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青年群体的双向族群认同-以浙江温岭为例论文

城镇化进程中青年群体的双向族群认同
——以浙江温岭为例

蔡 晨

(浙江树人大学 基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 :青年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经历着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改变。通过调查浙江温岭地区当地青年群体的双向族群认同情况,结果呈现混合、动态和异质的图像,但总体以整合型认同为主。具有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产生隔离的认同取向;母语能力好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产生整合、隔离的认同取向;母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在隔离认同上存在交互作用。最后,从语言规划、社区文化建设和大众传媒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青年群体;教育背景;母语能力;双向族群认同

城镇化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引发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语言和族群认同的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语言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大量涌入城市,带来城市语言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当中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形成全新的语言生态环境。语言本身的状态和发展、语言生活的状态和发展、语言使用的态度和能力等,与社会现实、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等息息相关① 张先亮:《从新型城镇化角度看市民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9-126页。 。在社会流动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城市语言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许多个人和群体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也经历着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改变。青少年阶段最重要的社会化任务是确立认同的发展,个体若能较早确定正确的认同,其心理健康状态越佳,也越能朝正向成长方向发展,并达成最适的心理状态。但是,以往研究对于城市中青年群体的语言社会生活问题关注不够,也缺乏对他们族群认同等议题的考察。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以处于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温岭市为调查地点,探究当地青年族群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双向族群认同问题。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社会研究,并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来预测当地社会可能的发展趋势,为和谐城市语言社会环境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认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被用以揭示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的归属②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3-25页。 。“族群认同”是族群个体成员对本族群的评价和归属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成员的一系列行为及后果[注] 王锋:《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2-78页。 。在以文化认同为自我评价和界定的过程中,语言起着核心要素的作用。因为不同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语言作为一个与族群自身关系密切但又独立发展的系统,不仅维护着族群内部的社会交际,还承载着族群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国外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已有许多结论。Kondo-Brown(2006)和Montrul等(2011)通过对西方国家少数族群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团体对于自身的认同正在丧失,逐渐向主流文化过渡,其重要特征就是其母语的丧失与转用[注] Kondo-Brown K,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Focus on East Asian Immigrant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46.[注] Montrul S, Perpinan S, Assessing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Instructed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nd L2 Learners in Their Knowledge of Spanish Tense-aspect and Mood Morphology,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 2011, No.1, pp.90-133.。Wong等(2010)认为,在现代化大杂居的背景下,少数族群群体的服饰、仪式等民族外在特征正在消失,但民族语言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与族群的双向认同之间的关系却有加强趋势[注] Wong K F, Xiao Y,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Identity Issues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from Dialect Backgrounds,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 2010, No.7, pp.153-187.。国内学者也已开始探究母语能力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陈晓燕(2010)对广西贺州地区苗族、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的调查表明,母语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存在正向的积极关系[注] 陈小燕: 《贺州不同族群成员语言掌握情况的计量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一》,《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30-38页。 ;刘琪(2016)对藏族两个自治州的调查表明,尽管两个族群成员的母语能力良好,两者的族群认同在“消弭”与“建构”的发展方向上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注] 刘琪:《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对迪庆藏族自治州两个村落的比较研究》,《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第147-156页。 。

当晚五时许,我和老婆携手走进呼伦贝尔烧烤城雅4间。雅4间,4,事,即事儿也。看来,一进呼伦贝尔烧烤城,上天就在暗示我了,只是我智愚识浅,没有及时领悟到而已。

国内相关研究从国情出发,在理论上加深了有关族群母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认识,但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对于弱势母语的研究往往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汉语方言关注不够。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很多汉语方言都表现出了濒危语言的症状。其次,有关族群认同相关议题的考察大多限于对母语族群的认同研究,较少涉及双向族群认同问题。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往城市的单一语言格局早已变成双语或者多语的社会现实。城市中的青年群体一方面要面对在地语言与文化传承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尽快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以提升自己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力。因此,有关他们对于在地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双向族群认同,要比以往的单向认同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即便是同一族群内部也会因教育背景、工作性质等不同而导致认同存在差异,故针对城市中不同类型青年族群的认同问题,也值得作进一步调查和分析。Berry的双向族群认同理论,主要从二维度文化适应角度探究个体成员在传统文化保护和现代主流社会适应中的双向族群认同问题[注] Berry J W,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 2005, No.6, pp.697-712.,已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并被广为应用。本研究尝试借鉴该理论框架,以浙江省温岭市当地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双向族群认同情况,进而检视其族群认同倾向性与母语能力、教育背景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地青年群体在城市中的双向族群认同表现何种特征?二是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对双向族群认同影响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温岭市太平街道的当地常住人口,必须是当地出生、长大且父母或者祖父母一方至少有一人为本地人。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务工者、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年龄处于20-35岁。研究者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有效问卷为279份,问卷有效率为93%。受试者男性141人、女性138人,硕士及以上学历86人,本科学历109人,高中及以下学历84人。有关母语能力的自评结果表明,高母语程度者66人(22.6%),低母语程度者213人(77.4%),表明绝大多数受试者都是双语人,但是他们的母语能力并不理想。

就本研究的两个变量而言,教育背景只在隔离认同上存在差异,母语能力则在整合认同和隔离认同上存在差异。隔离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孤立主义,因为它强调在保持自己原文化的同时避免与其他文化交流。具备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当地青年群体,在以往的学习生活中已经认识到在地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现代生活中也会主动建构在地群体的交际网络,在面对都市生活中的歧视和压力时,他们更倾向于在族群内部进行沟通,排斥以普通话为媒介的主流文化,认为那是一种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压迫。与此同时,母语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能影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一般而言,母语能力越好,对在地族群的认同也会越高,因为交际沟通中的感知相似性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本研究中母语能力越好的青年人越会产生隔离的双向认同。本研究还发现,母语能力也与整合认同存在正向关联。整合认同强调在地文化和主流文化协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青年群体的母语能力越好,他们越能发挥母语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母语和普通话在社会生活中的协同分工差异,建立整合的双向认同。但比较有意思的是,母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只在隔离认同上存在交叉,在研究生群体中,母语能力越好的人越容易产生隔离的认同取向。就调查对象中的研究生群体而言,他们主要是在教育机构或者科研院所从事与在地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其工作性质和内容更容易使得他们反思在地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更容易表现出对在地文化未来发展的忧虑。在这种认知下,他们会有意识地区分说同样母语的群体与说不同母语的群体,导致隔离认同的产生。

通过对四种双向认同取向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当地青年群体的双向认同主要表现为整合的策略(M 整合=13.99,SD 整合=1.889),较不普遍的策略为同化(M 同化=7.95,SD 同化=2.571),非主流的策略则是隔离(M 隔离=5.22,SD 隔离=2.285)和边缘化(M 边缘化=3.33,SD 边缘化=1.132),因而有关他们整体的认同倾向性可概括为整合>同化>隔离>边缘化。这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当地青年群体并没有牺牲在地文化,他们在融入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保存在地文化。具体数值见表1。

图3以修正波数和色散-耗散比r曲线显示了WENO-CU6-M2格式的谱特性, 并与优化6阶线性中心格式对比, WENO-CU6-M2格式的修正波数一直到ξh≈π/2都与优化6阶线性中心格式十分接近. 约当ξh≥1时, WENO-CU6-M2格式产生色散误差, 但却是弱耗散的, 所以约在波数范围1.1≤ξh≤π/2内不满足式(7)的色散-耗散关系式, 并在ξh≈1.302处达到最大值r≈100, 如图3(b)所示. 因此, WENO-CU6-M2格式在所考虑的波数范围内倾向于产生伪波.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青年群体双向族群认同调查结果

问卷内容包含四个项目,涉及双向认同的整合、同化、隔离和边缘化四种类型。在小范围施测后,研究者根据施测结果进行若干调整。在正式调查问卷中,每种类型包含3个陈述句,分别从语言、文化和交际意愿三个方面了解受试者的双向认同情况。问卷的Cronbash’s Alpha系数为0.804,表明问卷信度系数较好。

表1 青年群体双向族群认同的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对他们双向认同的影响,笔者以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为自变量,以双向认同类别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就学历而言,当地青年群体在双向认同的倾向性上大致相同,即都是整合>同化>隔离>边缘化;(2)就单一双向认同类型而言,学历差异只在隔离取向上存在差别(F 隔离=9.454,p <0.05),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青年群体比高中学历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产生隔离的族群认同;(3)就语言能力而言,当地青年群体在双向认同的倾向性上也大致相同,但不同于学历差异,其双向认同倾向为整合>隔离>同化>边缘化;(4)不同母语能力的青年群体在整合类型和隔离类型上存在差异,即母语能力高的青年群体比母语能力低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产生整合与隔离的认同倾向(F 整合=19.868,p <0.05;F 隔离=9.095,p <0.05)。

以往对于族群文化认同形成过程的主要认识有三种,分别是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原生主义者认为,当个体从事族群活动时,与族群文化相关的语言、信仰、规范和行为模式等会使他们连接到族群内的其他人,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归属感[注] Peyton J K, Ranard D A, Mcginnis S E,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 Delta Systems Company Inc, 1990, p.147.。工具主义者认为,族群认同是动员个体保护或追求该群体共同利益的媒介,个人对某一特定族群文化的认同是基于可以通过该文化获取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利益[注] Shin F, Krashen S, Do People Appreciate Benefits of Advanced First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 Language Education Associates, 1998, p.84 .。建构主义者认为,认同感来自于个人对自己的理解与描述,认同主体的建构历程是与个人过去的生命经验以及社会文化历史脉络有关,不管是本质论与工具论都显示族群认同的建构,都是基于原生情感、自我认可、语言、血缘和家庭、宗族所承继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注] Cornell S E, Hartmann D,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 Sage, 2007, p.56.。一方面,建构主义者吸收工具论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会因为追求或维持特定的利益而随时间和情境改变;另一方面,他们也保留原生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个体会因为参与某一特定文化活动而产生依附关系。但是,与原生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个体与族群之间的联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建构的,同时强调个体在族群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为在同一情境下不同族群成员会采取不同的认同策略来建构其族群认同。就本研究而言,当地青年群体的双向族群认同主要表现为整合认同,但也存在着同化、隔离和边缘化三种状态,表明他们的认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混合的和异质的图像。就整合认同而言,他们是在两种竞争性力量中建构形成:一种来自现实的效益,促使他们从语言的工具性和语言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的角度来看待普通话的价值,进而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种则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原生性情感联系,促使他们把对自我族群的情感转移到对母语的情感依附上。但是,正如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青年群体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中,通过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出折中之道:在情感和道德层面,他们认同自己的在地方言和文化,认为XX人就应该会说XX语;在认知和语言使用层面,他们认同普通话的学习价值,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普通话,认为这是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体现。因此,当地青年群体的整合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混合认同,且对于普通话和母语认同的内涵并不一致。

本研究通过调查不同教育背景青年群体的双向族群认同情况,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他们的双向认同呈现一种混合、动态和异质的图像,但整体上以整合型认同为主;二是教育背景只在隔离认同上存在差别,具备研究生和本科生学历的当地青年群体更容易产生隔离的认同取向;三是母语能力只对整合认同和隔离认同存在主效应,母语能力越好的当地青年群体越容易产生整合和隔离的双向认同;四是母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在隔离认同上存在交叉作用,在研究生群体中,母语能力越好的越容易产生隔离认同。

表2 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在隔离认同上的交互作用

注:*表示p <0.05。

(二 )青年群体双向族群认同特点

尤其对于一些没有词汇基础的孩子,更需要通过简单的重复背诵过基础的词汇关。此外,孩子们可以通过加大阅读量,把词汇贯穿于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阅读不仅仅局限于阅读理解习题,为了增加趣味性,绘本阅读,杂志阅读,故事阅读都可以作为阅读文的素材。同时,学生们还可以在习题中,加深单词印象,做好单词的复习。

在问卷基础上,根据教育程度差异选择8名受试(4男4女)进行访谈,目的是了解他们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在地文化发展的看法。

对比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可以发现: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代金融危机主要侧重于经济的基本面和宏观经济的表现;第二代金融危机比较侧重危机的消极影响和公众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崩塌;而第三代金融危机则是将侧重点放在了私人部门和脆弱的金融体系上。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作为两个可能影响因素,的确会对当地青年群体的双向认同产生影响,但以上分析只限于因素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并未考虑两者间的交互作用。笔者以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为自变量,以双向认同类型为因变量,展开析因方差分析(Factorial ANOVA)。结果表明,教育背景和母语能力在整合、同化和边缘化这三种认同上不存在交互作用(F 整合=0.793,p > 0.05;F 同化=0.143,p >0.05;F 边缘化=1.103,p >0.05),但在隔离类型上存在交互作用(F 隔离=3.575,p <0.05)。研究生学历青年群体的母语能力越好,越容易产生隔离的认同倾向,但这种交互作用在本科和高中学历青年群体中都不存在(F 本科=0.946,p >0.05;F 高中=1.405,p >0.05)。有关研究生群体在隔离认同上的交互作用见表2。

以上结论也值得进一步反思。就Berry的双向族群认同框架而言,整合认同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它维护了两种文化。但是,这种认同是否就是教育应该达成的目标呢?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当地青年群体的整合型认同是一种策略性认同,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他们会根据现实的需要来谋取认同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就中国目前的语言国情而言,普通话作为一种高声望语言早已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主导地位,青年群体也会时不时地面临语言选择的困难[注] 蔡晨:《城镇化进程中青年语言选择的社会心理机制》,《当代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第71-77页。 。因而,个体的双向认同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很多整合型的认同取向最终都是向同化型过渡,最终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完全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整合型的认同取向不应该是族群文化教育的目标所在,当地青年群体需要在此基础上培养一种跨族群的文化能力。尽管当地青年群体整体表现为整合的双向认同,但是他们的母语能力普遍较弱,因而如何看待整合认同中的母语地位,是让它在城镇化过程中自然流失甚至消失,还是采取有效的手段让它重新焕发活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来提高工作效率,那么又该如何处理普通话和在地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根据轴承1优先装配的装配过程,O1和O2在绝对坐标系中的最小距离根据式(9)计算为∣Δv∣,O1和O2在绝对坐标系中的最大距离根据式(10)计算为(0.064 5+∣Δv∣)mm,而底座内孔2与轴承2外圈装配间隙P范围可根据式(11)计算为[0,0.072] mm。

1.政府部门作为语言政策制定者需加强语言规划意识,建构普通话与在地方言和谐的社会环境。语言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族群文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成为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形式。汉语普通话作为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中既扮演了不同族群间信息交流的角色,也承担了国家意志和文化整合的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承载着当地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纽带。政府机关需要明确两种交际工具的社会地位及使用语域,这样有助于青年群体避免语言使用中的两难抉择,也有助于他们在自然的环境下顺利习得母语,从而向整合型双向认同迈进。从多元文化价值尊重的社会互动模式而言,目前的语言政策在包容、接纳和支持这三个阶段都还非常不够。但是,方言保护也应当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不能为了保护方言而阻止普通话的推广,应当努力构建以普通话为主体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和谐的语言文化生活。

2.城市社区作为青年群体生活的主要场所,需加强在地文化建设,促进青年群体认同在地文化。社区文化对于提高当地青年群体的心理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承载了当地青年群体的人格追求和道德追求。社区居委会要加强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努力创建符合青年群体期望的多元文化氛围。一方面,社区要通过当地青年群体自身的凝聚力,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在地文化,从而产生积极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社区管理部门要定期搭建多元文化的展示平台,鼓励青年群体参与相关活动,通过不同文化的体验活动,增进不同地域青年的相互了解,培养他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和包容力,在人际互动中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并实现人格系统的稳定发展和统整。

3.大众传媒要发挥传播优势,帮助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双向认同观念,发展跨族群的文化能力。大众传媒要将青年群体的人格发展作为其跨文化能力形成的重要节点,帮助他们在正确认知在地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的探索和协商,创造性地探索在地方言文化和主流语言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培养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的能力。只有将在地文化回归到主流文化并与主流文化并行发展,才是在地文化永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此过程中,在地文化和主流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折中的文化拼盘和杂烩,而是一种文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形成跨文化的复合人格,以适应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On the Bi-ethnic Identity of the Youth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Taking Wenling i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CAI Chen

(Basic Course School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 310015, China )

Abstract : Youth groups experience changes in so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i-ethnic identity of the youth groups at Wenl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nd founds that their bi-ethnic identity presents a dynamic, mixed and heterogeneous image, but the overall identity is mainly based on integrated identity. Those youth groups with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degre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eparation identity. Youths who have good language proficienc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identities whereas the interaction of nat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as a main effect on the separation identity. Last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policy, cult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mass media education.

Key words : urbanization; youth group; educational background; nat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bi-ethnic identity

DOI :10.3969/j.issn.1671-2714.2019.01.013

收稿日期 :2018-05-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17YJC740003);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9B47);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1840298)

作者简介 :蔡晨,男,浙江台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陈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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