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经济学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最近提出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也是近期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西部大开发的难点、风险和应当供给的关键政策进行理性和冷静的分析。并据此提出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思路和对策。
一、要素区域流向法则与东西部经济成长差异
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资金、劳动力、技术、知识、人才等各要素的投入。从西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看，土地和劳动力过剩，而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特别缺乏。缩小发展差距和大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些西部缺乏的要素能不能从内部更多地得以积累，并大量从东部流向西部。那么，要素是根据什么积累和流动的呢？关键在于要素的收益水平。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从要素的地区间流动看，要素是要追逐收益的。哪个地区的资金利润率、工资待遇、技术价格、企业家报酬等等水平较高，它对要素的吸引竞争力就强，资金、劳动力、技术、人才等等，就往哪里流动。这虽然是一个经济学铁的法则，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最关键的一点，但往往被研究西部大开发的许多文献所忽视。
从信贷资金的流动看，由过去的计划控制、规模下达和额度管理，改变为存贷挂钩和资产负债风险管理。这就使得信贷资金的流动要讲安全，讲效益。东西部比较，信贷资金投在东部要比投在西部收益高且安全。因此，信贷资金可以随着金融体系内部的同业拆借市场，从收益较低和风险较高的西部地区向收益较高和风险较低的东部地区流动，西部储蓄积累的一部分，由“西部存款—金融体系内部拆借—贷款流向东部企业”渠道流出西部，进入东部。
从资本要素的流动看，新兴的资本资金市场，则以东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多少和融资规模大小来调节地区间的资金流动。东西部比较，由于公司的效益差别，东部可以由券商推荐的上市公司较多，而西部一些省选择够上市标准的企业很困难。东部上市公司和建立的基金较多，西部较少。西部居民又要购买东部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基金等，西部储蓄积累的一部分，又由“西部居民购买股票和基金—资本市场—东部上市企业的资本”渠道流出西部，进入东部。
劳动力和人才的地区间流动，更要追逐其收益水平。随着改革的纵深进行，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制度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放松，如果有需要，一张身份证和一纸毕业证及学位证，就可到一些单位就业；粮食计划配给取消，住房商品化，保险社会化和商业化，户籍约束软化，就学和就医也逐步市场化，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在模糊，这一切为劳动力和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追逐收益而流动创造了条件。从劳动力和人才的收益看，东部要比西部高，东部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对人才的吸引竞争力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的劳动力和西部的人才总体上从收益低的西部向收益高的东部，特别是向沿海地区流动，呈很强的趋势。
一个地区的资金和人才收益率越高，说明这个地区资金和人才的利用率较高。技术专利等等，则随资金的收益率和人才的收益水平而流动。现实的微观经济运行中，技术专利、技术人才和企业家要素的流向，主要还是决定于企业综合收益（包括净收入、资本利润率等）水平的高低。因为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在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下，技术专利、技术人才和企业家要素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从东西部比较来看，这些要素在东部利用的机会要比西部多，发挥作用的环境要比西部好，收益回报要比西部高。这就是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配置给西部的技术工艺、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向东部流动的重要原因。
简言之，由于西部地区的收益水平低，总体上讲，资金、技术、人才，特别是企业家等这些西部稀少的要素，越是市场经济，越是净流出，而不会净流入。这是影响西部大开发和其经济成长的最关键的一点。
二、西部发展要素流动和积累的几个陷阱
西部发展，有运输距离过长、自然条件较差等客观原因。但是，阻碍西部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体制因素。西部作为国内欠发达地区，其发展存在着一些体制和经济运行方面的恶性循环，或者说在发展的一些环节上有陷阱，使物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内蓄力不足，并使要素流动陷入漏损之中。
第一个陷阱是内部要素积累和外部要素流入遇到非生产经营性系统负担太重和生产经营系统薄弱的尖锐矛盾。在西部，党政社团和教育等事业单位规模相对较大，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每一层次的党政等机构对应的企业数量要比东部少；这样，西部企业和劳动者党政社团教育等单位运行经费的负担经费要比东部相对沉重，影响了西部发展的内部积累能力；而由于企业过少，财政产出能力较弱，供养的非经济单位和人口规模过大，使西部党务、行政、社团、教育等工作和事业的运转受到所缴税收短缺的限制；于是，西部企业的税收要分文不少地收上来，预算约束使税收减免和返还的余地很小，而政府各部门则巧立各种名目，向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农户尽可能多地收取苛捐杂费，以维持其运转；这就使得西部企业和家庭的储蓄积累能力大大下降，甚至有的农业家庭和城镇企业，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供给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一个地区，税负（包括苛捐杂费）越重，越抑制投资和资本积累，进而越制约经济的成长。（甘地等，中译本，1993）从统计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西部人均财政上缴和政府预算外上缴负担要比东部地区重得多，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农户对国家的贡献比东部大。而是其所背负的党政社团教育等负担要比东部企业和劳动者沉重。政府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政府拿走越多，实际上是经营者所得利润和报酬越少，资金、人才、技术、企业家等要素的收益率就大大降低。从实际的比较可以感觉到，东部有的一个地级区域，有几万家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也较大，党政社团教育是一个地区级的规模；西部有的省级区域，还没有几万家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也相对较少，但却是一个省级党政社团的上层建筑系统和规模，其下还有几个到十几个地区级的党政社团系统。（注：宁夏543万人口中吃皇粮的24万人，平均21.5人供养一人。 典型的案例是其泾源县最小的一个1000余人口的乡，吃皇粮的竟有624人， 一年仅其工资支出一项就达500万元。见李明今：《一个难猜的数字》， 《经济日报》2000年2月2日第9版。）因此，西部企业不仅在运输成本、 自然条件等方面有与东部企业竞争的困难，因上层建筑负担太重也无法与东部企业平等竞争。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更为深刻的负担与增长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一个地区的党政社团和其他吃皇粮的事业人员规模设为G， 将其企业所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设为Q，G／Q 则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负担系数R。一个地区的R系数越大，这个地区企业的吃皇粮（上层建筑）负担越重，投资、技术、人才的收益率就越低。要素很难流入区内，而且区内要素还会千方百计地流往区外。
近几年由于经济偏于萧条，县区一级中小国有企业和县乡乡镇企业不景气和倒闭的较多，增值税和所得税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基数期已经过去，新增的增值税部分，中央分得过多，而地方所留较少。这两个因素使得西部一些地县财政陷入困境。又由于吃皇粮的人数不能精简，在税源和税收减少的情况下，许多地方不得不加重对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苛捐杂费，并变相地加重农民的负担，使西部的生产经营系统雪上加霜。
在上述大的陷阱中还套着相关的陷阱：非生产经营系统规模过大，但凭借其权力和智力而收益比生产经营系统高且稳定；生产经营性系统薄弱，且企业和生产经营劳动者的收益较低。这样，人力资本在西部内部非生产经营系统和生产经营系统进行配置时，高智力和技能的人力资源往往被吸引和导向到党政社团等非生产经营性系统。越是需要高能力和智力人力资源的生产经营系统，越是得不到分配，甚至原有存量也流出了。
第二个陷阱是其观念封闭、体制滞后对区外流入要素的侵蚀、漏损和排斥。制度不断改善和创新，是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来源；若分工和经济运行发生变化，制度中的观念、文化习俗、体制等却变迁滞后，则会影响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投入和使用的效率。
从外部要素流入西部的位势推理，随着东部发展其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的提高，并且西部也有固有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丰富及便宜的比较优势，应当吸引一些东部要素梯度流动转移到中西部。东部要素往西部流动，主要是通过东部投资者到西部兴办企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投资购买西部企业、西部企业上市发行股票等方式进行。但是，实际的东西间要素流动有这样两个问题：（1）从观念上看， 西部一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认为经商赚钱是不义的，特别是对东部来的投资者，在自己管辖范围的土地上赚取利润、发财致富、汇出收入感到不适。于是，在没有引进区外资金时，对外来投资者热情欢迎；一旦资金进入，在土地、人事、双方权利等诸方面摩擦不断，并且政府、当地各类组织和企业周围居民都想揩东部投资者的油。落后观念支配的行为使东部投资者经营环境恶化，并且抵销了西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甚至一些革命老区和其他贫困地区还存在着让东部生产经营性企业来扶贫的想法。东部在西部投资购买的企业无法有效地被控制和经营，在西部企业中投资的股权成为不良股权等等，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2）从体制上看，虽然从全国来看，从1992 年就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然而，在西部虽然计划直接分配的资源少了，但是政府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西部政府的管理运行方式还留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加上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各部门权力和利益动机影响，投资和经营者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规章制度太繁、关卡太多、变通较差、手续繁琐、时间太长、成本较高，投资和经营失败的风险也比东部大得多。这样，东部投资者到西部投资，就面临着西部重义轻商、均贫富观念和行为，以及体制成本高、办事效率低的风险陷阱。
西部获得外部要素流入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分为常规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为中央财政核定的每年给西部各省市区地方财政的补贴，后者是指中央财政或者中央政府各部门给地方财政或者地方政府各部门的专项事业经费，如扶贫、育林、水利、教育、交通、环保、城建等专项拨款。实际情况是，由于前述的上层建筑负担太重，税源企业基础太薄弱，中央财政和各部门下拨的转移支付和各项专项转移支付，被捆绑挪用作发放工资或者其他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的情况较为严重。通过中央财政和各部门下拨的用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专项资本积累的要素漏入吃皇粮的陷阱之中。
教育方面的转移支付不足，且有一部分被挪用漏出，加上西部较困难财政情况下的自身投入形成低水平的教育资金规模，教育所获得的资金流入较为薄弱。另外，人力资本积累和流动方面，西部每年流出高质量的老师不少，参加高考在外地大学毕业后，留在东部的不少，包括一部分西部大中专学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流向东部。结果，西部在很困难状态下向教育投资形成的高中、大学师资和其他专业的人力资本流向东部。一部分东部经济发展所用的人力资本，从西部免费流入。是由西部投资而形成的，但是没有收益向西部回流。形成的局面是：西部越是教育经费困难，越是很少的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越是往东部流动；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和素质不高，影响经济发展，使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经费更困难。这就是西部发展的“教育经费少—人力资本积累少并流失—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经费少”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中的陷阱是教育转移支付被挪用、自身投入教育经费少、形成的人力资本向区外无偿流出。
第三个陷阱是不利于西部发展的西部资源和市场外围与东部加工工业中心的经济区位分工。不论西部怎样调整其产业结构，从总体区域分工上讲，仍然是国内的资源生产地区、粗加工工业地区，而东部则是深加工工业地区。资源和原材料等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市场很不稳定，并且其加工的附加价值较低。而东部深加工工业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附加价值高，市场总是有较兴旺和稳定的丰厚利润预期。因此，在国内东西部之间贸易中，西部处在一个不利的劣势位置上。西部向东部输出原材料和粗加工工业产品，成了东部的原材料供应地，而东部向西部输出深加工工业产品，西部又成了东部深加工工业的销售市场，低附加价值输出，高附加价值输入，一出一进，西部流失了大量的净收益。
那么，按照这种东西部之间外围和中心的区位分工关系，西部是不是采取一种替代东部输入的封闭型发展模式：即西部建立区内自己的工业体系，尽可能多地留住西部资源为西部所用，替代东部进入西部的深加工工业产品，走“区内资源—自我深加工—区内市场”型自我循环的工业化道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一些地方自觉和不自觉地采取了这样一种发展方式：限制外部商品进入本区销售，建立自己的工业门类，保护本地区工业品市场。然而，这种替代东部输入型发展思路受到客观限制：由于西部人口比东部少，加上收入水平又比东部低，加工工业的规模受到区内消费市场狭小和容量有限的限制，许多加工工业达不到经济规模，重复建设较多，要素收益率低，效益很差；国内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网络、通讯、交通等等的发展，使商品交易费用大大下降，加上治理公路三乱，中央政府和社会消费者反垄断的法治和情绪压力，使西部实施“资源—深加工—区内市场”这种自我循环工业化发展战略难度很大；如果西部深加工工业产品向东部竞争输出，拟解决西部市场容量有限的限制，从总体上看又受到运输成本、东部技术和质量的竞争。西部替代东部输入型的区内工业化，总体上是在政府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结果使政府投资、政府管理、政府保护下的区内产业，除了市场规模容量有限的约束外，本身体制成本高、技术进步动力差、经济效率较低。
看来，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国内东西部之间，外围与中心的区位分工格局很难改变。东部深加工工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而向西部的梯度推移和扩散，使东西经济位差缩小，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西部要素积累和流入的“中心—外围”陷阱可能将长期存在。
三、西部大开发的思路和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的推动力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要素积累和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下，关键决定于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一些诸如交通运距长、运输成本高这样的影响收益率的因素是主观上无法改变的。但是，中央财政支持、经济政策、制度创新、政府机构改革等等，会使西部企业承担的社会成本部分大大下降，即企业的一些内部化了的社会成本外部化；并且，产权制度方面的创新，使投资者财产积累克服收益率低方面的约束，投资于长期的土地使用权财产；而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上层建筑负担，还可以使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人力资本分配于创造财富的系统。如果在这几个关键的环节没有有力的措施加以改善，西部大开发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可能会落空。
首先，需要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提高西部要素的内部收益率。税负高低，实际是企业利润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政府对投资和企业税收上有优惠，投资和经营者的收益率就会提高。而资金收益率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西进。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在实施东部沿海开放发展战略时，用税收优惠的方式成功地吸引过外资进入。在西部投资环境比东部差的情况下，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中更需要这种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来吸引资金西进。目前来看，对于到中西部投资的外商，中央政府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即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注：李争平：《外资西进，政策先行》，《经济日报》2000年1月31日第5版。）
考虑到加入WTO， 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样实行公平的国民待遇问题，我们认为，税收可以按照先征后退的方式。一是对西进的东部资金和外资实行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凡是外资和东部资金，到西部投资，5年内先按照一般税率征收各种税项，再退回按增值所征的7%和按所得所征15%的税收；（注：也就是说，原增值部分的17%和所得部分33%的税收，国家最后实际分别只征税10%和18%。）10年内免征固定资产投资税、建筑安装营业税等。为了降低实行优惠税率的监督管理成本，并促进西部城市和工业增长极的发展，可在各省区划定特定的区域，封闭实行退税、减税和免税政策。
其次，需要有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使到西部开发的投资者有比东部更加实质性的土地长期使用财产权。土地要素供给多是西部的一个比较优势，而且土地要素不能流动。土地长期使用财产权的明晰和硬化，应当成为吸引要素流入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许多投资者，其资金投入，不仅是为短期的收益，也为长期的财产权利和长期的投资收益。有时对长期财产权利的需求偏好会平衡短期资金要素收益较低的缺陷。甚至一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为了购买长期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利。历史上美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土地财产权利方面的规定吸引和激发了投资者的西进。（注：美国西部大开发期间，1785年出台《土地条例》，旨在解决土地由政府转归私人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后来，为了出售土地的方便，使投资者容易进入，最低购买土地数量， 从1800 年的320 亩降低到1820年的80亩；1841年的《优先购买法令》规定：占地者对于已经自行垦殖的土地，在被测量和出售之前，有按照最低价格购买的优先权利；1862年的《宅地法》进一步规定：每个移民在当地定居和从事耕种5 年以后，即可付出很微少的费用占有160英亩公共土地。 见孙文强等：《国外经济开发综述》，载于《国外边远地区开发资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没有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可以说也就没有美国当时的西部大开发。
对于到西部的投资者，在土地制度上可以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实行时间长达100到120年不等的土地长期使用权出让方式，让一部分投资土地的投资者拥有长期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利，并且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土地长期使用权作为一种财产，可以在开发建设增值后，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二是降低土地出让的价格，使西部投资收益低在土地价格投入较低的方面得以补偿，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西部投资。三是土地向所有的投资者放开，实行同样的出售政策，取消土地出让在国有、集体、外资、合资、私营、个体等不同经济成份投资者之间的政策性歧视。四是大面积的山岭、坡地、沟壑、荒漠可以按照国家还林还草的政策要求，以120年的使用期限， 低价出让给农牧民和其他投资者，使这些土地的长期使用财产权硬化，并在国家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保护下，使他们植树种草。
再次，中央财政合理、稳定的转移支付。近期内生产力布局的倾斜，吸引和筹集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西部大开发和西部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推动力。西部由于经济不发达，相对于税收来源较少，程度不同的党政社团和事业性的开支，需要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中央财政合理和稳定的转移支付，会减轻西部企业的税收和苛捐杂费负担，使其要素投入有一个与东部大致相同的收益率。在严格核定编制的前提下，加上教育卫生、民族发展等事业的需要，合理地确定对各省区中央财政经常性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和中央各部门对交通、生态、农业、城市建设、扶贫等项目进行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对各省区的经常性转移支付，应当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选用的核定指标、确定的额度、年增长比率、拨款程序等等予以立法确认，以便使西部各省区科学、合理和稳定地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于经常性和专项转移支付经费的开支，应当有严格的法律和相关条例细则监管，对于挪作它用的，应当视作违法，追究决策者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保证专项费用不被挪作吃皇粮和其他浪费性支出。
从近期看，西部大开发，需要国家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向西部倾斜。主要是水利设施、交通通讯、石化能源、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草）等重大项目。其需要国家投入资本金，给予政策性的优惠贷款。特别是退耕还林（草），需要国家以粮代赈，支付粮食补贴经费。这方面，中央计划、财政和有关部门，应当有一个项目布局、执行步骤和资金支持的总体规划，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使其得以稳定实施。
西部大开发，需要资金的融通方式和渠道，考虑到西部资金的收益率差异，国家应当在这方面予以设计和放宽政策。一是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和设立西部开发基金，用以吸收资金，发放长期贷款；国家可以考虑对一些项目的贷款予以贴息，这些贴息贷款由西部开发银行运作；国家每年从中央财政中列支一部分预算，用于建立西部开发基金或者基金贴息，基金可以用其他方式吸收社会资金，用于西部重点项目和其他专项项目的投资。二是在西安、重庆、成都、兰州四城市中进行比较，选一处建立西部证券交易所，形成西部资本市场。
第四，精简党政社团及其他事业机构、压缩人员规模、分流吃皇粮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彻底清理苛捐杂费。精简西部党政社团及其他事业机构和压缩其人员规模，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就是减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负担，除了减少税收外，还要较为彻底地消除企业的税外苛捐杂费，从而使利润合理地在政府与企业及农户之间进行分配，保证西部企业和东部投资者正常的收益率。
从东西部企业公平竞争的角度看，西部设置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规模的一个最首要和重要指标，应当是“财政经费负担人数／GNP”。 先是核定一个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企业均能承受的宽松的比率，然后西部各省市区严格按照这一指标加上其他如人口、地域等指标来核定乡、县、地、省等各级党政社团及其事业单位应有的规模。西部的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精简改革，应主要按照这一比率来核定编制，并且机构数量也应当进行大量的压缩，使上层建筑负担适应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
西部党政社团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精简改革必定会遇到比东部更大的阻力。民族聚集区需要考虑稳定和加上可供分流的经济单位较少，改革的难度也很大。但是，从长远看，西部的稳定，根本上决定于其经济的发展和与东部发展差距的缩小，而制约其发展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上层建筑规模相对庞大，经济基础不堪重负，严重影响到各种要素的收益率，使要素积累、流入较为困难。因此，开发要与机构人员精简改革同步进行，力度要大，并且中央政府要为其承担一定的改革成本，列入预算，支付费用。我们认为，与其将全部资金给西部大量的项目投资，还不如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用于给西部的上层建筑消肿。
一个地区的发展如何，也决定于社会精英和技术、企业家等人力资本要素，是偏重于向上层建筑系统分配，还是向经济基础系统配置。西部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和结果，应当是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入经济基础系统，给经济注入发展和竞争的活力和成长的推动力。思路是：中央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对断皇粮的职工进行一定的补偿；鼓励目前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员脱离吃皇粮单位，独自、合伙兴办企业，或者到企业就业，政策上要降低注册企业的门槛，简化兴办企业手续、缩短办企业的时间，减少其办企业的成本；甚至可以考虑将中央政府所列的改革成本，以兴办企业或者到企业就业的补助金形式支付；新人新办法，西部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需要新增的人员，严格按照上述科学的编制原则公开竞聘，鼓励新需要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复转军人更多地到生产经营性部门就业或者自我创业就业；事业单位尽可能地企业化经营，一方面减少财政对其的支出；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其利用某些垄断和政府给予的行政权力向社会乱收费项，成为其他生产经营性企业新的负担。
第五，选择符合西部区情、经济规律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西部大开发就是想加速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并且，模式不同，其开发的效果也大不一样。
除了中央政府生产力布局方面的投资项目倾斜外，西部开发的资源动员模式上，应当摒弃政府为主、计划直接动员的传统思路，改为政府利用税收优惠、消除苛捐杂费、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要素的收益率信号，利用市场机制，间接调动社会资源内部积累外部投入。如果西部开发，完全或者主要依靠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来推动，资源由政府来分配，政府来选项目并进行投资，最后政府来管理，这样的西部开发最后还是要失败。“三线”建设已经有不争的教训。要素收益率是市场调节资源分配的最重要的综合的信号。通过改革和市场导向，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多分配给企业一些，使西部投资的收益率提高，社会资源自然会正常和快速积累，并从低收益区流向高收益区。这就是政府利用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要素收益信号和要素市场流动机制来开发西部的新思路。
西部在精简其党政社团机构和事业单位规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转变其党政机构的职能。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大政府、小社会转向小政府、大社会；党政机构人员从适应计划经济的观念、工作方式、办事程序转向适应市场经济的观念、工作方式和办事程序；从政府选项、选人、审批和直接管理的经济转向服务、登记、备案和间接管理的经济。机构和人员精简了，如果观念、工作方式、办事程序、机构职能等依然如故，很可能使上层建筑规模变相复归，区域经济仍然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框架内运行。
从东西部经济交流和转移看，西部工业化，应当选择两组结合模式：往东输出导向型和扩大西部内需、替代东部输入型相结合；遵循梯度转移趋势和积极发展区内增长极相结合。一方面，要摆脱政府主导下的替代东部输入型的封闭工业化，采取往东输出竞争导向型的开放工业化。西部产品只有东输到人口众多的东部甚至国外市场上去竞争，才能获得比西部更大和更广阔的市场容量，克服区内市场容量有限的限制，使工业发展有规模经济条件。调整工业化思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放弃与东部竞争不利的工业，主要发展有自己优势和东部市场和国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以产品的东输为导向建立区内的工业结构和体系。通过鼓励西部产品东输和出口竞争，使西部企业感觉到竞争压力，改革体制、提高质量、加快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加入到国内外竞争的行列之中。
另一方面，西部也要培育区内需求和市场，塑造有容量的市场，发展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链，尽可能多地替代东部输入的产品。通过长期土地使用财产权制度创新和集中型城市化，增加人口容量、形成集中的城市和城镇、改变生活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形成区内有容量和一定规模的需求和市场；东部的一些产品到西部市场上，也有着运输距离过长而成本过高的不利因素，只要西部企业加强管理、降低体制成本、并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容量，就能竞争和替代东部产品的进入。然而，西部内部，各省区、各市地之间，也应当有产业上的分工，避免小规模的重复建设、使一些产业能在区内规模化生产。
从工业化的动态过程和地理转移看，西部一方面要利用产业梯度转移趋势，在东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的时机，吸引接纳一些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型产业进入西部；另一方面，也不能被动地等待要素成本上升形成的梯度转移过程，在西部加速城市化过程，有重点地选择增长极和增长区，加快西部的工业化进程。
从工业化的产业组织模式上，要从政府办企业，转向社会办企业；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要在重视大型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发展小企业。西部在发展企业上有一个误区：认为地广人稀，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向东部学习，也主要是看到其大型企业的规模、技术、管理和产品，而调整产业结构，也是在组建企业集团，将企业搞大，搞名牌产品等方面下功夫。实际上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西部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国有经济比重太大；从产业组织结构上看，大中型企业太多；从产业配置结构上看，收入需求弹性低的传统产业较多。而非国有制经济比重小、小企业少、适应社会需求的产品不多，导致经济没有竞争活力，就业发生困难。
因此，特别是在西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要在功能上进行分工：大型企业主要解决其科技、财政、经济、国防实力，要使西部在国内外经济中具有竞争能力，大企业数量要少，技术要高，资产规模要大；中小企业则主要承担解决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任务，通过广泛的就业实现西部社会的公平分配，人民生活的稳定提高，保持社会的安定，中小企业数量要多，要劳动密集，资产规模要小。
从城市化方式看，西部人口、企业、市场等等，尽可能要在地理上予以集中，这样总体上可以获得聚集经济效应，企业可以获得外部经济效应，从而提高要素的收益率；并改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且在技术和经济上给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提供可行条件。发展大中城市、小城市、县所在镇和中心镇，小城镇发展战略重点放在县所在镇和中心镇，并在分散居住的农业区，使人口向小集镇集中。（注：关于人口和企业分散和集中的空间地理形式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大小比较，周天勇等曾在1988年就进行过详细分析，结论是分散的人口居住和企业布局形式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和破坏要比空间地理上集中的形式大得多，并且由于分散而控制和治理污染的成本非常高，其技术上的可行性也较小。见《人口研究》1989年第2期《论中国集中型城市化之必然》一文。 ）西部城市化模式，要避免过去三线建设企业与周围地方和县乡经济隔离、城市与乡村隔离的二元局面，使城市由乡村分散的经济转移集中而成，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也要加快过去三线建设企业和城市与地方和县乡经济融合的过程。
总之，在以上五个方面切实有政策出台，并理清思路、创新制度、深化改革，西部大开发才会真正得到启动，在十几年或者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得到控制，争取缩小，使国民经济走上东西部之间良性运行和平衡发展的轨道。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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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1988：《2000年中国的自然资源》，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谭崇台，1989：《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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