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年代文化思潮的一点想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想法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锐先生一再来电，嘱我为《山花》的“前沿学人”专栏写文章。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有搞清楚学术上何为“前沿”何为“后方”？回顾自己近年来的工作，也是有显有隐，显者多半是参与了有些热闹的集体性话题的讨论，如“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寻思，隐者多为个人性的研究心得，如关于民间、战争文化、无名等学术话题的阐释，但无论显隐，该说的早已是写成了文章发表，再多说就没意思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有交卷。今年五月我去宜昌游三峡，幸遇何锐先生，又提起稿约的事，当着他的面无法再推迟，就随便想了一个题目，来谈谈自己对90年代文化思潮的一些想法。
本来，要谈谈90年代文化思潮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自己是过来人，多少能对这个时代的学术作点见证。可是待到动手写的时候，一打开电脑，脑子里呈现的图案就像面对的屏幕一样，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这倒不是说90年代的文化领域就是漆黑一片，如果要用颜色来定它的调，勉强可以算作灰暗的，没有80年代那样充满亮色。一片灰扑扑的天地里，自然也有各路幽灵在游走，不过是面目不清，行迹暧昧，决不像《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个幽灵”似的富有战斗性，因此要像清理阶级队伍那样将90年代文化思潮清理一遍，实在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听说现在有人已经在做90年代学案了，也听人说起过某某城的“X 大思潮”云云，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也许到了世纪末真会有一点热闹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来说90年代，也就是指1990年到1998年的事情，我眼前还是灰扑扑的一片。
想说的已经都说了，上面这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我的想法。若不知趣地还要饶舌，那就只能对那点灰色作个解释，虽然这也有点煞风景。在80年代，文化领域硝烟弥漫，却充满亮色：是与非、正与邪、改革与保守、开放和传统、思想解放与极左僵尸、广场与庙堂……城头经常变换大王旗，但变来变去，无非是此伏彼起，二元对立。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中，五四的启蒙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80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话语酝酿、形成和腾跃的过程，它努力实现的是将自己从庙堂意识形态话语中置换出来，或能以自己的话语力量对社会进步承担一份责任。当时也有过一些混战，多元这个词有时也能成为二元对立的双方临时妥协的一个藉口，有人喜欢把这样的色调称作为杂色，杂则杂矣，但也不是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并列着各种颜色，彼此间不混淆，而且仍然充满了亮色。到了90年代，文化领域丧失的正是这种亮色，仿佛是在各种杂色上涂了糊糊的一片，所有的颜色都变得暗淡浑浊，这状况很让人想起历史上鲁迅觉得目瞪口呆的20年代末，连气壮如牛的革命才子蒋光赤也改名作无光无彩的蒋光慈了。
现在反省起来，恐怕即使没有这糊糊的一片，各色颜色的变质也是迟早的事，颜色是由各种化学原料制作的，不会永久地鲜亮无比，文化思想的色调也可以作如是观，不会有永远鲜亮的思想，何况当时构成文化思想的原料来源推究起来也是挺可疑的。记得当时有一本小杂志叫《新启蒙》，是讲继承五四传统的，我极其珍视它对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思想成熟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恋旧似的珍藏了这五本小书，但时间一跨入90年代，海外突然有人唱起了指责五四激进主义的调调，国内也立刻回响起来，竟成一时之风气，这《新启蒙》在这股风气下变得无声无臭，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安息了，90年代的大学生们大概不会再有人知道这本书。这究竟是中国真的不需要新的启蒙了，还是一时的风气，尤其是海外学界的某些风气成了我们的精神导向和思想资料？我重提这件小事，并不是为启蒙在中国的命运感到有什么惋惜，只是由此想说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可疑，这就决定了80年代的许多像是在领导潮流的文化思想自身来源的可疑。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精神传统无法安身立命，也无以言说，实在要说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胡说。那么，其亮色转而暗淡，似乎是一种宿命了。
所以现在说90年代文化领域的“灰”，也没有什么贬意。灰属于一种低调的颜色，低沉而不清朗，但惟其低沉才能清醒反省，不会自以为是地像80年代那样，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一二个新名词获得灵感，立马发动一场场名词革命。还有，惟其不清朗，才失去了80年代那种两军对阵式的壁垒，正反双方都失去了斗鸡似的目标，或者是因为这种低调由各方的思想阵营分享了，虽有目标存在也不必引以为对手，各种思想面对新的社会转型而忙于调整自己的阵脚，顾不过来乌眼鸡似的你斗我我斗你。现在想起来这种低调文化也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动放弃其传统的思想斗争方式有关，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有力支持，尽管也发生过一些龃龉，但知识分子话语仍然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主要表述形式，90年代这种结盟散伙之后，主流话语出现了空白地带，“不搞争论”的务实的思想政策，不仅淡化了80年代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结构，也淡化了各种思想立场的鲜明性。90年代尽管也有些极左言论想搅浑一缸水，但终究是失去了权力的倚仗，成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所以，谈90年代的思想文化，不能忽略“不搞争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不争论才能藏拙补短，才能养精蓄锐保持元气，才能在新的社会转型中调整好自己，这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时策略，也给一个时代的思想发展定下了基调，地上万物竞争转向了地下的寻找能源，庙堂广场争执不休的问题转入民间接受考验，知识分子在自我诘难中慢慢地探索自己的话语，梳理自己的传统。这也可以说是表面灰扑扑的90年代文化的生存状态。
我对90年代文化领域的这种感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在已经是1998年的中期，90年代也快走到了尽头，有些变化的迹象才渐渐从灰暗中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下一节想说的关于幽灵的解释。如果说得好玩些，我想起了周易里的“复”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卦象，下震上坤，其图为
，上面有五线为阴，最低一线为阳，也就是说阴到了极点，底下已经悄悄生成了阳，元气在慢慢地积蓄。其传谓：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复”被解释为反，即反复。上阴而下阳，阳在底下慢慢复元，终将得势，所以称作为“亨”，亨通大利的征象。无疾即不快，这种由阴转阳的变化是慢慢形成的，循序渐进，不是靠突然从外面降临的神力。下面是震卦，震有动的意思，上面是坤卦，坤有顺的意思，一阳在下面震动而起群阴皆顺从，引其同类的“阳”相继而来由下往上增长，阳长而阴顺，也就是“朋来无咎”的意思。我不懂周易，这些话都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周易大传新注》（徐志锐著）而有兴趣抄来的，现在写到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略有所感，心有所动，就以此作不伦不类的比拟，想说明的是，文化领域的灰色和低调，并不说明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精神领域的探索，思想的力量仍然在蠕动，在勃起，它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生长出来，影响到广场和庙堂。虽然我眼前还是一片灰暗，但谁能抗拒这七日来复的诱惑呢？
接下去似乎可以谈谈幽灵了。当然这些隐没在灰扑扑天地里的幽灵还没有充分显现之前，很难对它作出清晰的描述。大致地看，是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被分化成以多元为基础的“三分天下”，即在传统的庙堂意识与广场意识以外，知识分子从式微的五四精英传统中转移了思想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返回自己的民间学术岗位。这庙堂、广场和民间岗位的“三分天下”只是一个比喻，也许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意义不在于从“二”到“三”的数字游戏，一元象征了专制模式，二元象征了对立中的战争模式，而“三”，则是多数的虚拟体，“三”的平方为“九”，象征了至高至多，因此，“三”则成为多元格局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在这灰天灰地里游走的，不是具体的幽灵，而是模模糊糊的一片，甚为壮观。
形成多元格局的同时也将使那些幽灵的身份更加暧昧和模糊，90年代的陈寅恪热就是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在80年代的实践中认识到五四以降知识分子传统的脆弱，90年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工作是通过各自的立场来反思和弥补这一传统的先天性局限。无论从国学研究立场还是从后现代的解构立场，在我看来其学术指向都是对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表面上看是在反思中突破了五四传统的局限，朝更为阔大的境界发展，（所不同者，是前者从时间上将传统追溯到古代或者近代，后者则企图从空间上引进当代西方学术传统），但这种突破是否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放弃了五四以来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实战斗精神，放弃了本世纪初延续而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这正是90年代以来各种学术观点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五四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反思，可以由多种立场和利用多种思想资源来共同进行，也不排除有所扬弃与否定，但这并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自我取消。陈寅恪先生过去是被人看作保守派的一员，与新文化运动无缘，但从陈寅恪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成就而言，传统的文化模子根本就无法铸就那样的知识和人格，再则，虽然陈先生以传统文化的守护人自居，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说到底仍然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与80年代高扬的鲁迅的现实战斗精神相比，90年代对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守护，其意义显得更加含混而多义，但作为知识分子守先待后的传统，不是萎缩倒是悄悄地扩大了。
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保障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但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本身则是离不开思想的。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大意）的说法，大约反映了80年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向民间岗位的转化，但真正的学术工作，并不缺乏思想的灌注，因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人文学科被当做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其间并占领着主导地位，学术工作者要真正以科学精神去“重写”自己的研究领域，必然地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近年来近代史学研究中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就是重要的证明。这样一种坚守在自己学术和工作岗位上的人文精神，在慢慢的力量积蓄中自会产生出新的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并形成知识分子传统的当代立场。
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暧昧灰暗的文化局面何时会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灰暗里决不是无生命的荒野，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命在暧昧中悄悄涌动。80年代末的两败俱伤使文化进入静养和调整时期，庙堂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都在昏暗里重新积蓄思想的能量，谁也难以预料“不搞争论”会不会变成争论和占领，也难以预料广场上的思想力量如自由主义思想会重新成为显学，但不管怎样说，民间一维的加盟，二元对立的敌对思想结构终难以再现，民间岗位上的学术思想则在大地底层独立地生存着，并且慢慢地发生作用，对其他各方都会有所影响。90年代民间学术刊物的繁荣和与人文精神相关话题的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可能性的见证。
明年是1999年，世纪之交的文化思想领域，或许会有一番好看的景致。
学人档案：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并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教学和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有关中国20世纪文学史研究方面，他于1985年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理论，主张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为的学科界限，将20世纪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并由此实践一种将文学现象置于20世纪文学史背景下考察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论主张和方法实践都体现在他的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80年代末，他又参与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倡文学史写作应该从教科书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个人化、多元化的文学史写作。在文学史理论方面他用“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传统和民间文化形态三大板块结构理论”来消解战争文化观念形成的“二元对立”观念，并对一系列文学史现象作了重新解释；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他一直跟踪式地反应着当代文学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走向和发展，并应用他自己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如“民间立场”“无名状态”等来解释当代作家作品，从90年代开始，他每年主编一部《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跟踪反映当代小说的演变轨迹，并及时作出自己的理论解释。著作曾多次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要著作：
研究专著
《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
《巴金研究的回顾和瞻望》天津教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初版
《20世纪中国文学论》（韩译本）韩国青年社1995年初版
《还原民间》（论文集）台湾东大图书出版社1997年
学术传记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初版
编年体文集
《笔走龙蛇》（1988——1989年文集）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初版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初版
《马蹄声声碎》（1990年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初
《羊骚与猴骚》（1991——1992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鸡鸣风雨》（1993年文学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初版
《犬耕集》（1994年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初版
《写在子夜》（1996年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
自选集
《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初版
《黑水斋漫笔》（随笔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
主编对话集
《夏天的审美触角》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初版
《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