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金融机构论文,中国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外资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外资金融机构也随之纷纷进入。这些外资金融机构，为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开放领域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将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目前，关于利用外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资企业的区位研究也集中于制造业企业，而较少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研究。一些文献（赵京霞、俞雄飞，1996；牟益斌，1999；阎卒，2001）在论述引进外资银行的策略时，都简要提及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域分布问题，但未做深入探讨[1-4]；而城市地理学者（庞效民，1996；周一星，2000）则将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外资金融机构数作为评价国际城市的一项指标[5-6]。基于已有的研究和资料，本文试图从地区和城市这两个层次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形成原因及发展趋势作一初步研究。
1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开始起步，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伴随着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0年）：1979年12月，日本进出口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1981年7月，开始批准外国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次年初，南洋商业银行率先在深圳设立了我国建国以后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随后，各国金融机构纷至沓来。到1990年底，在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口经济特区的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已达32家。这一时期在特区设行的主要是香港的银行及少数传统上经营对华业务的欧美与日本银行。
第二阶段（1990-1993年）：1990年8月，为配合中央关于开发浦东的决策，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中国除经济特区以外率先获准引进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沿海开放城市。解放前遗留下来的4家外资银行也获准重新登记，并扩大了营业范围。1991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决策公布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等7个城市设立营业性机构。上海引进了第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开始了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
第三阶段（1994-2001年）：1994年8月，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苏州、杭州、昆明等11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对外资银行的开放从沿海扩大到了内地。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又批准经济特区的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199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地域限制。
第四阶段(2001-)：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取消了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客户限制，并允许其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经营人民币业务。从2003年1月起，在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的外资金融机构也被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今后5年内，我国将彻底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和中资银行一样实行统一国民待遇。
在经历了二个多年的发展后，我国的外资金融业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外资金融机构迅速增加，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0年底，外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营业性金融机构达191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58家，总资产345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0%，但其外汇贷款总额达244.8亿美元，占我国境内全部外汇贷款的23.4%。
2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布格局
2.1 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
通过分析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其地域差异性十分明显。一般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代表了三个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经济基础较好，又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均在其范围之内。因而绝大多数的外资金融企业选择沿海城市作为其分支机构驻地。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共有外资银行分行152家，代表处214家，分别占全国总数的96.2%和91.8%，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仅有外资银行分行6家，代表处19家，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8%和8.2%（表1），如此低的比重也表明了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的落后地位。
表1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三大地区的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three zones of China
地区代表处
比重(%)
银行分行
比重(%)
东部地区
214 91.8 152 96.2
中部地区
6 2.6 2
1.3
西部地区
13 5.6 4
2.5
总计 233 100 158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
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又明显集中于三个区域，即：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个城市密集区域。这三个区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也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因而其国际化程度也相当高。外资金融企业在进入中国之后，往往都会在上述三个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从表2的统计来看，这三个区域的外资银行分行数占全国的75.9%，代表处数占全国的84.1%，其中银行分行数以长江三角洲最多，而代表处数以京津唐地区最多。
表2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分布
Tab.2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three city groups of China
城市密集区
代表处
占全国比重(%)
银行分行
占全国比重(%)
京津唐地区
107 45.9
32 20.3
长江三角洲
66 28.3
46 29.1
珠江三角洲
23 9.9
42 26.5
合计 196 84.1
120 75.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
2.2 城市分布差异与中国金融中心体系
外资金融机构分布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集聚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尽管我国拥有外资银行的城市已有21个，但其中9个城市仅拥有1个分行，而另外5个城市也只有2到3个分行。相反，其余7个城市则汇集了136个分行，占总数的86.1%。拥有代表处的城市共计23个，其中前7位城市的代表处数量占全国的86.7%（表3），表现出高度的集中性。从银行分行来看，排在前5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其中上海有分行45家，占全国总数的28.5%，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且作为全国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已基本确立，不仅外资金融机构的数目不断增加，而且有的银行（如汇丰、花旗等）已将其中国地区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2000年上海外资银行总资产达174.3亿美元，存款30.6亿美元，贷款113.1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50.5%、46.9%、46.2%。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改革开放以后被辟为经济特区，遂成为我国与香港乃至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主要门户城市。同时，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使深圳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自中国首家外资银行进驻深圳之后，到2000年底已有24家外资银行在那里设立分行，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亚太区域性政治事务和商务中具有重要影响，信息灵通，跨国银行可以及时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而且便于同为数众多的大公司建立联系，因而拥有较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在京的代表处达102家，占全国总数的43.8%。广州虽然受深圳崛起的影响，但仍不失其华南地区首位城市的地位，仍然集聚了较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位居第4。天津历来就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其所具备的海港、位处华北的门户区位、悠久的工商业传统等优势吸引了较多的外资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超过北京。但由于其区位紧靠首都北京，故而降低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不过仍有较多外资银行分行入驻。除了上述5个城市以外，位序靠前的还有大连和厦门，它们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城市拥有的分行数量极少，其中仅武汉有2家，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各1家。但从代表处的数量来看，成都有7家，武汉5家，重庆4家，其中成都的地位十分突出，超过了深圳、大连、天津等城市，位居第4。代表处主要是从事咨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从而为设立分行做准备。由此可见，随着中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外资银行西进的愿望正在增强。
表3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分布
Tab.3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ain cities of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
从外资金融机构的城市分布来看，它们与中国金融中心体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我国的金融中心体系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根据金融辐射力范围及其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金融中心三个层次。业已萌芽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四市，南、中、北遥相呼应，形成体系。各大区域性金融中心，包括大连和沈阳（东北地区）、青岛（山东半岛）、南京（苏皖地区）、杭州（浙江）、厦门和福州（福建）、武汉（华中地区）、成都和重庆（西南地区），也已初具规模[7]。目前，外资金融企业的进入主要限于以上两个层次，尤其是第一层次的金融中心。
2.3 投资国别和地域差异
自从金融业对外开放以来，来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增多。到2000年底，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代表处，其中又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设立了分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东亚和欧美地区，其中日本、韩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东亚地区的银行分行达75家，占总数的47.5%，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分行共计64家，占总数的40.5%。此外，还有少部分的机构来自东南亚、西亚和大洋州等。欧美和东亚地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全球化区域，各种全球化活动高度集聚于此，上述地区的金融企业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也正是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是，欧美和东亚地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表4和表5比较了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分布情况。考虑到北京和天津、广州和深圳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和职能上的互补性，故将它们分别列在同一行。在银行分行和代表处2个指标中，选择更具实质意义的银行分行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发现欧美4个国家有着相似的区位分布规律，这些国家的银行分行在京津、上海、广深三个区域的数量分布比较均衡，分别是法(4:5:6)、英(2:1:1)、美(5:4:3)、德(2:3:2)。相反，东亚地区银行的分布差异很大，各具特点。日本银行分行在京津、上海、广深的数目之比为6:9:4，即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北方沿海城市（大连还有6家），而在华南地区相对较少。韩国银行在上述三大区域的数量比值为5:3:0，即集中分布于京津沪，而华南地区没有一家。香港银行与日本、韩国刚好相反，在京津、上海、广深的数量之比为3:4:14，高度集聚于华南地区（厦门还有3家），中部和北部地区较少。对于这种现象一般可以用地缘经济的概念来解释，本文将在后续部分予以讨论。
表4 欧美金融机构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分布
Tab.4 Distribu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ain cities of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
表5 东亚金融机构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分布
Tab.5 Distribution of East As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ain cities of China
日本
韩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大连
6 4
1
0
2
0
北京／天津
3/314/2
1/4
2/0 2/1
4/2
上海
10 16
3
14
8
厦门
0 1
0
03
1
广州／深圳
1/36/0
0/0
0/0 4/10
3/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
3 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跨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是其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此过程中，这些企业在华不断设立分支机构，以拓展中国市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总体发展状况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是影响它们选择分支机构区位的主要因素。
3.1 市场规模
外资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巨大或市场开发潜力深厚的地区一直是这些机构所追求的理想区位。由于我国金融开放的渐进性，目前已成立的外资银行主要是经营外汇存贷款、结算、汇款、担保等业务，服务对象主要为“三资”企业，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也必然成为外资金融机构云集之处。如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前5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深圳，外贸总额最大的前5位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表6），而这5个城市同时也是拥有外资金融机构数最多的城市。事实上，跨国银行的对外扩张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互为条件的，它们在跨国经济活动中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通过对各城市所拥有的外资银行分行数与该市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81（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同样，银行分行数与城市对外贸易额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69（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今后，随着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放开，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总体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居民储蓄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将日益成为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表6 我国主要城市金融投资环境比较
Tab.6 Comparison of financ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main cities of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1》。其中外贸总额为市域数据，其余为市区数据。
3.2 政策导向
东道国政府的金融开放政策和法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分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开放初期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适当的时机出台适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选址，既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又可避免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由于政策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最先是在经济特区，接着是沿海开放城市，1994年以后才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发展。再以上海为例，上海在二次大战以前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有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辉煌历史。建国以后，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上海作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1990年以浦东开发为契机，上海开始了重新迈向国际大都市的历程，并要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此后，中央对上海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包括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国债期货交易中心，又将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和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均首先放在上海。因此，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数目迅速增长，在1993年超过深圳后一直遥遥领先，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首选区位。
3.3 人力资源
金融企业的运营尤其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为它们需要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来处理各种复杂的业务，并且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各种先进通讯设施，及时调整和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适应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向。因此，外资金融企业往往选择金融业发达、从业人员较多的城市作为其分支的区位。如上海是我国拥有金融从业人员最多的城市，总数达到9.7万人，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表6），北京、广州、天津也拥有较多的金融从业人员，深圳金融从业人员虽然位居第7，但与城市总人口相比，其比例非常之大，而且素质较高。充足的人力资源为外资金融机构就地获取高素质员工提供了便利条件，金融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能够更快的填补空缺或招聘到更高素质的职员，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
3.4 信息流通
信息是金融业的灵魂，在金融业投资的外资企业，其区位行为明显不同于制造业，掌握和收集相关的情报信息对金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当一个金融企业能够比其它市场参与者更有效地（意味着更快和更精确）处理信息时，增加对信息流的获取就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当然，单靠信息量并不能充分保证它的可利用性，重要的是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因而高等级的信息流通中心所具有的信息网络就是金融企业收集信息的理想区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我国最重要的信息中心，外资金融企业在这些城市的集聚反映了其对这种区位的追求。
3.5 历史传统
金融业属于高层次的服务业，涉及面广，需要良好的运作环境以及相关行业的支撑，范围从各种流通的硬件和软件到复杂的法律咨询。如果紧靠这些服务供应商进行布局，企业就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价格。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在华选择区位时，必然会考虑当地的金融业传统和已有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因为良好的金融业传统意味着自己进入以后也易于获得良好的服务。造成这种历史依赖性的原因可能还包括重新选择区位所需的成本较高，风险也较大。当然，随着金融企业在本地扎根和不断发展壮大，也会产生开拓新市场的要求，从而向更广阔的地域推进。
3.6 地缘经济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金融机构在华选择区位时具有明显的地缘接近性，这是因为邻近的区位更易于经济联系的扩展，除了降低交通费用外，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韩国的例子最为典型，由于地缘接近，韩国与环渤海地区在文化习俗甚至在民族、血缘关系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因素能使韩国迅速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便于双方加强沟通和理解，从而降低在这些区位投资的风险。因此，韩资企业把“接近韩国”列为影响其区位决策的首要因子[8]。而日本企业将“地理位置的接近性”排在第三[9]。这种差异的存在可能跟投资主体的资金实力、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以及国际市场经验的成熟程度有关。与东亚国家不同，欧美各国银行的区位分布受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小。
4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放开的政策，在先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领域和地域。在开放地域上，先后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地城市的逐步扩展过程，这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是相一致的。由于开放次序、开放程度的不同以及各地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布很不均衡。目前，绝大多数外资金融机构分布在经济发达、外向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而中西部地区数量极少。
我国加入WTO后，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金融领域的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会加速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向内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会不断增加，拥有外资金融机构的城市数目也会逐渐增多。但是，外资金融机构到一个地方设立分支，归根到底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若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规模庞大，投资环境优越，投资回报率高，外国银行会不请自来，蜂拥而至。目前，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外资、对外贸易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金融业投资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异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现有的总体分布格局不会改变，外资金融机构仍然会向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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