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人类学论文,晚年论文,创造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探讨，人们大都侧重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并以此作为笔记的目的和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笔者认为，笔记虽然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并不以探索后者为目的和核心。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所进行的一次思想和理论上的伟大长征，是他在贫病交加、伤痛缠身的情况下为完善唯物史观而勤奋拼搏的光辉记录，也是他晚年留给后人的一份唯物史观的宝贵财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试就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特别是它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作一初探。
一
马克思并非晚年才接触并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批判和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及基本矛盾的分析，依据当时所能获得的古代史知识，创立了唯物史观，宣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在私有制、国家问题上的“永恒论”。但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进行充分论证，仅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考察是不够的，必须从私有制的历史起源上，从包含这种私有制与不平等的个体家庭的起源上考察。这就需要对人类的史前社会及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当时历史科学的不发达，历史资料的缺乏及其不准确，虽然马克思利用当时的所能得到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发展作了论述，但这种论述尤其是对古代社会的论述还很不准确，造成了自己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部落所有制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但他又认为个体家庭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细胞，部落组织只是个体家庭的扩大，它包含着奴隶制。这实质上并未超出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1〕这即是说，阶级、 私有制虽不能永恒存在下去，但却是自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这说明当时马克思尚未认识到史前公有制社会的存在，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这一刚刚形成时期的不完善性。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以对印度为典型的东方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认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真正的公有制形式，对后来的土地私有制来说具有原始的性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个时代，以取代部落所有制。但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马克思仍把个体家庭看作是社会基本细胞，认为在这种公社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2〕。他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 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向私有制时代的过渡阶段。这就出现了他思想上的逻辑与事实的矛盾。这表明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研究尚未超出阶级社会的范畴，也未能解决这一矛盾。不过，以亚细亚的所有制取代部落所有制，作为社会发展史的第一阶段，则表明了马克思用新的历史知识完善自己已有理论的意图。尽管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抛弃了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晚年，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类学学者对史前社会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连续发表了一大批原始社会史的著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科学成果。这种情况既向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又为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前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新的事实。当马克思研读了这些人类学著作之后，他发现自己先前对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认识还很抽象，必须对史前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剖，用新的材料补充和纠正以往的认识，以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于是，1879年至1881年，马克思写下了包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摘要》5个手稿的人类学笔记， 为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作出了不懈的创造性探索。
二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基本都是从阅读的原著中摘录的资料，但这些庞大的“素材”并不是马克思对原稿的信手摘抄，而是对作者和材料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作了一定加工的可读作品，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马克思对问题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体现着他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许多创造性探索。
（一）奠定了科学古代史观的基础
理论研究的客观要求，使马克思从早期开始就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非常重视。然而，直到人类学笔记写作之前，在马克思那里，古代社会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哑谜”。当马克思晚年阅读到《古代社会》等人类学资料后，他才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形成了对古代社会的新认识。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原始家庭关系的认识。马克思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原始社会的家庭问题，并对相关资料作了详细摘录，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发挥。这主要包括：第一，肯定了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新地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建立了他的原始社会史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把家庭观念的发展和财产观念的发展放到第一编第二章（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之后，把原第二编（社会制度）放在了最后，即首先讲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其次讲财产所有制，最后讲氏族、部落和政权组织的国家之起源。马克思的这一改变，不仅使摩尔根的体系更富有连贯性、逻辑性，纠正了摩尔根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而且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原始社会制度，解开原始社会之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第二，突出了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一直强调物质生产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意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机制和动力。到晚年，马克思虽然仍强调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却对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反映在他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体例结构的变化上。这一变化反映了马克思对家庭重要作用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为恩格斯后来创立两种生产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对摩尔根关于古代婚姻家庭形式与亲属制度关系的论述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摩尔根以美洲易洛魁人对偶家庭与其流行的亲属制之间的矛盾为突破口，发现了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与这种亲属制度相符合的普那路亚家庭；然后又从普那路亚家庭与亲属制度之间的矛盾，发现了比之还要原始的最初群婚制家庭——血缘家庭。在摩尔根看来，“亲属制度并不基于天然关系，而基于婚姻；并不基于虚想，而基于事实；每一种亲属制在其使用期间都是既合乎逻辑、也合乎实况的制度。它们所提供的证据价值极高，也最富于启发性。”〔3 〕然而，摩尔根对家庭形式与亲属制度关系的论述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就是，亲属制度只是能把家庭形态记录下来，而不能肯定二者谁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关于古代婚姻家庭形态与亲属制度关系的论述，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表达了他的家庭形式是亲属制度基础的思想。为了使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关系，马克思还把亲属制度同上层建筑作了类比，指出“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致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4〕。
2.关于氏族的认识。摩尔根根据自己在印第安人中所搜集的材料，揭示了氏族制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证明了原始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氏族。马克思接受了摩尔根关于氏族理论的观点，并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在谈到氏族起源的本质时说：“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5 〕并认为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马克思在谈到氏族与家庭的关系时指出：“按起源来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础。”〔6〕这就修正了他对原始社会内部结构的传统认识， 科学解决了史前社会的社会内部结构这一对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问题。
3.关于原始社会历史分期的认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将原始社会史分为两个时代、六个阶段。这种分期，大体描绘出“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马克思接受了摩尔根的分期法，并以极明确的语言叙述了每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马克思对摩尔根这种分期并非全盘照搬。他通过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根据原始社会的特点、性质，突破了摩尔根的局限，提出了自己的原始社会历史分期思想，即以家庭与生产力的结合为标准对原始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进行划分。马克思认为，作为原始社会史分期的根据，除了生产力以外，还应注意生产关系变化的轨迹。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构成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是原始的家庭关系。他认为，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8〕，血缘家庭之后产生母系氏族家庭， 原始社会进入它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家庭又为父系制家庭所替代，从而使原始社会进入它的解体时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与家庭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对原始社会历史作出客观而又科学的分期。马克思这一思想，在新的意义上完善了唯物史观社会史分期的一般原理。
（二）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私有制的起源作了初步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认为：“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9〕。这种共同体即部落， 其内部已存在私有制和奴隶制，因此这并不能说明私有制如何从非私有制社会产生出来，反而内含着私有制早已有之的思想印迹。60、70年代马克思虽接触到一些人类学资料，但也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直到晚年，他才在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等人提供的丰富材料基础上，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最初产生于蒙昧时代中级阶段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母系氏族是氏族低级、原始的形式。在这种氏族中，世系按母系来计算和财产按母系来继承。当母系氏族走过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而进入到它的全盛时期以后，其生命历程也就快结束了。因为到了野蛮时代中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两次社会分工；到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交替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分工，伴随着第三次社会分工出现，使私有制得到了完全的巩固和确立。
马克思进而揭示了阶级起源。马克思认为，由于氏族内部成员之间财产多寡悬殊与贫富分化，“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生”〔10〕，于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11〕。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大大深化以前他对阶级起源的认识。
在解开私有制起源和阶级产生之谜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解决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必然导致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的国家的产生。他还通过对梅恩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加深了对国家问题的认识，指出“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12〕。“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13〕，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三）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新概括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唯物史观的一项基本内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人类社会发展史描述为“非异化——异化——扬弃异化”的过程或“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过程。但由于受传统历史观的影响和经验资料缺乏，马克思这种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描述，主要是一种逻辑抽象与思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分别把部落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原始公有制形式，明确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序列。晚年马克思，通过对有关古代历史著作研究之后，才真正认识到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私有制的历史起源及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转变之谜。据此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氏族解体之后产生的一种社会形式，从而排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序列中的始初地位，科学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由原生形态即原始公有制社会，经过次生形态即整个私有制时代，向再生形态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这就使马克思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理论达到了逻辑上的严密性并获得经验材料的确证，从而走向完善。
马克思还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具体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详细摘录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化方面的资料，指出，“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它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体现着这三种状态的每一种，特别是体现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体现得比人类其它任何部分都更为精确、更为全面。极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和北美南美一些沿海部落，都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村居印第安人，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北美和南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14〕这是马克思改造过的，并特别冠之以“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的标题，它体现了马克思这样一些基本观点：第一，交往隔绝、闭塞地区的部落，其发展是缓慢的。第二，交往频繁的地区，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就促进了不同部落或族系的相互进化发展，尤其促进了落后地区部落的快速进化，表现出不同部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进化程度的差异性。第三，进化程度不同的不同部落或族系，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进化时期，表现出了历史进化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次序与趋向。第四，由于存在发展进化程度上的差异，高级阶段的部落就能够利用自己技术发明上的优势，将处于低级阶段的部落提高到自己的水平。马克思在谈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发明时说到：“在这些发明中有一些可能是从处于中级阶段的部落那里承受过来的；正由于这些过程是经常重复的，所以较进步的部落便把较它们落后的部落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其速度则以后者能够认识和利用这些进步的方法的速度而定。”〔15〕这里，马克思实际提出了原始社会不同部落和族系进化中的跨越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跨越的实现一要有发达生产力水平这一外在因素，二要有使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有利根据。
三
马克思还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加深了对东方社会的认识，进一步完善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
（一）阐明了“农村公社”自身二重性特征和历史命运
东方农村公社（其中包括俄国公社）都是从原始公社后期的农业公社沿袭下来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它的支撑点，农村公社的命运取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因此，马克思对公社命运的关注都倾注在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中，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和评注上。
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中提供的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秘鲁人、印度及阿尔及利亚等地区的有关古代公社制方面的丰富资料使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东方的村社所有制形式并非纯公有制，在其内部，早已历史地产生了私有制因素。原来牢固而狭隘的血缘关系已被打破，在地域及经济关系之上，已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房屋、园地，其它动产已私有化；耕地、林地等仍归公有，在公社成员之间分配使用，但产品私有。农村公社，一方面包含着对土地这种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存在房屋、园地及动产的私有制形式。这两种所有制因素构成了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特征。
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出发，马克思论述了农村公社的两种可能命运。马克思强调指出，由于农村公社的内在二重性使它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由于私有制因素的加强，使私有制原则在公社中战胜公有制原则，导致公社制度解体；另一种趋势是保存集体所有制因素，并且战胜私有制原则，使公社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机体，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长久地保存下去。按照马克思观点，“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6〕。
（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思想的运用和体现
早在写这些笔记之前，马克思就提出了跨越思想，只不过这种跨越仅限于落后村庄的发展。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史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注意到了历史发展中具体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但此时还没有丰富的资料供研究、阐述和完善这一理论，因此，这种思想还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对于东方落后地区，还未将其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来考察。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完善并历史地证明了他的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也证明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同时，依据对史前社会不同民族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他也认识到，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各有其特点。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客观外界环境。这一理论的完善，使他以此为指导，把东西方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同时解决了这种跨越如何实现的问题。
俄国村社自身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固定发展模式，其固有的二重性特征，只内在地规定着发展的两种可能。何者现实化，取决于外部环境条件。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社会现状进行分析过程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已遭到致命危机，它正走向灭亡并将要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如果俄国村社走入资本主义，虽具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和根据，却是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相违背，而更高阶段的跨越，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也为跨越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基于对西欧与俄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西欧虽然具备了向新社会过渡的物质基础，但不具备直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俄国虽自身不具备跨越的物质基础，但却具备了发动革命的条件。于是，他提出了以俄国革命为“信号”，东西方“相互补充”的革命策略。不仅俄国要进行革命，西欧也要随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西欧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它还以其先进的生产力技术将落后的俄国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帮助俄国完成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跨越。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胜利思想，它包含着历史发展的递进与跨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结合与巧妙统一，展示了马克思历史发展思想的精髓。
注释：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2、1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
〔3〕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杨东莼等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9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4页。
〔4〕〔5〕〔6〕〔8〕〔10〕〔11〕〔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54、499、499、348、522、304、645、 646、331、38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5页。
标签：古代社会论文; 摩尔根论文; 原始社会论文; 人类学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所有制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公有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