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校公民教育_公民权利论文

二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校公民教育_公民权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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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1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2)11-0005-06

本文将从现代化与公民教育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考察战后日本学校的公民教育,即把战后日本公民教育放在战后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进行考察,从而明确战后日本现代化各阶段中公民教育的地位、目标及方法。

一、战后改革时期的公民教育(1945~1955年)

(一)背景

这个时期是日本现代化在战败的废墟上通过战后改革再启动的时期。从1945年到1951年将近7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处于被占领的状态。战败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占领军的对日方针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其基本目标不仅在于要解除日本的武装,而且要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各领域进行全面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20世纪50年代初,受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影响,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扶植日本政治独立和经济复兴。1951年9月,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签定标志着日本政治独立和回归国际社会。独立后,日本政府开始对各领域的占领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但总体来说,战后最初的这10年仍然可以被称为民主化改革的十年。

所谓现代化,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一般被认为主要包括民主化和工业化两个大的方面。依此观点,这一时期日本现代化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民主化。

(二)公民教育的地位及目标

1.公民教育的地位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领域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45年9月15日,日本政府颁布《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明确了战后日本应该采取的文教政策的基本构想,其中在继续坚持维护国体的保守立场的同时,也确认了教育民主化的方向。另一方面,占领军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排除军国主义教育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实行教育的民主化。”1947年3月制定和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从法律上为战后日本教育确定了和平与民主的改革方向。

对战后日本社会整体的民主化改革来说,教育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尤其是公民教育改革的意义非常大。这是因为公民教育带有整备民主主义的条件,奠定国家及社会精神基础的意味。面对战败这一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态,文部省在战后之初提出的教育重建政策中,就把振兴公民教育作为其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之一。1945年9月,文部省组织调查了公民教育的状况,10月设置了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经过数次审议于12月提交了两个报告。报告中指出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基本理念及方向,而且提出了要废止修身科、设立公民科的建议。文部省接受了该报告的建议,从1946年9月至10月发行了为实行公民教育编写的教师用指导用书《国民学校公民教师用书》和《中等学校、青年学校公民教师用书》。

但是,日本人自己提出的公民教育构想由于社会科这一新科目的出现并没有得到实施。社会科以民主化为目标,是战后日本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标志,在1947年度起实施的新课程中占有中枢地位,担负着为建设民主和平的国家而进行公民教育的任务。1948年9月15日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校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补说》指出:“社会科的主要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尽可能发展优秀的公民素质。”因此也可以说,社会科继承了公民教育构想的主要思想,并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学科。

2.公民教育的目标

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提出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对所有的人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国际生活等共同生活中成为好成员所需的知识技能进行启发,并培育必要的性格。”也就是说,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好成员”。之后的《中等学校、青年学校公民教师用书》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即要“培养依照民主主义社会的理想行动的人”。换句话说,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有为的民主社会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教师用书”在规定和描述公民教育目标时特别强调要将知识侧面(社会知识,即公民知识)和实践侧面(社会生活中应该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即公民态度)的培养结合起来进行。[1](p.65)

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学科,社会科的任务在1947年度版《学习指导要领(社会科编1)》第一章序论的开始部分中是这样论述的:“这次新设立社会科的任务是使青少年理解社会生活,并培养他们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态度和能力。所以,使青少年社会经验得到更丰富、更深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小学校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补说》中,对尽可能培养优秀的公民素质这一社会科的主要目标作了如下论述:“(社会科的主要目标)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使儿童理解他们所居住的世界,而实现了这种理解也可以说就是放眼社会了。”“放眼社会是建设和维持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放眼社会,关心社会必须与营建美好的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种各样的技能、习惯、态度结合起来。总之,必须使(儿童)具有作为民主社会的有为的公民所必须的多种特性”。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沿袭了公民教育构想中“有为的民主社会人”这一公民教育目标。

从学习指导要领中关于社会科的其他有关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只要发展儿童的社会经验,就可实现人的认知侧面与实践侧面两者的整合性发展。总之,战后改革期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认知侧面与实践侧面相统一的“有为的民主社会人”。

(三)公民教育的方法

这个时期公民教育的方法特征是强调实践性和综合性。

公民教育构想阶段,把“公民科教育”和“公民实习”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方法。在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第二份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公民科的方法,即“要使其多角度综合地理解社会现象,……有关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的抽象的理论问题也要考虑通过具体的、身边的事情使其理解,唤起青少年的兴趣和关心”。

1947年度版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中的社会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是作为一门学科即“一般社会科”设置的;而在高中则是作为一个科目即“一般社会”设置的。因此,社会科的创立可以被认为是发展性地运用了公民教育构想的综合性这一特征[2](p.61);从方法原理上来说,社会科可以说处于公民教育构想的实践观的延长线上。也就是说,社会科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在方法上,具有尊重学生的经验,以问题解决学习为中心的特征。1951年日本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科的目标和特征,但是在指导原理上仍然坚持经验主义,强调问题解决学习或生活单元学习。

生活单元学习或问题解决学习的目的是从学习者的现实生活中抽取学习题材,使学习者立足于具体的问题情境,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关心自主地思考。因此,生活单元学习或问题解决学习不是抽象的灌输和死记硬背,也不满足于使学生掌握知识和行动整合一体的学力,而且还期望开发学生自主地开展研究、创造性地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态度。即问题解决学习的重点不是放在学习的内容上,而是置于学习方法上[3](pp.109~117)。

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公民教育(1955年至70年代中期)

(一)背景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实现了完全复兴,政治上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并且由此形成了该党长期一党执政的55年体制。55年体制是以经济增长的高度化和极大化为目的的体制。这一时期的政策目标是政府、财界、产业界三位一体推进以促进国家富强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努力的重要目标。因此,这个时期现代化的特征在于经济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

(二)公民教育的地位和目标

1.公民教育的地位

这个时期为经济高速增长服务的教育,即培养积极适应工业化生活、服从体制安排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教育受到特别重视。

日本文部省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课程改革。50年代末的课程改革以完善道德教育、充实基础学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为目标。60年代末的课程改革着眼于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加大教育内容的深度和难度,以及谋求人的成长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这两次课程改革中,特别重视对能够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知识、价值观、态度和能力的培养,并且开始把公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中的基础和核心。特别是在1968年度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中,公民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1968年度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正确理解,培养作为民主国家和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公民素质的基础”被作为总体目标提了出来,这一点与1958年的课程改革中重视道德教育的路线相比较,更强调公民素质的培养。在1968年学习指导要领中,“公民素质”这个词首次开始使用。此外,从小学校低学年开始强调培养“公民意识的基础”。初中“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改称为“公民领域”,其改名的依据是教育课程审议会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在培养作为国家社会建设者所必需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基础教养的同时,还要培养对于国民主权基础上公民的应有面貌,特别是对于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正确认识”。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开篇部分就提出要培养国家社会的有为建设者,而且第一项中指示要“培养主动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做贡献的态度”。《伦理与社会》(高中社会科科目之一)的第一个目标里也列出了同样的标题,《政治与经济》(高中社会科的科目之一)目标的第一项中新增了“有良知的公民”。重视公民素质培养的路线清晰可见[4](pp.437~494)。

2.公民教育的目标

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公民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国家公民”。

在1951年之前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被作为“宪法保障的民主主义根本要求”来对待的“基本人权”,在1955年版的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中,言必加上“公共福利”这一制约,作为德目,沦落为与“合作”、“纪律”等并列的地位[3](p.70)。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与尊重个性、尊重人权相比,更加重视对国家的贡献和服务。

1958年日本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全面修订,社会科的目标中增加了“培养对家乡、国土的热爱”及“提高作为国民的自觉”。一直作为“试案”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从这时起也开始以官方告示的形式出现,从而强化了其法律基准性和法律约束力。可以说天平开始倾向了由国家主导的为了国家培养国家公民的教育这一方。

1968年修订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把社会科目标简洁地表述为“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在文部省《小学学习指导书社会编》中,对培养公民素质作如下论述:“所谓公民素质是指理解在社会生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应该正确地行使,并互相尊重,作为具体的社区或者作为国家的一员拥有自身所应该承担的各种义务和社会责任,以及在此理解基础上能够正确地进行判断和行动的能力、意识。所以,必须把公民理解为包含作为市民社会一员的市民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国民两层含义的语词。”

这个时期,经济以实现高速增长为目标,公民教育目标的重点也就放在了以寻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发展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上了,以培养“国家公民”为最高追求。

(三)公民教育的方法

这个时期里,日本的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总共进行了四次修订,在若干次修订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195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成为“国家的最低标准”。如此,学习指导要领所规定的内容的“基准化”进一步得到强化,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任何阶层的学生都必须学习这些内容。这样的结果是教育的划一化,尤其是对社会科的公民教育来说,具有极易陷入教授与学生现实生活和问题意识相脱离的内容和“灌输式”教育的危险[3](p.79)。

第二,重视系统学习。与战后初期公民教育强调生活单元的综合学习、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相反,这个时期的公民教育则重视学科的系统主义和知识中心的教育。从科目的变化来看,初期的综合社会科向分化的社会科发展。1955年修订后,中学的“一般社会科”分化为“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部分,向系统的社会科学习转变。而且,1958年度的修订中,高中的“社会”也分化为“伦理、社会”和“政治、经济”。从内容上也可以看出重视系统学习方法。在1955年度的修订中,小学把系统的基础学习作为重点,原来的“单元的基础”改为“学年主题、学习领域案”,从此以后,把单元作为问题的形式不再存在了。

三、成熟化社会时期的公民教育(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

(一)背景

1974年,日本的实质经济增长率转为负数,经济高速增长宣告结束;1975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50%。也就是说,日本从此时起开始摆脱工业立国,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产业社会”,即后现代社会。在以信息化的冲击、全球化的进展和生态系统红色信号的亮起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状况下,日本的青少年中开始出现崇尚浪费、奚落勤奋、追求自我本位的享乐主义倾向[5](pp.24~26)。

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之后,为了搞活日本社会的各领域,日本开始提倡并实施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就是一方面推进自由化、合理化和技术革新,力图重建经济;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强化国民统合的一种意识形态。

(二)公民教育的地位和目标

1.公民教育的地位

在要求政策经济体系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根本变革势在必行。中央教育审议会1971年提出的咨询报告,虽说对社会转换期的认识不足,但是其强调终身教育、尊重个性、心灵的丰富性、轻松宽裕环境的必要性等,与以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归趋的思想和政策有着极大的差异。从80年代中期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到最近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教育改革的基调一贯是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为依据,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个性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在强调缓和规制和民营化的自由化路线的同时,强调民族主义,强化国民整合。

7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中,公民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在197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中小学社会科的总目标中开始统一使用“公民素质”一词,并进一步明确了公民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目标。此外,高中社会科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伦理与社会》这一科目被废除,《现代社会》原则上成为一年级的必修科目。《现代社会》是社会科中唯一必修科目,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基础性科目。高中学习指导要领1989年修订对公民教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修订中,对以前的社会科进行了改编,废除了社会科,新设置了公民科和地理、历史科。之所以要设立公民科,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化,政治、经济的问题复杂化,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社会问题深刻化,从而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水平的公民素质。因此,必须系统地进行公民教育。

2.公民教育的目标

公民教育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活动。那么,自然免不了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

信息化社会要求公民主体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因此,这个时期公民教育特别重视主体性。无论是社会科还是公民科,其目标中都使用“建设者”一词,意味着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积极的行动能力的建设者,而不是消极的单纯的成员。1998年7月的教育课程审议会报告指出:“随着国际化的进展,培育国际社会中具有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主体地生存所必要的素质和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受该报告的影响,1999年修订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在公民科目标中新增加了“主体地”这一表述。

随着世界的一体化,看待国内社会现象时全球的观点也不可缺少。因此有人提出了“从全球着眼,从社区着手”的口号。从1979年起,以后的学习指导要领中,社会科和公民科的目标的开始部分都有“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这一表述,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多侧面、多角度地看问题的方法和思考方法,二是要有世界的、国际的视野这一空间上的广度。伴随国际化的一个课题是,国家的存在方式都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日本已经注意到国际化中国民意识的薄弱问题,因而把形成“作为日本人的自觉”这样的公民意识作为重要目标,即强调作为日本人对国家的认同。

这个时期日本公民教育的目标可以说是培养主体地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这种日本人应具有拳拳爱国之心,同时能够深入理解丰富多样而内容各异的文化,在国际的、全人类的视野中形成人格[6](p.13)。

(三)公民教育的方法

这个时期公民教育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角度提出了公民教育的重点应该从知识中心的学习转向对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上,即在重视知识的系统指导的同时,也要重视能力以及学习过程和方法。

在1978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关于社会科的学习指导,以下两点值得考虑:一是由知识中心的学习向重视思考能力的学习转换;二是强调学习指导要基于学生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兴趣来进行。特别是高中新设的“现代社会”作为社会科的基础科目,强调要开展立足于学生立场的学习。也就是说,强调为了掌握“观察事物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终身学习的角度提出了“学会学习”和重视学习过程的必要性。

1989年版学习指导要领要求通过系统指导和精选教育内容进行富有成效的指导。小学和初中一样,都要求“谋求各学科及各学年相互之间的关连,以便能够进行系统的发展性的指导”、“精选教材”和“进行有效的指导”。高中新设的公民科旨在进行系统的公民教育。在强调系统性和效率性的同时,学习指导要领还要求充实体验性学习和问题解决性学习。小学要求以生活科为中心进行“合科指导”;初中“引入体验性活动”、“自主、自发的学习”以及高中“关于劳动、服务的体验性学习”等要求都是以前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所没有的。

1999年的《初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社会科编》中指出:“以往的社会科学习,相对于学习的过程,往往更重视学习的结果,具有成为记忆事实认识结果的学习倾向。”社会科目标中“提高对社会的关心,根据种种资料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考察”这一部分就是从强调学习过程、重视培养解决问题能力这一角度考虑而新加入的。关于“作业性、体验性学习”,指导要领中将“导入”改为“谋求充实”,表明比以前更加强调“作业性、体验性学习”。

四、结语

基于前面的论述,对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至少可以作如下三点总结。

(一)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随其现代化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

战后日本公民教育中所说的公民既是社会中的个体,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公民的内涵具有“作为一般社会人”和“作为国民”的二元性,前者强调权利与自由,后者侧重义务和责任。理想的公民形象往往就随这种二元性的均衡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一点从战后日本现代化与公民教育这一视角来加以考察,就一目了然。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可将之分为战后改革时期(现代化的再启动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现代化的再起飞期)和成熟化社会时期(现代化的成熟期)三个时期。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是适应各时期现代化的要求来进行的。战后改革时期,在现代化即民主化框架下,公民教育把重点放在民主主义价值上,其目标是培养“有为的民主社会人”。这一阶段,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现代化即工业化的架构下,公民教育把重点放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这个阶段,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成熟化社会时期里,除政治因素之外,社会因素(所谓的心灵问题、学生的问题行为)也起很大作用,其目标是培养驰骋于世界的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二)公民教育成功与否,是由理解的侧面与实践的侧面统一度所决定的

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以培养作为民主的和平的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者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为目的。公民素质可分为理解的侧面(知识、理解力、判断力)和实践的侧面(性格、态度、技能)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教育成功与否,是由理解的侧面与实践的侧面统一度决定的。在这点上,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所走的道路并非坦途。

在战后改革期,公民教育重视实践的侧面即方法、过程的侧面,轻视理解即内容的侧面;经济高速增长期里恰恰相反,强调理解即内容的侧面,而对实践的侧面即方法、过程的侧面则关心不足;在被称作成熟化社会期的目前阶段里,终于开始重视实践的侧面与理解的侧面的统一这一问题了。

(三)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改善的余地很大

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不限于狭义的政治教育,即不停留于从个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出发进行的关于国家、政府及其运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国民意识等的教育,还涉及到经济、文化、环境、国际关系等社会各侧面的教育。也就是说,公民教育是以广泛的社会认识教育为其基础的。这一点与国际潮流相一致。但是,问题在于繁多的内容以什么形式对其加以统一。从战后日本公民教育的内容看,内容繁杂,有时陷入单单提供信息的状况。同时,公民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学生很容易因此而失去学习的愿望。在应试体制支配的学校现实中,由于公民教育的科目很少被作为考试科目,因而学生就认为这样的科目学不学都可以。此外,初中第三学年里实施“公民领域”的教育,受高中考试的影响,实际的学习时间很难得以保证。由于以上的原因,战后日本的公民教育改善的余地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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