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道德修养与教育思想的普适性——兼论孔孟道德学说的批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孟论文,学说论文,道德修养论文,批评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孟道德修养与教育的思想在现代思想史上遭到非难，其由大致有三：一曰过时，二曰桎梏，三曰腐朽。“过时论”认为孔孟道德思想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其社会基础不存在了，因而其社会意识也就“过时”了；“桎梏论”则说孔孟道德思想及以它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强心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文化羁绊；“腐朽论”则将孔孟道德思想与封建礼教画上等号，因而认定它是反动腐朽的。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和结论及其背后的批评方法颇值得商榷。
一是不宜简单地根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来推理，并得出“孔孟所在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因而孔孟之道过时了”的结论。这是用宏大话语的演绎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如果这样，人类社会就无文化传统可言了，无历史继承可言了。实际上，我们既不能够简单地说凡是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就过时，也不能简单地说凡是现时代的思想文化就有价值。因为，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是可能具有历史超越性的，现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也是可能有现实局限性的。
二是不宜混淆孔孟思想与后世儒家诠释性、发展性话语的区别。因为，孔孟后儒家的诠释和发展性话语，有的是得了孔孟之道元典精神的“真意”的诠释，或者说是得了元典精神“真传”的丰富和演绎，但也有的是没有“得意”却“忘形”地误解、曲意，乃至极端化地发展。譬如，关于“情与礼”、“义与利”、“欲与理”的关系，《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还有“发乎情，止乎礼”的说法，等等。显然，在孔孟这里，情欲人之天性，形色人之大欲，富贵亦为人之所求，都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有限度地存在的；只是对“不道”、“不义”之富之情之欲才不取不求、不枉不纵而已。可是到了宋明理学那里就极端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律条，不给人的天性情欲和私利留任何一点余地。
三是不能将孔孟之道与历代统治者“为我所用”的治世律条混为一谈。统治者对思想家的话语历来是“各取所需”、“活学活用”的，这就不免时常断章取义，曲意而用。以历来被视为儒家思想最集中体现而被反孔派大加挞伐的“三纲”为例，就可见其歪曲之致了。孔孟均有过关于“五伦”的话，关于君臣关系，孔子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孔孟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父慈子孝”的关系，是一种基于“道义”基础上的父子关系，讲的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强调的是“君臣、父子”的“中庸”之道。而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则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从而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道德律条。正是这种演绎，孔孟之道就被扣上了“封建礼教的帮凶”的帽子，成了“吃人之道”、“杀人之道”，这真是莫大的冤枉。其实，孔孟及其思想的命运，在封建时代与这“帮凶”的帽子恰恰相反，他们拯救世道人心的主张受到的多是统治者的冷眼与排斥，这说明孔孟之道与统治阶级的思想行为并没有什么天然联系。
可见，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潜下心来，钻研元典，体会本意，挖掘和发现孔孟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本文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讨论孔孟道德思想的普适意义和超越精神的。
孔孟道德思想抓住处世根本直抵立身根基紧贴人文实际透现入世情怀具有普适意义
之所以说孔孟道德思想具有普适意义，是因为孔孟道德思想抓住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提出了为人立身处世处理各种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修养与教育的规律。而这些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对于道德修养和教育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首先是孔孟道德思想揭示了道德的本质。什么是道德，孔孟说道德就是“得道”。“道”是什么，“得”什么“道”，对于个人道德修养来说，孔孟概括为“仁”和“义”。对于“仁”，孔孟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理解为：富有爱心，博施济众，（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忠实坚定，不务浮夸（刚毅木讷近仁）；追求正义，坚持真理（当仁不让于师，杀身成仁）；克制私欲，遵循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忠诚孝道，友爱守信（孝弟为人之本）；推己及人，敬恕辞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正厚道，爱憎分明（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无私无畏，见义勇为（仁者必有勇）。总之，归结为一句话：“仁者，人也”，“得道”“为仁”，即学会做人的道理，修养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德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指出人具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道德修养不过就是恢复或发展、发扬人的这些本性，用陆九渊的话说就是“发明本心”。现代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对人的爱是你道德的核心。”[1](p40)可见，孔子的“仁爱”抓住了道德的核心。费尔巴哈说：“道德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真实的完全健康的本性”，苏霍姆林斯基也这样强调：“没有基本的人性，便没有高尚的道德。”[1](p8)可见，孟子“发明本心”、发展天性的观点也是抓住了道德本质的。
其次，孔孟的道德思想揭示了个人道德修养与教育的基本规律。其一，是孔孟提出了个人道德修养与教育应该由知到行，经由情意修炼，达到知行统一的观点。孔子关于“博学笃行”、“文行忠信”、“好学力行”、“讷言敏行”的观点强调的是道德求知与道德践行；孔子关于“兴涛成乐”、“闻诗闻礼”、“关雎之乐”、“诵诗三百”的观点以及亲闻韶乐，删定《诗》《书》的实践，强调的是通过诗乐陶情冶性；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述则是关于个人修养须经刻苦意志磨炼的著名语录。衔接孔孟的思孟学派，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修身”的观点，则集中地体现了孔孟之关于道德修养与教育的这一规律。其二，是孔孟提出了克制己欲，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修身规律。孔子关于由“克己复礼”到“四勿”（非礼勿视、听、言、动），孟子关于“养心莫善于寡欲”到“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都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修养首先必须注重内心的“省察”——心理内部矛盾的斗争与转化，然后才可能做到外部行为的“慎独”与“合礼”。孔孟还指出，“内圣”才能“外王”，即只有在个人自善其身的基础上，才能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是“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的精神的自律。”[2](p15)柏拉图说“人只有用理智宰割情欲，才能过一种身心都健康的善（即幸福）的生活。”孔孟这种“处世”必先“为人”，“立身”必须“律己”的观点是符合个人道德修养规律的。
第三，孔孟道德思想抓住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提出了为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道德修养与教育的思想体系。这体现在：一是扣住了立身处世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基本矛盾，阐述了正确处理义与利、情与礼／德与欲、贫与道、穷与通、苦与乐、守与达、私与公、生与死等人生矛盾的道德主张；二是抓住了为人处世必须处理的基本关系问题，概括了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即“五伦”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忠孝悌恕敏”、“仁义礼智信”的原则；三是提出了待人接物的一系列具体准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不迁怒，不贰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四是论述了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如克己内省、存心养性、知耻改过、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立志炼意、闻赏雅乐、笃信好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交直友择善邻等修身之道，如博文约礼、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以规矩、启发教育、学思习行、以身作则等教育原则。
其实，不用分析论证，只要认真诵读孔孟道德话语，在今天看来，没有哪一句不入情入理，没有哪一段不是至理名言，也没有哪一点不关乎世道人心之紧要。正如台湾学者殷海光所言：“孟轲所提倡的人禽之分与义利之辩实在是扣紧了基本的情操。”为此，他警告世人：“若是这一堤防冲破了，便是洪水横流，世无宁日。”[3](p523)所以他进一步说：“道德节目有古今之别，道德原则无古今之别。道德实践有古今之别，道德理想无古今之别。”[3](p507)南怀瑾则直下断语，他说：“孔孟文化思想，为人伦正义，不受时代环境影响而丝毫改变，成为由古到近，乃至将来颠扑不破的真理。”[4](p17)由此，毋庸多言，孔孟道德思想的普适意义显而易见。
孔孟道德思想扣住道德本质直指人格崇高间离社会现实体现终极理想具有超越精神
孔孟道德修养与教育思想不仅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因其富于理想而具有超越精神。这里说的“超越精神”，既是指孔孟道德思想的一种特征，也是指孔孟道德思想具有超越历史的现代价值。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孔孟道德思想及其话语既是一种具有入世情怀的道德规范（即道德原则），也是一种具有人性终极关怀的道德理想。正是这种道德规范与理想的统一，体现了孔孟对道德本质既要调节现实关系又要提升人性和精神的本质的洞悉和把握，才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因而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建设产生深刻的启示意义。
有人说，“重义轻利”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有人说“安贫乐道”违背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竞争精神，诸如此类的说法至今不绝于耳。怎么办呢，那就要“重建”切合、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精神，主张用市场经济法则整合社会关系。结果如何呢？并不那么美妙，至少，现实表明这也是一柄“双刃剑”，繁荣了经济，荒芜了精神，赢得了物质，失落了道德，最终还可能损害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实践证明，道德思想和道德建设既要关怀现实，反映现实，服务现实，又要间离现实，超越现实，前导现实，而不能成为“现实”的“跟班”，成为生活的“丫鬟”。这就是说，道德应该是关怀现实与追求理想的统一。这既是由人性本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不断自我否定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不仅有现实物质享受的需要，而且也有追求精神享受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有牺牲自己物质需求而利人利他追求人性完善的需要。诚如雨果所言：“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作为社会发展而言，则不仅需要道德规范来反映和维护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而且还需要道德理想来提升社会活动主体人的精神境界，铸造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主体人格。这两个方面都要求道德思想和建设在关注现实存在的同时，必须关怀现实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否则，道德本身就不足以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对于社会，就无助于为社会发展注入精神活力，尤其对人来说，没有道德理想，人就无所谓人性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为直接的现实的物质存在和自身的物质需求所“囚困”和“束缚”。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凡是洞悉人性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把握道德本质的先贤圣哲们，在构造他们的社会理想时无不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热情，理想国、大同世界是这样，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柏拉图、耶稣基督是如此，马克思、孙中山、毛泽东也可作如是观。孔夫子和孟亚圣的道德理想也不例外，直指崇高，富于理想是其显著特征。
所谓“君子”、“圣人”、“成人”、“贤人”、“大人”、“大丈夫”的人格修养目标，所谓“至善”、“至诚”、“慎独”、“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修养境界，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安贫乐道”、“重道轻食”、“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四勿”、“四德”的人生信条，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追求和人性乐观主义，无不闪耀着孔孟道德思想的理想主义精神，透现出孔孟道德思想超越现实的特征。综观孔孟的道德话语，可以概括其理想的人格特征是：道德高尚，信仰坚定，节操坚贞，精神进取，志向远大，格调高雅，胸襟宽阔，理想崇高，德行纯正、天地境界（冯友兰语）、人格完美的圣人君子。无疑，这是一种理想的目标，是一种超越的指向。
孔孟是这样教人的，同时也是这样律己的。他们明知自己的道德理想不合时宜，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四出游说布道，在一再受到冷遇与白眼，甚至断粮困顿后，也不肯迎合流俗，而宁愿安贫乐道，退而授徒著书，“学而不厌，诲而不倦”，坚持了“独善其身”与另一种“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表现了孔孟二圣即使“大道不行”，而宁愿“乘桴浮于海”的不屈不淫不移的大丈夫志气。这正如蔡元培所说：“但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向精神方面。”[5](p603)可见孔孟不仅是富于理想的道德思想家，而且也是其道德理想的身体力行者，诚如他们思想的继承者张载所说的，他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格典范。这种具有崇高理想和超越精神的道德思想的人格，确实为一般人所难能完全做到。对这一点，孔夫子的弟子们当时就有无限景仰的感叹，《论语·子张》中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称道的人生的“天地境界”。
但这是不是说孔孟道德思想过于理想，超越现实，就只是一种“垂钓梦”，是一种“东方神话”，而无实际意义呢？南怀瑾先生如何说。他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太伟大了，太难了！可是做人的存心必须要向这方面修养，能否做到，另当别论。”[4](p135)为此，今天的一份国际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写进了文件。做人为什么要“存”这样的“心”呢？与伏尔泰齐名的德国哲学家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一书中这样说道：“倘若人不能依靠一种比人更高的力量努力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并在向目标前进时做到比在感觉经验条件下更充分地实现他自己的话，生活必将丧失一切的意义与价值。”[6](p41)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是一种意义和价值的动物。换一句话说，崇高的生活目标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道德理想则是引领人不断向善、趋善，以致超越个人有限存在的状态，达到“至善”、“至诚”的动力所在。
面对着个人物欲满足永远有限的困境，人们该如何自处呢？康德这样说：“在我心中永恒的是两样东西，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面对着现实生活中世风流弊、种种诱惑，人们该怎样对待呢？取孟子之意说，人摆脱不了现实，但人可以用善的修养来对待现实，以善的力量来克服现实的恶。面对着技术理性至上，人为物役，精神失落的时代，人类又该做如何选择呢？殷海光先生说：“人类的道德力容易消失，但是技术的成就不易忘记。我们无法返回到旧石器时代的水准。如果人类的道德力消失，但是智术又这样高超，那么人类很容易变成自我毁灭的类族——所以道德问题的紧急千百倍于往古。”[3](p529)由此观之，孔孟道德思想的现代意义，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