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自我控制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自我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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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控制的定义问题
关于自我控制，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甚至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用词。除了用的较多的"self-control"外，"impulse control"、"inhibitory control"、" effortful control"、"ego-control"、"self-regulation"等也都有一定的使用率，其含义也大致相近。总的来说，代表性的定义有三类；
1.1 从道德与亲社会行为的角度
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或 self-control），指对违反社会道德标准的冲动的抑制[1,2]。这是由Kopp等人提出的，Berk、Vaughn等人也采用了这一定义。就这一定义来说，与自我控制相反的特征就是攻击性(Aggression)。
1.2 从气质的角度
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指克制一个优势反应而执行一个劣势反应的能力[3]。这是由Rothbart等人提出来的，Kochanska、Murray等人也采用了这一定义。
1.3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
Block等人认为，自我控制(self-control)由控制(ego-control)和弹性(ego-resilience)两个维度构成。控制指个体认知、情绪冲动、行为和动机表达的阈限。弹性指个体能动的调节控制(ego-control)水平，以适应环境的限制与可能性，或为了取得能量(viability)并达到长期目标的能力[4]。
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各个研究者的用词和定义多种多样、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含义——对优势反应的抑制和劣势反应的唤起。正是这一共同的含义，构成了对各个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
2 自控的早期发生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自控最早发生于出生后12-18个月之间[2-5]，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更早一些。如 Rothbart、Derrbery、Posner(1994)认为，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最早可出现于幼儿6-12个月大时，是伴随着注意机制的成熟而出现的[3]。
2.1 自控发生的认知基础
注意机制的成熟是自控发生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3]。Krawkow、Kopp、Vaughn发现，12-30个月时维持注意的能力可以预测24个月时的自控水平[6]。
Kopp指出，儿童自控的发生是以出生后第二年中的一些认知成就为基础的。首先，儿童必须有将自己视为独立的、具备自主性的个体的能力，这是儿童控制自己行动的基础；第二，必须具备一定的表征与记忆能力，能够将抚养者的指示与要求内化到自己的行为中[1,2]。
2.2 自控的早期表现
早期儿童自控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对母亲指示的服从(compliance)和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对早期自控的研究，研究者通常都是根据这两个方面，设计一些典型的实验情境，对儿童这两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借以测定儿童的自控水平。在不同的研究中，各研究者所采用的具体情境设计也不尽相同，难度也有差别。
就服从而言，Power，Chapieski采用不碰家中易碎或危险的物品为指标[5]。Mates等人设计了整理程序(cleanup procedure)来测量儿童的服从行为。即在实验情境中，给儿童许多符合其年龄特征的玩具让他玩，一段时间后，让其母亲指示他将散放在地板上的玩具收拾到一个篮子中。对儿童这时的反应进行录像分析。Vaughn，Kopp采用整理程序对18-30个月的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儿童对于母亲指示的反应可分为三类——服从、反抗和逃避。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服从和反抗的反应都在增长，但只有服从的增长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并且，只是在18个月和30个月之间的差异显著[7]。
延迟满足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Mischel提出的延迟满足含义是，为了以后获得更大的报偿而延迟立即就可得到的满足。在80年代初，Karniol，Miller指出，在现实情境中儿童极少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情境，即一个小的立即就可以获得的满足与一个较大的但需要忍耐一段时间的奖赏。更多时候，是因为父母的要求而延迟满足。因此，Karniol，Miller提出了延迟满足的EID(externally imposed delayed reward)范式，即儿童因外界的要求而延迟满足[8]。这种研究范式很快就得到了大多发展心理学研究者的认可。
Vaughn，Kopp等人在一项研究中，采用了三个延迟满足任务。这三个任务都是采用的EID范式。第一个为电话任务(Telephone task)，要求孩子不去碰他们伸手就能拿到的一个有趣的玩具电话，等到下一个游戏时再玩；第二个称为葡萄干—杯子任务( Raisin-cup task)，将孩子喜欢吃的葡萄干（或其它孩子喜欢吃的食物）放在一个杯子下面，要求孩子在实验者允许之前不去碰那个杯子；第三个任务称为礼物任务(Gift task)，要求孩子在实验者完成一项工作之前不要打开装着礼物的包裹。在这三项任务中，以孩子所能坚持的时间长短来记分[7]。Kochanska、 Murry等人所做的一个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实验任务，但记分方法更为细致。如有一项任务称为在包裹中的礼物(Gift-in-bag)，与礼物任务基本相同，Kochanska等人采用了两种记分方法，一是根据儿童的动作反应程度，即将礼物从包中取出记为1分，将打开包裹记为3分，将始终不碰包裹记为5分[3]。另一种记分方法与Vaughn等人的方法一致，但这种记分仅用以参考。在这两个研究中，虽然记分方法有所不同，但都发现了延迟满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长的趋势。
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期自控能力的发展与年龄有很大的相关。许多研究也发现年龄是早期自控能力最显著的预测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根据外界要求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都显著的在提高，尤其是在3岁之前。
3 自控的稳定性与性别差异
3岁之前是自控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3岁之前儿童自控的稳定性，以及对后来自控水平的预测性都比较差。但对于自控水平及自控发展上的性别差异，各个研究者之间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Vaughn、Kopp等人对18-30个月幼儿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30个月前观察不到自控稳定的个体差异。并且，男女之间在自控的发展上，也观察不到明显的性别差异。Kochanska、Murry等人认为，2岁前儿童的气质系统正在形成之中，而自控作为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两岁前的稳定性还比较差。随着气质系统的逐步完善，自控的稳定性会逐渐提高[3]。
Kremon、Block在一项长达20多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3、4岁时所测得的自控(ego-control)水平，和15-20年后所测得的自控水平之间的相关，不论男女都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男孩的相关要高于女孩，其可预测性更大一些，但这种差别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对于男女在自控稳定性上的这种差异，Kremon、Block认为，有可能男性自控的发展受内源性因素（先天的气质基础、神经生理特点等）的影响更大，环境的影响相对小一点；而女性可能受外源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4]。
对于自控水平本身的性别差异而言存在着两类完全相反的观点。 Power、Chapieski对13个月幼儿的一项研究中没有发现性别间的自控差异。同时在作者所检索到的七篇对相近年龄儿童自控研究的文献中，仅有一篇报告有性别差异，并且还只是在六个服从任务之一中发现了性别差异。同时，这种性别差异还与人们的预期相反，男孩比女孩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内化的控制(internalized controls)[5]。
但是，Bjorkland，Kipp总结指出，在大部分研究中，女孩在社会性和行为控制上的得分都比男孩高，但在认知控制上则相反。他们从进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这种控制能力上的差别有利于繁育后代[6]。然而，Kochanska、Murry等人对22-33个月幼儿的自控研究中发现，几乎在自控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女性优于男性的差异[3]。
4 注意、语言与自控
4.1 注意与自控
Rothbart及其同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一岁末时开始出现的集中注意的能力(focused attention)是努力控制的基础[3]。Kiakow、 Kopp、Vaughn的研究也发现，12-30个月间的注意水平可以对24个月的自控能力作出推断[7]。
Kochanska、Murry等人的研究发现，9个月的婴儿集中注意的能力与12个月时的努力控制水平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但与33个月时的自控之间的相关则不然。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由于幼儿在12-33个月之间的发展，认知、经验等因素逐渐发挥了它们对自控的影响。然而，Barkley在对儿童多动症(ADHD)的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注意与自控的关系。Barkley认为，儿童多动症本身并不是如我们长期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注意失调的问题。它起因于调节抑制及自我控制功能的脑功能的损失，而这种自控上的损失又反过来损伤了其它对维持注意起关键作用的脑功能[9]。Barkley的研究已得到了大多数儿童临床心理学家的认同。
这样，如果以上两种观点都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注意是自控机能的一个重要的早期表现。因此，注意的高低可在一定时期内对自控的水平做出预测。但是，在两岁以后，儿童认知机能的成熟、经验的日益丰富，也开始对自控能力发生重要影响。因此，注意就不能对自控做出正确的预测了。不过，Walter、Mischel的研究发现，在3岁以后，虽然注意已不能对自控做出有效的预测。但是，注意能力的高低，仍能通过对自控策略(strategies of self-control)发生重要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在具体项目上的自控水平。如在延迟满足任务中，如果教儿童一些分散注意的技巧，如叫儿童闭上眼睛、唱歌、游戏等，使其注意力不集中于奖品，儿童的自控成绩就会大幅提高[1]。该研究对于制定提高儿童自控水平的特殊教育计划有重要意义。
4.2 语言与自控
语言与自控的关系非常密切。Vygotsky很早就指出，在儿童能把成人所提出的标准整合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并用它来指导自我(self)的行动之前，儿童就不会有真正的自控。Luria、Vygotsky等人提出了儿童以语言控制行为能力发展的三个阶段：(1)婴幼儿：父母言语控制；(2)幼儿后期和小学低年级：出声外部言语控制；(3)小学中高年级以后：内部言语控制[1]。Vaughn、Kopp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并且发现智商差异是个体间自控差异的主要来源。作者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Stanford-Binet智力测验主要以语言能力为主的缘故[7]。
5 父母抚养方式与自控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自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但和许多其它的气质因素一样，它也可以被经验所改变，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早期的亲子关系。因此，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父母的抚养方式与自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5.1 反应性的抚养方式(responsive parenting)与自控
Block et al、Kopp、Olson et al.的相似研究都表明，适应性的、敏感的抚养方式与儿童较高的自控水平相关。Kochanska、Murry等人以父母的反应性为预测因素，发现早期富于反应性的抚养方式和儿童后来较高的自控能力存在着积极相关。并且，在22个月时父母的反应性与33个月时的自控水平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3]。
但是，反应性的抚养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包括敏感性、接受性、合作、情感支持(emotional availability)、理解儿童的意图、随机应变(to adjust stimulation to his or her temporary state)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其与自控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5.2 体罚与自控
Power、Chapieski对13个月左右幼儿的自控水平及其与母亲体罚的抚养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使用体罚的母亲，其孩子表现出了最低水平的服从，即最有可能违反母亲的指令而去碰危险或易碎的物品。并且，这样的孩子在21个月时所进行的Barkley测验中，在非言语(nonverbal)项目上的得分也较低。作者推断，这可能表明体罚这种抚养方式对于培养儿童的自控行为不仅无效，并且，还阻碍了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5]。
其他研究者对年龄更大一些的儿童进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体罚在鼓励儿童自我控制的内化方面，是一种无效的方法。
5.3 Kremen，Block的研究[4]
Kremen，Block在一项长达20余年的追踪研究中，对抚养方式与自控(ego-control)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指出，相同的抚养方式对于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影响。
对于女孩来说，其母亲的抚养方式有两个维度，一为成绩定向——儿童中心(performance-oriented versus child-focused)，另一个为限制——表达(constraining versus expressive)。其父亲的抚养方式有一个维度，限制——表达。即着眼于女儿发展的内在需要，赋予女儿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允许并接受女儿的情感表达，这种抚养特征有助于培养女儿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反之，限制、反感女儿的情感表达，着眼于女儿的成绩，而忽视女儿的内心世界和发展需求，则容易造成女儿的过分控制。
对于男孩来说，其母亲的抚养方式有一个维度，儿童中心——敌意( child-focused versus hostile)。其父亲的抚养方式有两个维度，一为限制——表达，另一个为熟练——无效(competent versus ineffective)。即着眼于儿子发展的内在需要，允许并接受儿子的情感表达，能为儿子提供有效的支持与指导，这种抚养特征有助于培养儿子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反之，对儿子抱着敌意与放任的态度，限制、反感儿子的情感表达，不能为儿子提供有效的支持与指导，则容易使儿子缺乏自控能力。
6 未来的研究方向
Vaughn、Kopp等人指出，由于各个研究者对于自控的定义与结构的理解各不相同，各研究者之间又很少相互借鉴，致使整个有关自控的研究呈支离破碎的状态[7]。这无疑给自控研究的综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阻碍了自控研究的进展[7]。应该指出的是，时至今日，Vaughn、Kopp等人在十几年前指出的这一现象仍然存在，仍没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有个别研究者做了这一方面的努力[3,4]，但收效甚微，迄今还没有产生一个公认的自控定义与模式。因此，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种局面进行梳理与整合。同时，由于ADHD新病因的发现，对于儿童自控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日益重要。这无疑对自控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有可能使对多动症儿童的研究成为自控研究的新热点。另外，自控与早期元认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关系，以及自控的脑机制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我国对自控的研究还比较少，如许政援等、肖晓滢、谢军、刘金花等[10-13]。从这仅有的几篇文献来看，主要是对三岁以后儿童自控发展的描述性研究。因此，我们在加强自控研究深度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对三岁前儿童自控发生的研究，这也是当前国外研究的趋势。另外，结合我国的特点，开展独生子女环境下亲子交往的方式对自控形成的影响也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1-04-05
标签：自制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