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1]2016年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内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实践中的一种本土化、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探索于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时期,确立于民主协商建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拓展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提升于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和使命传承性,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历史演进与发展逻辑的高度统一。作为治理型民主与参与型民主有机结合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地位和丰富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更加紧密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承接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需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规范与经验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历史演进、重要地位、现实形态及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力求通过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现形式与发展路径,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目标。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研究的现状、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选题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这一部分内容为基础性研究。首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本理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理论进行界定,进而从价值理念、多元主体、共生要素和开放模式四个方面寻求两大理论的内在契合性。接着,论文立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本土化特征,分别从人民民主理论、多党合作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群众路线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第叁章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为实践性归纳研究,主要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分别从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时期、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四个阶段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轨迹,进而探寻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经验支持。第四章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形态。这一部分为现实性功能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地位,分别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五个实践领域逐一展开分析,进而归纳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运行渠道,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本土化、制度化的民主治理形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际应用价值。第五章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现状。这一部分为问题导向性研究,首先通过横向比较性研究客观总结归纳近年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和取得的重要成就。然后着眼于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面对现代化的逻辑指向和新时期“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现实任务,概括其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与亟需解决的制约性因素,为寻求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完善路径。这一部分是探索性路径研究,主要以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分别从激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内生动力、巩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治理的传统优势、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协商治理中的牵引作用、完善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决策中的运行机制以及推进基层社会协商民主治理建设五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总之,通过全面分析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力求实现对我国学术界某些传统学术观点的突破,拟提出以下自己的学术见解: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内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政治实践中而形成的一种本土化、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内容;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是“同构异质”的关系,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叁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依托于人民政协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与人大的选举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协商治理的民主制度体系;四是作为治理型民主与参与型民主有机结合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地位和丰富的实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李雅云[2]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的历史嬗变》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通过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的历史嬗变,研究了政党与司法的关系,论文在第一章首先从政党与司法关系的一般理论展开论述,分析了政党为什么要影响司法、政党与司法的紧密关联是什么,政党影响司法受到那些拘束和局限,政党与司法应当保持怎样的边界和距离。论文还概括了政党影响司法的模式,政党与司法存在什么样的紧张关系。本论文认为,党本身的转型、司法的转型、社会的转型这叁个要素影响一个关系——政党与司法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司法。叁个要素不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上,叁个要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该变化对于党与司法关系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论文在第二章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转型与发展,对党领导司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角度,分析了政党转型使党领导司法在方式方法上所发生的调整和变革。政党制度和党的建设的发展,对于党领导司法的历史演变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司法权地位的升降和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司法的态度和对司法的认识,司法权的角色定位实际上是由执政党决定的。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政党制度。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了政党与司法的互动模式大不一样,各国政党与司法的关系有巨大差异。即使是一国中的同一政党,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目标不同,导致党与司法的关系也发生不同变化。本论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党的地位和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时,对待司法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论文在第叁章主要论述司法的改革和转型对党领导司法方式的变革提出了那些需求。建国六十年来,我国的司法体制发生了怎样的改革?司法在功能上发生了怎样的转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权重和所承担的职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的司法制度本身也在进行改革、转型和发展,这也影响了党领导司法发生嬗变。本文提出执政党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不断强化司法的职能,依法规范人大和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影响方式。本论文有两条平行的主线:一是政党与司法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发生的变化。具体到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的历史嬗变。二是影响这一嬗变的因素是什么,该因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社会转型是引起政党转型和司法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对于党领导司法的历史嬗变发生巨大影响。党如何领导司法,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中国的社会状态决定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司法机关都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都面临要提高适应社会能力的挑战。本论文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对司法的领导,即“党领导司法”不会发生实质上的改变。这既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的历史缘由和在司法方面的理论认识决定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党领导司法的方式方法的确发生了许多变革,今后更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
贺良林[3]2014年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指出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着。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李庄[4]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彰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调动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制度形成以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在基层政治生活中也越来越发挥出重要作用。如各民主党派中央与毕节试验区的合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在基层最具特色和成效最为显着的创新实践活动,引发了人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未来的发展取向,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新时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正是通过对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二十多年的实践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要保持生机与活力、发挥优越性就要不断进行创新,尤其是实践创新。本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调查研究方法和访谈的方法,同时,借鉴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生态分析理论对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正文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侧重理论分析,主要对多党合作制度创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研究；第二部分强调实证研究,结合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主要探讨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模式的形成,毕节试验区的创新以及取得的成就,经验和启示,包括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导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缘起、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并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选择毕节试验区为例来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实践中的创新,关键在于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经验丰富,但在理论层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一章集中分析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基本理论。首先,论述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文化基础,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提供依据。其次,以制度的划分和连接方式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制度、运行机制、制度要素和连接方式的创新。最后,分析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动因和原则。第二章梳理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模式的构建。首先,简要分析了毕节试验区建立的历史背景,最大的根源在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其次,论述了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模式的形成背景、过程以及各民主党派在毕节试验区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叁,论述了多党合作促进毕节试验区主题的完善。最后,着重分析了毕节试验区建立的重大意义,毕节试验区是科学发展的超前探索、多党合作的有效示范、和谐社会的初步孕育、生态文明建设的较早实践。第叁章全面分析了多党合作在毕节试验区的创新实践。主要在六个方面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即合作内涵的丰富；制度功能的完善；合作途径的拓展；具体制度的创新；合作理念的深化以及合作形式的提升。其中重点分析了具体制度的创新,包括专家顾问组、定点合作制度和联系会议制度。毕节试验区的创新实践,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四章论述了多党合作在毕节试验区创新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首先,论述了多党合作助推试验区叁大主题建设,无论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还是人口控制方面都取得较大成效。其次,论述了多党合作促进民主党派建设。最后,分析了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的基本经验。从立足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推动多党合作；执政党参政党合力共建；以及结合区情,不断深化多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叁方面进行论述。第五章着重阐释了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创新实践的启示。多党合作制度创新以增强合法性为根本、以促进政治民主化为要求、以取得实效为关键、以完善具体制度为重点、以促进政党和谐为取向、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为目标。结束语基于上面的分析,对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进行了展望。一是加快毕节试验区地方民主党派建设的步伐,二是加大毕节试验区地方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正职的力度。叁是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多党合作的标志性平台,充分发挥毕节试验区的效应。
代吉成[5]2006年在《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中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和有效的研究方法。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兴起，中间一度衰落，80年代得以复兴。中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兴盛不衰。政治文化研究为我们深化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受限制因素较多，尽管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至今广度和深度的开拓都还不够。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的研究还十分罕见。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生成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后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包括一个导言和七章正文。 导言部分说明选题的由来与意义、研究现状、重点与难点、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首先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归纳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接下来梳理出政党体制发展的五条规律：政党体制发展的总体方向是民主化与现代化；政党体制是价值的普适性与形式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政党体制的生命力与其功能的实现程度成正比；制度化是现代政党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缺乏民主型社会生态环境的政党体制容易与民主政治相偏离。从政党体制的发展规律中可以总结、归纳出政治文化对政党体制发展影响的四个主要方面：政治文化影响政党体制生成与变革的方向与途径以及政党体制的民族化、民主化、制度化。 第二章着重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形成于过去而在当今现实中仍然起作用的政治文化观念、心理、价值取向等等。总体上说，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专制型政治文化。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包含着“和谐”观念等优秀成分。当代中国还存在着传统政治文化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形成了既清晰又模糊的政治认知、既亲近又疏远的政治情感、既崇高又低下的政治评价。 第叁章对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中国政党体制生成与演进史进行回顾。中国最初的政党体制生成于中华民国建立初期。辛亥革命后中国组党风潮兴起，形成多党竞争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民初多党竞争失败显示，中国缺乏发展多党竞争政党体制的政治文化环境。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
董树彬[6]2012年在《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既是满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实现的理论升华，又是顺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拓展，更是应对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与竞争型政党关系挑战的迫切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当然，研究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研究，可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作用，进而避免共产党因为权力缺乏监督而导致的腐败行为；二是通过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研究，可以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示范与引领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的互相促进，进而带动民主党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叁是通过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研究，可以有效拓展不同社会群体与阶层的政治参与渠道，进而化解因为利益表达不畅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论文的论证过程中，首先界定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所经历的发展进程。紧接着，进一步研究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机制。随后，从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各种类型政党关系，彰显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比较优势，同时，客观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增进党内和谐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加强政党建设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通过协商民主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叁个方面进行理论回应。论文从五个章节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详细言之：第一章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内涵。论文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内涵。这一部分内容，首先交代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前提条件。之后，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概念的界定。最后，把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体多元的结构设计、协商民主的运行方式、非对称性的地位作用与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第二章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历程。唯有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充分地勾勒出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初步确立、重新定位、不断巩固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才能认识到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做出的选择。因此，把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历史进程交代清楚后，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价值就不言而喻了。第叁章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机制。这一部分剖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机制。首先从构成主体、构成基础、构成内容和权力构成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构成机制。随后，进一步研究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运行机制。此外，从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能够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而实现科学发展、扩展有效政治参与渠道从而维护政治稳定、化解社会利益矛盾冲突从而达到社会整合、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从而遏制腐败现象四个方面解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功能机制。最后，从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司法机关叁个方面探析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保障机制。第四章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现状。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所处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客观分析。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各种类型政党关系，彰显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客观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仍然面对着各种挑战，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存在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各自内部和谐问题有待提升、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同共产党建设还存在着差距、当代中国政党关系中协商民主的作用还需加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将给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五章为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发展。这一部分针对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存在的问题，从叁个方面对如何推动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发展进行探析。首先，正是有了共产党内部和谐，以及由此引领的民主党派内部的和谐，才能有效地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其次，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正是在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中，不断推动和谐政党关系发展；再次，协商民主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就能够有效避免政党间矛盾与冲突，同时有效地整合不同政党间比较优势，进而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本论文在论题选定、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具体而言：一是论题选定的创新。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是一个在党的文献中有所涉及并且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却没有引起理论界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选题。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本身就是选题的创新；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例如，提出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具有既保证了团结与合作又保持了监督与制约、既保证了稳定与秩序又保持了差异与活力、既保证了效率与集中又保持了协商与参与的比较优势；又如，提出了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是在通过信息沟通实现多种利益协调、通过政治协商实现科学民主决策、通过监督制约实现权力合理运行的过程中实现的；再如，提出了增进党内和谐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共产党内部和谐对民主党派的示范引领、通过协商民主促进和谐政党关系发展；叁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坚持整体性视角，对共产党内部和谐、民主党派内部和谐以及政党关系和谐进行整体把握，而不只是关注或偏重于共产党一边；另一方面坚持国际性视角，把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与当今世界其他类型政党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周由强[7]2001年在《试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党制度》文中指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不存在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这种结构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渊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叁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的政党制度就其本身表现出主导性、长期性、稳定性、全面性的特征。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较，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深厚的宪法基础。 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体制特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内纪律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体制目标，那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比来看，我国的政党体制的运行机制与西方各国的政党运行机制在目标系统、决策系统、监督系统、组织系统和各种功能上各有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 历史证明，我国的政党体制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我国政治格局和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可替代。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大环境的发展变化，我们不得不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政党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党制度的实现形式（包括执政党领导的实现形式、民主党派参政的实现形式、互相监督的实现形式）的探索和运用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注重加强各政党的建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现存的各政党（不管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政党观，明确各自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自身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红光[8]2006年在《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具体层面的研究，即对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理性化建构的研究。这是在现代化的宏观视野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规范性的角度来思考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重塑问题。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共同体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表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由政治权威来建构和维持的。政治权威既是国家理性的需要，也是社会理性的产物。在现代社会，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构成了政治体系的主要政治权威。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政府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因此，党和政府的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失去了权威，政府也就无权威可言。因此，塑造政治权威，主要是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执政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转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因素，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政治不稳定，削弱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权威的认同感。维护政治权威，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体系的生存。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历史昭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维护中央的权威，关乎党的领导的实现，是发挥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论文的导论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权威是秩序建构和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是由民众心理、感情、态度、信仰所表征的对公共权力认可的价值，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自愿认同。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权威的内在要求，它主要由叁个方面构成：理念认同、规则认同和有效性认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政治发展的两种方式。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写作思路，内含论文的写作意义。第四部分简单地综述了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一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权威的演化。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基本架构以及在晚清的最后终结；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幻灭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困境；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演展逻辑、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与巩固。第二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在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为主要变量)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所面临的新挑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组织结构的挑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文化的分化变迁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分析了转型时期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第一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来阐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来阐述，指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需要政治有效而积极的推动；第叁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来阐述的，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超大规模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整合，加强社会整合需要党和政府具备高度的政治权威。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也需要加强以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第四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在社会转型期通过政治建设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关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加强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从根本上而言，需要通过政治建设这条途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以执政党权威建构为基点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内关系来表达这一主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来分析：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利益协调和维护社会公正、建设服务型政府来分析；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推进政治文化建设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文化、加强政治社会化工作、推进公民文化建设来分析。
孙会岩[9]2017年在《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文中指出“技术决定”与“社会决定”之间的争论一直影响着政党政治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爆发的工业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政治世界变迁,技术发展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日渐被研究者肯定。时至今日,作为第叁次技术革命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我们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把中国带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能开辟一个民主政治的新时代,这对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正视互联网对政党政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赢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本文把政党政治理论的发展置位于叁次技术革命之中,通过考察机器技术革命、电器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党与政党理论来找寻互联网时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佳“范式”。随着技术时代的进步,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在变迁,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有了新发展,因而中国的执政党认同理论也随之构建起来。在实践维度上,意识形态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思想性资源,党的组织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组织性资源,党的领袖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魅力性资源,执政能力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政绩性资源。本文通过运用“技术进步-政党认同变迁”分析框架,考察技术革命与中共变迁的二元关联,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影响。具体包括民主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生成、建国后的技术进步与执政党认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与执政党认同的提升,并分析与总结不同时期党的认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反思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信息爆炸、去中心化、泛娱乐化和数字鸿沟等特点,评估其对执政党认同带来的考验和风险,主要包括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组织治理弱化对执政党认同的挑战、党的执政能力认同困境等,从而为塑造互联网时代执政党认同打下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第一,意识形态建设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是重塑认同的应然选择。在宏观层面必须嵌入互联网思维使意识形态从管理走向治理,在中观层面通过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等方式,在微观层面从面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有效的"再编码",形成有效的解释框架,赋予其新的内容进行传播,以赢得广泛的群众认同。第二,作为组织的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提升尤为重要。因此,一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重新考量,塑造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魅力认同；二要转变党组织建设思维和观念,推进基层组织结构扁平化、党组织信息即时化,最终以服务为核心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评价方式；叁要推进“互联网+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党员服务”,使党员队伍形象在网络空间中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即时、高效,也更加精细、精准。四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党的规则建设,取长补短,保证党的制度机制在新环境下有序准确地运行,从而提升互联网时代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第叁,提升互联网时代的执政能力认同。从互联网时代党的执政理念调适,增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政治参与,多方利益合作实现互联网社会的智慧治理,最终建构一套民众广泛认同的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价值观,以增强民众对党的执政能力认同。
姜国俊[10]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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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D]. 王红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9]. 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D]. 孙会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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