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问题的中外比较及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原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当前我国论文,中外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货膨胀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严重关注的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上，我国各级决策机关和理论界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985年前是不承认我国存在通货膨胀这个事实；1986-93年这段时间，是在公开承认了这一事实之后，主要是争论通货膨胀“有害”、“有益”的问题；今年以来，上下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面对难以避免的高通货膨胀如何治理“多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或忍受的？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资金和物资供给的两大缺口，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较高的增长率和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一两难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明显的难以避免的事实。笔者拟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通货膨胀的问题：从中外通货膨胀比较的角度来论证通货膨胀有害论；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原因与对策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治理。
关于通货问题的中外比较
尽管通货膨胀在我国解放以来的30多年蚋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客观事实，但直到1985年我国官方和理论还都不肯或不敢正式承认它的存在。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提问，倒是北京的一些年青的硕士生们勇敢地走到主席台前大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从理论上讲，我们从来都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持反对和批判的严厉态度，但在实践中我国几十年来不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却屈指可数，通货膨胀已成为一种持续性现象。这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持续性的财政赤字与过字财政政策的区别何在？是否仅仅是一个主观动机和自觉不自觉的“意识性”问题呢？我以为不论动机如何，只要事实上存在着持续性的财政赤字，并导致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就足够了。如果说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差别的话，就如有的同志风趣地说得那样，中国奉行的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而西方奉行的是“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
1987年以来，我国官方和理论界逐渐公开承认了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本来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因为这表明我们已在摆脱“主义”经济学的羁绊，开始走向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正确道路。但很不幸，就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很快就奔向了“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的高峰。一时间，“通货膨胀必然”、“通化膨胀有益”的文章和书籍颇时兴了一阵子。只是经历了1984年和1988年两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冲击，这类主张似乎又平缓了许多。90年代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有益论再度兴起。这就使过去那种似乎是不自觉的“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政策。许多多人，包括中朵和地方同志都有，对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相当感兴趣。本文不准备讨论通货膨胀本身，但只想说，中外的历史经验与实践都证明，通货膨胀是近现代各国经济机体的一种赘瘤，通货膨胀政策是一种“鸦片”。讨论通货膨胀有益的问题就象讨论“鸦片”有益的问题一样有害。虽然世界各国都长期面临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很难根本治理，但不能因为各国普遍存在很难避免无法根本治理，就转而承认它有益，这是否是一种“精社胜利法”。退一步讲，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以此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明显的事实，但也是不得已的。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政策的严重后果，因而是不可取的。更何况近年来他们的通货膨胀率也相当低，且与工资形成指数化纠正制，已不再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性政策。
如果硬要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特征与后果加以对比的话，可以有如下几点不同：(1)经济体制不同。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较为发达完备，已大体形成以间接性调控为主，以直接性调控为辅的调控体系；而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体系以直接的行政的调控为主，主观随意性和投资政策的政治化色彩更浓。(2)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理智化程度不同。简而言之，西方国家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自我约束机制强，企业的经济行为是理智的，对各种经济信号的反应是灵敏的，除了对市场需求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某些盲目性投资以外，一般不会有我们那种不顾一切的投资饥渴症；而中国则正相反。(3)投入与产出比不同，投入与产出的平均周期不同。西方国家一般是高投入、高产出，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低；而我国则是高投入、低产出，投入产出比高，投入与产出的平均周期由于种种原因要比西方国家长得多。投入产出比和平均周期是两个实质性的问题，同样的财政赤字或投资膨胀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级济后果，或虽然方向相同，严重程度却很不同。(4)投资结构的均衡程度不同。政府财政赤字的经济后果，不仅表现在投资总量的膨胀，还表现在投资的结构方面。假如总量稍有膨胀，而结构还是大体合理的话，它的经济后果会轻微得多；而旬中国几十年经历的那样，总量严重膨胀，结构又严重失衡，经济后果是加倍地严重，形成投资“双刃剑”效应。(5)经济失衡的特征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失衡一般表现为生产过剩与供给过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我国则一般表现为生产不足与供给不中（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失衡特征之下，产生同样的财政赤字，大体相同的通货膨胀程度，由于这种背景与消化吸收能力不同而产生很不相同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简而言之，就后果而言前者较后者为轻，且轻得多。(6)自觉程度不同，反对策的有无不同。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公开承认赤字财政政策，且同时有货币政策及其他反对策的协调配合，有一定的制约和缓解机制，且在社会公众的公开监视之下；我们长期不承认存在通货膨胀这一事实，在持续性的财政赤字面前仍坚持要下决心消灭赤字，决不奉行赤字财政政策，又无其他的反对策的制约、缓解、协调与配合，结果是财政赤字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
在进行了上述一般粗略的比较以后，笔者想申明，本人对赤字财政政策并无很深入的研究，上述比较是描述性的，远不是精密的和无懈可击的。其本意仅在指出许多方面的不同，其目的在于说明：(1)如果赤字财政政策在西方国家的某些情况下看来似乎是可取的话，在中国就很不可取；(2)在相同条件下，其经济与社会后果前者比后者为轻；(3)结论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取，通货膨胀有害无益。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原因与对策
通货膨胀十分有害。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一再证实，西方各国近年来事实上也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率和相当低的通货膨胀率；讨论通货膨胀有益的问题就如同讨论“鸦片”对人是否有益一样有害。通货膨胀这一事实虽然有害，但一时又难以避免，所以人们才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如何控制，如何治理，以及多高的通货膨胀率社会和居民是可以承受的这一更为务实的方面。
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以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以上，而35个大中城市物价上涨率则已达25%以上，甚至于更高。按世界各国的一般标准，5%以下的通货膨胀率是低度或轻微的，5-10%是中度的，10-15%是严重的，15%以上是恶性的。所以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同1988年我国的那次通货膨胀相比，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有与以前不同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是：(1)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较普遍的抢购风潮，这表明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居民心理及物质随能力的提高；(2)虽然银行存款利息率明显的呈负值，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还是继续上升；(3)消费需求并未大幅度增加，一些生产资料（例如钢材）价格下跌，库存增加；(4)农副产品和劳务类商品的零售价格上涨快而且猛，成为此次通货膨胀的一个实出特点。上述特征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用1988年的老办法来治理这次通胀，需要探寻造成此次通胀的真正原因，不然开错了药方会使病情更恶化，使经济和社会状况更糟。
分析此次通货膨胀的特点有助于探寻造成它的原因。(1)总需求膨胀仍然是造成此次通胀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及各地党政领导机关谁也不承认当地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膨胀仍然是造成通胀的主导因素，包括去年信贷的过量投放能量的释放这一因素在内。所以应进一步压缩总需求，但不是一刀切，应切长线补短线，对短线、对瓶颈产业应增加投资。(2)成本推动和利润推动。1993年、1994年相继出台的全面价格市场化改革措施，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企业将这种成本提高的压力全部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出去。由于市场发育不良，法制建设不配套，监督管理不严密不很有效等原因，利用价格改革和税制改革之机搭车涨价，大大推动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在官员经商轶个业、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和垄断性企业追求高额利润的情况下，权力垄断、资本垄断、原料垄断、价格垄断、运输垄断和市场垄断必然形成。由这类因素形成的物价上涨的好处，几乎全部在流通领域，真正的生产企业并未得益。此外，许多商品虽已供过于求，库存增加，但厂家或厂商却宁愿减少产量或供货量而不降价，故而使这部分商品的价格仍居高不下。(3)对外经济金融关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明显增强。例如，1993年人民币对外币（例如美元）的汇率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由5.7:1下降为8.7:1，使我国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大幅度提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抵消了汇率贬值扩大口的刺激作用的同时，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供给缺口，加剧了通胀；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原料、材料、技术与设备以人民币表示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以1993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各类商品计算，由于汇率调整而形成的这类商品的价格总量比1992年增加了3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带动和刺激了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一点对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明显的和不小的。利用外资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4)农业基础地位的进一步削弱而导致的农产品总供给减少也是形成此次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多次调整已有很大提高，但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不小，在化肥、农药、农机具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甚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耕地面积以每年700万亩的速度减少，大批农民弃农从商，最终导致农副产品总供给减少。人们看到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弃农经商和农产品供给减少的情况就越严重，为应付上级虚报假报的成份就越大，到北方粮食产区来抢购的就越高，全国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总供给就越趋于减少，由其推动的价格上扬就愈烈。
在分析了我国此次通货膨胀的基本特点和形成原因之后，笔者愿就政府当局应采取措施的某些思路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1、继续提高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破坏性影响的认识，从理论上和认识上根除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根除各地自觉地通过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执行一种有远见的负责任的和严肃的经济发展战略，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举国上下认识并不是很一致的，甚至有的人公开喊出了“三不怕”的口号——不怕经济过热，不怕通货膨胀，不怕大规模对外举债，这是十分有害的和危险的，许多以机会主义式的短期行为为特征的政策措施在似乎是应付了短期稳定的同时必将累积和发展为长期的重大不稳定。
2、今后10-20年内，通货膨胀问题将是我国较长期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的各级决策机构和官员，乃至中下级干部和群众，，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和居民能承受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我们能够在5-10年的时间内持续性地保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8%左右有效的较高增长率，则社会和居民能够承受和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大体在5%左右，能实现这一点就相当不错了。这两项指标的过低或过高增长都是不可取的；有害的和无法承受的。
3、在治理此次通胀的总措施中，适度抑制总需求，特别是抑制投资是重要的，但切忌一刀切，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中型企业、产业或部门，特别是“瓶颈”产业，应增加投资、增发信贷以支持与促进其发展，而对于长线产业，特别是高级宾馆、饭店、高尔夫球场、高级娱乐城、高级化妆品、高级服装、小轿车生产和消费方面的投资应严格控制。
4、在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诸因素中，前一段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自身的不恰当的政策后果是十分明显和严重的。例如，表面禁止实则鼓励的各级党政机关的经商办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及其垄断，惊人增长的“寻租”行为，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的同时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日益增长的垄断利润，给本来就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以更大的刺激与推动。因此，要强化各种职能部门的切实监督管理；杜绝以权谋私的各种寻租行为，解决乱收费、乱涨价和假冒伪商品泛滥这一老大难问题。其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种类的商品一股脑儿通通推向市场，如垄断型行业和产品，诸如航空铁路运输、邮电、自来水、煤气、电力以及某些粮食制品（例如日本的大米），都不是简单地由市场供求定价，而是由政府或由政府审批后定价，这些行业不适用于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人们将看到我们这一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所以要治理此次通货膨胀，端正政府的行为与动机，强化管理，严肃法纪和政纪，反高额利润和反垄断具有决定性意义。
5、从根本上调整农业政策，增加农产品总供给至关重要。在当代，农业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车民经济中具有战略重要性意义的部门，也是不同于其它产业部门的一个特殊性产业部门。因为农业生产空间高度分散，受地理、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集约化生产的可能性小，投资客大，周期长，风险大，不确实性大，回报率低，所以必须采取特殊性下策及持久性政策。必须在促进农业市场化，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缩小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刀差的同时，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制政策，通过最高限价以保护消费者和通过最低限价以保护生产者的双重性政策。直到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未能完全市场化，仍有各种补贴与保护，这就是证明。所以我们的政策思路，不能走完全通过市场化不断提价的手段来消除“剪刀差”这条路，而是同时通过政府政策补贴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相对缩小剪刀差的办法解决问题。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和观察，除大中城市郊区以外的中国广大农村，其生产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土改的时候还分散、还落后，例如人民公社解散的时候，原来各家土地的界限已无踪影，实行承包制时又得不以土地的好坏优劣、远近高低和水利等条件综合划分，结果是某一家某一类型的土地只能分一垅地，如何计划化，如何集约化，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如何降低成本，都成了问题。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全面市场化，农业生产方式的的重大变革，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问题已尖锐地提出。我们的政策决策和制定者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主动，否则，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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