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山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启示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的重量级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震动了美国政界和学界。这篇文章后来扩充为一本非常叫卖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福山在此书中称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对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福山认为冷战是西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对决。在冷战之前，自由主义还与其竞争者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较量和竞争：第一次是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几个主要帝国的瓦解和衰落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胜利；第二次是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较量，自由主义也取得了胜利。自由主义的两次胜利意味着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会再有强有力的真正挑战者。也就是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已经寻找到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也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者包括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这两个意识形态都没有太多的支持者，所以不足以挑战自由主义。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长时间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安排，没有意识形态的挑战者，所以也就没有明显的国际矛盾和冲突，人类的政治生活将变得枯燥乏味。 正如福山的导师亨廷顿所说的，福山的这篇名作刻上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深深印记。黑格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对康德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回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使得人类不可能认识上帝和人类自己的不朽灵魂。黑格尔的回应是人类可以通过对人类自身的历史的审视来认识上帝的理性或绝对精神（德文为“geist”，翻译成英文为“spirit”、“mind”）。精神在西方古典哲学中通常指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表述的灵魂，或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所说的理性（“nous”或“努斯”），这个理性是人的灵魂中最关键的部分，是非物质性的，不会随着人的肉体消失而消失，所以是永恒不朽的。努斯也是宇宙万物生长和天体星球运动的最终动力和源泉。绝对精神在基督教神学里则指的是上帝或圣灵。基督教神学认为圣灵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存在于人的灵魂中），也超越于人和人世间（即生活于人世间之外的世界）。人的灵魂是不朽的，灵魂不会随着肉体死亡而死亡。 按照美国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2004）的说法，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理性神学，他重新解释了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灵学说。他认为上帝通过自己的异化（或堕落）成为人而进入人类社会，人就是在人世间异化的上帝。人类社会各个阶段所呈现的艺术、宗教和哲学就是上帝异化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异化的上帝寻找本真的自己，或者说是人类寻找本真自己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寻求被承认，也就是在寻找被异化的自己，寻找本真的上帝或绝对精神，寻找最适合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理性的意识形态理念。对黑格尔来说，人类个体的灵魂是不是不朽变得不重要了，关键是人类所寻找出来的最理性的意识形态或理念代表着上帝或绝对精神，是永恒不朽的。国家就是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就是代表着理性、伦理和正义的统一。用黑格尔的一句著名的话来说，即国家就是在地球上游走的上帝。 所有的人类冲突和战争都是人类对被承认的追求结果，取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通常代表着拥有最好、最理性的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国家的实力与最理性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对战争的胜败起着关键性作用。黑格尔用奴隶主与奴隶的辨证互动例子来说明人类寻找本真自己也就是寻找被承认的过程。奴隶主和奴隶第一次相遇时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以及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他们都因对方与自己完全一样的外表而误以为对方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试图控制对方。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联合体或社会关系，即奴隶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不怕死的那个成为奴隶主，而怕死的那个成为奴隶。双方得到相互的承认而形成暂时的、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继续着，奴隶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创造了很多财富，使得奴隶主对奴隶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纠正了原有的不平等关系而使得奴隶与奴隶主最终变为平等的个体。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就是人类个体在社会中不断努力和斗争而最终寻找到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被承认）的历史。 简而言之，黑格尔认为人类追求被承认的欲望所推动的不同理念之间的斗争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人类最终会找到最理想的政治秩序或者如法国哲学家科耶夫所说的普世性且同质性的国家（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 黑格尔认为东方人只有落后、愚昧的专制主义政体，而经过基督教信仰洗礼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形态理念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和最先进的，因为这个意识形态让每个人都自由，也就是人人平等。黑格尔（G.W.F.Hegel，2004）在《历史哲学》写下了一段名言：东方人不知道精神——或者说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懂这个，所以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个人的自由要么只是狂癫、凶暴，也就是无节制的残忍的激情，要么只是大自然偶然造化的温顺的情欲，但也是和狂癫一样的，这个人就是专制独裁者，而不是真正自由的人……自由意识最早在希腊产生，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和罗马人一样，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不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即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所以希腊人拥有奴隶，希腊人终身辉煌的自由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德意志民族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最早认识到所有的人是自由的，并且精神的自由就是精神的本质。 黑格尔所推崇的人类最理想的政体是德意志或普鲁士的政体，而不是福山所推崇的英国或美国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民主政体和个人主义至上。他认为普鲁士政体是以官僚集团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只有这样的政体才能达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因为官僚系统没有自私的利益所以是最理性的，能判断什么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只有德国这样的政体才能实现个人最全面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英国民主政体被私人利益绑架，容易造成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黑格尔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产生有很大影响（William Ebenstein，1961）。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主要逻辑颠倒过来。以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取代人类对被承认的追求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以高级社会形态与低级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竞争取代高级理念和意识形态与低级理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从而推动历史由前现代社会形态进入现代社会形态，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可以说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社会科学领域很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鼻祖。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都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发展历史，这个线性发展历史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现代和传统两个阶段。近代欧洲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现代阶段，而非西方的现今的历史发展则仍然处于西方历史发展早期的传统阶段。西方的民主和社会发展是先进的和现代的，非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则是传统、落后和愚昧的。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发展是非西方国家将来发展的目标，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于它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而受到误解。专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做了重新的解释，根据科耶夫的观点，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终结于1806年，拿破仑攻克了德国城市耶拿（Jena），占领了整个德意志联邦，并将法国大革命的人人自由和平等理念变成普世性价值理念而传播到德意志联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让每个德意志联邦的公民和其他国家都有权利拥有私有财产。科耶夫认为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50多年的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实现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人人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这些历史包括废除奴隶制度，让工人、妇女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获得选举投票权。 很明显，虽然福山的普世性国家形式与黑格尔的普世性国家形式不一样，但是福山的理论还是深深烙上了黑格尔的印记。可以说，福山的理论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依据，将现代化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台阶。福山的这个理论一出炉就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最有力的批评来自于福山的老师亨廷顿1993年的一篇经典文章《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后来也扩展为一本经典著作。亨廷顿在文章中完全否定了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普世性，亨廷顿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是来源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传统的政治制度，所以不具有普世性。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来源于各自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比如中国政治来源于儒家文明，而伊斯兰政体来源于伊斯兰文明。这些不同的文明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未来的国际政治将不像福山所说的那样平安无事，而是将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战争。 一、福山对《历史的终结》的扩展和补充 福山最近有关政治秩序的两卷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学界重要的力作，可以看做是福山对《历史的终结》所招致的批评和质疑的系统性回应和补充（Francis Fukuyama，2015）。福山的这两本新书中贯穿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理念和思想，特别是宗教信仰和理念，是历史发展和政治发展与变革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人的行为主要是由内在于人心的理念和思想所驱动的，而不是由外在的物质利益或经济条件所驱动的。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唯物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性因素如经济增长、阶级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推动政治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只是次要的影响因素。与《历史的终结》一样，这两本新书继续显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第二个主题是，基督教文明是比非基督教文明更优秀的文明，所以产生了同时包含有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度三个维度的理想政治秩序，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度。非西方文明不如基督教文明优秀，不能同时产生具有这三个维度的政治秩序。比如东亚和中国只能产生强大的国家，但不能产生法治和问责制度，而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因为有很强的宗教传统而可以产生法治，但不能产生强大的国家和问责制度。换句话说，基督教文明所衍生出来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理想的政体，自由民主政体是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和变革的目标与模仿对象。福山的这些结论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终结》的结论的强化和理论补充。福山的结论继承和延续了20世纪最热门的也最有争议性的现代化理论，而且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形而上的支持。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是在《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基础上，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政治秩序的文化起源，特别是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文化起源进行的深入探讨。福山在《起源》一书中按照理想政治秩序的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度这三个维度详细地分析和梳理了历史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如下所述：福山认为强大的国家建设主要是依靠战争对社会的动员而产生的，如中国的春秋时期和西欧近代的国家建设都是一样的。在法治建设方面，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宗教信仰以及由宗教信仰所引出的宗教机构的制度化建设，后者强化了对宗教信仰以及对规范性法律的遵守。在西方是天主教的高度制度化的教会机构，在印度是婆罗门制度的存在，而伊斯兰教则是由于神法体系（Sharia）的存在。问责制度（后来演变成自由民主制度）则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英国、丹麦和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中产生的。 中国的政治秩序在国家建设方面从秦朝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法治和问责制方面基本上是完全缺失的。印度、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在与西方的接触之前在法治方面有与西方可以媲美的建设和发展，但是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后，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军事、经济挑战，不得不放弃法治传统，而成为世俗化的现代化国家。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西欧国家（即英国、美国和丹麦）的政治秩序保持了在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三方面全面和均衡的构建和发展。 黑格尔强调基督教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巨大，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最终用个人自由和平等重新塑造了西欧的价值观，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福山认为，基督教价值以及天主教会对他所强调的理想政治秩序的三个维度（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度）的产生都有巨大的影响。在强大的国家维度上，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天主教会所推动的教会法规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就动摇了以血亲家族为中心的西欧社会结构，导致了血亲家族社会结构的崩溃，而以庄园主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契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最终取代了血亲家族结构。福山认为基督教的反血亲家族的强硬立场摧毁了血亲家族结构。他引用了《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话来证明：“那个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人将不值得我爱，那个爱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胜过爱我的人将不值得我的爱。” 福山不同意马克思的有关19世纪工业化的产生导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进而导致血亲家族结构崩溃的观点，也不同意韦伯所说的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理性导致三代同堂的家庭转化为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天主教会的介入打破了以显赫血亲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以个人之间的契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后者又进一步促进了现代问责制度的产生。 在法治维度，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天主教会的独立的权力机构推动了法治的建立。11世纪的教皇格尔高里七世（Gregory 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的政治冲突体现了制度化的教会的强大力量及其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格尔高里七世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强势教皇，他致力于推动教皇对主教的任命和对世俗政权的控制。格尔高里教皇与亨利四世在任命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格尔高里教皇不同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的主教而命令皇帝收回任命，亨利四世则试图罢免教皇，但却先被教皇驱逐出教会。亨利四世不得不亲自去梵蒂冈在雪地里赤足等了三天，才得到教皇的赦免。福山认为这个标志性事件彰显了天主教会对世俗政权的约束，强化了宗教法规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对后来的欧洲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西欧问责制度的起源上，基督教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人人平等的理念和思想推动了人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诉求，主要体现为启蒙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将基督教世俗化的启蒙著作，从而推动了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建立了问责制度。第二，基督教和教会推动了资产阶级的兴起。福山认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两个因素导致而产生的：一是君王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大贵族而联合新兴资产阶级作为同盟军，这是政治原因；二是基督教所推动的法治精神赋予资产阶级的捍卫私有财产权的意识，使资产阶级奋起反抗君主对他们的私有财产的毫无节制的苛捐杂税，最终导致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基督教间接地推动了革命，即推动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 当然，福山并没有强调西方文明中的普世性政治理念就一定能带来像英国和丹麦这样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度的理想政治秩序。虽然政治思想和理念对政治发展和变革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理念毕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理念必须有具体的社会载体才能起作用。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就是这些先进的普世性的价值的载体。虽然理想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与西方文明中的先进理念和思想有很大关系，但是也与当时各国内部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有关系，特别是承载着落后的封建思想的国王、大贵族、地主阶级与承载着先进的普世性理念的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作用。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在优秀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引导下都能产生这样的理想政治秩序，比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就没有产生这样的政治秩序。他将这些西方国家分为四大类。法国、西班牙属于弱的绝对君主制，这两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但是这个集权体制不足以控制大贵族和地主阶级，只能把主要税务责任推给比较软弱的小资产阶级，对这些小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结果爆发了血腥的大革命。俄国属于强大的绝对君主制，俄国的强有力的集权君主制成功地将大贵族和地主阶级控制在其下，所以没有问责制的产生。匈牙利和波兰属于失败的寡头政体，强大的贵族过分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使得君主无法建立一个强大的足以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的中央集权政体，也无法保护农民不受贵族的剥削，所以这两个国家既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也没有问责制度的产生。只有英国、丹麦和后来的美国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度。英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为了应对强大的国际军事竞争而建立起来，而基督教信仰和普通法的强大影响让英国建立了强大的法治传统，再者英国由于历史的偶然机遇而在君主、大贵族、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一个均衡、稳定的关系，最终通过光荣革命而产生问责制民主政体，所以说英国的政治秩序也就是同时具有三个理想条件的理想政治秩序。 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建设由于家族化的腐败，也就是在国家财政状况很坏的情况下将政府的职位卖给贵族或新兴的资本家，使得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利益被多个私人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而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既不像中国和俄国的君主不受法治的约束而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大贵族和地主征税或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以便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也不像英国君主在光荣革命之后那样可以通过问责制度（民主制度）获得贵族和地主的同意以便取得强大的征税能力。最终，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建设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法国的法治只保护因血亲家族化而腐败的大贵族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他们的私有财产权，而不保护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的利益和私有财产权，造成法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裕的贵族应缴的税率反倒比平民百姓低很多，使得法国的国家建构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法国君主政权被家族化的特殊利益所绑架而使得法国君主无力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解决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最终在面临启蒙运动的平等与自由理念的冲击下，爆发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通过法国大革命来扫清阻碍国家建设的社会不平等的障碍。西班牙的君主制度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被家族化的特殊利益所绑架的状况比法国有过之而无无不及，并且西班牙没有通过革命来加强中央集权，而且殖民地将这个弱君主制移植到拉丁美洲。 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福山的主要关注点从以前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制度之争转向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竞争。福山的潜台词是当今的世界政治和文明与两百年前黑格尔所描述的现实基本是一样的，即基督教文明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基督教文明所孕育产生出来的政治秩序，如英国和丹麦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和高级的制度。非西方文明所孕育出来的政治秩序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和低级的制度。中国文明只能产生出强有力的国家但却不能产生法治和问责制度。福山认为黑格尔用带有贬义的东方专制主义一词来形容中国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他仍然坚信自由民主政体是全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个秩序必将成为所有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福山引用了一个西方主流的传统政治思想史观，即辉格（whig）史观，并对这个史观表示赞同。辉格史观认为美国精神继承了英国精神，后者又继承了从古希腊到罗马共和国一直传承到基督教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对照一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的那段名言就能看出福山的思路与黑格尔的思路很相近。 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在《起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为何一些国家成功复制了自由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国家的移植经验却不尽如人意。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以下简称为《政治衰败》）一书中，福山进一步分析和梳理了不同国家在建设自由民主制度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原因。福山继续强调理念和思想特别是源自于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在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对平等观的诉求是来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不会因为经济发展或经济衰退而改变，而且民主理念之所以在全球扩散是因为民主理念本身的强大力量。他还强调，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理念和思想的跨国传播变得更重要。 福山认为，理解民主化近年来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必须将源自于基督教的人人平等理念的强大影响与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的物质基础相结合来考虑。作为自由民主理念的载体，中产阶级在一个国家人口中占有的比例与经济增长是否能促进民主化有很密切的关系。福山在这本书中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做了严格的区分。他将中产阶级定义为从事管理或专业职务的人士，并拥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和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包括股权和养老金计划）。这些条件就与普通低技术的工人区别开来。马克思所强调的资产阶级是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与福山的中产阶级很不一样。实际上，福山的中产阶级包含了很多马克思所定义的工人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一定技术和教育水平，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和养老金计划的工人阶级。福山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才能产生稳定的民主化，如西欧和美国。中产阶级比例小的国家推行民主化可能导致民主政体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将导致富人和穷人的剧烈阶级矛盾，如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福山将这些民主国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本土历史文化传统所自生出来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文化的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建设经验。这类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和19世纪的美国民主建设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或障碍就是庇护政治（political patronage）或依附主义（clientelism）所带来的腐败。所谓庇护政治或依附主义是指政客向支持者提供好处以换取选票，如公共部门的工作，或仅为个别支持者提供本来属于公众的公共产品，如建造医院或学校。庇护政治或依附主义是福山在《起源》一书中所强调的部落政治或血亲家族化政治的延续或复辟（repatrimonialism）。美国19世纪出现由杰克森总统开创的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依附主义后来被新建的高效率的官僚体系所克服了。依附主义对民主建设有两个严重的害处。一是影响政府的公平与效率。现代政府的公平与效率是以非人格化的指标来测评的。政客对其支持者提供个别支持必定增加政府不必要的公共开支，也会导致公共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二是让精英变得更加强大和与选民关系的疏远，从而损害民主问责制的运作。 基督教早期的影响使得英国和德国具有很强的法治传统，没有发生很显著的依附主义现象。实际上，基督教传统的强大影响使得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建立了具有很强自主性的高效率、透明、公正的官僚系统。这个德意志官僚体制虽然不如英国宪法所赋予的约束君王权力的政体，但却成为现代国家能力建构的典范，代表着广泛的国家利益。 第二类民主国家是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外来制度移植过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以及近年来的“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民主政体的不稳定和低效率的民主制度不仅是因为中产阶级相对弱小，而且还有其他比较特殊的重要因素。拉丁美洲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高效的国家或官僚体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像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它们没有经历过重大战争和生存危机，所以没有发展出强大、高效的国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大多数是欧洲殖民者创立的人造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存在着不同部落、不同民族之间激烈的文化与种族冲突和矛盾而没有整合成一个广泛认同的民族国家，所以阻碍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文化的因素可能是导致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原因。但是福山不认为伊斯兰文明是阻碍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直接原因，而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把伊斯兰文化当做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而进行民族主义建构的工具，从而导致了民主制度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暂时的，这与西欧国家在19世纪很像。他相信阿拉伯国家最终会产生稳定的民主政体。 福山认为亚洲国家的民主政体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历史传统帮助东亚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威权政府，而使得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但是这些国家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文化基础。印度则拥有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官僚体系。福山认为东亚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会阻碍民主化的产生。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主化的原因和泰国的情况很相似，弱小的中产阶级害怕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或产权保护的不完善而不支持民主化，继续支持威权体制。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他相信中国最终将走向民主化。但他承认中国的强大中央集权政体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的竞争性替代制度。如果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成长之后，中国仍然没有民主化，他会愿意相信中国的文化传统非常独特，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很不一样。在此之前，他坚信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类普世性的追求，并且经济增长能促进人类追求这个普世价值，中国也不例外。 福山还将中产阶级的比例或力量的强弱与依附主义的产生挂钩，他认为中产阶级的力量越弱小，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越严重，依附主义的回报就越大，所以就越容易产生依附主义。他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产生严重的依附主义和腐败就是因为中产阶级比较弱小。近年来西欧国家和美国有依附主义抬头的现象也是因为全球化从这些国家带走了很多工作，导致中产阶级有萎缩的苗头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加剧，所以在美国产生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导致了经常将总统与国会拖入僵局的否决制度（vetocracy）的产生和依附主义抬头的政治衰败苗头。 二、福山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福山的《起源》和《政治衰败》这两本书是结合比较历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人类学的宏大视角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变革进行的全景式的梳理和分析，显示了他对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相关文献的把握和熟识。 福山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强调理念和思想作为社会和政治发展与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并且把中产阶级看做是自由平等理念的主要载体，将理念的力量与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相结合，以两者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政治发展与民主化。中产阶级越强大，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一个开拓性的重要理论创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领域被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分析视角所占据，社会学家如李普塞特、摩尔和斯科切波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福山将政治理念和政治哲学重新带回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福山对理念和思想重要性的强调与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等对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以及国际关系学家阿勒克斯·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代表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冷战之后的重要转向。 第二是福山宏大的比较历史、比较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视角也是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过去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主要局限于比较政治史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近年来的趋势是转向制度主义的分析，只关心小问题如劳工，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不再关心宏大的政治理论问题。福山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福山借用比较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早期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印度、西欧国家和土耳其等社会和家庭的深刻影响以及对这些社会的法治建设的巨大贡献。 尽管福山的梳理及论述非常严谨、周密和全面，还是有几个不足之处。 第一，福山的《起源》一书的逻辑链条简洁、明了，论证也很充分和翔实。相反地，《政治衰败》一书的论点和逻辑太零散，福山总结了六个不同的变量，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思想和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及理想民主政治秩序所包含的三个维度——强大的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他认为这六个变量之间都有互动关系。由于变量很多，在论证时只是蜻蜓点水式地一带而过，缺乏翔实的系统性数据论证。 第二，福山完全忽略了亨廷顿所强调的一个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即外国干预对促进民主化的推动和影响。比如，亨廷顿认为美国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对南非的制裁推动了南非的民主化。欧洲共同体将西班牙与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与民主化挂钩而促进了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化（Samuel·P·Huntington，1991）。实际上外来干预的民主化远远不止这几个国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西德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强力推动了两国的民主化。冷战后美国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很多国家推动了冷战所遗留下来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军事冲突的和解和民主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和西方对利比亚战争都是这两个国家民主化的主要动力。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问题。福山反复强调中华文明只能产生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而不能产生法治和问责制度。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意义的超越性宗教的存在，中国本土宗教就只是停留在祖先崇拜，所以就没有产生过法治。福山有关中国宗教的观点只是简单地重述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一百年前写的《中国宗教》中的观点。虽然儒家思想是否包含超验性的宗教在现代中国仍然有争议，但是现代国际汉学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就是超验性的宗教，就是儒教。在明末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19世纪第一个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的英国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都认为儒教与西方的宗教很相似，中国人的“天”就是超越性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概念很像。中国古人也有灵魂不朽的概念，如《礼记祭义》中有人死后魂气升天，魄气沉落地下的说法。哈佛著名汉学家Benjamin Schwartz（1986）和加拿大著名汉学家秦家懿（Julia Ching，1977）都持同样的观点。中国古人对天道性命的信仰衍生出一套对皇帝有一定约束力的法律制度，虽然这套法律制度没有像教天主教会那样强有力地约束君主权力。儒家传统从孟子开始就将“仁义礼智信”奉为天道原则来信仰。这些原则都对皇帝有一定的约束力。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甚至赞成民众揭竿而起推翻像纣桀这样的暴君。董仲舒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也表达了约束君主权力的重要性。历史上很多士大夫如明代的海瑞和方孝孺等不畏牺牲冒死向皇帝进谏。历史上皇帝也都有颁布罪己诏的传统，这些都表明中国皇帝是受法律和伦理道德约束的。儒家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儒家中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历史上这五伦一直作为中华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基础，一直到清末在面临着西方法律理论的挑战时，清政府启动法律改革而产生了倾向保留儒教传统作为中华法律的道德基础的礼教派与亲西方的法理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梁治平）。儒家伦理道德和法律对皇帝的约束可能不如基督教信仰对西方君主的约束那样强，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的法治传统可能没有西方的法治传统和印度或伊斯兰的法治传统那样强大，但是说中国儒家传统中完全没有产生过任何的法治精神是很不准确的。福山所描述和刻画的中华文明其实更像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明，而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明。 最后，福山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最有挑战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即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像福山所说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理想的政治秩序，还是像亨廷顿所说的只是根植于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的政治秩序，换言之，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性？非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是不是真的像黑格尔、福山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落后、愚昧和一文不值的呢？ 毫无疑问，福山对理想政治秩序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强大的国家、法治、问责制）的强调以及对它们特殊的西方文化渊源的研究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三个重要因素也是近代西方国家一直保持强盛不衰以及长期主宰世界的奥秘和处方，但这并不能说明福山的理想政治秩序就是人类最理想的普世性政治秩序。如果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传播加上中产阶级的壮大就能带来民主化，那么他就必须解释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为何至今依然未走民主化道路。虽然民主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性意义，但是不同文化对民主问责制度的建设和运作可能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东亚文化的内在活力，否定了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也间接否定了黑格尔认为东方文化是落后、愚昧的文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非西方文化里是否可以像在基督教文化里那样运作自如呢？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与自由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是否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效力、更稳定的政体呢？ 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民主制度的运作绩效与文化环境有关。Gabriel Almond和Sidney Verba的经典之作《公民社会》就认为民主制度在美国和英国的运作绩效明显高于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Gabriel Almond & Sidney Verba，1963）。他们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美国和英国高信任度的人际社会。Robert Putnam近年来的对意大利南部和北部民主运作绩效的比较研究也表明民主运作与南北部的文化差异有关系。虽然福山明显地拒绝了这个研究（Robert Putnam，1994）。 更有不少西方学者指出民主制度的弊端或提出尖锐的批评。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中最早指出民主政体中的人们对自由、平等和享受的追求会导致个人欲望的不断膨胀。如果美国民主政体要稳定地运作就必须和基督教相结合，因为只有宗教才能遏制个人欲望的过分膨胀。他强调宗教是维持美国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最重要的支撑（Alexis de Tocqueville，2003）。 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哲学家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更是从哲学义理的角度详尽地批评了以自由民主制度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弊端。斯特劳斯认为古希腊和古代希伯来社会追求人类的优秀价值，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重视人的德性修养，以保证人类的幸福和谐生活。它们通过宗教信仰来约束人的行为，引导人类趋善避恶。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通过哲学王来引导人类抑制激情和贪欲而让理性主宰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由普通民众主导的民主政治容易堕落为暴民政治，因为普通民众不会控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虽然斯特劳斯没有提到，其实基督教和儒家思想也是一样的。基督教认为人天生有自私、贪婪的原罪，需要通过信仰耶稣来得到灵魂的救赎，来约束自己行为。儒家思想也认为虽然人天生有善性，但是后天的恶劣环境造成人性的扭曲、善性的丧失，所以需要通过克己复礼来修身养性，恢复原本的善性。斯特劳斯认为启蒙时期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将基督教世俗化，强调个人主义和权利，康德则强调人人可以为自己立法，将人人看成是“小上帝”，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之上的盛行。以这些启蒙哲学家思想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完全放弃了对人类优秀价值和卓越品质的追求，放弃了是非善恶标准。现代人强调理性和科学，假定事实与价值可以分离，以人的自由和平等来代替道德伦理上的是非、善恶和对错，最终导致严重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Leo Strauss，1965）。 正如斯特劳斯的关门弟子Alan Bloom（1987）所指出的，放弃是非善恶标准而强调人人平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乱象百出，如西方国家的家庭破裂，单亲家庭日益增多，少女未婚先孕和青少年辍学率增加，暴力和酗酒也日趋严重，商场上的尔虞我诈等无不与虚无主义有关。要解决这些现代社会的弊端，人类就必须在现代和传统、理性和信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完全放弃传统和宗教信仰。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些弊端降低了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文化传统的吸引力，也使得自由民主制度不一定具有福山所说的普世性。 三、福山对中国的启发 尽管有这些瑕疵，民主制度确实拥有很多其他政治制度所不具有的优点，在现代社会已得到广泛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治理。福山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一些启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国家政治改革的正式目标。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当今的国情不允许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或美国三权分立的问责制度。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法治和问责制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福山关于基督教对法治建设和问责制度的重大影响，也值得我们关注。福山在其书中反复强调法治精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并且多次引用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所说的，法律就是信仰，如果没有信仰，很难想象法治建设成为可能。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没有西方的宗教信仰强大，但至少是有宗教传统的，特别是儒教传统至少支撑了一定的法治精神。但是，“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完全推翻了儒教。如何在没有宗教和政治信仰缺失的现代中国建立法治精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福山所强调的基督教对西方文明和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性以及亨廷顿所强调的文明冲突论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他们提醒我们未来的世界政治将是以文明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提醒我们要重视在未来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强势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与政治发展和变革的巨大挑战，也唤醒我们重新找回中华文明和传统宗教信仰的必要性。摆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完全接受基督教，让全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愿意放弃赖以生存的家庭伦理而全盘地拥抱基督教伦理。第二是完全拒绝基督教，扶植本土宗教。义和团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实验但失败了，在全球化浪潮下和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是不可能。第三条道路则是寻求本土宗教特别是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与接轨，寻求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政治传统与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的融合与接轨。这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如何调和基督教信仰与儒家信仰？如何调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与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传统？如何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如何跟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并接轨融合，同时又要考虑中国当今的国情以及继续保留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些问题是一百年前的先贤们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以为科学才是西方文明的主流，完全割断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理解基督教信仰对科学和民主发展的巨大影响，他们全面否定了宗教信仰，否定基督教也否定儒教信仰，他们打倒孔家店之后没有重新建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抽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为激进主义大开洞门一百年之后，在中国重新崛起的今天，同样的重要问题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再次考验和挑战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标签：政治论文; 基督教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历史的终结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弗朗西斯·福山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