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
——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李全利
摘 要：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社会生态转型 社会福利治理 生态化 现代化
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在其代表作《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提出，“社会生态转型是一个用来描述因解决社会—生态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概括性术语”[1]。这其中包括人类对于社会—生态危机的关注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理念、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等构建要素。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效应和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分配越发困难，对生态环境的治理逐渐上升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所引发的政党更迭、移民浪潮、人口贫困、经济危机及贸易剪刀差等负面问题中可以看出，社会生态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我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何？关乎民生福祉和社会发展质量的社会福利有没有受到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福利治理在社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该如何发展？社会福利治理该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向？是当前及今后学者们需要面对的热门话题。
但从人类社会对于生态问题的改造实践中发现：欧洲的“绿色政治”和“生态左翼”[2]等概念则是把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转型。所以，在社会生态转型成为社会发展状态和社会发展观的双重属性下，社会生态转型的意涵已超越了纯粹自然环境的生态转型。在中国语境中，不但可以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政策目标转型所引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向；还可以用批判性的西方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的社会福利治理挑战，探索生态化、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治理创新格局。所以，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解释框架和价值导向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福利治理的现实背景和发展方向意义深远。
一、社会生态转型的学理渊源及发展情况
社会转型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和各国“绿色”改革浪潮的产物，最先是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生态危机进行批判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随着西方“绿色革命”的进行，生态本身的含义不断得以扩展，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与转型越来越具有社会环境的转型色彩。所以，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不断实现新的现实超越，并且借助社会结构因素的变革被赋予具有价值导向功能的理论体系。从纯粹的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批判性解释到具有价值引导性的社会变革理论，社会生态转型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构建到现实超越的过程。
《卜算子》主要以五字句为主，辅之以七字句，杂言句运用相当匮乏。另外《卜算子》多用对偶，让作品在视觉上有种整饬美，在吟诵上平仄流畅。但过多的对仗则易造成文章词作的呆滞，反而影响了作品的语言美和结构美。
一旦用艺术代现实，艺术本身和艺术家就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果艺术已经成为其本身的目的和原因，那么艺术的社会价值何在？它怎样对人类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果艺术连美学教育的意义都丧失了，也不应被人们当作消遣的工具，而只是为了唤起受众心中强烈的情感并回馈给艺术家，那么艺术是不是甚至还不如给人治病的医学有用？艺术是不是沦为了最无用的手艺活？艺术家的社会价值何在？他是否像修士一样，仅仅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宗教”之中？为艺术而艺术、做一个只为自己而存在的艺术家，能否解决艺术家在社会中位置的问题？现实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摧毁着艺术，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原始建构
乌尔里希·布兰德认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ory）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它的出现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现实和社会变革实践有关[3]。而社会（Social）和生态（Ecological）的危机共存早在19世纪之前的殖民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艾尔弗雷德认为欧洲殖民者的生态扩张危机曾经对北美和非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健康带来极大威胁，这种早期“生态帝国主义”形式的危机可以看成是社会生态危机的雏形[4]。在人类社会经历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等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复杂，用来确定社会生态的危害程度和实现社会转型发展的社会生态体系（Social-Ecological System,简称SES）概念开始出现[5]。由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依赖社会要素的变革，这一逻辑机理使得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越来越泛化，它逐渐成为一种用来描述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多个层面变革在内的社会系统特征[6]。由于社会转型超越了纯粹的生态转型，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越来越依赖社会的转型发展，致使整个社会出现因追求生态价值而进行转型发展的状态。因此，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就变得活跃起来。
（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现实超越
虽然社会生态转型是一个西方话语体系的概念，但从理论的内涵构建和内容的外延泛化角度来看，它俨然成为一个跨越区域与国别的概念。社会生态是每一个社会有机体都不能脱离的系统，人类社会都会面对和经历社会生态转型这一客观现实，只是经济全球化、霸权主义等因素加速了整体社会生态转型的到来。从社会整体的系统来看，在经济、政治、文化、纯自然生态等领域的变迁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根据泽林科夫对社会生态学的定义以及美国芝加哥学派关于社会生态学研究任务的界定，社会各个子系统是包含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以及与人类生存环境等要素在内的单位，并且其边界可以超越独立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体[19]。照此逻辑，社会生态系统应该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社会政策、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体制等在内的综合体（如图1）。对于社会福利治理而言，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工具体系，社会矛盾是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基本依据，而经济发展是决定社会福利制度水平高低的基础，因此可以从这一逻辑框架中分析中国社会福利治理的社会生态转型的大背景。
（三）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福利治理创新
社会政策是帮助国家实现有效治理、解决社会矛盾与问题的主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多个国家的社会政策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革。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的社会政策除了受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社会政策也出现转型，在社会政策价值目标、运行机制及福利水平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3]经济全球化也是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时代背景，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和社会问题蔓延的国际化趋势都与全球化有关。社会政策也是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生态发展和顺利转型必须依靠社会政策的同步转型与发展创新。社会政策的转型不但是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态转型的具体体现，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转型发展必不可少的有力武器。随着社会政策的体系和目标的不断调整，我国的社会政策既有托底性的救助政策体系也有发展性的制度保障安排，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逐步完善。[24]社会福利治理作为社会政策的执行机制，也需要进行适应性建构。
随着社会生态转型概念的泛化，西方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不但能在认识论方面给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给出合理解释，还能在方法论层面给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福利治理创新提供批判性思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转型的实质内容和经验举措虽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对社会秩序重建和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治理创新方面存在优势。
二、社会生态转型表现及对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挑战
虽然社会生态转型的原始核心要素是生态环境危机，但伴随而来的负外部效应已经波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变革与转型，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等已经是社会生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的社会现实不但是社会生态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生态需要转型发展的现实依据。最先应对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态经济”政策造就了西方的“生态资本主义”道路[7]，这种旨在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实现社会生态平衡的主张曾一度成为欧洲左翼政党的口号。但它并没有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危机通过“新的资源榨取方式”转移给第三世界，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态危机有增无减[8]。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萨拉·萨卡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期，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不能靠传统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观念来解决，生态正义的建立才是必然，但生态正义的实现则需要整个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变，生态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兴起[9]。在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就社会与自然关系辩论中，布兰德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和“帝国主义模式”的生态危机外化并不能实现生态的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还会造就新的“生态政治”和“生态文化”的霸权主义[10]。所以，伴随社会生态危机而来的生态经济、生态政治和生态文化等现代化实践给人们提供了社会生态转型的认识论基础。而社会生态转型的客观表现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制度与国界，但主导“转型”的权力拥有者就得不断地进行适应与创新。
计算渣锁斗阀开关时间所需要的条件较多，涉及阀门自身的结构参数，液压油的物理性质，液压系统管路规格尺寸、敷设长度以及阀门与油站的高差等，如下所列: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图1 社会生态转型的结构框架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它重点强调一定时期内社会发展的对立性、不平衡性和转折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1]。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政治层面，呈现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九大之间则集中在经济层面，呈现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开始，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社会层面，呈现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2]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范围包括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彰显的社会矛盾的转型，社会矛盾变化不但是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生态转型在实践领域价值导向的主要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是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重点解决的问题。
烟丝料头到达滚筒入口，烘丝机由准备状态切换至启动状态，前馈控制程序启动，前馈修正值覆盖准备状态实际值，烘丝机筒壁Ⅰ区和Ⅱ区温度控制器同时启动，且Ⅰ区和Ⅱ区筒壁温度以最大升温速率升至前馈控制修正值(预测的生产状态筒壁温度值)，而此时滚筒持料量从零逐渐增加至生产状态滚筒持料量。在此过程中，滚筒实际脱水量远大于滚筒内烟丝所需要的脱水量，从而导致启动状态产生大量的干头烟丝。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经济发展新常态最先是用来形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种状态，它没有西方国家那种经济衰退性质的贬义，也不具有完全机遇性质的褒义，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转型态势。经济发展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需要从粗放经济转变为节约经济，需要实现整个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变迁。经济发展新常态本身就包含有社会生态转型的内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提升等都要求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所以，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社会生态转型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微观表现。而社会治理是一个具有价值导向性的社会改革举措，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治理之间是一个相互表征的过程，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但凸显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给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发展提供契机，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建设必要而迫切[20]。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发展给社会福利治理创新带来机遇和挑战，不但是社会福利治理实现转型创新的时代背景，更是实现社会福利转型后的福利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契机。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中国的社会福利治理创新和现代化走向带来不少挑战。首先，社会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要随之转移，重点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减少社会差距，要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在满足人民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建设美丽社区、绿色生态环境，增进公民社会融入，注重人民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帮助实现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中国梦”。另外，在着力点上要遵循精准化，转移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老路，充分释放社会组织活力，在民主、法制、绿色、共享方面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因此，从批判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来看，纯粹的绿色资本主义道路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实质矛盾。中国社会生态的顺利转型可以依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为中国的社会福利治理创新指明方向。而社会福利治理的创新发展和方向调整又可以帮助和参与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应对实践中，二者的双向作用机制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本身解释和价值导向双重作用的具体体现。
社会生态转型和社会政策转型是一对互为因果、相互表征的关系，社会生态转型会伴随着新的社会风险出现，而社会政策会随之做出应对性的调整与变迁；社会政策转型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生态转型体系下的一个方面，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的重要标志。我国社会政策转型表现在目标水平提升、体系扩展、形式转变等多个方面，作为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给社会福利治理带来内容、形式、原则、目标等不同层次的影响。社会福利治理理念方面应该朝着更加积极、公平、效率、质量和生态的目标迈进，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内容体系的扩展，社会福利治理参与主体也应该扩展，国家与社会、市场力量和公民团体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在社会福利治理机制方面也要转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和政府管理形式，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发挥治理的作用。因此，社会政策转型也需要社会福利治理领域中配套设施的调整和跟进。
经济发展新常态也给社会福利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首先，经济发展新常态表现为速度的放缓，这会影响到社会福利治理创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的配套供给。经济是社会福利治理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福利治理的革新离不开经济的有序发展。经济的新常态格局会影响到社会固有的发展步伐。在低速中稳步前进，是社会福利治理应当逐步适应的客观环境，所以，社会福利治理格局应和经济新常态化态势相互匹配，不能操之过急。其次，经济发展新常态，速的降低要求质的提升，这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资源依赖性大的粗放经济，转而向技术密集型的资源约束性经济过渡。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造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现，新的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将会给社会福利治理带来更多挑战。最后，经济发展新常态会打破原有的市场投资消费格局，资本市场中的风险增多，全球化风暴更容易波及国内经济体的正常发展，这些都会给国家层面的经济、社会政策安排和贸易调整带来挑战。社会福利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机制、社会福利政策的优化调整机制和社会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机制以及处于社会福利生态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提升机制等是将来社会福利机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以，实现当今社会生态转型的顺利进行，必须构建新常态的社会福利治理策略，使社会福利治理朝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三）社会政策转型
作为批判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能够描述社会生态变化，又能促进“转型”主体寻求适应社会生态转型的应对方案。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除了在认知层面给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控制客体——环境、经济、文化等要素带来新的概念化挑战之外，还会给国家的管制行为和危机应对主体——社会统治力量带来挑战[11]。因此，社会生态转型本身也是一种现代社会变化的“双向运动”[12]，是靠社会客观环境的问题表现及应对这种问题时的自我保护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生态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双向运动[13]。但这种具有中国化色彩的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因社会转型而面临诸多挑战，在弥补政府机制不足和促进社会机制发展方面必须不断创新，是回应社会秩序维护诉求的一种战略转型[14]。罗茨曾在治理的六维度划分中提到，有一种“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15]，作为社会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协作模式，强调控制主体的去中心化。而社会生态转型的危机风险十分广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福利治理是包含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关系与治理过程等因素的系统，会因所嵌入的社会环境变革而发生福利治理风险[16]。构成社会福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社会福利要想取得现代化的发展必须根据时代要求，走向治理的轨道。另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是社会变化的又一标志，给国家治理带来挑战，“两化叠加”给中国治理带来有形的物质形态层面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难题和无形的“两化”镶嵌发展难题[17]。但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论述中，阿瑟·摩尔等认为现代性本身在不断转型变化，不能一概否定和批判，通过对现代制度的修正，会逐步实现社会的生态发展[18]。所以，在社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向，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治理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教学设计中可以看出整个教学中将理论的教学以MOOC线上资源的形式推送给学生，在课上利用任务检查学生对MOOC学习情况，通过小组互评，教师评价总结，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
三、社会生态转型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向
在社会生态转型的客观现实背景下，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都出现了不用于以往形态的变迁与转型。这些独具中国话语特色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已经在大转型的背景下获得了政治叙事的合法性，但要突破意识形态的认知，在实践领域解决当前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还必须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25]。因此，社会福利治理本身就在朝向现代化、生活化的方向转变，本身就没有突破社会生态转型的大环境背景，但是在应对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实践。而国外关于生态认知与社会治理的经验可以为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批判性借鉴[26]。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子系统，社会福利治理在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既面临着合法性领域的生活实践性转型，也面临着完善性、适应性及创新性的自我建构性转型。所以，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的意识形态转型、机制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层面增强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自我建构与转型。
（一）构建生态化的社会福利治理意识形态
我国的社会治理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从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到当前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形态的转变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但也会在社会治理领域内生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而片面多元的矛盾冲突则会给社会治理实践带来诸多挑战与困阻[27]。所以，社会福利治理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多元参与、积极主动、公平合理、高效绿色的生态观问题。根据布兰德广义的社会生态观要求，生态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也是实现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化社会生态转型的彰显，生态意识在当前社会福利治理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特有的时代色彩。而生态意识的构成层次比较广泛，在人类的认知层面、伦理层面和价值层面都主张生态化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追求[28]。在国家治理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生态意识的一种重要主张。而社会福利治理的生态化意识形态在广义的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有着更丰富的意涵，在协调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问题中则有着更广泛的理念建构。从民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来看，扶贫事业还面对诸多治理陷阱，融入精准、生态、可持续的扶贫治理理念是扶贫治理实现现代化转向的关键[29]。社会福利治理的生态观含义在不断扩大，价值定位也越发重要。
式中： DLS为狗腿严重度，(°)/30 m；L为两测点弯曲段长度，m；α1为第一个测点顶角，(°)；α2为第2个测点顶角，(°)；θ1为第一个测点方位角，(°)；θ2为第二个测点方位角，(°)。
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目标必须从社会福利治理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入手。首先，建立生态化的社会发展观。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生态化的社会发展观要求经济的绿色的增长，提倡资源集约、产业转型，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空间，在就业、资源有效分配等领域给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打破GDP中心论，重视社会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地位，给社会组织注入活力，努力协调社会与自然、社会与经济以及自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次，建立生态化的人文发展观。生态化的人文发展观要求“以人为中心”，坚持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提高当前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增强人的社会融入，早日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重视和发展民生工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需求，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增进福利普及能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区环境，全力增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创新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治理机制体系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在社会生态转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治理在“十三五”及其后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全面的社会治理创新来实现社会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以便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而社会福利治理机制是社会福利治理的主要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社会福利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必须依赖社会福利治理工具和治理结构的转型。社会福利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福利治理模式构建的上层建筑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将会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发展方向[30]。在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治理机制是应对社会生态转型风险的必然举措。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等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给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面对日益繁杂的社会风险，社会福利治理机制的现代化内容体系必须不断扩展与创新。
社会福利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是包括法律机制现代化、社会政策机制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现代化、社会参与机制现代化等多个维度的创新与发展。法律机制是社会福利治理机制的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不但是社会福利治理的主要依据，也是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法律机制现代化要求与社会福利治理有关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在执法、守法环节树立权威，在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贡献力量。从社会政策的秩序维度来看，社会政策机制是社会福利治理的主要政策工具，理想的社会政策是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31]。在中国社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要以当前社会政策的目标为基础分析我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并从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双赢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提高福利水平的合理性[3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和效率性双重作用，市场效率机制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治理效率。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可以通过向市场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不但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还能节约资源。社会参与机制内容广泛，是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包括社区自治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机制、网络舆情机制等在内的综合体。社会参与机制现代化要求更大程度地释放社会活力，提升公民的社会福利融入程度，为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的资源与动力。
（三）双向提升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福利治理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效的环境中越发重要，社会福利治理能力是社会福利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态转型发展中的诸多挑战，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在表达能力和行动能力两个宏观层面及早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与创新[33]。因此，在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社会福利治理信念力和社会治理执行力两个方面培育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社会福利治理信念力的现代化构建需要社会福利治理理念的转型与升级，不但需要融入新的社会治理生态观，还要赋予社会福利治理的共享、和谐、公平、公正等传统理念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注重增强福利客体的主观积极性，增加福利政策对象的主体性和自我福利构建态度的积极性。社会福利治理执行力是社会福利治理行动力的集中体现，不但需要社会福利治理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积极协调与活力提升，还要有民主、法制等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充分提高社会福利治理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在有序规范的现代化保障机制中综合提升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减少福利治理摩擦成本和福利依赖陷阱的产生。
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不但需要在宏观层面对意识形态和机制保障等两大领域进行制度重构，也要在微观治理的实践层面对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进行解构。社会政策作为中国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体现和应对各种社会问题与风险的方法论工具，在“新常态”发展背景下的积极托底就需要对其进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建构，对社会政策的制度体系建设和政策实施原则进行标准性和灵活性的探索与分析[34]。要想提高社会生态转型中的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必须对社会福利治理能力进行规范性和人文性双重指标的建构。首先，构建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规范性指标体系，根据生态化、法制化、标准化、精准化等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规范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发挥的秩序与范围，使社会福利治理内容更加全面、秩序更加规范、态度更加严谨、标准更加科学。其次，要重视和培育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发挥的人文性指标体系，尊重并理解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突发因素，真正发挥参与多元、民主协商、共融共享、灵活多样的社会福利治理格局优势，重点培养动态化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风险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社会福利治理机制选择、政策制定、项目实施、对象认定等微观环节要放活，根据民主、参与、协调、整合、和谐、共享等柔性的人文主义指标增加社会福利治理的灵活性与积极性，在理念、机制和过程三个环节提升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是一种社会研究范式，也是一种能够影响当前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随着社会生态的深入转型，人类社会对生态的价值追求越发强烈，对转型的认知和反应越发积极主动。为了适应社会生态转型引发的新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社会福利治理活动在这一背景下迎来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得到发展与创新的机遇。在中国语境下，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变革等社会生态转型现实的社会福利治理被赋予新的使命与内涵。尤其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和价值构建，贴切地理解和解释这种转型中的独特性正是中国社会学应尽的责任[35]。而泛化后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正好能对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解释框架和理论指导，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治理理念要融入广义生态的价值追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的转型发展，扭转唯经济中心论的传统发展理念，重视社会建设步伐。社会福利治理的核心机制体系的多元发展和现代化走向尤为必要，逐步实现法律机制现代化、社会政策机制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现代化、社会参与机制现代化等多个维度的创新与发展。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要注重权威与科学，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最终使社会福利治理在理念、机制、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朝着更加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治理模式指明方向。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福利治理研究命题将会越发成熟，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自身也可以在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中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BRAND U,WISSEN M.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M].John Wiley & Sons,Ltd Published,2017:1.
[2]ECKERSLEY R. Green politics and the new class:selfishness or virtue?[J].Political Studies,2010(2):205-223.
[3]BRAND U. How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crisis? contour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J].Environmental Values,2016(5):503-525.
[4]MILLER R. 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J].Medical History,1988(1):368-374.
[5]MOORE M L, TJORNBO O, ENFORS E, et al. Studying the complexity of change: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deliberate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J].Ecology & Society,2014(4):4-65.
[6]DRIESSEN P, BEHAGEL J, HEGGER D(ed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research priorities for the next decade[J].Clinical Aromatherapy,2013(2):10-37.
[7]BRAND U, WISSEN M. Strategies of a green economy,contours of a green capitalism[M]//Kees van der Pijl. Handbooks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505.
[8]BRAND U, DIETZ K, LANG M. Neo-extractivism in Latin America-one side of a new phase of global capitalist dynamics[J].Ciencia Pol í tica,2016(21):125-159.
[9]SARKAR S. Prospects for eco—socialism[M]//Huan Q Z. Eco-socialism as politics.Springer Netherlands,2010:217.
[10]BRAND U, WISSEN M. 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s: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3(4):687-711.
[11]贾雷.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述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4-71.
[12]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6.
[13]燕继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69-77.
[14]江必新,王红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5.
[15]ROD R. 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Political Studies,1996(4):652-667.
[16]李迎生,李泉然,袁小平.福利治理、政策执行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基于N村低保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7(6):44-69.
[17]朱光磊.“两化叠加”:中国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N/EB].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17(B02).
[18]YORK E, YORK R.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by Arthur P.J.M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2013(4):691-693.
[19]泽林科夫.社会生态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7(3):35-36.
[20]郁建兴.走向社会治理的新常态[J].探索与争鸣,2015(12):4-8.
[21]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R].2017-10-18.
[22]盛明科,蔡振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关联性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8.
[23]关信平.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J].江海学刊,2002(4):93-98.
[24]李全利.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视角[J].青海社会科学,2017(4):113-119.
[25]赵孟营.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17-121.
[26]任文峰,丁国浩.“国外生态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15(5):153-155.
[27]同燕,肖士英.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其对策[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56-62.
[28]于冰,王洪新.生态意识的当代审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3):111-117.
[29]李全利.扶贫治理的“四大陷阱”及现代化转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8(2):230-236.
[30]李全利.福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研究——基于英国社会治理理念、机制与经验的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7(8):54-61.
[31]毛寿龙,李锐.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的秩序维度[J].中国行政管理,2017(4):71-76.
[32]关信平.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总体福利水平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6):91-101.
[33]鹿斌,金太军.社会治理能力的结构体系及现代化转型[J].晋阳学刊,2016(3):102-109.
[34]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7(6):81-90.
[35]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J].社会学研究,2017(6):27-34.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5—0139—08
作者简介： 李全利，男，南开大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1ASH009);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优秀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项目编号：201808);“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编号：2017—CXTD—09)阶段性成果。
标签：社会生态转型论文; 社会福利治理论文; 生态化论文; 现代化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