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文献学建树及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树论文,其对论文,文献论文,贡献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梁启超的文献学建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一生活动复杂，著述颇丰，涉及面很广，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史等诸多方面卓有成就，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他多方面的对学术史、文化史、历史哲学与历史研究法进行探讨，做了大量总结古代学术的工作，从而使文献学的研究在其学术活动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他对中国近现代文献学的创立和发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梁启超对“文献学”的界定相当宽泛，他在谈到清初的史学建设时曾说广义的史学就是文献学。故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十分重视与传统文献学的研究相结合。
1.关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梁启超对史料的编纂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他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为留传至今的证据。他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两大类，认为这两类史料各有长短，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他指出史料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以往不被认为是史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史料。研究中决不能简单的罗列堆积史料，而应以科学的方法搜集史料，进行辨伪、鉴别等。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具体提出了整理史料的五种方法：①钩沉法：从日记或世人中钩出史料。将已经沉没了的实事，重新搜寻出来；②正误法：核对史料。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③新注意法：从常人不注意的事情中搜寻史料，如诗歌、故事等；④搜集排比法：对史料排比发现问题；⑤联络法：对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联系观察。
研究历史，只能通过前人遗存的文字或实物作间接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大多并不完整，加之历代天灾或人为的破坏，尤其是年代久远的古代史料损失更多，往往百存不一。而要透过这些残缺不全的史料去正确还原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了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史料，梁启超认为要按照西方近代史学观点，建立新的史料观，改变那种只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对收集到的史料加以鉴别并估定其价值，并应把重新鉴定旧史料和建立新的史料价值观作为治史的基本任务之一。
2.关于文献学的方法论 我国古籍名类繁多，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伪书，或是真书掺入伪篇，这种情况每每给学术研究造成混乱。因此，学者们早就注重审疑辨伪的问题。辨伪是文献整理、史料鉴别的基础工作。就书本文献来说，辨伪的任务包括对古籍名称、作者、年代、版刻真伪的考订，也包括对古籍内容、史实、学说真伪的考辨。具体的说，前者主要是辨别伪书，与文献关系更加密切，后者主要是辨别伪说。古典文献研究以古籍为主要对象，辨别伪书应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也涉及书籍内容的真伪问题，与辨别伪说不能截然分开，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各有侧重而已。
在鉴别史料的方法问题上，由于梁启超坚持史料求真的原则，因此他反复阐明，对史料的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是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考证法；从外国说，是要吸收近代科学家的归纳研究法。这二者不矛盾而相通。在正误方面，要做到正确地鉴别，除了正面考察之外，还可以运用反证的方法。当反证的材料不足时，又可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有新发现时再加审定。对同一历史事件，若几条史料相互矛盾时，则应认定距今年代最远、记录最早者为最可信。
在辨伪方面，梁启超把历代学者的见解和实际采用过的方法，加以归纳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且尽其可能使之严密、具体、准确，从而总结成为规律性的知识，以供研究者借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总结前人辨伪的经验，提出12条辨伪公例，即：(1)其书前代从未见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今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5)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6)某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9)两书载同一事而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后来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将这12条公例概括为：(1)从目录传播上检查；(2)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3)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5)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6)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
“伪书”应如何对待，梁启超认为要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比如，对于那些“伪而非伪”、或内容不伪而仅仅书名或撰名有伪的书，在稍加考辨之后，就应当作“真书”来看待；对大量真伪杂糅的书，则应确实下一番鉴别去取的功夫；真正全伪的书，自然又当别论，但这样的书其实并不太多。对已确证的伪书和伪材料，也要区别对待。有的伪书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还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不加区别，将所有已知伪书弃之不用，会遗废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研究工作不利。
写于1927年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是梁启超对辨伪更为详尽而系统的总结。书中首先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学发达历史、辨伪方法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阐述；继而以作者所定两汉以前的经书为范围，分别论述《易》、《尚书》等14部重要典籍的作者、年代、内容和流传过程中的真伪问题。梁启超认为辨伪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唐代的刘知几是辨伪经的开风气者，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宋濂等都有辨伪方面的成绩，清代辨伪学更为发达，这些经验都值得继承。接着，作者将伪书分列为10种表现形式，提出了辨别伪书的技术和考证年代的方法。在（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所归纳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就文义内容上辨别”两大系统，分别详加阐发。因所论都较前人更为全面系统，故此书被视为我国近现代文献辨伪的第一部理论专著。
对于文献整理中的校勘、辑佚等工作，梁启超也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把清代学者在校勘文献典籍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归纳出四种主要的校勘方法，即：其一，对校法；其二，从本书或他书中找出凭据，校出错误，即本校或他校；其三，发现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书通有的讹误，即“理校”；其四，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又如，他总结出鉴定辑佚书优劣的四条标准：(1)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2)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3)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4)原书篇什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或一伪书，搜集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这里不仅提出了辑佚工作的一般原则，而且指出了辑佚对象的选择问题。
3.对文献学成就的总结 梁启超对文献的总结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前者将清代学术（主要是考据学和今文经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作了简要而系统的考察和评介。后者以四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清代考据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在经学、史学、文献学、天文、地理、历算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好成绩，在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表现更为优异。《清代学术概论》正是这样一部阐述其学术思潮源流变化，分析各个时期及其代表人物成就与不足的著作。书中极力推崇清代考据学派的学风特色，并将其归纳为：(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有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者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剽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为忤。(8)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总而言之，其基本精神是：注重证据、无征不言；比较研究，掌握规律；师生平等讨论，恪守治学的道德；研究的范围要窄而深，文章的内容要言简意赅，切忌华而不实。清代学者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确有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之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内容与《清代学术概论》互相发明，但篇幅较《概论》充足，故叙述清代学术发展史更加从容、全面、深入、翔实，是对《概论》的重要发挥和补充。如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对清代学者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项工作分别归纳出具体方法，并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果划分为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等十二门类加以说明。所论学者上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下迄皮锡瑞、王国维、章炳麟诸人，皆先列出主要著作，继述其历史背景、学术渊源、学术价值，并提出整理意见。《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著作，可称为清代文献学的总结性专著。
梁启超于文献学方面有影响著作还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汉书艺文志诸子考释》、《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说方志》等。此外，他的很多学术著作也都涉及了文献学的内容。
《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是梁启超于1932年为答复《清华周刊》记者的问题而写的。他先将自己所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籍划出大类、区分主次，再以自己一生治学的体会简要说明阅读的方法。对那些重要而需精读的典籍则着重介绍其在国学上的意义，进而对其成书时代、内容或真伪加以评价，并开列出可供参考的后人研究成果。对历代学术名著则于列出书名后扼要叙其特点，再指出读者参考利用的方法。对于那些成书时代有争论或版本内容不尽同的名著，也特别予以指明。此文列举清人及近人著述甚多，显示了晚清思想界的趋向及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成绩；同时也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撰于1925年，是梁启超为《论语》、《孟子》、《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礼记》和《大戴礼记》等11部重要古代典籍所写的导读。由于梁启超对各部典籍作者（或编定者）的生平、思想及典籍的内容特点，主要价值，流传影响等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故能居高临下，提挈要点并加以论述，对读者确有指导的作用。
二、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初创时期。梁启超当推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为创办图书馆大造舆论，他们在提出设学会、办学堂、开报馆的同时，非常注意学习西方列强经营图书馆的办法，把开办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改变旧风气的重要措施。
梁启超对图书馆的认识是他晚些时候才系统成文的，如他在《清议报》宣统元年(1909)5月2日第17期上《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中提出，图书馆有“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辅助其知识之利”、“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使图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使阅览图书者得加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八大功能。这些功能只存在于西方那种开放型的图书馆中，中国封建社会封闭型的藏书楼则根本不具备。为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有感而发道：“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之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籍”？于是，他极力推崇和宣传西方图书馆：“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大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可以说，梁启超对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较之当时已具有了相当的超前意识。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创立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伊始就曾办附属于学会的图书馆——“书藏”。“书藏”内陈列“天下图书器物”，对一般民众开放，以启迪民智，宣传西学。可见强学会所设立的“书藏”已具有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后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还特地把“开大图书馆”称作强学会所做的五件大事之一。在康、梁的影响下，朝廷官员如孙家鼐、李瑞棻等人也奏请创办图书馆；一些私人藏书家还将原有的私人藏书予以整理和扩充，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这些都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在对图书分类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四种分类法的新分类方法。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文中将所辑西方著作的400种书目，先分划当时译出的西书为学、政、教（宗教）三个方面，再从图书分类体系归纳为三大类并28小类，即：(1)西学类：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2)西政类：史志、官志、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3)杂类：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类可归之书。“西学”所有类目几乎都是按其“新学”的学科分类，“西政”的类目也同其“新政”的内容大致相同。这种图书分类法，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局限，更适合于近代学术研究的要求，为近代西方国家图书分类体系的输入和后人采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开辟了道路。《西学书目表》的著录款目详尽，不但标识出了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格等，并注有该书的优劣、深浅程度、及阅读方法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皇帝下“定国是，兴学堂”上谕。五月，清政府批准了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私请梁启超代为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故须在大学堂内“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规定拨给“建筑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并应于“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以司书务。《京师大学堂章程》关于在大学堂中附设“藏书楼”的规定，是近代我国大学图书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馆章程，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构建近代图书馆的思想。
1917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将军，在上海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图书馆全靠征集私人捐款建成。1923年迁至北京。
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为协会第一任董事部部长。他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提出要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他认为要建设适合中国图书馆应用的图书馆学，就应在研究外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中国的图书，为中国学术界开辟新的发展途径。因此，在他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虽经费紧张，却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经常为此奔波借垫，同时还潜心研究制定“中国图书分类法”。
梁启超一生学术成就巨大，对文献学和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都功不可没。他一生治学的方法、态度、经验都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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