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儒生与西汉经学的流变
杨 洋
“经”从本义上讲是编织竹简的丝线，《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春秋战国时期泛指官府重要典籍和各学派的重要著述。其中，被儒家奉为经书的有六种，即“六经”，也叫“六艺”，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而《乐经》在汉代就已经失传，所以通常称为“五经”。孔子整理编订六经，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散落在各诸侯国，继续传授儒家经典，儒学在代代相传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以及秦末战乱的洗礼，儒学在口耳相传以及残存的典籍中延续下来，并在西汉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度兴盛并占据独尊地位，形成了一门关于整理、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汉初年的齐地儒生功不可没。齐地儒生诞生于齐地，带着儒家经典和富有地域色彩的学说走进历史的视野，对经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齐地儒生的学说也是齐文化传承与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秦汉时期地域从分散走向统一，齐文化汇入中国传统文化以来，便完成了与儒家经学以及道家的合流。关于齐文化与经学的研究，许多学者把目光放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上，如邱文山教授的《齐文化与汉代今古文之争》；有的学者会把齐鲁文化作为一体放在汉代经学中考察，如王允亮的《盛世之音——从齐鲁相较看西汉齐学的兴盛》。本文侧重于齐地儒生这一人物群体，试图通过考察他们在西汉初年的活动与传经脉络，从经学传承、内容和主流地位确立三个方面分析齐人与西汉经学之间在不同层面的联系，探究个人作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在学术流变中的作用。
一、经学传承系统中的齐地儒生
在经学传承体系中，齐地儒生占据了很大比重，几乎成为西汉经学的主力。《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招揽了许多通晓儒家经典的学者，“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份名单记录着西汉初年经学的开山人物，他们对于五经流派的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人之中，辕固生、伏生、田生、胡毋生均为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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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齐、鲁、韩三家。齐人辕固生以治《诗》闻名于世，汉景帝时为博士，后被拜为清河王太傅。齐《诗》因此显扬，依靠治《诗》得以显贵的齐人都是辕固生的弟子。昌邑太守夏侯始昌、董仲舒也属于齐《诗》传人。申培虽为鲁人，但鲁《诗》是他从齐人浮丘伯那里传下来的，刘邦的同父弟楚元王刘交也曾与申培一起随浮丘伯学《诗》。
所以，“恢奇驳杂”的齐学在汉代兴盛起来，而“纯谨”的鲁学却被抑制。如钱穆所言：“大抵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说，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故当见抑矣。”（《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其表现在同样为《春秋》作传，《榖梁春秋》在汉武帝时不受重视，而《公羊春秋》大热。就《诗经》而言，相对于辕固生和韩婴采取杂说为《诗经》作传而失其本义，申培则更重视训诂和师承，使鲁《诗》与本义最为接近，但申培“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史记·儒林列传》）的想法却未能使好文词的汉武帝满意。所以，汉代经学中齐学和鲁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决定了日后经学的两种面貌和趋向。
由此可见，齐学与鲁学、今文经和古文经或多或少有相通之处。虽然两汉今古文之争所涉内容复杂，但后世今古文经学的内涵和趋向却能从齐学和鲁学这里找到源头。今文经学积极入世，喜好附会，糅合其他学说，力图经世致用；古文经重视文字训诂，埋头于典籍之间，坚持经文的本来面目。后世经学也时常有今古文之分，依据的就是齐学和鲁学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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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春秋》传自齐人胡毋子都（复姓胡毋，字子都）。相传孔子把《春秋》之学口授给子夏，子夏传给齐人公羊高，于是开创了《公羊春秋》，公羊氏父子世代口耳相传，至第五代公羊寿用汉隶写于竹帛之上传给弟子胡毋子都。胡毋子都在汉景帝初年被征召为博士，年老回齐地教学，齐地学习《公羊春秋》的儒生都是他的传人，其中包括后来官至卿相的公孙弘。赵人董仲舒与胡毋子都同时受业，把《公羊春秋》延续下来。
综上所述，五经中有四经的传承与齐地儒生密切相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人数和比重上占绝对优势，可以说齐地儒生是汉代经学传承的主力军。他们在各自擅长的经学领域中传经讲学，阐释儒家经义，不仅自成一家，还衍生出更多的后学支脉，影响着后世经学的发展走向。
在《易经》的传授系统中，齐人田何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鲁人商瞿跟随孔子学习《易经》，六代之后传于汉代田何。田何，字子庄，淄川人，传《易》于王同、梁人丁宽、齐人服生等人，汉惠帝时“年老家贫，守道不仕”，惠帝亲自到他家中受业。汉代《易》学宗派众多，人才繁盛，田何便是其宗师。王同传齐人杨何，杨何是传授《易经》的重要人物，他因通晓《易经》而被征召，官至中大夫，太史公司马谈曾受业于他。杨何传弟子京房，京房传琅邪诸人梁丘贺和东莱人费直，梁丘贺创梁丘《易》，费直创费氏《易》，东汉经学大家马融、郑玄、王弼都是费氏派传人。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施雠、孟喜，有施、孟之学。
二、齐学与今文经学
除了传承谱系，齐地儒生还从内容上影响了西汉经学的面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学。关于齐学，广义上一般被认为是战国时期以临淄为中心形成的齐地文化，狭义上则专指具体的学术流派。有的学者根据齐地本土产生的学说，把齐学等同于稷下之学或黄老之学。本文所论的齐学属于经学范畴，指西汉初年与齐人有关或带有齐地特色的经学流派。
综合来看，通经致用是目的，而阴阳灾异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齐学为达到目的的手段。钱穆这样论述汉代经学的状况：“汉人通经本以致用，所谓‘以儒术缘饰吏治’，而其议论则率本于阴阳及春秋。阴阳据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争，一引古以争。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自伸其说，非此亦不足以居高位而自安。”天事与人事，向来是人们所关心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身居高位、心怀天下的统治者而言尤为如此。汉代谶纬流行，锐意进取的汉武帝更是喜好阴阳、方士之说。为了致用，通经的学者们需要把儒家经典与时事融合，使先秦的学说能为汉代的现实服务，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并受到重视。
常爱兰后来答应了，因为她开始花麻糍的钱，吃麻糍的饭，住麻糍的房。当然关键问题是小羽开始花麻糍的钱，吃麻糍的饭，住麻糍的房。于是小羽不再姓寿，小羽跟常爱兰说，我觉得还是姓周好，姓寿姓了这么多年，也没吃饱过饭，而他也没有长寿，还是改姓吧。
如唐晏所述，汉代经学除齐学之外便是鲁学。钱穆把是否言及阴阳作为划分齐学和鲁学的标准，由此看来，齐学最大的特点是用阴阳灾异之学阐释经书、推论时事。所以，由齐人所传的齐《诗》、今文《尚书》、《易经》诸派和《公羊春秋》，均在齐学之列。此外，燕人韩婴治《诗》，风格与齐《诗》相近，所以韩《诗》也时常被归入齐学范畴。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总结道：“故汉之经学，自申公鲁诗、榖梁而外，惟高堂生传礼亦鲁学。其他如伏生尚书、如齐、韩诗，如公羊春秋，及诸家言易，大抵皆出齐学，莫勿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事，所谓‘通经致用’是也。”
伏生传《尚书》，对《洪范》篇中的“五行”尤为重视，钱穆认为这是后世儒家“言五行灾异之祖”。《尚书·洪范》被认为写于战国后期，托武王和箕子的对话，谈论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天地之大法”，箕子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即上天赐予大禹九种治理天下需要遵循的大法，首要的就是五行。这种对天时的重视，体现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崇拜，与阴阳灾异不无关系。除了《尚书》，齐《诗》《易经》《公羊春秋》中也不乏阴阳灾异的存在。《易经》本为卜筮之书，用它来推演吉凶再合适不过，杨何的弟子京房精通占卜，“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御史大夫魏相精通《易》学，曾向汉宣帝谏言以赈灾情：“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汉书·魏相丙吉传》）齐《诗》后学翼奉说自己学习齐《诗》时，“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春秋》中更是不乏以灾异解释某种现象的例子，特别是《公羊春秋》中的“三世说”“天人感应”，用经学把阴阳灾异发挥到淋漓尽致。翼奉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阴阳、五际、灾异之间相通，被齐地儒生拿来与经学结合，来考量天运王道、政治得失，借古谈今，形成了庞大的齐学体系。
通经致用是齐学的另一特点。一方面，这与稷下传统不无关系。齐地以积极进取、开放入世的姿态，吸引各地学者前来推广自己的主张，有的引发学术争鸣，有的为国君提供治国方略，司马迁曾感叹稷下之盛况：“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另一方面，儒家在孔子时代本就是入世的学问，孟子、荀子更是让儒学发展出两条道路——“仁政”和“礼法并施”，为治国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到了汉代齐地儒生这里，他们延续了齐地的传统，秉持“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大任，关心社会政治，积极参与政事，力求自己所学能为现实所用，在从政中贯彻自己的经学大义。
关于经学中的齐学流派，晚清学者唐晏曾在《两汉三国学案》中提及：“西汉经学首宜易辨者，为鲁与齐之分，鲁学为孔门正传，齐学则杂入衍、奭之余绪，是以余闰而参正统也。”他把西汉经学分为齐学和鲁学，相对于鲁学的纯正，齐学显得有些驳杂，加入了儒家之外的学说。唐晏所说的衍、奭，是战国后期的邹衍和邹奭，他们都是稷下学者，与邹忌在齐国并称“三邹子”。《汉书·艺文志》把这二人归为阴阳家，邹衍是阴阳五行的创始人，号谈天衍；邹奭“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号雕龙奭。阴阳家好言天事，难免“舍人事而任鬼神”，五德终始、谶纬、阴阳灾异都是他们的学说。邹氏为齐人，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产生于齐地，并煊赫一时，影响深远。秦始皇对五德终始说十分推崇，按照其说推算秦为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可见阴阳五行已经渗透于政治。生长于齐地的儒生，其学问必然受到阴阳之学的影响，因此对于经义的阐释或多或少与阴阳灾异有关。
《尚书》传自济南人伏生。伏生是秦朝博士，当年秦始皇焚书，他把《尚书》藏在墙壁中，随后流亡于战乱，到了汉初安定时，他从中找到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传授。汉文帝时，能治《尚书》的人只有伏生，可他当时已经年过九十，不能再被征召，于是朝廷派时任太常史掌故的晁错前去向他学习。所以，西汉通晓《尚书》的学者多出自伏生门下。伏生的学生有济南张生、千乘欧阳和伯。欧阳和伯传倪宽（《史记》作“兒宽”），倪宽还受业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与司马迁共同制定汉《太初历》，官至御史大夫，其学传给欧阳和伯之子，有欧阳之学。张生被征召为博士，传夏侯都尉，都尉传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有大夏侯之学；夏侯胜又传从兄之子夏侯建，夏侯建又创小夏侯之学，两人都被立为博士。《尚书》中的欧阳和大、小夏侯之学是今文《尚书》三家学派，其源头都来自于伏生。
邱文山教授在《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一文中认为：“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学、鲁学之争。”事实上，齐学和鲁学并不能等同于今古文经。齐学和鲁学是就传经者所处的地域及其特色而划分的，古文经和今文经表面上是书写经文的文字不同，但背后还有经书排序、对孔子的态度等多方面差异，有些经文本身的真伪性存疑，十分复杂。西汉盛行的经学大多是今文经，今文经包括：《诗经》的齐、鲁、韩三家，伏胜所传的《尚书》，《易经》的施、孟、梁丘三家，《礼》大戴、小戴、庆氏三家，《春秋》的《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到，齐学和鲁学基本上属于今文经范畴。虽然齐学不等同于今文经学，但对于今文经学的贡献无法质疑。齐学不仅涵盖了一大部分今文经典和学说，还影响了今文经学的思想内核，使今文经学乃至西汉经学呈现出齐学风貌。作为齐学经典的《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到了晚清，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家写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指导，其依据便是公羊“三世说”。
为了巩固世家大族地主的自然经济，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主张君主“无为”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已被破坏的儒家思想不能为之服务，就连刑名家的思想也无法适应。而主张“清静无为”、“虚”、“淡”的老庄思想完全符合当时占经济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诉求，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提倡。《文心雕龙》曰：“迄今正始（240-248），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这里的聃、周指老子和庄子，尼父指孔子。这也标志着以老庄为中心的玄学的兴起。
三、经学在西汉主流地位的确立
齐学结合阴阳灾异，追求通经致用，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青睐，因此能够在西汉经学流派中战胜鲁学成为显学。同时，在经学确立为汉代主流思想的过程中，齐地儒生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盛行，公卿也都是些功臣武将。汉文帝虽然任用文学之士，但他本人喜好刑名之学。汉景帝时不曾任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好黄老之学，到了汉武帝时期依然有很大的权力。赵绾、王臧受到汉武帝的任用，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培，但由于窦太后的阻挠，两人被迫自杀，申培也因病免职回乡。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儒生勇敢地站出来，向当权者宣扬儒家思想。齐《诗》的创始人辕固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汉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好黄老之术，认为商汤和周武王的行为属于弑君，以下犯上，而非受命；辕固生则辩驳道，桀、纣失道，汤、武得天下之心。双方各执一词，所涉及的还有对刘邦代秦的评价以及汉政权合法性问题，这于汉统治者而言是矛盾的，因此汉景帝终止了这场辩论，之后也没有学者敢讨论“汤武受命”之事。但这次见之于史书的辩论还是意义重大的，毕竟它提出了一个历代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的有关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朝代更迭，这个问题将贯穿汉代始终。辕固生耿直，还曾直言对抗掌权的窦太后，窦太后问他《老子》，他回答：“此是家人言耳。”（《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大怒，把他放入猪圈去刺野猪，幸好有汉景帝相救才保全了性命。虽然窦太后与黄老之学的地位在当时难以撼动，但辕固生敢于挑战权威，多次触碰当时统治阶层的敏感区域，为推广儒学险些丢掉性命，其精神可嘉，也为其后经学的兴盛开拓了道路。
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任命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罢黜黄老、刑名之学，征召儒生数百人。其中就有淄川人公孙弘，他是儒学在汉代兴盛并确立主流地位的关键人物。他本是一介布衣，40岁研读《公羊春秋》，60岁参加举贤良文学对策，得到汉武帝赏识，后荣登相位，位列三公，封平津侯。公孙弘的成功使天下学士争相效仿，吸引更多人去学习儒学。担任丞相后，公孙弘为了振兴儒学向汉武帝提出了以下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史记·儒林列传》）其中，设立太学、以学业状况任官等举措打开了儒生入仕进身的通道，汉武帝许可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易学大家杨何官至中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都凭借《易经》官至两千石。因治经学而荣任九卿以上官吏人数众多，有的贵为三公者，较为知名的有倪宽、王骏、贡禹、匡衡、萧望之、孔光、师丹等人。
从此，经学成为天下学子谋求利禄的途径。《尚书》大家夏侯胜就常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青是御史大夫的绶带，紫是太尉的绶带。在他看来，只要通经术，位列三公的机会到处都是，简单的像从地上捡起来一样。可见，到了汉宣帝之后，凭借通经入仕已经非常便捷，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已经十分昌盛。众多齐地儒生入朝任官，有的还身居高位，影响政令，统治者也逐渐将儒学思想运用于政治。董仲舒虽然并非齐人，但他所传授的《公羊春秋》无疑是齐学中最典型的代表，对“公羊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公羊传》大家，董仲舒通过解释、附会《春秋》经义，集儒、道、法、阴阳家于一体，提出了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观念，把齐学与治国结合起来，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找到了理论依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的统治。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渗透到政治层面，既使经学达到了“通经致用”的目的，也确立了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
由式(22)即可得到优化矢量选择器所需要的参考电压矢量,然后对所处的扇区进行判断,得到3个电压矢量.最后由价值函数对所在扇区的3个电压矢量进行优化评估,得到最接近的电压矢量,即最优电压矢量.例如,当位于第一个60°扇区中时,则选择u0(000/111),u1(100)和u2(110)这3个电压矢量用于价值函数的优化求解.
结语
西汉经学传承和兴盛的过程中，辕固生、伏生、田何、杨何、胡毋子都、公孙弘等齐地儒生功不可没。他们保存和整理了儒家的绝大部分经典，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了儒家思想，也为经学在两汉独尊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传经的儒生大部分出自齐地，在西汉经学史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所传承的齐学与鲁学一起构成了西汉经学的主体。当然，齐地儒生并未如董仲舒一般产生创造性的理论，也没有达到惊人的思想高度，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但他们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合其他学说，把齐地阴阳之学注入经义，迎合了西汉统治的需要，使西汉经学整体上呈现出齐学注重阴阳谶纬，同时又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风貌，而这一风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汉代的政局和文化。
[作者简介] 杨洋，齐文化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祝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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