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营企业留在20世纪的遗憾（论文文献综述）
朱晓军[1]（2022）在《中国农民城》文中提出2019年9月,浙江龙港市正式挂牌成立,实现了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到全国首个"镇改市"的历史性跨越。朱晓军将目光聚焦于这座奇迹之城,历时两年,对龙港"造城者"群体进行了深入采访与书写。从一路带领龙港发展的陈定模、李其铁,到进城创业一心创造财富的陈智慧、杨恩柱……《中国农民城》用一个个人物揭开龙港成长之谜,在呈现个体命运的同时,尽显龙港在历史发展中的风起云涌。朱晓军用朴素的创作风格和真诚的叙事力量谱写了龙港传奇,细致而宏观,轻盈而厚重,龙港这座城在他笔下发出了别样光芒。
侯恩宾[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胡炅坊[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贾辉[4]（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刘晔[5]（2019）在《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基于集群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不少学者针对此问题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然而受限于空间分析技术,现有测度方法大多未能在微观企业层面界定产业集群及其地理边界,因而无法从全局视角对产业集群的动态演进开展系统性研究。随着空间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从企业地理选址出发阐释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过程成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而言,生产要素通过空间邻近,以达到对空间非自由流动的资源进行利用和配置的目的,从而获得地理邻近带来的集聚效应。基于此背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总体特征如何?企业家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是如何推动产业集群演进发展?生产要素地理集中是否影响集群企业生产绩效?为此,本文首先基于Belleflamme et al.（2000）将固定成本纳入理论模型框架,探讨生产要素地理集中降低固定要素投入成本,促使两地要素价格差异带来企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连续空间的地理测度方法,采用1998-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经济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通过拓展DO指数识别并界定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阐释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主,且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与此同时,1998年以来产业集群的地理分布格局仍未发生全局性变化,究其原因,初期产业集群密度与地区集群经济活跃程度息息相关,即动态演进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接着,本文从企业家要素出发,以中国经济转型和民营企业发展为背景,通过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因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历史企业家供给对早期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先锋企业家依靠亲情和友情等社会关系培育和发展生产性社会网络,后继企业家通过模仿跟进的方式进入市场并孵化和培育出早期生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本地企业家要素越充足,越有利于形成规模强度和产出强度更高的产业集群。随后,本文从资本要素视角研究由于资本规模化效应增强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前期资本投入、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产业集群一方面通过生产工序的拆解和细分促使本地资本集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生产的前期投入;另一方面增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贷规模,减少企业日常资金运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信贷配置效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最后,本文基于土地要素视角,探讨产业集群借助开发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寻找新的发展动能的作用机制。随着工业用地供应紧张的发展现状,集群空间密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面临着地租上升、劳动力工资上涨等生产成本上升的发展困境;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相对充足的土地供应和支持性政策,则呈现出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在此过程中,开发区的设立成为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克服土地约束,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关键政策动因。一方面,开发区的设立可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使得本地企业在开发区周围集聚的动力增强,继而优化土地利用率,降低土地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劣势,并孵化和培育出新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随着集群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集群又成为开发区的孵化器,即政府通过将本地分散的产业集群加以整合,以达到集约化生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的。基于此,开发区设立也带来产业集群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显着提升。不可否认,产业集群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本文也发现限制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首先,尽管企业家要素在当地工业经济中有着关键性作用,但政府往往忽略当地企业家培育和支持性社会资本建设。与此同时,金融抑制的投资环境与不合理的工业园区规划,都可能成为阻碍产业集群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为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培育和加强企业家要素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培育企业家、放松金融管制以及合理规划工业园来孵化更多优质的产业集群。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孙博,曾晓文[7]（2019）在《中国芯传奇》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情缘花开1袁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罗伯特·墨菲教授的办公室。秘书告诉他,罗伯特在斯坦福大学的纪念教堂里。他走进了教堂,看到罗伯特正坐在那儿沉思冥想,便悄悄坐到了他后排的位置上。过了一会儿,罗伯特转过头来,袁焜立即做了自我介绍。罗伯特50多岁年
王鑫[8]（2018）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影响。“七七事变”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局重工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内迁工作计划的分析,发现国民党政府对战争形势存在严重的误判。在重工业计划中,湘赣鄂三省被列为核心区域,内迁计划中武汉又是首选目的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上述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四川、云南等西部省区成为了后方真正的中心。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内迁工作在仓促中进行,加大了转移中的经济损失。其二,利用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核算了206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值,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更具生产效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表现为更少的公营企业）,经营轻工业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对战争的需要,政府开始更多的干预经济,后方省市的重工业才得以在这一时段发展起来。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若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国家的主动干预将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根据《后方工业概括统计（1942）》的相关数据,测算了战时后方工业的集聚情况。计算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仅为0.055,这意味着战时各产业的集聚度较低,区域分布相对均匀。相比空间基尼系数,θ指数考虑了不同企业的规模特征,我们用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也高与空间基尼系数。然而在细分行业的排序上,两个指标提供了足够的共识,即杂项工业、冶炼工业和金属品工业的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而机器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对后方工业贡献较大的重要行业其区域集聚程度则相对较低。为衡量后方各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测算了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其结果表明后方的省份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对指标方面（熵指数）,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相对指标方面（Krugman指数）,甘肃、江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则是最低的。其四,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一套战时工业企业分布的县域数据,并将其和2000年各县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匹配,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抗战的工业遗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抗战时期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的县,在2000年的人均GDP也越高。这意味着战争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可以通过改变初始经济条件和吸引人口迁移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期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增强定性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已有的历史学文献多关注于事实的考证,而本文的研究则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对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思了比较优势战略。大后方在战时的工业结构明显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政策却可能带来正向效应。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要想实现工业化,国家主动干预经济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如何避免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将会成为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李洪英[9]（2017）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的跨层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呈现了蓬勃发展。大量研究表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但二者间的“作用黑箱”仍待进一步探索。有学者提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是黑箱中的关键链条,由此引发了大量以员工为中心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由于组织与员工处于典型的相互依赖的互惠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被较多的用于解释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且多以组织支持感为中介变量。然而,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付出的单方面感知,缺少源自互动的责任认知,并不能完整描述员工与组织交换关系。同样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核心的心理契约履行则能弥补这一缺憾,心理契约是员工对自身和组织在雇佣关系中相互责任的知觉与信念系统,描述了经过互动形成的员工与组织互惠交换关系。心理契约履行关注的是员工与组织交换关系的实际履行情况,通常划分为三种类型: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与交易型心理契约履行。另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契约履行、员工绩效这一社会交换过程还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根植于中国人“关系文化”与“权威服从”价值观的上下级关系与传统性的作用较为突出。遗憾的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部分研究关注的是零散的人力资源实践项目,不能有效表征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部分研究不区分员工绩效维度,忽略了角色内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差异;部分研究使用单一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多层次研究有待加强;部分研究不考虑心理契约履行的类型特征;大部分研究将传统性作为个体层面变量,缺少对组织层次传统性作用的实证考察。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搭建论文研究框架,提出组织层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契约履行与员工绩效之间的跨层次传导机制,并引入上下级关系和传统性两个情境因素。其中,员工绩效包括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两个维度;心理契约履行分为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与交易型心理契约履行三种形式;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传统性是组织层面构念。本研究旨在探明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识别情境因素对二者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完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心理契约领域的相关研究、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成果,还有助于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雇佣关系管理及企业文化管理提供一定启示。本研究综合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如下:首先,围绕本研究核心构念及构念间关系梳理现有文献,找出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其次,基于文献回顾与现有研究局限,确定初期研究框架,通过对14位员工的深度访谈检验初期框架的合理性并进一步修正模型。然后,阐述社会交换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本研究的解释逻辑,以此为基础提出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具体包括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的主效应、三种形式心理契约履行的中介效应、上下级关系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效应、传统性的调节效应。随后,展开了实证研究,具体包括实证研究设计、数据调查与分析、结果分析讨论。通过来自51家企业的51份人力资源经理问卷与1015份员工问卷的配对数据,建立多层次数据模型,运用SPSS、AMOS、HLM分析软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1）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着跨层次正向影响。（2）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跨层次正向影响员工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和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同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跨层次负向影响员工交易型心理契约履行;三种形式心理契约履行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上下级关系质量越好,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与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越高,而交易型心理契约履行越低;上下级关系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三种形式心理契约履行均具有显着跨层次交互作用。（4）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对员工绩效的不同维度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与关系型心理契约履行相比,平衡型心理契约履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较大;交易型心理契约履行负向影响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5）传统性对员工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着;传统性对心理契约履行与员工绩效关系的跨层级调节作用部分成立。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证实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的跨层级影响、拓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绩效关系的解释机理、揭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上下级关系的交互作用、探究了传统性对心理契约履行与员工绩效关系的跨层次权变影响。同时,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契约管理、上下级关系管理与企业文化管理四个方面提出管理建议。但本研究在研究设计、样本选择和问卷发放、理论构建方面仍表现出一定局限,需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改善。最后,本研究提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构型研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的负面影响研究、多视角的心理契约内涵拓展及契约内部结构联系、上下级关系的个体间差异化问题研究都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议题。
唐湘雨[10]（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指出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中国民营企业留在20世纪的遗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营企业留在20世纪的遗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民城（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苍凉方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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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江南垟的“猴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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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九人班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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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对岸是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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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让百姓都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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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穷而强悍的陈家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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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挑战的最终是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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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屋顶的钟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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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先干起来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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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退地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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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由波谷到波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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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十万引擎推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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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落地就要生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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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飞起来的翘头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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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连出两张错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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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龙港是艘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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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1.1 产业集群形成的早期研究 |
| 2.1.2 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研究 |
| 2.1.3 产业集群形成的经验研究 |
| 2.1.4 产业集群形成的中国因素 |
| 2.2 地理集中的测度方法 |
| 2.2.1 离散空间的地理集中测度方法 |
| 2.2.2 连续空间的地理集中测度方法 |
| 2.3 产业集群演进与经济绩效 |
| 2.3.1 产业集群与企业演化 |
| 2.3.2 产业集群与生产效率 |
| 2.3.3 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 |
| 2.4 文献评述 |
| 3 生产要素与企业空间集聚的理论框架 |
| 3.1 两部门模型构建 |
| 3.1.1 基础模型设定 |
| 3.1.2 区位均衡分析 |
| 3.2 四部门模型构建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要素部门均衡分析 |
| 3.2.3 区位分布概率 |
| 3.3 理论命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识别 |
| 4.1 产业集群的识别方法 |
| 4.1.1 识别方法 |
| 4.1.2 地理集中的总体特征 |
| 4.2 产业集群的总体特征 |
| 4.2.1 空间特征 |
| 4.2.2 行业特征 |
| 4.2.3 所有制特征 |
| 4.2.4 动态特征 |
| 4.2.5 产业集群发展的趋势 |
| 4.3 本章小结 |
| 5 企业家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
| 5.1 现实基础 |
| 5.1.1 现实背景 |
| 5.1.2 企业家要素的孵化背景 |
| 5.1.3 企业家集聚与产业集群 |
| 5.1.4 内生性处理 |
| 5.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
| 5.2.1 企业家要素的构造 |
| 5.2.2 产业集群的构造 |
| 5.2.3 工具变量的构造 |
| 5.2.4 控制变量的构造 |
| 5.3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估计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基于滞后因变量法的实证检验 |
| 5.4.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2 实证估计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本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
| 6.1 现实基础 |
| 6.1.1 现实背景 |
| 6.1.2 资本回报的发展现状 |
| 6.1.3 资本集聚与产业集群 |
| 6.2 指标构建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指标构建 |
| 6.2.2 控制变量的构建 |
| 6.3 基准模型的实证估计 |
| 6.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 |
| 6.3.3 资本回报率异质性的实证估计 |
| 6.4 产业集群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 |
| 6.4.1 中间渠道变量的构建 |
| 6.4.2 产业集群的作用机制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土地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基于开发区视角 |
| 7.1 政策背景及现实特征 |
| 7.1.1 政策背景 |
| 7.1.2 指标构建及内生性处理 |
| 7.1.3 现实特征 |
| 7.2 产业集群孵化与发展的总体特征 |
| 7.2.1 空间重合集群的基本概况 |
| 7.2.2 开发区孵化产业集群的关键特征 |
| 7.2.3 产业集群发展为开发区的关键特征 |
| 7.3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绩效 |
| 7.3.1 开发区设立与集群企业生产效率 |
| 7.3.2 开发区设立与集群企业经营规模 |
| 7.4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绩效的机制检验 |
| 7.4.1 中间渠道变量的构建 |
| 7.4.2 开发区设立的作用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和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和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资料与概念界定 |
| 1.3.1 资料 |
| 1.3.2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史实与因果 |
| 第一节 企业内迁:组织过程、案例和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转移与后方工业兴起 |
| 2.2.1 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
| 2.2.2 后来者的历史研究:史料整理与评价 |
| 第三节 基于计量方法的因果性研究 |
| 2.3.1 历史事件的长期效应 |
| 2.3.2 对中国历史的量化研究 |
| 2.3.3 冲突与战争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评价与探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工业 |
| 第一节 战前全国工业发展概况 |
| 3.1.1 战前工业的区域分布 |
| 3.1.2 产出情况 |
| 3.1.3 产业结构 |
| 3.1.4 产权构成 |
| 第二节 战前工业的技术效率 |
| 3.2.1 数据与变量 |
| 3.2.2 模型选择 |
| 3.2.3 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的西部工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工业内迁——基本史实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战前准备及内迁政策 |
| 第二节 兵工企业的内迁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的内迁 |
| 4.3.1 第一次内迁 |
| 4.3.2 第二次内迁 |
| 第四节 内迁的完成与复工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方的工业发展:行业和地域 |
| 第一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行业的视角 |
| 5.1.1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5.1.2 时间序列的分析 |
| 第二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地域的视角 |
| 5.2.1 抗战初期的工业概括 |
| 5.2.2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的比较 |
| 5.3.1 空间基尼系数 |
| 5.3.2 θ指数 |
| 5.3.3 熵指数(SPEC) |
| 5.3.4 Krugman专业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方工业兴起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1.1 被解释变量 |
| 6.1.2 核心解释变量 |
| 6.1.3 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分位数回归 |
| 第四节 历史的耦合:三线建设 |
| 第五节 理解工业内迁的长期效应 |
| 6.5.1 改变初始发展条件 |
| 6.5.2 移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的跨层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绪论 1.1 |
| 选题背景 1.2 |
| 研究目的 1.3 |
| 研究意义 1.4 |
| 研究思路 1.5 |
| 论文结构 第2章 |
| 文献回顾 2.1 |
|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2.2 |
| 员工绩效 2.3 |
| 心理契约履行 2.4 |
| 上下级关系 2.5 |
| 传统性 2.6 |
| 研究构念间关系述评 第3章 |
| 理论模型与假设 3.1 |
| 现有研究的不足 3.2 |
| 初期框架的探索性研究 3.3 |
| 研究模型修正 3.4 |
| 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 3.5 |
| 研究假设 第4章 |
| 研究设计与方法 4.1 |
| 构念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工具 4.2 |
| 问卷设计 4.3 |
| 小样本预测 第5章 |
| 数据调查与分析 5.1 |
| 正式调研与样本描述 5.2 |
| 信效度分析 5.3 |
| 样本的偏差检验 5.4 |
| 数据的聚合度检验 5.5 |
| 假设检验 5.6 |
| 结果分析与讨论 第6章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
| 研究结论 6.2 |
| 理论贡献 6.3 |
| 管理启示 6.4 |
| 研究创新、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探索性研究的访谈提纲 附录2预调研问卷 附录3正式调研问卷（人力资源经理问卷） 附录4正式调研问卷（员工问卷）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
（10）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中国民营企业留在20世纪的遗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民城[J]. 朱晓军. 江南, 2022(01)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5]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刘晔. 浙江大学, 2019(02)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中国芯传奇[J]. 孙博,曾晓文. 百花洲, 2019(02)
- [8]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D]. 王鑫. 南开大学, 2018(03)
- [9]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绩效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的跨层次研究[D]. 李洪英. 吉林大学, 2017(03)
- [10]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