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若干全球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性问题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鲜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世界形势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走向，值得提出来研究和思考。这里从世界格局的转换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变化当中，归纳成几个问题，简要地谈谈个人的初步看法。
世界格局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现象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已经谈论得很多，争议不大。问题是如何看待多极化进程中产生的若干新现象。
第一，当今世界格局是“一极世界”，还是“一超多强”？
这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的两种基本说法，各有道理。“一极世界论”体现了只存在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现实，但是显然将“超级大国”与“极”的概念完全等同，难免有过于突出美国作用之嫌和模糊多极化态势之弊。“一超多强论”则较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和力量中心的布局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构性状态，较形象地刻画了“一超”与“多强”（德、日、俄、中等）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且“多强”的内含可以不断变动和丰富，许多不确定因素寓于“多强”之中。当年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时，就开始了多极化的进程，世界格局不会因为减少了一个超级大国便终止或改变这一进程。是否承认世界多极化，其重要性在于如何准确地把握世界，了解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从而适当地作出内外战略决策。还应该指出，美国尽管强于其他国家，但是实力和影响力均已下降，遇事再不能一家说了算。与此同时，“多强”的影响力上升，大国整体的作用增强。世界上的重大事务需要大国集体商量着办，于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受重视，要求跻身其中的国家日益增多。这里几乎成为以“一超多强”为表现形式的世界多极化的缩影。
第二，如何评估“西西矛盾”？
“西西矛盾”变得突出，这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世界格局转换的直接产物。其根本原因并非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以往就没有矛盾，而是苏联解体之后它们失去共同对手，彼此之间为扩大自身利益、争夺世界或地区的主导作用而矛盾上升。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评估“西西矛盾”的性质及其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的地位。国际关系学界和理论界基本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意见强调“西西矛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还不能这么说，尽管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明显上升，但其协调的一面依然是主要的。两种看法均列举了理由。我本人持后一种主张，并且曾经多次就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首先弄清世界基本矛盾问题（见拙著《莫斯科的冬与春－－一个时代的终结》）第284页和《现代国际关系》杂志1995年第4期）。研究“西西矛盾”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会直接影响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自身政策的制定。应当强调指出，最不可取的结论恐怕莫过于忽视“西西矛盾”上升的现实，而断言世界主要矛盾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矛盾。
第三，南北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在缩小？
冷战结束之前，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无疑是在拉大。据统计，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从1980年的12倍扩大到1990年的20多倍；除东亚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全面恶化。现在的问题是，最近若干年发达国家经济处于战后罕见的停滞状态（去年开始回升，总体经济增长率约为2.7%），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上升速度较快（去年在上一年增长5%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5%左右），那么是否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呢？现在还难以得出此结论。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是走在前头，但由于经济基数相差悬殊，所以还说不上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小。据今年3月1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宣布，全世界“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增加到13亿。2、亚洲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发展速度很快，其中有的国家被称作新兴工业国家。它们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大为缩小，但并不能代表整个发展中国家。3、还要考虑到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偿还债务、贸易条件恶化、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西方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收入损失、支付投资利润和技术转让费以及资金外逃、人才流失，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这方面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势头至今未见减弱。
第四，是否存在“冷和平”？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冷和平”的概念。谁也没有给“冷和平”下定义，但并不难意会。许多事情往往是约定俗成，大家认可，也就站住了脚。如今确实存在着既不同于当年的“冷战”，又没有体现人们今天所企求的和平局面，于是将这种状态称作“冷和平”。之所以如此，个人的理解是：1、冷战时期留下的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如裁军谈判、北约扩张、地区热点等，还在讨价还价，有时斗争相当激烈。2、冷战时期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被沿袭下来，如动辄使用武力、实行经济制裁、将意识形态问题与处理国家关系搅合在一起，造成国家关系和局势紧张。3、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且出现种种新的表现形式，有时还很嚣张。4、随着民族情绪高涨，极端民族主义乘机抬头，民族因素与宗教因素结合，成为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苏东国家政治经济变化中提出的问题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剧变和解体之后，陆续暴露一些新问题，有的以往就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存在，如今在这个地区变得突出了；有的则是冷战结束后在这里出现的。
第一，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立的关系。
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未妥善解决，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甚至依附关系。它们至今仍在竭力谋求经济上的自立，以实现并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新独立国家亦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它们的领导人起初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完全的主权国家，一旦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原母体各国之间传统的经济关系断裂，尖锐的经济问题便迫切地摆在了面前。几年过去了，除东欧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仍很严峻。这种状况反过来影响政治上的稳定性。这些国家清醒地知道，政治独立是国家生存的根本，而经济自立则是政治独立的依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宁愿忍受经济困难的煎熬，也不容丧失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性；但有时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权衡利弊，又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甚至牺牲一定的主权利益。这方面处置稍有失当，便会引起内外许多矛盾和压力。目前它们正在寻找维护政治独立与实现经济自立的最佳结合点，但要圆满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尚需较长时日。
第二，经济转轨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
前苏联东欧国家正处于艰难的经济转轨过程之中，同时也在矛盾和斗争中探索自己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它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但它总是与一个国家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国家将会形成什么样子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仅从这些国家选择市场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制初步变革，便断定它们终究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结论未免为时过早。
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市场经济并非姓“社”或姓“资”的绝对标志；另一方面，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都有着自身的特点。至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多种市场经济模式，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融东西方为一体的市场经济，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拉美一些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等等。近年来正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特点暂时还难以概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们的市场经济未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同。
这里确有一个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们中国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而又谨慎地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长，但我们有自身的标准，即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色。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情同中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特点当然也不尽相同。从目前态势看，这些国家在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所有制变革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有较大分歧，原国营大中企业改造进展缓慢。所谓“民主派”上台后，不顾本国国情，无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传统，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法，一味依赖西方，企图实行所谓全盘私有化，结果频频碰壁。如果说这些国家剧变之前以单一所有制体现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后来想搞的全盘私有化也不符合本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只能是走进死胡同。这是导致“民主派”纷纷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国家在选择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方面，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难题，例如“三权分立”名实不符，立法权力机关与行政权力机关之间矛盾尖锐，以及多党制的理论与实践反差很大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影响社会政治模式的形成。
第三，所谓“中间路线”与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关系。
在国际共运史上，“中间路线”或“中间道路”几乎成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和剧变后的现状告诉人们，这样的论断看来也需要加以分析。相对于历史上的极左路线（绝对坚持苏联模式）和剧变后的极右路线（无条件照抄西方模式）来说，“中间路线”可能恰恰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一种正确选择。当然，路线正确与否，不光是理论，还要经过实践检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或者在政党易名后称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们，显然是在总结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历史教训，并吸取剧变后“民主派”掌权又丢权的教训，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看来，人民群众经过反复比较，越来越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这些国家建立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条件是艰苦的，任务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难免付出新代价，需要时间和忍耐。现在一切都在变化过程之中，从任何角度讲，过早下结论都是不妥的。
第四，“全方位外交”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增强，全方位外交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前苏联东欧各国，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经历了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外交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所以，就它们当中某一个国家而论，是否已经完全实行全方位外交，还要作具体分析。对于想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任何国家来说，全方位外交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它具有以下特点：1、全方位外交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所决定，是世界依存性普遍加深的表现。集团利益逐渐让位于国家利益，亦由此而产生。2、全方位外交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首先是发展经济的需要。经济外交自然成为各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内容。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而对内政策的核心则是发展经济。3、经济一体化趋势规定了外交的全方位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外交同样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4、任何“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均具有时代烙印、过渡性与局限性，难以持久；全方位外交则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尽管某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仍使它带有某种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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