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琳芳[1]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研究》文中指出一个完善而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是建立高效的证券市场管理体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作为全球新兴的证券市场之一，其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种股票行情的涨跌时刻牵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然而一些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事件，给股市造成了振荡和严重后果。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股票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 本文从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出发，分析了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属性，认为会计信息的本质是一种商品，现阶段又兼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其商品的属性导致会计信息供求受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公共产品的特性使得政府必须对它进行管制，即政府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管制应是自愿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相结合的适度管制。而适度管制中度的确定又主要受供求平衡、效率公平及制度边界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虽然在法律体系和披露内容上已经比较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失真现象，本文通过对会计信息披露过程的考察认为是由于上市公司管理高层、会计事务所、证监会的行为扭曲的结果以及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的存在造成的，并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来进一步分析会计造假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分析认为治理造假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惩治力度。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国会计信息的实际需求，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的需求状况作了实证调查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与投资者实际需求相比，投资者需要更多有用的、真实的会计信息。根据实证调查的结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体系和内容进行优化，扩展了上市公司披露会计报告的内容，并设计出一个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来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有效披露。最后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宏观环境进行优化。 基于以上思路，论文分为八章。 第一章 导论 阐明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并解释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几个相关概念，总结了国内外关于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 第二章 相关理论分析 本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会计信息的属性，得出会计信息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现阶段又兼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商品本质促使会计信息受供求规律的支配，而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又需要政府对它进行管制，所以对于会计信息政府应该采取强制性披露的管制和自愿披露的非管制相结合的适度管制，这个度的确定受供求平衡、效率公平和制度边界的影响。 第三章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本章详细地介绍了目前我国规 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法规体系及披露的基本内容。从法规体系上看仍需进一 步完善，从内容看也需充实。 第四章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剖析我国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着严重的失真现象，表现在虚假陈述严重，缺乏时效性及关联方交易披露不规范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决 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章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 了分析。通过对会计信息披露程序的考察，认为上市公司管理高层、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等行为的扭曲以及会计信息系统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了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不真实。为进一步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本章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上市公司管理高层、会计师事务所和证监会三方的博弈模型，综合博弈模型中包括三个子博弈模型，通过对子博弈模型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结论:证监会加大惩罚力度是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最佳办法。 第五章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实证分析本章采取邮寄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使用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实际需求进行深入调查。首先确定会计的使用者范围，认为投资者的需求最为广泛，故将投资者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使用者更关注未来信息，除现行的报表外，还需要财务预测信息、分部信息以及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应提供3年的信息以供比较，另外还应提供物价变动影响的信息。从总体上讲，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有些披露过量，有些刚好满足需求，有些披露不充分，而有些则完全未披露。 第六章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对会计信息需求的调查结果及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供给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国实际，本章以郑州煤电2002年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对其进行改进。主要指标选择了投资者需求最高的9个指标又加上每股股利，每股现金流量指标及经济增加值，以便更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增加了分部信息、财务预测信息、物价变动影响信息及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分析等内容的披露。从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讲，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未来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必将从现在的纸质化向电子化转变。通过与互联网的连接，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会逐步实现电子实时化报告。ASP平台的建立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会计信息的生产模式。 第七章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及其完善本章对现有的监管体
侯波[2]2016年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职消费与经营绩效相互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持续下降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经过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已经遇到瓶颈,发展呈现为疲软态势。据此,国际舆论界和经济界开始关注中国是否能够避开经济“硬着陆”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事态,而且普遍持有看衰看法。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存在较大问题,内部矛盾凸显,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以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存在明显问题。可见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细胞--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营与发展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僵而不死的僵尸型企业。僵尸企业主要体现为缺乏发展的生气,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但由于放贷者或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而免于倒闭。僵尸企业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由于涉及当地政府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只能通过继续输血,维持其生存,最后导致僵尸企业不仅拖累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更是大量占用了政府经济发展的经济资源,延缓和阻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推进。美国COSO委员会在1992年提出《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内部控制从此开始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注重心,对僵尸企业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僵尸企业由于缺乏良好的内部控制导致自身经营管理失误,最终造成亏损相对大幅度上升。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国有僵尸企业,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消费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企业管理者常常会在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公款用于自身享受,比如买车、吃喝、购房等,甚至于一些管理者还要企业负担赌博开支,在企业中,利用职务之便而进行的消费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常见的腐败问题。本文认为导致国有僵尸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除上述因素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职消费已成为企业隐形腐败的温床,这不仅严重浪费了企业经营资源,而且逐渐形成管理人员隐性腐败的黑洞。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在职消费”的名义挥霍了相当数量的国家和集体资金,有些资金通过在职消费的方式转化为管理人员薪金以外的收入,在职消费为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企业高管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正常在职消费,属于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其本身是合理且合规的。然而在现实当中,部分企业高管却以在职消费作为“大旗”,谋取个人衣食住行上的“虎皮”特权,动辄享受奢侈消费,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不落腰包的腐败”。学术界对于高管在职消费已有很多研究。当然,基于现实的观察以及逻辑上的梳理,企业内部控制作为约束企业经营活动以及高管行为的重要准则与规范,理应对高管自利行为,尤其是在职消费,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不过,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企业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二者关系的研究却鲜有发现,这就为我们从企业内部控制视角研究在职消费问题提供了空间。本文以沪深A股2010-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得到8275个样本观察值(整理数据总量在10万条以上),围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于高管在职消费的约束性问题,按照“内部控制—在职消费—经营绩效”的思路开展理论分析与研究：第一,整理文献并归纳收集相关数据,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改革进行梳理,并重新建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二,基于系统化视角,构建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机制,以此为基础实施度量与评价,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第三,分析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于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机制,为投资者切身利益提供保障,并推动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分析内部控制在公司管理控制系统当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建议与主要措施。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第一,基于文献研究的定性分析法。在本研究中,以规范分析法(即文献研究法)为主,并归纳整理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对于在职消费产生影响的相关案例,然后针对文献实施定性分析,以更好的开展理论研究,最后具体结合实际案例得出主要研究结论。第二,基于逻辑演绎与计量检验的定量分析法。在完成理论推导之后,针对内部控制和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施逻辑推演,然后提出具体假设,并构建内部控制和在职消费、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模型,针对所得数据实施归纳与计量分析,以验证内部控制通过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进而影响经营绩效的研究假设,从而对内部控制通过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作用提升经营绩效进行检验。本文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总体质量对在职消费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同时,企业的内部控制基础活动：报告控制活动、合规控制活动、资产安全控制活动也同样抑制了在职消费。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业绩水平之间,在职消费起到了中介作用；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约束上市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有效控制上司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本文还发现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作用在不同样本中存在一定差别。本文结论对在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以约束在职消费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本文首次以内部控制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了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与控制机制。在从内部控制总体质量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控制活动视角将内部控制活动分类为合规、报告、资产安全三类基础活动,从而以内部控制三项基础活动对在职消费和经营绩效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在现有研究中鲜有发现。从消费行为、企业管理、内部控制、经济学、公司财务等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和降低因资源所有者行为的外部性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采取相应的内部控制方式与内部控制关键点,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高层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进行有效管理。第二,本文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探索建立起了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约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在职消费问题不是特别突出；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国有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导致中国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呈现出显著的隐形腐败的特征。与现有关于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制约机制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第三,对中国上市公司,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内部控制通过在职消费影响经营绩效的机制,即内部控制通过抑制在职消费的渠道提升经营绩效,公司的最终业绩效益是伴随着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约束的进程推进而不断积极进步,为中国上市公司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约束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依据。本文虽然分析了重要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模型仍然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鉴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并未较好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纳入更多可能发生影响的变量,以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日后研究工作当中,还可以将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情景因素或其他因素纳入未来的研究模型之中,探索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更加广泛地为公司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席龙胜[3]2013年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美国安然，世通、施乐、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相继曝光，透过这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的薄弱是公司舞弊得逞的重要影响因素。上述舞弊事件引发了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质疑，严重打击了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鉴于此，2002年7月美国国会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加强了在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要求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报告，而且该报告还要经审计师的审计。此后，世界其他国家在修订和颁布的资本市场监管法规内都增加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要求。2008年6月和2010年4月，我国财政部联合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应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自此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从自愿性披露进入到强制性披露阶段。内部控制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财务信息，直接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判断和决策。因此，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监管部门、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共同课题，对该课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演绎、归纳、比较分析、引证等规范研究方法和数理统计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对以下几方面内容开展研究。首先，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供给需求进行了分析。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需求分析中，主要分析了投资者、债权人、审计师、企业管理当局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特征；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供给分析中，发现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供给呈现政府主导的特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过程实质上是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接着对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均衡进行了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政府监管的力度密切相关；最后探讨了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形成过程。其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现状分析。一方面对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特征，发现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实践中的困境进行了剖析，发现管制主体、管制内容等方面有待改进，这些为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构建提供了线索。再次，运用信息熵模型计算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数对2007-2011年五年间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一级指标特征中，可比性质量特征指数较低，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二级指标特征中，重要性质量特征指数和真实性质量特征指数均较低，这说明我国内部控制规范的遵循性程度较低，缺乏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同时说明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健全。该研究结论为本文设计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和优化管制制度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尤其是对萨班斯法案颁布以后的变化进行探讨，并对其特点加以评析。通过对这些国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对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几点启示，这些将为构建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体系和优化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制度提供帮助。第五，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的构建及政策建议。在前面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外部环境，构建了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接着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制度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旨在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力争有所创新。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提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目标的层次观。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目标结构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终极目标、中间目标和具体目标。终极目标是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市场公平；中间目标是“避免市场失灵”和“避免政府失灵”；具体目标是保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符合相应的标准。三个目标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依次递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第二，在管制主体设计方面，考虑到我国管制模式的实际，提出设立一个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督导现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主体中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建立政府各监管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合作机制。第三，构建了基于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目标就是消除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外部性，保护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满足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目标的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应当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质量特征：充分披露、公允性和可比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以及22个三级指标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数评价体系。第四，构建了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在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的经验，提出了构建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框架体系的设想。这一框架体系包括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目标、管制主体、管制客体、管制内容和管制手段等基本要素。
缪雄[4]2004年在《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成为国内外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由此而引发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改革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虽然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与监管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和对策，但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利益目标是极其复杂的，由此决定他们造假或监管行为方式选择的机制是不同的，因此对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监管应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开放、动态的体系。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参与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或监管的不同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根源在于其国有或国有法人控股的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下，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国家股东代表与上市公司决策、经营层利益趋同，现行制度的安排使造假的预期收益大、风险小；进行有效监管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加大对会计造假的处罚力度，提高造假成本，降低造假收益。然后通过分析比较认为，我们要借鉴国外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的成果和经验，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发挥政府和法律监管的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再从多维的造假或监管主体角度，在全面、深入剖析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指出其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体系的思路和对策在于通过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政府监管组织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投资者监管的法律机制以及社会监督的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从而丰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理论，并为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决策提供参考建议。
雷甜甜[5]201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几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频繁发生了财务舞弊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既说明加强会计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对如何在制度上、技术上不断强化和完善会计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问题进行研究并有针对地提出应对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是在会计监督相关理论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通过个案分析法,对西安达尔曼事件和万福生科舞弊案例进行分析,运用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和wind数据库相关资料对案例展开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内部会计监督,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注册会计师监督)三个方面。其中内部会计监督方面,主要是监事会和董事会的权利不对等,监事会的权力有限。政府监督方面主要是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存在各自为政、重复监督、尺度不一等问题,致使对企业的会计监督不力。社会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督质量低下,体制不够完善。进而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作用的发挥、内部控制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四个方面对问题展开分析。运用搜狐财经网、新浪财经网以及国泰安数据库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股权结构对会计监督的影响包括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和股东大会的形式化。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会计监督的影响包括董事会权利过大,监事会的监督力度不足。内控体系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对会计监督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国际上有借鉴价值的会计监督体系进行考察,借鉴美国、德国和日本利益相关者的会计监督体系,对我国监督主体和决策主体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各个监督主体必须分工明确,不重复监督的应对策略和主银行监督体系。最后,通过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对会计监督问题进行博弈分析,对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约束机制改革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对会计人员的地位及身份作适当的改变,提高会计人员的独立性,完善会计依法监督;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可以建立会计监督委员会从而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以及事务所内部控制做到比较好的监督。
王宏[6]2008年在《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1。在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的伟大征程中,特别是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竞争中,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为民执政能力建设进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被实践证明不仅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奠基石”、防范风险舞弊的“防火墙”、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行证”、接受公众检阅的“试金石”,而且是政府部门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研究、借鉴、融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做法、经验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与国际通行做法趋同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律制度、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公众利益、推动我国企业在内控框架基本趋同的有利条件下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保护我国企业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影响。本文的题目确定为《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钻研国际做法,是笔者思考命题的专业基础;坚持科学发展,是笔者形成论点的指导思想。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控制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国际比较,并通过总结、分析其经验教训,结合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内部控制建设现状,笔者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內，应当着力推进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基础和主线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应当包括标准体系与实施体系;其中,标准体系根据企业、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的需求和特征分步推进,在现阶段重点建立健全以大中型企业为蓝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逐步引导中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健全内控机制;实施体系应以评价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保证,在探索首先对大型上市公司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协调监管部门评价、管理层评估与中介机构审计的同时,切实抓好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配套工作,并且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条件下实施内部控制和深化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推动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健康蓬勃发展,树立中国内部控制的品牌,展示中国内部控制的魅力。笔者感到,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通过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关于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的观点,在当前我国内控研究领域是较为独到和居前的。围绕本文的基本命题,笔者分六章进行了论述,各章要点如下:第一章:内部控制基本概念的国际比较及其发展历程与启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学术界、实务界、国外权威组织与经典文献,以及我国有关方面对内部控制目标、要素和责任主体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正逐步趋于一致,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内部控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内控框架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经过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当前内部控制正处于在单位内部管理需求与外部监管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双轨制运行阶段。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内部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来都是相伴相随的,“伴生性”与“服务性”是内部控制最基本的本职属性;内部控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的发挥,在于其适应性;内部控制首先具有内在服务性;实施内部控制的单位所具有的公众性,决定了其内部控制同时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如何协调内部控制的内在服务性与公众监督权,从来都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内部控制基本理念和方法技术的发展具有国际趋同性,但内部控制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机制具有本土化性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信息技术等越来越融合交织,使得现代内部控制越发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内部控制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计审计行业与内部控制具有紧密联系性,但在复杂多维的新形势下,会计审计行业既要保持对推进内部控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保持适度的谨慎性;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处于社会宏观环境的制约之下。第二章:对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重要探索性、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以及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构建中国内控框架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当前,应当本着立足国情、促进发展的原则,借鉴国际、基本趋同的原则,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原则,统筹协调、合力实施的原则,重在引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依托财会、稳步推进的原则,原则导向、详略得当的原则,兼容并包、开放互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企业、行政机关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相结合,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注册会计师审计评价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人工控制与信息技术控制相结合,贯彻实施与国际趋同相结合,控制标准基本健全、科学合理,实施机制跟进到位、执行有力,方法技术较为先进、相互补充,国际趋同不断深化、影响扩大,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内部控制国际发展潮流,具有中国特色与魅力、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良好影响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第三章: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现状与思考。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部分境内外上市公司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取得较好成效;部分优秀骨干企业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进内控建设,收到良好效果;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等以预算管理、财务控制为纽带稳步推进内部控制,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其他相当一部分企业控制弱化、管理松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结合“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对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状况提出的意见,以及国外上市公司在实施内部控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对我国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不宜估计过高。我国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建设,应当合理借鉴美国科索理论框架,应当树立以财务报告目标为基础和主线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努力搭建以基本规范为纲、以具体规范和应用指引为目的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并重点关注董事会建设、内部审计建设等问题。同时,对小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保持清醒头脑,采取务实措施。第四章:关于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有关问题。美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政府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启示我们: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资源调配的适当性是美国政府内部控制的核心关注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发展,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建设是推进政府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内容;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在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基本框架结构,应当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框架结构保持协调;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组成项目和内容,应当体现有利于降低行政风险的中心工作;应当逐步探索将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情况作为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法定责任;应当逐步引入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预算执行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制度;应当逐步引导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由重财务审计向财务与内控并重转变。关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在抓好宣传教育的同时,应以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重点环节和突破口逐步推进。第五章: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体系的构建。有效实施是内部控制的灵魂。笔者认为,应当抓紧构建以评价体系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促进的内部控制实施体系。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没有异议,并且日益倾向于管理层应当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状况;但在引入中介机构实施内部控制独立审计评估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同时,即使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国家,也将审计范围界定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上,而不是全面的风险控制。我国一直在探索上市公司内控评估问题,鉴于国外的经验教训,我国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对内控审计范围的规定应当十分慎重,各有关部门应特别重视沟通协调问题。关于配套实施体系,笔者认为美国有七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同时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汲取的教训,包括应当努力寻求监管目的与手段、强化监管的良好愿望与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避免政策实施出现大的波动和起伏;对影响资本市场的重大监管政策的出台,应当在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充分沟通和协商;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与审计内部控制的知识与经验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应当未雨绸缪,周全考虑不同主体实施内控评估的执行时间表问题;应当加强对全社会内控理念、知识等的宣传引导等。第六章:加快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建设与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信息技术支撑与国际趋同观念,是贯穿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过程的两大影响因素。信息技术条件下内部控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要求我们树立手段与对象并重的观念、财务信息化与管理信息化互动的观念、信息技术内控审计服从并服务于财务报告内控审计的观念,正确认识人“机”关系、以人为本的观念。与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一样,经济规则领域內的国际趋同趋势也在深化。思路对头、决策民主、机制科学、人才济济,成就了我国会计国际趋同与等效事业,也要求我们在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中继续加以重视和坚持,主要包括:秉持会计国际趋同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进一步做实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更好地发挥其组织协调和国际趋同桥梁作用;全方位加强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联系机制;加快培养内部控制专业人才,夯实国际趋同人才基础。
张艳[7]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文中提出证券市场信息是交易者据以正确预期基础资产价值变动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应该定义为一切能够在不同强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与事件的信息。信息博弈是参与证券市场博弈的各个主体在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与反馈在内的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中，围绕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博弈。 证券市场的运行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发行者根据宏观经济及自身信息确定发行证券，并按法律披露一定的信息，投资者收集宏观及微观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处理形成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产生的结果又形成新的信息，从而进入新一轮的信息处理过程。 证券市场有分散风险、收集信息、企业监控、直接融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几大经济功能，本质却在于证券市场的信息功能。首先，直接融资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完善与否。其次，证券市场对分散风险、企业评价与监控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价格的有效性。价格发现和证券市场的监控功能取决于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从根本上讲，监控功能即信息功能。最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证券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这一点实质上是以上两点的综合，如果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证券价格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且效率较高的公司流动，而且，投资者也能对融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监控，以保证所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实质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国内市场都将渐次开放，迎接国标同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更大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的风险和挑战，如何规避风险，迎接挑战，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加强证券市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监管制度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由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反馈三部分有机构成。信息源是整个证券市场信息产生的源头和运行的起点。信息源中的博弈包括: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层次的信息博弈，其博弈行为有:上市公司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以及股东之间围绕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的博弈。股东对经营者形成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取真实的信息，而出于对信息搜寻成本和效益比较的考虑，小股东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放弃了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客观上就为经营者(经理层)在信息源提供不完全、甚至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 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信息博弈。其具体的信息博弈行为有: 第一，上市选择过程中绩差和绩优企业的“劣驱良”博弈。不论是在审批制下还是在核准制下，公司上市仍然实行额度控制。由于公司上市不是采取市场选择机制，造成了绩差企业、绩优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当监督成本较高而监督所获收益相对较小时，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这就给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提供了可能。当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的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其造假所获收益时，绩差企业会选择进行业绩伪装。这样，绩差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驱逐绩优企业的同时，信息源头的虚假业绩信息披露就产生了。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定价的信息博弈。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以筹资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业绩公布中的捏造信息和盈利预测信息严重脱离实际的博弈行为。包含综合信息的新股发行价，如果定位不合理，实际上在信息源就造成了对投资者的信息误导。 第三，公司上市后财务状况与业绩公布中的信息博弈以及投资信息公布违背承诺的博弈行为。 此外，还包括在信息源头利用信息占有和垄断优势进行的内幕消息获取与利用中的信息博弈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博弈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搜寻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博弈，信息传递中代理者与信息提供者串谋的信息博弈，证券交易中信息加工的博弈，这里面又包含信息欺诈博弈、“散户跟风”信息博弈、机构监管者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与违规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上市公司配股中的信息一博弈，预期行为的博弈以及中介机构的信息博弈行为等。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反馈中的博弈包括股市变动中投资者如何对股价变动作出反应而在彼此之间进行博弈;机构投资者对股市变动作出的反应，通过传播真真假假的股价信息、行为信息、和政策信息引诱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上述信息做出反应，采取跟风博弈:政府对市场变动信息做出反应、调整政策，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做出反应、调整交易行为的博弈;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和市场交易状态做出反应，采取监管措施，交易主体对监管举措做出反应，采取违规或不违规的抉择等。 证券市场上信息提供、信息传递与加工以及信息反馈构成信息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反复进行、周而复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信息博弈也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反复地不断地进行。 信息运行及运行中博弈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上一循环的简
郑春美[8]2005年在《公司治理中的会计治理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公司治理问题是一个广泛研究的话题。公司治理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资本市场的动荡,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公司治理失败的原因并提出改善治理的对策。本文关注公司治理中的会计问题,对公司治理中有关会计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从会计学的视角探索改善公司治理的对策。 回顾公司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早先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司治理理论的建立和解决公司治理的激励与监督机制问题展开。公司治理被认为是现代公司的产物,是两权分离的结果,由此导致了委托代理关系和交易成本问题,其后果是经营者不再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与所有者的利益相背离。1932年Berle&Means提出的委托代理问题给经济学家巨大挑战,因为古典经济学对之束手无策。直到1937年Coase,R.H的著作《论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发表,经济学家才开始对企业的内在行为进行研究。为解决经营者和所有者利益冲突的理论,如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委托代理理论成为研究所有者与公司经营者之间关系问题(后来被称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围绕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相背离的问题,企业理论和解决冲突的激励与监督问题成为学者们进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特别是1976年Jensen和Mecking的论文发表后,激励和监督机制问题成为近30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公司治理问题如此重要,除了学术界的努力之外,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也积极参入,纷纷发布了各自的公司治理指南来规范各自公司董事会的有关活动和内容。特别是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和和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之后,在全球掀起了研究和规范公司治理问题的热潮,人们对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希望各种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寻求各方面的努力,以改善公司治理。 会计具有反映、控制和监督功能,在公司治理中,可以在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为监督合约条款的实施、保障合约的有效运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何利用会计手段改善公司治理。本文运用规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治理的目标出发,讨论公司治理中会计治理对策问题。 在文献回顾之后,本文第二章简述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为公司治理问题的会
孙晓娜[9]2005年在《上市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我国企业改革进程明显看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走公司治理之路,而建立内部会计控制是强化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上市公司是公司制企业的典型代表,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导致权力集中,缺乏制衡机制等现象发生,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强化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因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是增强上市公司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而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松弛、控制弱化和贪污腐化等问题。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相互作用,必将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研究比较多的是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出发,针对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某一方面或内容进行分散的研究。本文突破原有的传统内部会计控制的范围,将内部会计控制划分为经营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与治理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两部分,站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改善上市公司现状的角度上,对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进行重新定位,将经营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与治理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均纳入到整个内部会计控制体系中。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指出该论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研究动态、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思路与体系;第二部分是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理论,论述了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论依据及内涵,并指出了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现状分析,具体包括国内上市公司治理自身存在的问题、上市公司治理失效对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的影响以及国内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自身存在的问题、国内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失效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等;第四部分是完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具体包括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与完善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要实现互动、完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以强化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完善国内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以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等;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通过对美国COSO 报告的延伸与借鉴试图构建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具体包括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构建依据、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会计控制目标、原则、程序、方法以及基本组成等;第六部分是总结与前景展望,具体包括本文的创新之处、“上市公司治理特色”的内部会计控制评价体系的建立、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报告的出具以及上市公司治理中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实施。
童城[10]2000年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督体系的建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自1990年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迅速的发展壮大，近几年更是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上市公司由最初的几家发展到如今的900多家，证券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就长期困扰着广大的投资者，这一问题如不尽快加以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对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也将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本文将紧紧围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这一主题，通过分析目前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和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找出这些问题存在的表面的和深层次的原因，通过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督体系，使得上市公司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尽可能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的信息披露尽可能做到充分、及时和规范，并且通过监督体系的有效运作，尽可能对违规行为做到事前防范，减小其对市场造成的危害，同时加强事后查处的力度，有效遏止违规作假行为，保证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时面对的是一个真实规范的会计信息环境，真正实现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参考文献：
[1].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 吴琳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2].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职消费与经营绩效相互关系研究[D]. 侯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3].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制研究[D]. 席龙胜.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4]. 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监管体系研究[D]. 缪雄. 中南大学. 2004
[5].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问题及对策研究[D]. 雷甜甜. 西安理工大学. 2018
[6]. 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D]. 王宏.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7].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D]. 张艳. 四川大学. 2003
[8]. 公司治理中的会计治理对策研究[D]. 郑春美. 武汉大学. 2005
[9]. 上市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研究[D]. 孙晓娜. 长沙理工大学. 2005
[10].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督体系的建立[D]. 童城. 大连理工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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