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升级及其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台湾论文,进程论文,结构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中，不仅伴随着农业份额的持续下降，而且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带动农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换代，但这是有条件的。有些国家（如前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农业的持续萎缩，而有些国家（如日本）虽然没有出现农业萎缩，但由于人多地少，粮食需求压力大，不能顺利地实现农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求。台湾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也出现了暂时性的农业萎缩，但它却成功地跨越这一“陷阱”，并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结构的升级，其经验对于祖国大陆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台湾工业化进程的三个阶段及农业结构的升级
1.农业支持工业阶段：以种植业为主。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台湾处于工业化的启步阶段，为了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台湾当局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策略，通过转移农业剩余来启动工业化。由于40年代末祖国大陆去台人数激增，台湾的粮食及农产品的供求矛盾非常突出，为了保障粮食的供应、稳定民心以及筹集工业化积累资金，台湾当局首先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先后推行租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以及一系列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充分利用岛内自然资源优越及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使得农业产量特别是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在50年代末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情况下，台湾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由过去以种植粮食为主转变为种植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为主，形成了以粮食、蔗糖、香蕉等初级产品为主的“米糖经济”，并大量出口日本等国。在1952年至1963年（除1962年外）农产品出口产值中，米糖2项产品一直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半数以上。（注：赵玉榕：台湾农产品外贸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载《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4期）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台湾当局不仅通过强制征购土地税、大米肥料交换制、工农价格剪刀差、转移地主资产等政策，直接吸取农业剩余，而且依赖外向型农业，赚取发展工业的外汇，使农业成为工业化所需资本、劳力、食物、原料的主要供给者。1950-1955年农业资源流出量占农业总产出的22%，1961-1965年为13.4%，1966-1969年为13.8%。（注：韩俊：台湾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3期）虽然农业资源流出比率趋于下降，但由于在此期间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流出的绝对量的增长仍是相当可观的。
2.工业促进农业阶段：农林畜渔全面发展。6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台湾的工业化进入了第二阶段。一方面随着轻纺等出口加工工业的迅猛发展，台湾工业品出口产值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资金的过度转移，又造成了农业的衰退，自1966年起工业品出口产值开始超过农产品，此后农产品产值及出口值在经济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大幅度下降。1968-1973年，台湾农业年均增长率仅1.2%，（注：翁伯奇：福建外向型农业发展的若干思考与对策，载《亚太经济》1995年第1期）其中1969年出现负增长，农业生产出现萎缩。这一时期由于美、日等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新抬头，台湾稻米等传统农产品外销剧减，1970—1974间每年平均外销稻米不足2.5万吨，1970年后，台湾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面对严峻的形势，台湾适时调整农业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挤压政策，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增加农业投资，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农业结构开始由单一的种植业向农林牧渔综合发展转化，传统种植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牧业、渔业的比重迅速上升，1977年畜牧产值达19.28亿元，占农产品总值的49.22%，超过了种植业，从而标志着农业结构的根本转变。
3.保护农业阶段：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效益。70年代后期，台湾工业化进入第三阶段，即次级产品进口，次级出口替代阶段（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农业投资与资金积累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投入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工农收入差距扩大等。为此，台湾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科技密集、设施先进、品质优良、有市场潜力、能维护生态环境的新型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精致农业，并全面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由于80年代以来台湾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一政策虽然使林业产值呈显持续下降的趋势，1993年产值仅为1983年的19%。（注：根据统计数字计算得出结论。统计数字来源：李国鼎《台湾的现代农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但是农业总产值仍有大幅度增加，1983—1993年台湾农业总产值从2800亿台币猛增到3700亿台币。（注：张骥：台湾的农业产业化及对祖国大陆的启示，载《台湾研究》2000年第1期）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顺利地实现了结构升级和换代，1952年至1998年期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68%下降到43.5%，林业产值比重由6.5%下降为0.2%，畜牧业和渔业产值则大幅度上升，分别由1952年的15.8%和9.1%上升到31%和25.8%。农产品出口产值中，1952-1998年植物性产品（种植业）从98.3%下降到14.9%，而动物性产品大幅度上升，渔业从0.3%上升到26.3%，出口值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14.8亿美元；畜牧业出口比重从原来的0.7%上升到53.9%，出口量达46.2%亿吨，产值从8000万元增加到30.4亿美元；渔牧产品出口占80%强。（注：蔡秀玲：海峡两岸加入WTO与闽台农业结构调整，载《亚太经济》2000年第1期）
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结构升级的动因
1.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台湾农业属于外向型农业，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策略。二战以后，台湾凭借岛内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发展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种植业，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人口锐减，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同时菲律宾、泰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它们纷纷大量出口价格低廉的初级农产品以获取外汇，其稻米、蔗糖等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台湾，从而削弱了台湾初级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台湾岛内，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转变也带动农业生产结构的相应变动。6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传统农作物价格竞争优势的下降及岛内需求结构的升级，台湾积极发展资金、技术相对密集的园艺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增加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初级产品的质量和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通过进口低廉杂粮，发展饲料工业、牧畜业和养殖业，使台湾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非价格竞争优势得到加强，从而使台湾农产品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原来的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精深加工产品为主，由植物性产品为主转变为动物性产品为主。但是好景不长，到80年代初，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台湾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受到冲击，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宽进出口限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就导致大量廉价的美国农产品涌进岛内，造成台湾农产品大量滞销。为此，台湾当局实行自由化政策调整农业结构，一方面推行农业外移政策，将竞争力较弱的农产品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尽管台湾当局曾大张旗鼓地将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列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区域，但因环境欠佳而效果不彰，祖国大陆随着文化渊源、自然条件以及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已成为台湾扩大对外农业投资的最佳区域，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已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针对岛内生态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积极发展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农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使农业发挥生态、休闲、旅游的三级产业功能；而且有效地增强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2.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组织保障。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农业合作组织为依托，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台湾农业的特色之一。台湾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包括70年代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合作农场和80、90年代形成的农业产销班，到1997年台湾（不包括金门和马祖）共有农业合作社252个、合作农场211个和农业产销班6214个。（注：严正：台湾的农业合作社和产销班，载《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合作社和产销班的合作都是以各家农户独立生产为基础，进行农产品联合销售和共同运输，同时也统一采购化肥等生产资料，推广先进技术，统一加工等。合作社、产销班都是经营同类农产品、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的农民建立的共同营销的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组织带领广大个体农户闯荡国际市场，将分散的小生产与国际大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贸工农相结合、产供销一体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并且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下，逐步实现了农地田园化、耕作机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管理科学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提高了个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农业生产和流通成本，而且有效地引导分散农民面向国际市场进行生产经营，促进了台湾农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例如台中县的新镇中兴合作农场，在原有农业合作经营的基础上，以废弃的香菇培养袋为原料，由农场创办了有机肥料厂，迎合了当前社会对无污染食品的要求而推广有机肥料。肥料厂投资5000万新台币，项目获得成功，不仅使农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而且有效地引导农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3.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动力。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台湾农业结构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创新。台湾农业科技经历了从“引进科技”到“自主创新”，从传统技术到现代技术再到高新技术的发展过程，并建立了“省农业实验所”、综合性农业改良农场、省高产实验所、省家畜卫生实验所、省药物毒物实验所等专门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比较健全的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队伍。20世纪50年代，台湾开展以良种为中心的技术改革。1959年，台湾当局制订了《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1969年，当局健全了农业研究机构，培养农业人才。70年代，当局更加关注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1984年实施“台湾科技升级计划”，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培养了8万农建大军。1985年台湾科技研究开发投入占GNP的比例首次突破1%，1996年达到3%。其中，农业科技占12.2%，居各领域第二位。目前，台湾农业发展中，科技贡献率高达60%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注：张骥等：台湾的农业产业化及对祖国大陆的启示，载《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
4.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政策导向。早在50年代，为了加快农业恢复发展，台湾就确立了“自由与保护交替”的外贸政策，通过加强对农业保护，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一方面对外来农产品实行进口管制；另一方面对岛内农产品实行优惠的价格、财税和金融政策。价格优惠政策包括粮食平准基金制度、外销农产品保价收购制度、岛内农产品差价补贴制度等六项；优惠财税金融政策则主要通过降低农产品利率、税率，提供低息外销生产贷款及减免出口企业的各种税费（如营业税、货物税、所得税、关税、港口税、盐税等），以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开拓外销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到60年代中期，为顺应农业结构升级，台湾又提出了“以进养出，以出促进”，建立进出口的良性循环，进口饲料发展畜牧业；同时，农业发展政策逐步同“以农补工”转变为“以工补农”，通过发展工业支持农业。70年代初台湾当局制定的“农业政策检讨纲要”、“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要”及“加强农村建设重要措施”三大政策性文件中，又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80年代实施的“第二次土地改革”、“稻田转作计划”和“农业升级计划”，其重点是通过资金扶持，加速农地重划和农业机械化进程，减少稻米生产，扩种果蔬等高附加值作物，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等。近几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即将加入WTO，台湾面临着进一步降低关锐，放松进口管制和削减农产品价格补贴等诸多冲击，台湾当局为此又提出要依靠“资讯、科技、品牌”，利用科技、人才、区位和产品特色优势，增加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5.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为农业结构升级创造了良好条件。50年代初，台湾的工业化进程是以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为开端的，最初几年，经济获得了很高的增长率，但由于台湾岛内市场狭小，到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增速趋减，从而也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60年代台湾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随着工业品国际市场的拓展，台湾制造业也因应获得了迅速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到70年代初，台湾已经基本上吸收完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为第二次农地制度改革，实施农地重划，扩大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以及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都创造了良好条件。
尽管当前台湾农业发展面临着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等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二战以来台湾农业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农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农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依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机联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