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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3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93(2007)03-0043-06
神社在日本神道信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关神社功能变迁的研究汗牛充栋，认为神社是“奉斋神祗”，即祭祖、祭神等场所已成共识。也有学者认为神社最初的祭祀对象是水稻农耕神，人们以此祈求水稻丰产和风调雨顺。但是在日本列岛有人类活动的漫长年月中，反映当时神道信仰的祭祀场所——神社的原初功能又是什么？解答可能各有不同，宽泛者如泛自然信仰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日两国学界对此未有明确说法。惟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史》“産霊(Devine Productive Power)としての神”一节中有：“如《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祝词》所示，上古日本人向这些神灵祈祷，仅限于与生命的生产、增长乃至生活的安定繁荣这些极其生活化的，亦即现实的事物有关。”，在“神社にゎけゐ兄術と宗教”一节中有：“绳文时代制作了许多女性的土偶和比拟男根的石棒。这表明了对自然及人类生产力的关心。”[1]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有“……可见显示性器官和表现性交以祈祷丰年的习惯，流传广泛久远。这种现象同其他形形色色的咒术神事一道，承传至今，呈露出古代神道之一斑”(下划线为笔者所加)的简略表述[2]41，惜均语焉不详，但具启发意义。此外，答案之不明确可能与过去仅就日本看日本有关。是否神社与东亚国家存在着某些联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根据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文化人类学的普适原理，通过对神社与中国“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的比较，以及对日本早期神社地面结构物和活动状况、神社附加功能的发展、神社的蛇信仰的重新审视，推测神社的原初功能之一(并非全部)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是泛自然神信仰的一部分，而神社的水稻神信仰则带有继发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神社的原初功能带有东亚及世界文化发展的共性。
一、神社的起源和性质
日本神社过去叫法不一。将神社名称加以统一规定，是日本近代以后的事情。一般说来，神社是祭祀神道诸神的场所，神宫是祭祀皇祖和皇灵的级别较高的神社。现在建造考究威严的神社(神宫)均由古代临时祭场进化而来。古代临时祭场有“神篱”、“磬境”、“磬座”、“神奈备”几种形式。祭场四周种植的常青树，即“神篱”，挂有“高帜、镜鉴”等祭器；用石块围出的供神降临的圣域，叫“磬境”；选择奇异岩石作为神座的，叫“磬座”；而“神奈备”则指大自然神域，有神灵镇座的山岳和森林。随着历史的发展，临时祭场的绝大部分逐渐演变成能让神灵常驻的社殿——神社。
“神社”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代的《墨子·明鬼》，意为“祭神的地方”；“神宫”一词，始见于《十六国春秋》，意为“祭神的宫殿”。日本神社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住宅中的神灵祭祀场所(主要指天皇祭祀祖先神的社殿)演变而来，读“みゃ”，写作“宫”，即“御屋”，意为神住的场所。另一种是由郊外祭祀神灵的道场转变而来，即上文提到的“神篱、磬座”等。从弥生和古坟时代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原始神道祭祀时并未在固定的宗教建筑场所内进行，而是在临时选定的祭场中举行。“社”的古音义也证明了这一点。“社”训读为“ゃしろ”，即“屋代”，意为“代替房屋”，所以“神篱、磬境”等都是一种“屋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神祠”出现了。“神祠”(はこら)是“屋代”向“御屋”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神祠”据说是恳请天上的神灵降临镇守的场所，神社(宫)中的“御柱”就是天神降临的通道。最古老神社之一的诹访神社至今仍保留着四根与建筑无关的柱子，这四根柱子被认为是在祀殿建造之前，模仿“御社”(みゃしろ)所立的。神社建筑出现后，形式上为保留“古风”，其“屋代”亦被保留下来。至于神社正式形成的具体时间，现难以准确判定。神殿的创建，一般推测始于飞鸟时代(645～710)前后，即佛教传入，建造了佛殿、寺院之后。当时受到佛教刺激的神道信者不甘心于神道被纳入佛教体系，在从佛教摄取足够养分，丰富神道教义的同时，吸收中国的佛教建筑技术，把原本的天然祭场升级为人工建造的神社。
二、中国的“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亦即，在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就是人类自身。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具备生产能力的成年人的数量。因而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宗教仪式应该大部分与祈求人类自身的繁衍，即生殖崇拜有关。中国古代的“社”的情况，就证实了恩格斯的观点。
中国的“社”，现在一般认为是祭祀土地和祖先的场所。《说文解字》说：“社，地主也。”《礼记·郊特牲》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指管理土地之神，也承担诠释“天阳地阴”概念的责任。“阴”字可做多种意义的解读。但在此之前“社”又作何用途？这个问题与日本神社的部分原始功用探询殊途同归。何星亮认为：“社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圣地演变而来的，即社最初是祭祀图腾之圣地。……至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相继产生。庄稼的生长和收成的好坏与土壤有密切的关系。……古人不理解土壤的差别，误以为有主宰土地的神灵，土地上生长的万物都由它支配。……于是，原始时代的人们除了祭祀图腾之外，同时也祭祀土神。随着图腾观念的逐渐淡薄，图腾圣地便主要用来祭祀土地之神。这样，社便产生了。”[3]对此何新有不同观点，认为“社”是古人在规定的时间性放纵的场所。甲骨文中“社”字，形似在地面堆土为祭坛状。而《后汉书·祭祀志》说，社，“方坛，无屋，有门墙而已”，即社是建在露天场所的一个方坛。社坛上有以土堆起的一个高冢，象征女性的乳房，或设置作为社神象征的神石，称作“石柱”。在上古，社中既有女神的“社母”，还有男神的“社公”①。而这位男神的象征，也可以是社树，用以象征男根。这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社树被赋予的新的象征意义。文献表明，古代在营建一座邦邑之前，必先建社，社中必种植社树[4]。有另说为：《说文》中“社”又写作“
”，从示从木从土，表树林中堆土为坛祭祀之意。“社”的古音同“叶”，读为she(音射)，这导源于以树叶象征女阴。正因为树叶具有象征女阴的原始意义，所以后世为高禖建祠即建“社”时，必须植树[5]。尽管高冢、石柱、树木、树叶有作男根或女阴等的不同解释，但在象征人的生殖器官方面却是一致的。此外，既然“社”由图腾圣地演变而来，那么“社”出现之后，自然会保留图腾崇拜中的许多功能、仪式。中国各族的图腾仪式通常有入社、祭祖、繁殖仪式三种，加上上述性器官的象征表现，足以推定中国古代的“社”是一个祭祀祖宗，并在某个规定的日子进行性放纵的场所。
祭祀祖宗于此不论，至于性放纵，可以如何新所说，是在服从生产和战争需要进行性克制后的需求释放，但它也可能是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上古时期，社会追求人口增长目标的措施之一。《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高禖是传说中的生殖之神。帝王及妃嫔在祭神后，帝王特意斟酒让已有身孕的妃嫔饮下，并将弓箭插入她的弓套之中，表示男女交合。这是春社期间典型的贵族求子仪式。与此相对，早期民间春社活动中的求子行为，则是男女直接交欢。楚之云梦，宋之桑林为当时著名社祀场所，也是男女春嬉冶游之地。朝廷之所以要“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媒氏》)，盖为增加社会人口无疑。上古时代祭祀高禖的“社”虽然还有“社丛”、“丛”等各种异名，但其性质始终不曾发生根本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兼有祈求生殖繁盛的功能。社日时男女相会祈求子嗣的习俗，在秦汉之后由于后期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变得含蓄而隐晦，但在局部地区仍有春社男女相会的遗风。
随着农业出现，对生殖和祖宗的崇拜逐渐与农耕生活结合起来。《吕氏春秋·顺民篇》：“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桑林。”高诱《注》：“桑林，桑山之林，能兴风作雨也。”农耕生产最关键的就是风调雨顺，而桑社能够带来和风润雨，所以“社”也被赋予了土地神等的新职能，至此生殖崇拜、祖宗信仰才跟祈祷农事繁盛有机地融为一体。
以上介绍和分析虽然简略，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社”应该是一个祈求子嗣、祭祀祖宗和希冀五谷丰登的祭坛，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命难以存活的背景下，人们对生命繁衍和农事繁盛的一种渴望。继而在对祈祷生殖的“社”之中，人们寄托了一种完美的追求，把人类的生殖器官抽象化并神化了。据此可以认为中国“社”的原初功能之一是生殖崇拜。
三、神社早期地面结构物及活动状况
日本神社也使用“社”字，在当时已有许多汉字可供选用的情况下，采用者不会没有考虑，但由于缺乏日本早期文献资料，所以无法断定日本神社和中国“社”的性质是否属于师承关系，许多问题只能从考古资料和部分文献进行推测和论证。
奥古斯特·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说过：“不应当从人出发给人类下定义，相反的，应当从人类出发给人下定义。”[6]7诚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因文化因素走过不同道路，但这不同道路，也会体现一些共同的客观规律，某些规律甚至具有普适意义。通过人类这个集体来分析所研究的个体对象，往往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据此，结合中国“社”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初功能，对日本古代典籍和神社早期地面结构物及活动重新审视，可以发现日本神社走过了与中国“社”相似的发展道路。
和中国的社祭一样，祖先崇拜也是神道信仰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如上所述，至少在大和朝廷统一天下前后，皇室祖先神就在神道信仰的众多神灵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古代的“政”字训读为“まつりごと(祭事)”，说明对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为首的神的祭祀已是国政的中心内容之一。
此外，《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及《风土记》等典籍还反映出神社历经的更早的历史过程——生殖崇拜。《古事记》较典型：伊耶那歧命和伊耶那美命从天桥降到淤能碁吕岛后，在岛上立起一根天柱。两神一个从右一个从左绕柱而行，相遇时，女神喊到“啊，兄神呀，你是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子！”男神也说“啊，妹神呀，你是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说完，兄妹俩在天柱下，进行肉体结合。很明显，这根天柱既是往返天地的通道，又是兄妹爱情的象征，可称作“性柱”。联系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的诹访神社尚保留与建筑本身无关的柱子，可推测兄妹神结合的地方应该就是古代日本原始祭场——神社的雏形。由是观之，诹访神社的四根“御柱”，作为连接天地的通道的同时，应该也带有性柱的象征。
综观日本早期的史书，可以说它们就是一些解释国土、国家、自然物及人之形成的经典类书，也是日本神道理论赖以生存发展的滋养品，其中还有许多与生殖崇拜有关。起源久远的《日本书纪》和《万叶集》中和歌的枕词之一“秋津洲”(めきづしま)也反映出相似的观点。“秋津洲”原意为“蜻蜓之岛”，多用于修饰“大和”，后转为日本的古称，来源于神武天皇巡幸时登上腋上嗛上丘时环视国土所说的一段话：美哉！吾得此国。国土虽如槠钱般狭窄，但却如蜻蜓交尾状为群山环抱[7]。眼前国土狭小却合神武天皇之意，不为别的，仅与生殖崇拜有关。蜻蜓边飞边交尾，头尾相衔，形成的环状与女阴形态相似，让神武天皇不免产生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联想和希望。国家、神道以及此后建立的神社与生殖崇拜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考古学也提供了相关证据：奈良飞鸟座神社内，到处可见象征男根和女阴的石头，大有二人之高，小则高尺余。伊势神宫外也有一“镇石”，王金林认为“是男根的象征，意味着阴阳平衡，因为伊势神宫(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笔者注)祭祀的天照大神是位女神，用镇石达到阴阳平衡。”秋田县大汤有两处绳文时代后期的列石遗迹，即野中堂和万座遗迹。考古学家在遗迹附近发现25座栏杆式建筑遗址。其中22座的位置，是在环形列石群同心圆外侧，与列石群相距28米。就环形列石的性质，王金林认为是用作祭祀场所和生殖崇拜。列石群内石头的形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柱状石，或直立或横向放置，构成环形(有的为马蹄形)，环内用杂石或小石或条石铺于地面；二仍是柱状石，或直立或横向放置，构成环形，环内无任何东西铺于地面。按王的观点，第一类是男性生殖器象征，第二类则是女性生殖器象征。特别是野中堂遗迹中有一组环形列石，中心直立一块重约88.5公斤的柱石，周围铺着石条，呈环形放射状，放射状条石的外端则用横放的条石和椭圆块状石构成环形。“这是一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石祭祀图。它体现了男女两性，也即阴阳的自然融合。”[8]
此推测在《万叶集》中可得到验证：鷲の住む筑波の山の裳羽服津のその津の上に率ひて未通女壮士の行き集ひかがふ嬥歌に人妻に吾も交らむ吾が妻に人も言問へこの山を領く神の昔ょり禁めぬ行事ぞ今日のみはめぐヒもな見そ言も咎むな(嬥歌ハ東ノ俗語二力ガヒと曰ふ)。大意是鹫踞筑波山，有溪曰裳津。津畔相携手，男女年青人。来赴嬥歌会，忘我对歌新。吾妻他示好，吾与他妻亲。自古不禁者，镇守此山神。唯今日勿怪，此事亦莫嗔。(京都以东各领国将“歌垣”叫“カガヒ”)②。如前述，古代临时祭场也指有神灵镇座的山岳和森林，所以同是神体的筑波山附近也是祭场，又是一个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性交的场所，这恰恰说明了原始祭场的功能包含生殖崇拜。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唯今日莫怪”的“今日”，与中国的社日一样，仅此一天。
再者，与中国“社”有“社丛”、“丛”等异名一样，《万叶集》也将“もり”记作“森·杜·社·神社”，四个字或词意义互通，所以，神社的原意之一还是用于祭祀神灵的“神圣的树林”(参见“木綿懸けて斎ふこの神社(もり)越之ぬベく思はゅゐがも恋の繁きに”《万·1378》)。那么，这个“神圣的树林”的功用是否又与中国的“社丛”相同？《常陆风土记》做出暗示性回答：远古香岛郡(今鹿岛郡)有一对青年男女神祗。男神叫那贺寒田之郎子，女神叫海上安是之娘子。男神英俊，女神美丽。两神早就暗中倾慕，但无会晤机会。等到举行歌会，两神终于相见。之后，两神携手离开人群，在一棵老松树下，肉体紧贴在一起。这里的松树即有“社丛”象征之功用。不仅是松，如棕榈等，在古代日本南部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也都作为男性性器官象征[9]47。而当日本出现建筑式神社，及伴随人的思维逐渐由具象向抽象转变，“树”有可能演变为“御柱”，成为相宜之物，因为生木为树，死木为柱，树柱本同物。诹访神社现在每年仍在进行奇异的“御柱抽祗”仪式。访客希望通过“御柱抽签式”得到最好的大柱子，或籍此实现求子愿望或盼望身体健康、事业兴旺。神社的树和柱，与中国“社”“从示从土从木”的社木和柱状物意涵暗合，应该不能视为一种巧合。
又，神社象征性建筑“鸟居”上，结有由稻草搓成的“注连绳”。鸟居于日本现在作圣俗之界分，但在云南、东南亚北部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不少在左右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木，并装饰着类似“注连绳”的建筑，苗族在此所作所为是进行祭祖和男女对歌传情，也是典型的春嬉冶游场所[10]。根据天神多久头魂神社石柱和鸟居的门洞形状及布局安排，我们大胆猜测上古时期神社的鸟居是“共同体之门”的象征，即同一血缘、地缘的氏族祈祷生殖繁衍的圣坛。梅原猛持相同看法：“大森志郎认为出云大社(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笔者注)所系的粗大稻草绳也是大蛇的形象。三轮神社所系的稻草绳，尽管样子略有不同，但也让人联想到大蛇的形状。”[11]如前引和后证，蛇是两性象征。据此可以猜测神社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鸟居，也是两性象征的建筑。
通过与中国“社”的对比，可以发现日本早期神社和中国“社”之间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社”有“社丛”、“丛”等异名，《万叶集》将“もり”记作“森·杜·社·神社”；祭场内都有男女生殖器的象征物，或为石柱，或为木柱或高冢，或有“鸟居”，或“无屋，有门墙而已”；也都存在把社树当作神灵、两性象征的做法，同时又都是以祈求子嗣繁衍为目的，允许男女自由进行性交的合法场所。后来经演变，又同样成为一个祭祀土地神即与农耕相关的神灵的场所，并将农耕生产和生育繁衍结合在一起。
四、神社功能的发展
通过神社与农耕有关的祭祀仪式，可进一步了解生殖崇拜与神社的关系。
奈良飞鸟座神社，每年都要进行传统的祭祀——“田植祭”。祭祀前，面带天狗、黄牛、老翁等面具的年轻人，手持竹竿在街上“横冲直撞”，见妇女儿童便“敲打”臀部。这是表示多产的一种咒术。此后还进行为丑女和天狗举办婚礼的表演。“夫妇”在神社拜殿中央假做酣畅交媾状，人称“下种”。期间还有人将叫作“神福”的女阴状纸片，撒向人群，让人们带回家，以期福运长久。“田植祭”即把人的生殖行为看作一种生存力量的源泉和符咒力及农业生产力的象征，以求稻谷丰产。奈良县六县神社的“分娩祭”，与“田植祭”在本质上十分相似：某假扮的青年“孕妇”挺着肚子，摇摇摆摆地走向田间送饭。此间“孕妇”在神社拜殿转悠，与神主进行问答间，忽感阵阵腹痛，相互问答完毕，“婴儿”呱呱坠地。此后“产妇”敲起藏在腹部的小鼓，神主随着鼓点口中念念有词，庆祝吉祥，众人闻之皆大喜[12]。“受孕”到“分娩”象征着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表明了生殖同农业生产之间的同质性关系；茨城县御舟神社的祭祀活动更是直观形象地反映出生殖器崇拜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春季插秧后，用稻草扎成阴茎和女阴，吊挂于支架间，让二者随风而动，自然接触摩擦，以象征生产力的旺盛；秋田县某地，插秧之后，作为极度的二者相关表现，是雇用男女，令其进行真实性交。可见显示性器官和表现性交以祈祷丰年的习惯，流传广泛久远。这种现象同其他形形色色的咒术神事一道，承传至今，呈露出古代神道之一斑[2]41。上述反映出与中国“社”相似的发展历程：先是人类自身的生殖崇拜，随着农业的出现，生殖崇拜逐渐与期盼丰收有机联系起来，直至后来发展到直接为农事服务。相比而言，日本的神道祭祀表现得似乎更为直露。
五、日本神社的蛇信仰
一般来说，最初的生殖崇拜是从动植物崇拜开始的。不论东西方，作为崇拜对象的蛇自古以来就是性激情的象征。古印度人认为只要崇拜蛇，就能儿孙满堂。因此印度寺院中刻有许多男女同体的蛇神，象征着健康和生育。美国俄亥俄州，有一座著名的大蛇形土墩。由北美洲早期土著人建造的这座蛇形土墩也是一个宗教祭场。土墩上分别有代表男女性器的三角形脑袋和环圈，象征着男女结合。在日本，蛇亦是两性象征[9]56。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的三轮神社祭祀的是大物主神，即蛇神，后来转为农业神。蛇与农业在此也发生关联。不过，在发生关联之前，所祭之蛇无疑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三轮神社祭祀的八俣大蛇是个好色之徒，每天都到山下与某女子发生关系。梅原猛指出，“那个男人就是三轮山神。《古事记》没有说这个神是蛇，但《日本书纪》把这个故事当作倭迹迹日百袭姬的故事，说那个男人，即三轮山神是一条美丽的小蛇。自古以来就传说三轮山神的神体是蛇。……这个神社直到现在还供奉酒和生鸡蛋。生鸡蛋是蛇最爱吃的东西。不仅是香仪箱，就连三轮山的山顶上也供着鸡蛋。……嗜酒好色的蛇就是三轮山神、大物主神的形象。”梅原猛还就三轮一词与蛇的关系指出：“‘三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来自蛇打盘的外形。《古事记》中三轮神与活玉依比卖私通的故事说是由于麻线圈只剩下三轮(圈)。我看还不如说是山的外形像蛇盘成三轮(圈)。”[11]引文虽长，但以上传说将象征两性的蛇作为祭祀对象，直接明了地说明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的三轮神社的最初功能就是生殖崇拜。
1.神道信仰和世界其他民族信仰一样，经历了生殖崇拜的过程。早期神社原初功能之一部分，可从其地面结构物、祭祀内容及活动推测出来，与祈求生殖繁盛有关；
2.神道的祭祖思想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社祭思想等相似，与生殖信仰密不可分，反映了先民对自身来源的探索及对先人恩泽的感念。但首先是有繁育，才有恩泽，恩泽的基础在繁育；
3.神社生殖崇拜与祈祷农事繁盛发生关联，是在人类从捕捞渔猎向农业发展之后的事。人旺盛的生育能力和作物繁盛之间的联系，可以用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得到有效说明：“对原始人来说，因果关系完全是神秘和直接的。”“在这种‘互渗律’的作用下，即使原始人肯定某事物的作用，但他们也会认为真正的原因本质上是神秘的。就像班图原始民族认为妇女不孕会使庄稼颗粒无收一样，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都把农业的丰收与两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神秘的‘互渗’思维的左右下，他们很自然地将生命的繁衍看成是庄稼的丰收的直接、本质的原因。”[6]62、98
4.神社后来与天皇制、军国主义等发生的种种联系，更是大和王朝建立后日本各时代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炮制出来的文化事件，不属于神道信仰的本原和本质。日本文化带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在神社的生殖崇拜信仰方面，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注释：
①《五经异义》中“今人谓社神为社公”，《礼记·郊特性》正义引。
②根据中西進《万葉集全译注付原文(一)》，讲谈社文库，1971年，第1759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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