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机制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4.012
妇女解放实践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中获得价值定位和政治支撑，妇女解放话语则长期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所支配，甚至被直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最基本的历史规定性。但这一现象只有还原到其特殊的话语情境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完全否认这一现象的历史合理性，或者无视这一现象给妇女解放实践带来的负面效应，都可能给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以及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建设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一、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权的遮蔽问题
妇女解放运动是针对男权压迫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解放运动。区别于西方国家那种在现代性因素逐步生成的过程中、在女性自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女权主义及其社会变革，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者不仅催生了妇女解放运动，而且直接支配着这一实践及其话语建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男权话语霸权倾向。这样，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关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成为反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运作机制及历史成就的一个重要话题。
反思中国妇女解放实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莫过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视阈中，男权社会所建构的男性话语霸权早已通过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各种思想和行为规训，全面渗透到了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左右着女性的思想。在话语的无声操纵中，女性往往以表面上的自主形式，主动参与到了建构符合男权社会所需要的女性化的身体、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之中，甚至连妇女解放实践及其话语建构也被纳入了男性话语霸权为其设定的秩序之中。
李小江在国内学术界最早晾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令人尴尬的一面：我们长期以来用以思考妇女解放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外力推动和国家塑造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1]。戴锦华观察到，在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阈之外[2]。此后，中国妇女“被（国家、男人）解放”、“被（国家、男人）塑造”问题开始成为反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话题。郭于华以一个村庄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描述了宏大的社会工程是怎样完成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的。中国妇女解放虽然本质上不过是从家庭及宗族的附属品转变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但通过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灌输和规训，这种没有“解放”的转变却产生了一种“解放”的幻象，甚至是外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3]。旷新年则提出了“搭车”解放[4]的概念，强调了“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将她们变成“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按照这种诠释，妇女在这场以她们命名的社会运动中，完全处于“被解放”的客体地位，而国家对她们的解放也只剩下功利性的策略需要。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国家话语支配是否意味着妇女自身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完全缺乏主体性，甚至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李静之对此提出了明确质疑[5]。她认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妇女解放只能在生产力不发达、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起步，只能在政治革命进程中实现，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因此必然是融为一体的。事实上，融入社会发展主流、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解放，正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重要成功经验。左际平也认为[6]，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妇女在“解放”、“平等”的建构过程中并非是被操纵的被动群体，从城市所推行的制度化的男女平等原则和男女双方均为“国家人”的角度看，多数妇女在就业方面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和两性平等，虽然无论男女都远远没有获得完全个体意义上的解放。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妇女解放运动从属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妇女解放的话语从属于国家的宏大叙事，都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客观的历史规定性。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一历史事实，首先应撇开价值评判，给予设身处地式的同情性理解。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现代性因素逐步积累、现代性命题在其相应的社会支撑条件趋于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提出并尝试解决的过程。后发的特殊境遇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时序模式从一开始就被打乱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表现为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这一核心历史命题主导下各种现代性命题“一锅煮”的格局。而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妇女解放实践同其他各种社会群体的权利诉求一样，都必然是从属性的微观叙事。因此，贯穿中国妇女解放的整个历史进程，以及引领中国妇女解放话语建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的，始终是比妇女解放更加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元叙事”——从强国保种、救亡图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阶级革命和国家建设，莫不如此。这是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生产无可选择的客观历史情境。
从理论上讲，国家话语与国家内部各社会群体的话语系统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互渗关系。女性话语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将女性的立场、权利诉求渗入国家话语，既取决于女性群体的自觉程度，也取决于国家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整合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而在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家话语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历史优先性。在民族、国家遭遇“瓜分豆剖”的空前危机下，建构完全独立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妇女解放话语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近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参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妇女自身的权利诉求问题，但妇女的群体自觉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像西方社会一样的由妇女发动并以妇女为主体、拥有独立的活动进程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只要我们客观地还原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历史情境，国家话语支配、塑造妇女解放话语，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遮蔽女性意识，必然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生产机制的本质规定。而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历史，那么男性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生产的支配者，也就必然成为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生产的主导者，由此导致了由男性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命题，并对妇女解放的目标、意义、现实策略等等作出界定和诠释的局面。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所隐含的男性话语霸权倾向，作为两性共同的“集体无意识”，也就可能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生产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从“强国保种”到“阶级解放”：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滥觞于戊戌维新时期。压得近代中国人透不过气的民族、国家危机，以及“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压力，构成了中国妇女解放初始语境的核心命题。这并不是一个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生不逢时”的问题，因为恰恰是“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凸显出妇女动员对于解决国家命运问题的重大现实价值，进而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逐步促进了妇女问题的发现。
与西方妇女运动萌发于女性群体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同，中国妇女解放的呼声最早发自受西方启蒙思想熏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男子中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受进化论等西方思潮的刺激，从民族振兴的视阈中发现了解决妇女问题的重要意义，从“禁缠足”、“兴女学”入手，启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并使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服从、服务于民族解放的鲜明的工具性价值。在此，“放足”的直接目的与其说是促进妇女身心的健康，毋宁说是“强种”。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恶习的理由是：“国家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康有为在给清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摺》中指出：“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认为缠足造成妇女体弱多病，不仅影响到个人，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国民的整体素质，成为中国种弱、国贫、兵窳的祸根。梁启超起草的《戒缠足会叙》也指出，缠足陋习是“率中国四万万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所弱也”。维新派由是建构了妇女缠足等于种衰国弱，而禁缠足便可强种保国的解放妇女的主张，建构了“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这种融妇女解放于强种保国运动之中的妇女解放话语，期望通过废除缠足陋习，以达到“母健而后儿肥”的现实目的。
“兴女学”是维新派所关注的妇女解放实践的另一重要内容，它同样服务于“救亡图存”。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者看来，妇女教育发达则国力强，反之则弱。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学不兴等导致的“智男而愚妇”，是中国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更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兴女学”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前提和“强国”的基础，一旦母亲有了文化知识，教育子女就可“因势利导之”，国民素质由此可以得到普遍提高。此外，“兴女学”使得女子“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妇女可以由“分利者”变为“生利者”。梁启超一语道破“兴女学”的意义所在：妇女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在此，妇女问题基本上是作为民族、国家问题来表达的。女性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梁启超等人在论及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往往运用性别喻指，将国民性的女性化视为中国国民性的根本局限。同西方民族所共有的以男子冒险性格为代表的进取精神相对照，“女性”、“女德”同“鬼脉”、“病质”、“暮气”相连，成为中国愚昧、羸弱的国民性病灶的同义语。
维新运动奏响的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第一乐章，鲜明地体现出其整个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民族独立和国家革命的政治解放事业启动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解放在服从、服务于政治解放的进程中获得工具性的地位，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直接支配着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主导着妇女解放目标、任务的选择。
辛亥革命时期，一大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女性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妇女的爱国活动及其作用，进一步彰显了妇女动员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但客观地讲，这些先知先觉从事的与其说是谋求自身社会解放的妇女解放运动，毋宁说是谋求国家新生的政治革命。她们所觉醒的是女性同男性一样对国家的奉献义务，而不是自身的权利。
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稍有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所体现的父权制和夫权制，女性意识开始萌芽，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立价值得到少数文化精英的确认。新文化运动在发现“人”的基础上发现了“妇女”，在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产生了“女性的觉醒”。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相关文章中强调指出，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强调“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周作人甚至明确提出：“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
在反封建礼教的文化革命之中，妇女作为封建礼教的最大牺牲者，具有特殊的话语建构意义。妇女的这种文化象征意义，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建构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文化革命凸显了“夫权”对女权的践踏，传统的维护“夫权”、漠视女权的“三从四德”的道德秩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传统婚姻制度、限制妇女走出家庭的角色模式受到知识精英的普遍质疑，这对于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正因为妇女是一种受压迫者角色的社会象征，是人权、民权受到普遍压制的身体符号，因而女权的伸张具有从属于人权伸张的工具性属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社会情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命题以及男性主导妇女解放两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依然延续了维新时代的模式。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在“生育节制”的讨论中发表大量以强种保国而不是妇女身体解放的需要，来阐释生育节制意义的文章，就是明显的例证。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压力很自然地使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被民族、国家的话语引导到妇女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义务的自觉担当上，义务、奉献而不是权利、自我价值，再度成为妇女解放话语的关键词。“民权之不复，而遑言女权”，成为妇女解放话语操纵者的共识。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进和传播，中国妇女解放话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妇女解放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妇女解放的目标、途径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由此，妇女问题同其他所有已经提出的社会问题一样，其“根本解决”之道都在于通过阶级革命以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上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是“断不会解决的”；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也明确提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从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生产机制的基本特征，即它始终是男性代言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的小叙事。救亡图存、社会革命的历史主题构成了妇女解放话语的主旋律。确切地说，首先是救亡图存、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凸显了妇女动员的工具性价值，并启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继而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发现”了“妇女问题”。进而又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将“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纳入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在这一话语生产过程中，以男性为主导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始终支配着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是妇女解放话语的核心命题。同妇女解放服从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的从属性、工具性价值相对应，妇女解放实践所实现的妇女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妇女应当承担的对民族、国家、阶级的责任与义务的激发，而不是妇女权利的张扬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唤醒。
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对妇女解放实践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组织资源。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将妇女解放的话语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双重的现实意义。在革命年代，妇女解放是政党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治动员，唤醒社会受压迫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情绪导入中国革命洪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7]而在国家建设时期，张扬妇女解放话语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策略。通过意识形态给予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赋予她们和男子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的政治与道德承诺，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一旦妇女解放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按照国家政治“中心任务”的宏大叙事的逻辑建构妇女解放话语，妇女解放实践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妇女解放的具体目标、内容与策略，就成为妇女解放话语生产的本质规定。具体地讲，政党、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有效方式来引导和支配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
一是直接按照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妇女解放工具性的功能定位。在革命时期，组织动员起来的妇女主要被定位于扮演从事生产劳动和支持男子上前线的战时“贤内助”角色。如1932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要求组织广大劳动妇女“宣传发动和鼓动他们的儿子丈夫及兄弟去当红军”，认为“若是这些劳动妇女不起来积极地参加各种工作，则工作的进行上要发生许多阻碍”。1943年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则要求“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在政治动员机制的作用下，同样的“主内”角色却实现了从服从于父权、夫权向服务于“国家”或“革命”的功能转换。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被动员起来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而当国家进行经济调整、城市职工相对过剩时，过去受到贬低的家庭妇女又被树立为“勤俭持家积极分子”，成为“勤俭建国”方针的重要补充[8]。
二是通过塑造革命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女性形象，来确立妇女解放的具体内容以及妇女个体的价值追求。如果说战争年代塑造的是支持革命战争的战时“贤内助”，那么，经济建设时代塑造的最为典型的妇女形象，便是一切向男性看齐的“铁姑娘”式的劳动妇女。同劳动妇女形象不相符的体现女性性别气质和个性追求的生活方式，则被当作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受到排斥。而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那些下岗后不靠政府、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获得创业成功的女性，成为因遭遇市场化改革冲击而无所适从的女性的榜样。
三是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为实现意识形态对妇女解放所作的政治承诺提供体制保障。在意识形态需要张扬妇女解放的成就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国家通过制定颁布《婚姻法》来保障妇女的婚姻自由；通过建立单位制度来保障职业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9]；通过出台女性干部选拔的具体指导意见，来体现和落实妇女的平等参政权，等等。
将妇女解放纳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以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来从事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很自然地给妇女解放模式烙上了鲜明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烙印。金一虹借助于《人民日报》20世纪50-80年代在“三八”妇女节发表的有关妇女的社论，对执政党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意图进行了分析，发现除了1981年的社论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将妇女整合到当前的政治运动之中[10]。这种运动方式和话语生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模式与话语生产方式的历史延续，它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主题以及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对妇女解放实践中女性主体意识、性别意识及妇女解放自身问题被长期遮蔽。这一现象早在延安时期批判所谓“妇女主义”时就表现得相当突出。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妇女主义”采取过于激进的做法，鼓动农村年轻女性的独立和个人要求，势必造成乡村矛盾，尤其是与根深蒂固的乡村男权观念，及通过家庭、家族秩序实施的男权控制之间形成冲突，这种激烈颠覆或破坏传统乡村结构的做法，显然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11]。当时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到妇女解放运动需要得到乡村男性的认可：“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显然，这是特定时期，根据妇女解放服务、服从于革命的逻辑，出于维护根据地稳定的需要，而让妇女解放实践对乡村男权秩序作出的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新中国成立以后，“妇联”领导下的妇女解放实践作为一种体制内的“妇女工作”，服从“党的中心政治任务”更是成为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在蔡畅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一文中已经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妇女解放话语由此完全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
四、成就与代价：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生产机制内在局限的超越
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清晰地表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的，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附属运动。这是我们理性反思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客观前提。换言之，反思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必须客观地还原这种生产机制的历史语境。而只要我们正视这种历史语境，就不得不承认妇女解放实践的从属性和工具性地位，以及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主导、支配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机制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
首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在种种社会支撑条件均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启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实践，而是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突破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生产技术和生育控制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妇女得以摆脱生育的羁绊，并参与以往只能由男人承担的社会生产的时代才出现的。客观地讲，在近代中国并不具备女性主导的“妇女解放妇女”的基本条件。五四时期鲁迅等人所提出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严峻现实，正是这种历史局限的真实反映。在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确立之前，所谓女性的自觉或者说主体意识，必然只能是极少数精英女性的微弱的声音，而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种社会运动。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妇女解放实践是一种“早熟”或“超前”的社会运动。正是在实现民族、国家解放的紧迫历史主题的进程中，彰显出了妇女动员的现实意义，进而由男性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妇女问题”，促进了女性意识的缓慢苏醒。
其次，国家话语支配国家内部各社会群体的相对独立的话语生产，是“救亡压倒启蒙”背景下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妇女解放实践的特殊命运。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妇女的动员固然存在责任、义务遮蔽权利的现象，但被动员到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男性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整个人权话语，更不用说个体叙事，其生产都完全是在国家话语支配下进行的。更进一步讲，政治解放对性别解放本身就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妇女解放运动是一种社会解放的变革实践，在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没有实现之前，奢望性别解放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大放异彩，期望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在女性自觉的基础上完全独立于民族、国家话语，走上“妇女解放妇女”的道路，无异于是在搭建空中楼阁。
最后，尽管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存在着男人解放妇女、国家解放妇女的问题，但“被解放”相对于“被压迫”，毕竟是一种历史进步。换言之，即使是在男性话语支配下，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还是借助国家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获得了一次特殊机遇，取得了无法否认的巨大历史成就。将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完全理解为男性话语霸权操纵的民族、国家话语，以此塑造出符合男权需要的妇女角色，并因此完全否认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成就，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现实的。国家话语的男性话语倾向充其量只能说是无意识层面的。政党和国家在动员妇女时，同样也给予了许多真诚的权益保护。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及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明确肯定妇女同男子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国家借助于行政干预和体制建构的作用，我们就无法想象在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妇女解放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肯定在近现代特定的语境下国家话语支配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反思、检讨这种生产机制历史局限性的现实必要性。事实上，这种反思、检讨恰恰正是妇女解放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反思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生产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提升女性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女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张扬女性的话语权力，通过性别话语与国家话语的互渗，重构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机制。在国家话语与性别话语之间，单向度的国家话语支配性别话语的关系模式，将会导致妇女解放话语生产过程陷入某种“路径依赖”的困境。按照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权力产出知识，反过来知识又生产权力。国家话语在无意识层面所存在的男性话语霸权倾向，决定了国家话语的长期支配可能导致妇女解放话语的生产落入男性话语霸权秩序而不可自拔，即使女性成为妇女解放话语生产的主导者，其长期话语和行为规训中所接受的性别话语，依然可能是男性霸权话语秩序的一种折射。这其中，国家的体制力量尤其应当成为反思的对象[12]。因此，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从性别歧视的角度反思、批判现有体制以及国家话语的父权制倾向，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发掘可能被国家话语所遮蔽了的“妇女问题”，重新确立妇女的内在价值和妇女解放的价值诉求，就成为重构妇女解放话语生产机制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特定的话语背景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主导性甚至支配性的地位。期望完全超越国家话语，摆脱国家话语的渗透、制约去建构纯而又纯的性别话语，依然是不切实际的。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在社会各个层面努力张扬女性话语权的基础上，将性别话语渗入国家话语，逐步弱化国家话语的男性话语霸权秩序，而这必将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收稿日期］08-01-18
标签：宏大叙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