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收益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多年来，经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个人分担政策的前提下，影响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决策人对个人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判断。对个人教育成本和收益的研究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有助于正确估量个人和家庭的高等教育付费意愿，同时，它也是分析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和供给的十分重要的手段。在国际教育经济学界的教育成本—收益分析中，绝大多数的计算是基于内部收益率而非其他标准（Psacharopoulos and Woodhall， 1985）。
一、理论框架
教育收益率研究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者收入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由他们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科恩，1989）。其过程简单地描述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又带来较高的收入。人力资本理论包含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实证数据都显示出，受过较高教育者的收入较高，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收入的提高部分被用来度量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乃至社会的收益。
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和收益可以通过几种途径结合。最常见的成本—收益比较形式是净现值、成本—收益比（或收益—成本比）以及收益率。常用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包括：明瑟收益率，即个人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带为的收入增长的百分比；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即使成本和收益净现值相等的贴现率（Pscharopoulos and Woodhall,1985）。
明瑟收益率是考察教育边际收益的一种方法，通过考察以下明瑟收入函数来确定教育的收益状况：
其中：Y为劳动力的年劳动报酬收入，S为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EX为劳动力的市场经历。公式1中的β被定义为明瑟收益率，可以看出：
即多受一年教育带来的收入提高的比例。明瑟收益率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的个人成本，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衡量一定量的教育带来的收益的方法，并不能称为成本—收益分析
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是指使教育成本的现值和预期收益的现值相等的贴现率。换句话说，是指使贴现的教育成本和收益之差为零的利率。以受教育者个人为投资和收益的主体计算的收益率称为个人收益率或私人收益率。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为教育的内部收益率，B[,t]为第t年的教育收益，C[,t]为第t年教育成本，m为该级教育的年限，n为受教育者毕业后终生获得收入的年限。
在计算教育的内部收益率时，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是对这一方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方面：（1 ）教育内部收益率的计算需要大样本多变量的数据，完全令人满意的样本几乎不可能得到；（2）教育的收益是多方面的， 如果仅考虑投资收益（在未来可以获得的满足或效用），而不考虑消费收益（在单一时间内，短暂和即时的满足），那么受教育者为消费收益而支付的“成本”就被包括在投资收益的成本中，导致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被低估；（3 ）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受a系数（收入的增加归功于所受教育的程度）的影响很敏感， 使用的a系数越高，内部收益率就越高。
与其他方法中需要确定一个主观利率相反，教育内部收益率方法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得出一个利率。因此这种法被研究者更频繁地在多个国家运用。
二、关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研究的政策含义
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是教育成本—收益研究，乃至整个教育经济学领域内比较广泛应用的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它不但成为教育经济学中其他理论的重要基础，也为许多国家政府的教育决策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通过对数十个国家教育内部收益率的研究和比较，萨卡活普罗斯等人发现；（1 ）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无论是社会收益率或是私人收益率）在所有教育层冲中最高。（2）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 这一现象在大学教育阶段尤为显著。（3 ）所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远高于10%——发展中国家通常用来表示资本机会成本的标准。（4 ）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收益率（Psacharopoulos.1985）。
上述发现具有相当重要的政策含义。例如，由于教育具有高于社会平均的投资社会收益率，所以在政府投资选择中应当给予优先地位。另外突出的一点就是，由于当前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个人边际利益，所以把政府承担的部分高等教育负担转移至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身上，将不会导致人们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当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普遍面临财政困难，转而谋求私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可能性时，这一论断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在同一个国家里对教育收益率长期不断地进行估算，不仅可揭示不同学校教育水平的不同回报，而且能提供在经济变化的条件下学校规模扩张如何对收益产生影响。在少数几个国家进行的连续估算结果表明：教育收益率随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张而下降，并且较低层次的学校教育的收益率先下降。在几个国家进行的教育收益率长期变动研究，都得出了高等教育收益率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收益率高于初等教育的结果（Tsang，1995）。
在我国，80年代后期一些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开始介绍西方关于教育投资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结果虽然不尽一致，但多数研究基本支持以下论断：（1 ）我国教育收益率为正值，表明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影响个人收入的形成和分配。（2 ）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相应层次教育的私人收益率，甚至明显低于教育收益率最低的发达国家，存在收入分配的“脑体相对倒挂”（赖德胜，1996）。（3 ）与其他多数国家的情况相似，初等教育收益率在所有教育层次中最高。（4 ）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在三级教育中最低。
但是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收益分析在数量和范围来说比较有限，特别是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劳动力样本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数量少，而计算高等教育内部收益率对样本量的要求很高，所以关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的研究更加缺乏。在有些情况下，由于采用的方法过于简单化以及数据来源的不统一，导致计算的结果相当不一致。中国国情的特殊之处，例如绝大多数在公共部门就业者的货币收入和实际收益的差距等，也没有被充分地考虑。另外，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80年代的资料得出的上述结论似乎并不足以面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所以，利用近期采集的相对丰富的数据进行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对当前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利用“中国教育收益率研究”的调查数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状况进行分析。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明瑟收益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社会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是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受教育者的劳动报酬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之一，就是受教育年限与劳动报酬不成比例，以至于受教育越多越吃亏（厉以宁，1995）。那么，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实施若干年之后，受教育者的劳动报酬，特别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劳动报酬收入状况如何呢？利用明瑟收益率方法的基本收入函数和扩展收入函数所计算出的我国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明瑟收益率，可以作为对此问题的实证的回答。表1 为中国教育收益率调查数据中城市劳动力教育程度的分布以及年平均入情况。
表1 1996年城市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样本数与年平均收入 单位：元
总体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年收入 7988
6191
6625
7134
7599
8557
9111 10795
样本数 7590
19 3862414
2048
9491222552
表1的数据说明，1996 年城市样本中我国城市劳动报酬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关系呈现出显而易见的一致性。样本总体中文盲的平均年收入为6191元，而大学本科毕业者为10795元。从总体上看， 它说明当前我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得到扭转。
利用表达收入和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之间关系的基本收入函数（公式1）回归得到的各参数的估计值如表2所列。回归结果中教育年限的系数即为教育的瑟收益率，指多受一年教育收入提高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在我国，教育年限的边际收益率为正值。在就业年限相同的城市劳动中，平均每多受一年教育，劳动力的收入就增加5.3%。
表2 收入函数回归结果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
教育年限
常数项
0.034321
-0.00037
0.053156
7.700964
上述回归分析得到的收益率是各层次教育的平均收益率，利用明瑟收入函数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到的各级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初中3.59%，高中4.19%，中专6.76%，大专4.67%以及本科6.58%。与现有研究相比较，已有的关于1998年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的研究结果是，中国教育总体、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2.7%、3.4%、3.9%和4.5%，（李实、李文彬，1994）， 此结果表明较高教育层次具有较高的明瑟收益率。与以前关于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相比，此结果中教育总体的明瑟收益率以及所有教育层次的明瑟收益率都具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国际数据（非洲13%、亚洲11%、拉丁美洲14%、中等发达国家8%以及发达国家9%）（Psacharopoulos，1985）相比较，我国5.3 %的总体明瑟收益率以及各层次教育的明瑟收闪率均不但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远低于明瑟收益率较低的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四、我国高等教育的私人内部收益率
前面提到，明瑟收益率的计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将教育成本和收益结合最常见的方法，也是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计算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即计算使教育成本的现值和预期收益的现值相等的贴现率。这里将采取1996年我国城市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和中国教育收益率调查数据进行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的考察。
计算高等教育内部收益率所需要的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的数据。而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都不是在单一年份发生的，教育的成本发生在整个受教育期间，收益也要在受教育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逐年实现。高等教育的收益形成了一个收入的“流”，可以用教育的年龄—收入曲线表示。图1即为1996年中国高中、大专、本科毕业生的年龄—收入曲线。
此年龄—收入曲线显示出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收入、教育和年龄之间的关系：（1）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在绝大多年龄段上受过较高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收入，在所有的年龄段上，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都高于高中毕业生，而且在绝大多数年龄段上本科毕业者的收入也高于大专毕业者；（2）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增长， 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停止增长或开始下降；（3 ）受过较高教育者的年龄—收入曲线陡度更高；（4）受教育的水平越高， 其收入达到峰值的时间越晚，图中高中毕业者达到收入峰值的年龄为46岁左右，而大专、本科毕业者达到收入峰值的年龄同为52岁左右。
图1 中国高中及高等教育年龄一收入曲线
用平滑后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数据表示的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对高中毕业者的收入优势作为高等教育的收益，同样采用1996年中国城市调查中关于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私人成本的数据，利用不同α系数得到的大专和本科的个人内部收益率如表3所示。
表3 由平滑后收入计算的中国高等教育私人内部收益率
α系数大学专科收益率大学本科收益率
0.6 3.93%4.00%
0.8 5.49%5.49%
1.0 6.86%6,78%
理论上，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指由于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带来的所有收益，但通常在计算高等教育收益时采用的是个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带来的收入的提高。对其他类型的收益，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收益，以及非货币化的收益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在住房和医疗等福利性收益方面，高等学校毕业生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在医疗方面，享受公费医疗者占同类人群的比率，呈现出鲜明的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享受公费医疗者的比重为92%，大学专科毕业者为88.9%，而高中毕业者中这一比例75%。根据《中国卫生年鉴》关于全国职工人均公费医疗支出的数据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进行调整，采用扣除获得资助的个人成本净值计算得到的我国高等教育私人内部收益率为：
表4 中国高等教育私人内部收益率（1996年）
α系数 大学专科收益率 大学本科收益率
0.64.66% 4.53%
0.86.24% 6.01%
1.07.62% 7.30%
关于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的收益率虽然为正值，但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甚至远低于教育收益率最低的发达国家。在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我国的工资政策和工资增长机制。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国公共部门和公有制部门中大学毕业文化程度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新员工在定级时工资待遇差别十分有限，日后的晋升则主要依照工作年限、行政级别和专业技术职称的变化进行，而后两者的晋升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仍然是工作年限。所以对于一般职工来说，决定他们的工资差异的不是教育水平的差异而是就业时间的长短，除非高文化程度的职工具有更多的工资轮长，基本上是完全不考虑职工教育水平的差异，从而造成原来不同教育水平职工之间工资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赵人伟、李实，1994）。
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作为其理论成立的基本假设之一。其内在逻辑是，既然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和流动，完全反映劳动生产率的雇员工资就呈现出与所受教育水平的一致性，因受教育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够通过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大学毕业生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生产要素，其就业是劳动人事计划的组成部分，由政府“配给”，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个人几乎都没有选择权。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工作一经分配，常常就成了职工的终生职业，社会流动率极其低下。根据80年代的一个调查，我国某大城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单位流动次数”和“岗位流动次数”平均为0.79和0.70次，绝大多数人终身未换过单位和岗位（郑挺，1997）。Jamison和Gaag利用1985 年中国西部某县家庭收支调查数据研究也发现，公务员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制度不能反映其通过教育或工作经验而获得的劳动生产率（Jamison&Gaag，1987）。也就是说，在普遍缺乏竞争和流动的情况下，个人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不能得到实现。这样，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劳动力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体现。高等学校毕业生即使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也不会给其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
如果说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在市场经济国家，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可以为个人带来更高收入的假设成立，那么我国教育收益率，特别是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下的现象，可以用来证实在缺乏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然而，主要利用货币收入计算的我国高等教育明瑟收益率和个人内部收益率绝对水平，并不能准确完全地反映居民对高等教育收益的预期。首先，本文中的高等教育收益，没有包含当前我国公有制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就业人员相当普遍的诸如住房等方面的非货币收益；其次，采用城市数据估算出的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必然高于城乡总体水平；再次，利用横截面数据计算的收益率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和改革对居民预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我国年轻的就业者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优势要大于中年年龄段的就业人员，由此可以推断居民对高等教育收益水平的预期应高于利用横截面数据得到的收益率。
五、结论
在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中，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的收入存在正向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现象已得到扭转。我国高等教育具有正的收益率，表明个人的高等教育支出是能够给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未来收益的，而且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水平显著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原因被认为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报酬收入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不过考虑到受过高等教育者非货币化收入方面的优势、高等教育收益水平提高的趋势以及在年轻就业人员中较高的收入优势等因素，对经济收益的预期足以解释居民中存在的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居民个人对高等教育付费意愿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说，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绝对值低于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存在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较高的预期，一定限度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成本分担政策，将不会导致居民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