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生死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 *
孔新峰
内容提要 本文勾勒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基本形貌，认为其中既有大量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生死伦理”；既有关乎我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贞定信仰、不忘初心、护持传统、清正党风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我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层面的“生死伦理”。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既应看到其基于科学理论、回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也不容割裂其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忠实传承和弘扬儒家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乃是我们深入思考和永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应有之义。先秦儒家孔、孟、荀诸子的生死观，以其人间品质、君子人格、集体本位、民生关怀等特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重要的本土资源。
关键词 先秦儒家 中国共产党 生死观 “生死伦理” 终极关怀 身体政治
一
当代极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又译为田立克，1886-1965)的思想精髓，乃是所谓“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又译作“终极关切”)。他将所谓“信仰”界定为某种“终极关怀”的状态(Faith is the state of being ultimately concerned)，[注]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7, p.1.认为人在物质关怀之上存在精神关怀，而有些精神关怀是紧迫的乃至至关重要的，其对于个人或社群的生活而言便可称为“终极”：“如果某种至关重要的关怀声称自身为终极(ultimacy)，它便要求接受者完全委身，而且它应许完全实现，哪怕其他所有的、有类似声称的关怀不能不从属于它，或以它的名义被拒绝。”[注] 参见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279页。 信仰是人类精神的核心行为，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人类精神的所有基本功能、一切创造活动无不深藏着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未必皆为宗教，但本身具有某种宗教性。[注] 参见[美]蒂利希：《信仰的动力》，钱雷松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页。转引自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及出版信息进行了校改。 终极关怀不同于作为现代医护领域中新兴边缘性交叉学科及临床实践的所谓“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但“生死事大”，终极关怀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人的生死问题。我国台湾学者、华人世界“生死学”的开创者傅伟勋教授认为：世界各大宗教传统的终极关怀方式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儒家虽不是普通意义的“宗教”，但也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而“这些传统的终极关怀有一个共通点，即对生死问题的凝视与关注，面对死亡的挑战，能够凭借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超克，以获得安身立命、永生或解脱。”[注]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65页。另参傅伟勋：《生命的学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 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皈依造物主的终极关怀，二是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三是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我们或许可将这三种终极关怀类型分别理解为宗教的、哲学的与道德的。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三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对生死矛盾提供的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效的，在追索人生最高终极价值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生死的超越。[注] 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扬中市生态优美，气候宜人，向来有“江中明珠”的美誉。城市内绿树成荫，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0%，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先后创成“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优良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旅游岛”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章第三条第(一)款。拙文所引党章，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注]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http://www.fjnet.com/shishi/tj/201805/t20180518_255965.htm，2018年5月18日。 然而，从我们前文爬梳的学术意义上观之，作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她的终极关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为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毫无疑问，这一终极关怀是崇高而远大的。为了实现这一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⑧为了实现这一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必须“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第一章第三条第(三)款、第一章第三条第(八)款。 而入党誓词中亦明确写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 而党章总纲则明确指出：“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笔者认为，上文列举的“坚定信仰者”“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多做贡献”“不怕牺牲”“奋斗终身”“牺牲一切”以及“党生死存亡”等语，勾勒出新时代我党“生死伦理”的基本形貌。[注] 李海青教授亦曾指出：就社会基础而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与人民群众的道义性的“生死伦理”契约。这一“生死伦理”契约与注重思想建党、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及党员个体不断强化党性修养等因素一起，在运行机制上有机结合与内在协调，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实际就是按照这一治党逻辑展开的。参见李海青：《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理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2期。 其中，既有大量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生死伦理”(亦即“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既有关乎我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贞定信仰、不忘初心、护持传统、清正党风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我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层面的“生死伦理”。
二
前文简单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生死伦理”的基本形貌。实际上，从我党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生死伦理”可谓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浴火淬炼中，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注] 毛泽东：《七律·到韶山》，1959年。 的气概，逐渐塑造出与中国人民坚强牢固的生死盟约。
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建立在对于宗教终极关怀之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中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所谓“人民的鸦片”，无非是指其名为“出世”，实则是转嫁注意力于所谓彼岸，而规避了对此岸世界的分析、批判与变革，在迷惑与麻痹人民的同时，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不义统治者在此岸世界的统治。哪怕中国历史上借形形色色宗教之名开展的农民战争，也无异是以一种“人民的鸦片”取代了另一种“人民的鸦片”。正如当代学者陈旭麓所见：“万千来自下层的人们在神道观念之下，手执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够、火牌、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在这个过程里，愚昧化为悲壮。”[注]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又如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所言：“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立民国，而建立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 《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而关于“生死伦理”特别是“何谓不朽”“何谓真生命”，另一位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也有精到的见解，他曾说：“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底大问题。Olive Schr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注]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页。
用键合图对LC滤波器和LC负载进行建模，推导数学方程。把LC滤波器一部分相当于电压源，LC负载结构相当于电流，最后用键合图对交流传动系统的逆变器和三相LC滤波器进行了鲁棒性分析，并且通过改变负载的功率和搭载不平衡的负载并且仿真得到的极点位置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来验证系统具有良好的鲁棒性，从而能够满足矿用电动轮车电源由车载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提供，容量有限，运行工况恶劣，负荷波动大，对动力系统运行稳定性和鲁棒性要求。
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而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乃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乃是君子人格。以儒家生死观为内核的中国传统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均需要落定在一代又一代具体的中国人的身上。此即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文天祥所言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可谓道明了“读书”这一儒家生死观最重要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机制。当然，对此“读书”宜作“教化”这一广义的理解，将家庭、学校、取士等环节以及庙堂高深的文化大传统和江湖闾巷的文化小传统结合起来，看待儒家生死观广布社会、深植人心、传承永续，直至对不同世代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的社会化因素。
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奠基于其立党精神和根本属性之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先锋队”意味着这一政党具有高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则表明了这一政党具有深厚的人民基础和广泛的代表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有别于其他政党，正在于她对“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而不群”的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理念的彻底摒弃，正在于她能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敬业乐群”，正在于她“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大有利于人民”的精神，正在于她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后者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生肖属蛇的毛泽东以“地才”自况，而他的“大地”不是别的，正是人民。人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帝”。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补天柱地”“开天辟地”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成为“顶天立地”“经天纬地”的时代先锋，端赖于其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秉持“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务期“欢天喜地”，进而“感天动地”，得民心而得天下，顺民心而治天下。[注] 参见孔新峰：《人民立场 人间正道》，《浙江日报》2016年7月13日，第15版。
1928年3月，夏明翰烈士慷慨就义，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35年6月，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笑言“此地很好”，慷慨赴死，[注] 杨之华、洪久成：《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167页。 并在牺牲之际高呼：“为革命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注] 沈乃煜选编：《百名英烈遗照遗书诗文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1935年8月，方志敏烈士激昂赴死，他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共产主义牺牲，为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注] 朱杰人编：《用生命告诉明天——为新中国牺牲的烈士诗歌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1936年冬，陈毅在身陷重围之际，写下了《梅岭三章》[注] 《陈毅同志诗词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页。 这一“绝笔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儒家生死观的自觉传承。即使碧落黄泉都誓将正义事业进行到底的斗争精神——“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功成不必在我但牺牲且自我始的同志同道信念——“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以及为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死是谓死得其所的价值追求——“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1947年1月，刘胡兰烈士英勇捐躯，留下“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注]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3～295页。按：当时刘胡兰还不是我党正式党员，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决定，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的豪迈遗言。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听取任弼时关于刘胡兰事迹的汇报后，深受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共产主义好战士雷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人民的好县委书记焦裕禄(“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莫不以自己的壮烈事迹和生死感悟，续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
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既勾勒出共产党人“生死伦理”与儒家生死观的内在继承，又彰显了前者对于后者的批判和扬弃。他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注]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0～131、133～134页。
在市场经济发展之时，负面现象，尤其是环境污染随之出现。为了营造碧水蓝天的生活环境，实现可续持续化发展，在2014年11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重视环境执法工作，杜绝各种环境违法现象，着力提高环境质量水平。在2018年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就环境执法工作重要性予以强调，并罗列若干事宜。依据上述内容，可以将环境执法界定为：以党政政策、法律法规为基准的，打击实施一切环境违法犯罪的活动。
三
笔者认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可谓今人理解儒家生死观的一位关键人物。其《正气歌》阐明了“(正)气”这一儒家生死观的本体论基础；其《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阐明了儒家生死观背后的在有朽中追求不朽的历史意识；而其绝笔书《衣带赞》中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则集中呈现了儒家生死观“取义成仁”的本质内核。亦即“中国思想家倾向于在群体中来掌握个人生命的意义，所以，在个人生命油枯灯尽的时刻，他们因为深知个人生命有时而尽，但群体文化慧命却绵延不绝，所以，他们面对生命的终结时，常表现出一种坦荡荡的情怀，不忧不惧。”[注]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323页。 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然其生死观却颇富某种宗教性(religiousness)。孔子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强调，人绝不可“失其本心”：“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荀子则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纵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
孔、孟、荀何以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纵生成死”？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儒家生死观背后的信仰》一文[注] 傅佩荣：《儒家生死观背后的信仰》，《哲学与文化》1994年第7期。 指出：儒家除了对人间表示深刻关怀以外，还有“纵摄”向上超越的一面，即孟子所言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和充沛自信，而这种勇气与自信的来源，同时亦是儒家生死观背后的信仰，一言以蔽之便是“天”。首先，儒家认为死亡便是自然生命的结束。但人活一世，除了“自然生命”以外，尚有“价值生命”需要完成，人必须凭借“自然生命”以实现其“价值生命”，因此仁人君子应当善自惜生。其次，儒家认为死亡也是自然生命的完成。儒家将“天命”从“天的命令”转化为“人的使命”，[注] 吴依容：《孔子的生死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中：“国立”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9年，第212页。 一方面相信死亡与“命运”有关，另一方面又相信死亡与“使命”有关。而所谓使命，则是指人对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人要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就可以选择某一理想，以成全其价值生命。当人一旦对死亡采取主动或达观态度，就不再被动地受死亡威胁，生命向度遂可豁然开朗。据此，我们当可更好地理解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而在临死之际，曾子对其门人弟子所讲的那一席话，亦适足以让我们看到因这份“任重道远”而一生“临深履薄”之后的士之安眠。[注]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据此，我们也可更好地理解子贡在受到孔子开导之后发出的慨叹：“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注] 《荀子·大略》载：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一温一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颠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而荀子则将这“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称之为“德操”。[注] 《荀子·劝学》：“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一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其三，孔子虽曾对子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并不表示儒家避谈死亡。孔子此言的深意在于：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何而死。唯有知道生命的意义与目的，才会知道死亡其实只是一种界限状况，正是此界限状况使得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得以实现。其四，儒家不仅谈死亡的意义，更极其重视死亡，而其抓手便是对于祭祀的高度强调和再三致意。孔子曾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荀子则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荀子·礼论》)祭祀作为孝道和社会教化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将个体生命融入永恒的生命之链，在有限有朽之个体自然生命中实现无限不朽的社群价值生命。
包含“生死伦理”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一，“生死伦理”及其与之相关的特有的革命精神、思想境界和理想信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根源。它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宗教的生死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死哲学的具体发展。它既是这些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又是实践的反映与升华。[注] 参见于清震：《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该文有非常细致的相关文献述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哀思、旌表与抚恤，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下的文化与革命道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既应看到其基于科学理论、回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也不容割裂其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我党早在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即发出重大讯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调研时，发出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讯息。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上述讯息被保留与转述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在十九大后新修订的党章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赫然在目。忠实传承和弘扬儒家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乃是我们深入思考和永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看到，儒家生死观并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生死观的全部。日本学者清宫刚曾将中国古代生死观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即：(1)重视社会、国家的儒家的生死观；(2)重视和超越个人的老庄的生死观；(3)重视现实生命的快乐主义生死观；以及(4)探求不死的神仙家的生死观。[注] [日]清宫刚：《中国古代的生死观》，《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我国当代哲学家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一文指出，传统中国死亡哲学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者，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死亡的社会性与社会价值取向，即所谓“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二是死亡的终极性和非终极性，即所谓“死而不朽”与“死而不亡”；三是死亡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即所谓“出生入死”与“尽性至命”；四是生死的排拒与融会，即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体现出的“死生一体”或“生死一如”。[注] 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陈忠华主编：《脑死亡：现代死亡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0～58页。 段德智先生所言的传统中国死亡哲学的四大特征，主要依据的既包括儒家思想，也包括道家等学派的思想。然而，正是也唯有先秦儒家孔、孟、荀诸子所阐发的生死观，以其人间品质、君子人格、集体本位、民生关怀等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死观的菁华成分和中流砥柱，亦足以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至为重要的本土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死观的丰厚滋养。笔者在此只需征引三段在新中国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字。青年马克思在其《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注] [德]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49页。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后，对殊死斗争的前景做出如是判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此外，李海青教授在其对《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解读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强调人民立场，注重构建党与民众之间的生死伦理关系。参见李海青：《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溯源——对〈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解读》，《哲学动态》2018年第5期。 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作者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注] [前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著名译插图本)，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32～233页。当然，紧随这段话有句较少为人征引却非常重要的话：“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
系统表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当属毛泽东同志。1939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深情讴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指出：“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1944年9月，在纪念烈士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童世骏教授指出：《为人民服务》的独特之处在于，毛泽东对生死观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为人民服务》通过谈论‘死’的意义，以朴素的、世俗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参见童世骏：《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重读〈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9期。 1945年4月，在我党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1097、1098，1102，1101～1102页。 1945年6月，在我党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1097、1098，1102，1101～1102页。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1097、1098，1102，1101～1102页。
前文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既有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亦即“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这恰与儒家生死观相映成趣。所谓生死事大，不仅对于个体而言如此，对于社群集体而言亦然。甚至可以说，儒家生死观还存在一个长期以来较少为人所关注的集体维度，那便是一种“身体政治”或“政治身体”(body politic)的政治想象。我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史具有“身体政治论”的鲜明特质，“亦即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之论述。”[注]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289页。黄俊杰进而指出并分析了中国“身体政治论”隐藏的两项含义：1、统治行为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觉醒与推展过程；2、身体中“心”与其他器官之互相依赖性及其断裂问题。 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曾经指出：(西方)古典世界向所谓“灵修之道”(soul-craft)与“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联结，而马基雅维利可谓这一联结传统的终结者。[注] 参见[美]谢尔顿·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这种古典的联结传统，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所在多有，并集中呈现为《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结构；而用《吕氏春秋》中颇为精当的判语来说，便是“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人之个体有生死，而包括传统家、国、天下乃至现代政党等政治组织在内的人之社群集体，也自然有其“生死”。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其名著《利维坦》“前言”中，曾有著名的“人造人”(Artificial Man)譬喻，其中将“和睦”视为国家的“健康”，“动乱”视为国家的“疾病”，而内战则意味着国家的“死亡”。[注]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前言”，第1页。 黄俊杰先生则指出，中国古代儒家的身体隐喻思维，牵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身体是受时间与空间因素所决定的(temporal-spatially determined)存在。中国古代儒家既以身体喻政治机制，那么，他们如何面对身体的时间性与身体的空间性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古代儒家如何处理受时间所决定的身体之绵延的问题？他们又如何思考作为空间的身体之扩大的问题？”[注]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324页。 换言之，儒家生死观不仅要顾及个体之人的生死，亦须考量社群集体的“生死”，而后者往往体现为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问题。
为了解决连续介质和裂隙介质相邻存在的区域的二维稳定渗流问题，本文建立了裂隙-连续介质渗流法，其核心为：首先分别对整个渗流分析区域内的裂隙介质系统和连续介质系统建立相应的整体渗透矩阵，然后基于两类介质共有节点的水头相等以及流量平衡原则，形成整个渗流区域的整体渗透矩阵，进行有限元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求解法。
《中庸》有云：“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管子》有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前文已述，成仁取义是儒家生死观在个体层面的鲜明特质，以“仁”“义”等为代表的“价值生命”优先于个体的自然生命，当两者发生冲突不可兼得时，要果决地做出“杀身”“舍生”“纵生成死”的抉择。但是，由于家国天下之于个体之人而言显居优位，对于政治社群来说，一方面，要坚定地做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礼记·大学》)，做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巩固伸张礼义廉耻；但另一方面，基于政治伦理相对于个体伦理的复杂吊诡性，政治社群做出生死抉择，相对个体而言要困难许多，需要更为审慎的政治智慧。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甚至国无德恒亡。问题在于，对于国家这样的大型政治社群而言，我们必须对何谓“德”有清明的认识。“有盛德者必有大业”，我国台湾历史学者王健文曾对古典中国政治中的“德”字做过精细的考辨，认为其原始意义乃是“神圣属性”，而具体内容则可以通过“族群传统”“祖先家法”“立国精神”等得以说明；拥有作为“神圣属性”之“德”者，可以正当地拥有土地、人民及权威，而自春秋以降，“德”经常又以道德、善性的脉络被理解。王健文先生称前者为“德性”，称后者为“德行”。[注]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65～95、97～133、125页。 政治秩序的创生者乃是“以德受命”，而其后继者则应当“敬慎厥德”，方可保障国祚久长。基于此，王健文先生又对“国君一体”与“国、君一体”作出了精彩的阐发。[注]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65～95、97～133、125页。 所谓“国君一体”，“即历代国君，世世承其大祖之正体所构成的一体关系”；所谓“国、君一体”，则是指“国家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所构成的一体”。“‘一体’的基本意涵即人的身体，因此前者是着重在子孙为先祖之遗体那样的一体联系，世代继体，解消了时间对先祖正体的局限，换言之，即以空间解消了时间。后者则直接就空间概念(身体的各个部分)论述社会关系。”[注]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65～95、97～133、125页。 从此角度，我们可以明了，何以笔者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体现了儒家生死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为此种“生死伦理”，既有关乎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贞定信仰、不忘初心、护持传统、清正党风的层面(“敬慎厥德”以期实现党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亦有关乎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的层面(“以德受命”以期实现人民与党的“一体”)。
本次调查采用SPSS.22.0进行原始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先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线性回归，进而明确需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有与西方截然不同者两大端”，一是“吾国自古政体，开始即形成一种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局面，与希腊市府(按即城邦政治)之小国寡民制不同”，二是“吾国自古政治，即抱有一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即抱有一对人类全体大群尽教导督率之责任”。[注]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理想》，《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2、104页。 “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西人亦自有所信托，其所信托者在教会不在政府。……西国于教会外不得不别有政治，而中国于政治外却可以不复需宗教。”[注]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理想》，《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2、104页。 理解了儒家生死观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内在勾联，当可理解钱穆先生所言“广土众民大一统”与“信托政权”这两大中国传统政治特征，其实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下性。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国家构建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研究”(14CDJ006)；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重大课题“中国皇权政治与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比较研究”(ZK20180231)
〔中图分类号〕 B0-0;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5-0014-09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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