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华[1]2004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一体化道路研究》文中认为一体化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维的一体化，在多维的一体化中，选择某一方面一体化作为一体化的重心，关系到一体化的进程。东盟成立至今已有叁十几年，它在为昔日成就而欣喜愉悦的同时也开始日益受到谋生的艰难和激烈竞争的困惑。总体来看，东盟已发展成为日益成熟的区域性组织，其一体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东盟历经了风雨、挫折和失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借鉴了已有的一体化理论，特别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理论。 本文分析了东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在金融危机前，东盟着重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在这种一体化道路中，东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解决了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些矛盾。但是，东盟在经济合作上的欠缺使得东盟一体化进程缺乏动力。正因为如此，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渐渐暴露出来，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弊端浮出了水面。同时，金融危机又给东盟一体化带来了新的问题，东盟一体化进程受阻。然而，金融危机并不会使东盟走向瓦解，这是因为东盟有其整体利益，并且东盟在叁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金融危机后，东盟坚定了经济一体化优先发展的决心。东盟及其各成员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和调整。本文从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分别阐述了东盟一体化道路新调整是一种理性选择：其一，新功能主义理论要求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开始。其二，欧盟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及东盟在一体化道路调整后取得的积极成果都表明了东盟一体化道路的调整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苏婉妮[2]2010年在《对东盟一体化进程及中国应对政策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冷战期间,东南亚地区因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而受影响。美苏为首两大军事集团的竞争,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领土的争端都是当时东南亚国家安全的威胁。东南亚国家致力于参与和建立区域组织以防止外部威胁以及解决各国纠纷和争端,如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东南亚协会(1961年)和马菲印多(1963年)。然而,因东南亚国家的参与的区域组织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不信任而瓦解。后来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或东盟正式成立。这些区域组织的形成使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进入一体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东盟经历了40多年的从冷战时期的政治上的初步一体化到冷战后的经济一体化道路,使得东盟一体化进程经受了考验,东盟在国际舞台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应对东盟的一体化进程,中国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持有不同的态度与立场,即从敌对态度转化为友好合作伙伴。正在建构共同体的东盟需要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是个重要的推动者,将对东盟一体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将是东亚合作的重要伙伴和支柱。
刘军[3]2017年在《东盟认同过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强化成为了东盟一体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东南亚国家对东盟的认同为考察对象,主要从历史理论视角来探讨东盟认同的起源、传承、强化、前景等问题。尽管现实和未来要求东盟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其情感却来源于过去,所以探讨东盟认同的历史发展辩证关系十分必要。东南亚历史意识的客体存在与主体认知密切相关,而现实认同所体现的历史意识的文化价值传承值得人们去反思和再构。故而东盟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认同观念传承是东南亚地区意识变迁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及殖民入侵增强了地区意识的复杂性,民族认同、宗主国认同和次区域意识相互交织,对现实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东盟成立后,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相互促进,东盟关于“地区认同”的表述大致出现在1976年,此后东盟意识更加成为东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推动一体化的重要方式,但国家利益和主权是地区认同强化过程中的“禁地”。东盟认同的建构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现阶段东盟认同的内在建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层面,而国际认同和身份认同水平较低。东盟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自我认同不断发展和强化,以寻求与他者相区别的自身特点和价值观。历史形成的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辩证关系影响着东盟认同的建构,在解决外部问题过程中东盟有较强的凝聚力,但在处理地区内部事务时,东盟认同感较弱。东盟民众当前接受的认同模式是一种“民族认同+东盟认同”的模式,东盟认同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共同命运、安全感、归属感、凝聚力、不同层面的共有价值观等是东盟认同的核心因素,这些文化价值观在东盟认同建构中起着导向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国家认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东盟认同发展的基础。
韦红[4]2006年在《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及地区形势的变化,东盟地区主义呈现出“同心圆式多层次”发展趋势。从地理范围来看,以东南亚为核心逐渐发展到亚太地区;从地区合作内容来看,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扩展到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从地区合作形式看,从松散型的地区合作逐渐走向一体化。可谓是既有外延式的扩张,又有内涵式的发展。进一步综合考察各地区层次各领域的合作,可以发现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是在东南亚、东亚、亚太叁个地区层次中,建立东盟共同体是东盟地区主义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它两个地区层次的合作均服务于这一目标。东盟的地区合作战略目标是要在亚洲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长远的和平与合作框架,让东盟始终坐在亚洲地区合作快车的驾驶席上。突出表现为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地区合作的法制保障,以“东盟方式”作为维系地区合作的纽带,以东盟为地区合作的领导核心。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东盟不遗余力地推进自身一体化建设,努力打造东盟共同体。二是各领域的地区合作发展的步伐、目标不一。经济合作步伐大大快于政治、安全领域合作,呈制度化合作状态,先行迈向一体化目标。而在政治、安全、社会方面的合作仍是政府间合作为主,特别是在政治安全领域,主要是对话性的、协商性的、非约束性的合作。在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合作步伐又快于传统安全合作,各国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很谨慎。叁是在地区主义的发展中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从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到10+3机制,再到邀请对话伙伴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无不反映出东盟国家通过地区主义将大国势力卷入其中的努力。东盟希望这种努力能够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从而保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一个邻近东盟的地区大国,不可避免地在东盟地区主义发展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盟国家对外部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和竞争的一种集体反应,而崛起的中国则是诸种外部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东盟眼里,中国崛起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或“威胁”。东盟一方面要借中国崛起之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新变化,另一方面则要约束中国,以保证崛起后的中国不会构成安全上的威胁。而双边的或次区域的合作已难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于是东盟需要一种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地区合作框架。这种考虑推动着东盟地区主义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以说,中国崛起是东盟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地区主义成为东盟应对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 中国的合作与支持是东盟地区主义顺利向前发展的有力保障。由于东盟自身力量的有限,无法独自实现其地区主义战略目标,东盟推动的各地区层次的合作均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配合。无论是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还是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甚至是亚太地区范围内的经济、
肖斌[5]2009年在《一致与冲突：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过去几十年里,区域组织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大量的出现,推动了国际体系向多极化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国际政治行为体相互依赖的加强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国家间关系的调节越来越多的求助于区域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外关系的能力也因此而增强,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区域性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率先代表了这种发展趋势。作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间关系,东盟与欧盟30多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区域间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东盟与欧盟区域间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分析和讨论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的演变,归纳和总结东盟与欧盟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合作形式以及合作内容,找出东盟与欧盟关系中的问题及原因。具体内容为:(1)国际政治中东盟与欧盟的产生、地位、作用及对外关系;(2)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发展阶段、动因及现状;(3)东盟与欧盟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机制、贸易自由化进程及问题;(4)东盟与欧盟政治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形式、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内容,以及政治安全关系中的问题;(5)对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合作与障碍、冲突的本源性分析,以及对双方关系的展望。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梳理,本文认为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合作虽然对双方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双方历史、经验和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双方合作的政治意愿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观念上的差距。不过,从长远来看,东盟与欧盟关系将继续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双方的重要性在各自对外战略中将不断提升。通过对东盟与欧盟政治经济关系深入分析,本文重点指出:(1)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不对称的;(2)双边与多边合作模式将继续是东盟与欧盟发展的基础;(3)经济因素是东盟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巨大动力;(4)东盟与欧盟之间合作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5)东盟与欧盟关系中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根本性;(6)东盟与欧盟关系对中国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中国应该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东盟与欧盟关系的发展,积极引导和支持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卢光盛[6]2006年在《地区主义视野中的东盟经济合作》文中研究表明这是一篇用地区主义相关理论来研究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论文。一般认为，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地理范围毗邻的一组国家之间为了寻求国家和地区利益而开展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实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思想与信念。从本质上讲，地区主义是研究地区合作中国家与市场、也即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博弈的理论。传统上，地区主义研究有着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主要研究方法，而本文选择的是体现两者交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分析视角，从国家与市场互动的角度来讨论地区主义。在案例上，本文选择东盟的地区经济合作为考察对象；在目标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东盟经济合作的内容、制度、绩效、性质及前景。本文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是：首先，介绍地区主义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以政治经济互动为核心，建构以国家与市场为主要视角的地区主义分析框架。这里所谓的国家是指以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意愿，所谓的市场主要是指在资源配置、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中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二，运用这个框架对东盟经济合作这一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从内、外两个层面对东盟经济合作的进程及内容进行讨论；第叁，从制度与绩效两方面对东盟经济合作的合作形式及作用进行探讨；第四，对东盟经济合作的核心动力进行剖析，分析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征及内外制约因素，并对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论文全文约18万字，除引言及结论部分外共分5章，各章主题及要点如下：第一章题为“地区主义的一般理论”。第一节主要介绍地区主义研究的相关概念，为全文铺垫地区主义研究的一般背景。第二节主要讨论地区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在简要介绍地区主义研究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几条基本逻辑，认为地区主义研究将遵循折中的方法来进行。第叁节将国家与市场这一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角度，引入到地区主义的研究当中。本章提出，追求主权与安全的国家以及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市场，分别对地区主义构成重大影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从根本上制约着地区主义的性质及发展。第二章题为“东盟内部的地区经济合作”。从本章开始，论文分别从内、外两个层次对东盟经济合作进行讨论。第一节主要梳理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脉络，为下文分析提供纵向的发展线索。接下来的第二到第四节，论文分别从“内部贸易合作”、“工业、投资与次地区合作”以及“地区金融合作”叁个横向角度介绍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五节主要从国别的角度，讨论了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东盟6个主要国家(新、泰、马、印尼、菲、越)。第叁章题为“东盟对外的地区经济合作”。本章从外部层次讨论了对东盟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国家与市场，在内容上主要涉及贸易和投资两大方面。第一节主要分析的是美、日、欧叁方，它们对于东盟的地区经济合作有着重大影响。第二节简要讨论了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分别与东盟开展合作的情况，它们是东盟经济合作中相对次要的外部国家。第叁节特别讨论的是东盟-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并对东盟-中国和东盟-印度的地区经济合作进行了简要比较。第四节简单讨论了东盟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侧重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第四章题为“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绩效”。与前两章着重于进程和内容不同，本章的重点在于集中分析东盟经济合作的机制及作用。第一节首先讨论了地区主义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联，然后对东盟经济合作进行国际制度的分析。论文认为，东盟经济合作有着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与决策程序，它们实际上是经济地区主义的“东盟方式”。对于东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构成了本章的第二节。本节认为，东盟经济合作有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作用，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效应。本节重点对东盟地区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讨论，从地区经济合作与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地区竞争力、内部市场成长与外部市场拓展等方面分析了正面效应。但论文也认为，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有限、未能有效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形成地区经济整体性以及制度建设还有较大缺陷等方面。第五章题为“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力与前景”。本章的前两节分别讨论了国家和市场在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论文认为，国家在东盟经济合作中有着主导作用，而市场则有着导向作用，特定的国家与市场条件决定着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及性质。国家层面的牢固主权观、对安全的高度关切、外部大国的重要影响，以及市场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内部市场的狭隘、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共同制约着东盟经济合作及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及性质。受其影响，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升级、向东亚范围扩展的两个趋势，它们将给东盟经济合作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尹妍哲[7]2010年在《东盟首脑会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东盟的扩大和深化,东盟组织机制暴露出沟通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区域一体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内外诉求也要求东盟组织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东盟首脑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既是推动东盟组织机构改革的主体,同时也是机构改革的对象,其发展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东盟组织机构的完善与发展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东盟首脑会议如何发挥作用将直接影响东盟的发展,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东盟首脑会议的决策职能如何发挥,其决策过程及结果给东盟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选取两次首脑会议进行案例分析,具体研究东盟首脑会议在历经阶段性变化之后如何进行地区事务的决策,比较分析首脑会议的决策影响力及实施效果。本研究认为首脑会议是一系列不连续制度谈判的集合,成员国首脑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将权力资源转化为谈判筹码,推动契约性文件的出台。由于政府间协商决定机制始终垄断整个东盟的决策结构,国家间偏好的契合点最终决定东盟的政策输出。可以预见的是短时期内,东盟首脑会议的决策方式不会改变,协商共识依旧是东盟领导人处理争端的根本原则,东盟的组织改革仍然依循平等、渐进的方向发展。
杨琴[8]2008年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随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国家也展开了各领域、各层次的经济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92年,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经过10年的努力,在2002年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正式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东盟达成在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并于2007年将该时间提前至2015年。不可否认,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贸易、投资与金融领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否如表面上看到的如此迅速呢?东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究竟处在何种阶段?尽管有关的研究众多,然而大多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本文试图建立一套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从贸易、金融、生产要素叁个方面对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了衡量,探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本文的内容框架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背景、文献综述等内容。第二章介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内涵及相关理论。第叁章阐述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分为叁个阶段分别加以介绍,并对各阶段的实施效果以及特点进行分析。第四章使用贸易、金融、生产要素相关指标衡量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第五章在衡量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基础上,探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的困难并展望未来的发展。
蒋俊化[9]2011年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至今已取得很大的进展。时至今日,东盟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一体化为主,兼具安全、文化、科技等全方位合作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资源稀缺,缺乏战略纵深。脆弱性是这个小国的基本属性之一。东盟给缺少安全感的新加坡带来了一定的保证,大大缓解了其脆弱性。新加坡在东盟中屡屡出思想,出主意,出建议。不少关乎东盟方向性的重大举措和决策都来自于新加坡的建议。新加坡是如何在东盟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又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新加坡努力促进东盟发展?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与阻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即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有关新加坡与东盟关系的文献,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形成对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科学认识。并结合历史分析法,将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做是连续发展的。同时在论文中列举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发挥作用的诸多案例。本文主体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东盟成立的背景与新加坡独特的国情,以及新加坡建国初期所面对的艰难的外部环境；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核心部分。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发挥的作用分为四个阶段来阐述：一、从东盟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二、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末期；叁、从冷战结束到97金融危机发生；四、97金融危机后至今。根据对这四个阶段的梳理与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为：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概况为,从积极参与者转化为低姿态的主导者。
季玲[10]2011年在《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文中提出本研究在关系本位本体性假定对结构主义和理性认知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导向社会身份的概念,建构了社会身份再生产的情感动力框架,论述了互动实践中产生的情感因素为社会身份再生产提供了动力基础与方向。随后,笔者运用该理论框架对“东亚共同体”这个身份符号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快速兴起和消退的现象提供解释。第一章主要提出理论研究问题,即社会身份再生产的动力是什么?指出结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不相容和身份形成与进化过程中动力缺乏所导致的方向性困境;并通过对结构建构主义本体性假定进行考察指出上述两大问题的本体性根源;第二章主要是在关系本位假定的基础上,对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概念进行扬弃,提出关系导向社会身份的概念,指出其情境性、变动性以及情感与认知心理进程相互作用的特征;第叁章主要讨论了情感的概念,论证了情感的独立性以及情感对理解社会行为的必要性,指出情感的动机性影响着行为体的趋避行为,情感效价影响着认知的消极或积极偏向;第四章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社会身份再生产的情感动力机制,并对本研究与现有的情感身份研究进行了比较,探讨了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方法论难题;第五章追踪了东盟具有高度突显性的社会身份——地区合作主导国在历史互动中的形成过程,提出了中日韩叁国在21世纪初对东盟主导国身份的竞争性确认所激发的积极情感,驱动了东盟支持与推动东亚共同体集体身份符号兴起的行为倾向与有关积极认知;第六章重点分析2004年后,随着东亚峰会的召开,东盟面临的身份确认危机所引起的消极情感,导致东盟推动东亚合作乏力、内部一体化建设加强的行为倾向,以及对互动进程的消极认知,从而导致“东亚共同体”身份符号的日益消退。通过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本研究试图突破西方结构主义与认知主义传统对国际关系身份研究议程的框定,对国际政治舞台上互动实践中身份建构的多样性、变动性现实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并基于国际政治中东方经验对主流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一体化道路研究[D]. 张涛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对东盟一体化进程及中国应对政策的探讨[D]. 苏婉妮. 外交学院. 2010
[3]. 东盟认同过程研究[D]. 刘军. 云南大学. 2017
[4]. 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D]. 韦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5]. 一致与冲突：东盟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研究[D]. 肖斌. 厦门大学. 2009
[6]. 地区主义视野中的东盟经济合作[D]. 卢光盛. 复旦大学. 2006
[7]. 东盟首脑会议研究[D]. 尹妍哲. 暨南大学. 2010
[8]. 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研究[D]. 杨琴. 厦门大学. 2008
[9]. 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D]. 蒋俊化. 云南大学. 2011
[10]. 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D]. 季玲. 外交学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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