因素归结为市场经济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价值观体系的解构与重建、职业社会评价与社会舆论的影响。[17]郭晓冉则进一步将社会因素对青年择业观的影响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就业政策对择业观的影响；二是经济体制对择业观的影响；三是社会文化对择业观的影响；四是用人单位对择业观的影响。[18]对于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一些社会因素对青年择业观产生的消极影响，张帆将其总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当就业和生存压力加大时，青年对薪资报酬的期望更高；二是由于社会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城乡收入、区域收入、行业收入极为悬殊，导致青年择业就业更青睐大中城市，而不愿意到基层和边远地区；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青年在择业就业时会扎堆去福利待遇好的单位；四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缺乏理性思考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在择业价值观念上的偏差。[19]
总而言之，尽管影响青年择业观的社会因素广泛而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制度因素，二是社会价值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中对青年择业观有主要影响的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业政策的调整、高度教育体制的革新、企业用人制度的改变等。社会价值观念因素中传统观念、社会舆论、职业社会评价都是影响青年择业观的因素。
（二）教育因素的影响
鼓励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如谦让、帮助、分享、合作等。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让托儿所教师特别奖励那些亲社会行为，如分享玩具、合作等。两周之内，这种方法有效地减少了儿童之间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继续实施几周后，攻击性行为又进一步淡化了。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惩罚，实际上也是一种攻击行为，是一种“以牙还牙”，可能使儿童在受到别人攻击时采取报复手段。而这种无惩罚的方法的最大好处是，不给儿童提供“反攻击”或“报复”的原型。
关于家庭教育因素对择业观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学者指出，家庭经济收入高的青年比家庭经济收入低的青年，在择业倾向上更偏重精神需求的满足。[20]这是因为经济条件是保持子女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健康成长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条件使青年在择业时不畏风险，更愿意尝试一些有利于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而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青年，偏向能满足经济需求的职业可能是他们的首要选择。第二，父母的素质修养。部分学者认为，父母对青年择业观的教育和诱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思想政治状况、生活方式和文化教养等，都对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产生重大影响，以致影响大学生择业价值观。”[21]第三，家长及主要亲友、长辈的职业和职业评价。中国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陆士桢认为，青年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自我认识不够清晰，在择业中往往会听取一些父母和长辈“过来人”的意见，通过各方面的建议和信息权衡利弊，慎重选择，这也是中国家庭在青年择业时的常态。[22]此外，还有学者将家庭的地理位置、家庭成员的健康、家庭所能获取的职业信息、家庭的情感交流也作为能够影响青年择业观的因素。[23]
关于学校教育因素对择业观的影响主要有：孙国徽指出，学校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是青年健康成长的摇篮；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对青年的就业意识必将发生重要影响，可以说学校教育直接影响青年的择业观，制约着青年的职业选择。[24]对此张帆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学校教育是传递社会正统思想的象征与权威，它传递的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它对于个体的职业价值定向，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25]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发展应该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观念和青年思想的实际相契合，引导青年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择业观。郭晓冉则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学校教育对青年择业观的影响。一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移，导致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竞争和压力加大了对青年的择业观转变。二是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对青年择业观不能产生正确有效的引导。三是校园人文环境会对青年的择业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6]
从家庭教育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分析来看，目前学者们对于家庭教育因素对青年择业观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而对学校教育因素的研究内容偏少、较为笼统。基于学校教育对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学校教育因素之于青年择业观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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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因素的影响
在对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的研究中，青年是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青年个体因素是影响择业观变化的内在因素。张帆认为，青年的自我定位是影响其择业观的重要因素，“是青年在择业实践中的自我评价、自我认知的过程，是青年择业意识从感性的‘我想干什么’转变到理性的‘我能干什么’的过程，也是实现择业主体的知、行、意相统一的过程。”[27]阎大伟则认为，大学生就业观念变迁首先是受个体价值取向的影响。青年个体由于成长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价值取向的差异性，进而在职业的评价和选择上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其次，是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讲，择业个体的个性气质、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以及心理承受能力、调适能力等、都是区别他人而又影响其职业选择的心理特点。[28]在此基础上，郭晓冉进一步指出，个体需要和个体能力素质也是影响青年择业观的主要因素。她指出，传统心理学认为，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引发行为，个体需要直接影响择业价值取向并且间接影响择业理想。也就是说，职业对青年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其择业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个体的能力素质也是影响大学生择业观的重要因素。个体素质能力包括知识素养、道德素质及心理素养等方面。一般来说，素质能力强又自我认识清晰的青年对择业的期望值高，而能力较低的青年则对职业的期望较低。[29]总的来说，个体因素复杂多变，我们要在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比较、分析提炼出个体因素在青年择业观历史变迁占主导性的因素。
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双向选择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青年择业观念从看重社会地位到重视收入报酬的转变之期。阎大伟指出，青年在择业倾向上由单一、被动走向多样、主动；择业评价上由政治化走向经济化；择业的意向上，由偏重政治和社会地位高的行业与岗位走向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行业与岗位。[10]雷志飞通过对1989年重庆社会科学院《大城市人口、就业与城市发展》课题组相关调查的分析，指出80年代末青年的择业价值取向已由社会价值型转向经济价值型。[11]江耀强进一步具体指出，青年在择业观上开始主动地将人生理想与职业生活相联系，从个人特点去考虑职业的匹配性。冯瑛冰则从就业角度出发，指出这一时期青年就业的三条走向：红道、黑道、黄道。红道即进政府机关；黑道即硕士、博士帽子，任教或进科研机构；黄道即黄金之意，经商发财。透过十几个鲜活的人物剪影，折射出这个年代青年面对红黄黑，辉煌而困惑的选择。[12]这一时期，经济收入成为青年择业的重要标准，青年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趋利与务实之间寻求着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
三、未来中国青年择业观的发展趋势预测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中国经济形态发生了新一轮的重大变革。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形态深刻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背景下，青年的择业观念将实现向着更高阶段的跃迁。
四是转变管理服务方式。各级水利部门要在加强工程管理的同时，切实转变观念，把供水服务向支渠以下延伸。要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协会运行管理，指导协会做好灌溉管理、水量分配和支斗渠维修改造工作，不断提升灌区管理水平，全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择业观对青年的引领作用将更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择业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是中国青年在择业就业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为青年的择业就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与空间、更多元的机遇与选择，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部分青年在择业就业上出现了一些非理性观念，如社会责任的淡化、功利性倾向突出、享乐主义明显、拜金主义盛行等不健康的择业心理。面对此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回到马克思关于择业的思想理论当中去寻找对当代青年择业就业的现实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择业观引导青年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夯实本领、大胆求索，形成健康向上的择业观。
马克思主义择业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17岁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当中。文章中，年轻的马克思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深刻表达了他“为全人类服务才是青年应有的崇高理想”的择业理想和追求，回答了青年如何选择职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的问题。因此，当代青年在择业时除了要考虑自身发展需求、主观兴趣、个人素质条件等因素外，更应秉承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精神，不把职业等级化、层次化，既勇于走在时代和国家发展的前列，也甘于到基层和条件艰苦地区效力；在就业时要有勇于担当、心系国家的情怀，无论何种职业，都在自己的岗位，尽自己所能将本职工作做好，为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国家社会的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贡献力量。青年择业就业关乎国家发展和进步，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择业观对青年的价值引领作用，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二）青年择业观念上的多元化趋势将持续深入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浪潮而来的不仅是物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也体现在就业市场的重大变化，更是青年在择业观念上的大解放。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就业被动、单一的服从分配观念，现如今的青年在择业观念上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多元化的特征与表现。
其一，“慢就业”心态逐渐凸显。所谓“慢就业”是指部分青年在毕业后并不急于就业，而是留出更多的空间或提升自己、等待更好的就业机遇，或重新审视自己、认真规划职业生涯，当然也不乏为了回避就业而成为“啃老族”的部分非理性青年。实际而言，“慢就业”是对待择业就业的一种态度，是对传统“毕业即工作”就业观念的彻底转变。理性的“慢就业”现象意味着当代青年不再为了就业而就业，而是更加自由灵活，更加重视工作与兴趣的结合，谋定而后动。[30]其二，“短工化”现象日渐普遍。“短工化”即部分青年工作变换频率高、平均每一份工作的工作时间短，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现有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等条件，多体现在相似能力需求的工作岗位上的流动，而非职业层级的提升。因此，高流动、水平化是“短工化”的主要特征。“短工化”现象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人才的适用性，但也不利于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稳定。[31]其三，创业式就业趋势成为潮流。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就业市场的活跃与竞争，青年人在面临“毕业即失业”“就业难”的困境时，却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就业转机。在社会大力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下，主动创业、自谋出路成为更多青年的新选择。这也是对传统追求“铁饭碗”的就业观念的新突破。同时，在“互联网+就业”模式的推动下，网络创业的门槛大大降低，青年依靠网络不仅解决了就业的问题，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四，择业地域不再局限北上广。虽然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能力提升快，但就业竞争和生活压力也异常严峻。随着中小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城市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再挤破头扎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是将工作就业与生活幸福相关联，重新思考就业与人生的意义。
总的来说，无论是“慢就业”现象、“短工化”趋势，还是创业式就业观念，究其成因，社会生产力变革和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等是其主要推动和影响因素。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化的车轮只能向前而不能后退，经济社会的更加发展、科学技术的更加发达、网络空间的更加宽阔，是促进中国青年在择业观上日益“多元化”的持续动力。
（三）青年择业观更新将对新兴行业产生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市场的需求有多少，就能催生出多少职业的“新秀”，如私人理财师、职业游戏玩家、废旧塑料再生等等。这其中，以“互联网+传统行业”而形成的新兴行业，是最具变革性和影响力的行业。例如，“平台型”就业的大量出现，使越来越多的职业只要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依托，就能使每一个个体不需要依赖组织而解决就业的问题。如饿了么、美团等中国外卖平台下的送餐员、滴滴平台下的网约司机、网络直播平台下的“网红”和淘宝网店的店主、客服、模特等，依托平台就业的人数每年只增不减。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报告，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的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585万人，比上年增加85万人。预计未来10年，我国分享经济领域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到2020年，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也就是说，80%的人将是平台型的就业。[32]网络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对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岗位的巨大需求。
互联网不仅创造出更加多元的就业方式，更对人才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正如优客工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毛大庆所说“互联网人才不是互联网技术人才。如果只是谈怎么做互联网，不是我们要的，我觉得互联网人才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延展能力的人。”[33]“互联网+”时代不但改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和就业方式，而且使许多行业和职业需要改变和创新发展方式。例如跨领域、跨国际的合作、行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内部数据库的建立和分析等等都对青年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新兴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需要大量的青年人才。现代化的青年人才不仅需要练就过硬的专业知识素养，而且非专业的能力要素也更显重要。比如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外语、法律、统计等知识的贮备，以及沟通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团队意识等自身素质的具备。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人才在择业就业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唯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认真规划职业生涯、慎重择业就业，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才能在最具潜力的新兴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发生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转变。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向着“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青年正在经历择业观的现代化转向，这将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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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3-0088-08
[作者简介] 刘妮妮，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8—2019学年度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609011701）。
责任编辑：乐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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