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青少年“佛系”文化*
吴鑫婷 董永贵
摘 要 “佛系”文化是“丧文化”的新表征。“佛系”文化产生的原因是后喻文化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社会角色扮演中的自我调适、娱乐至死时代下的自我放纵和社会结构限制下的自我反抗。“佛系”文化蔓延容易使青少年在“小确幸”的格局中迷失自我、丢失理想，因此应帮助“佛系”青少年重新定位人生目标，拒绝“佛系”人生。为此，青少年应发挥能动性，以积极的姿态面对现实；学校应弘扬正能量，培育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应破除结构性束缚，创造青少年实现梦想的良好环境。
关 键 词 “佛系”；青少年；自我认同；自我调适；自我反抗
2017年末，“佛系”一词在互联网上刷屏，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批“佛系青年”“佛系子女”“佛系父母”“佛系上班族”。其中“佛系青年”主要形容一些青少年总是将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倾向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处理所有的事情，不在乎事情的成败。[1]随着网络舆情的发酵，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自称“佛系青年”，并最终形成一种青少年“佛系”文化。这一文化的由来和特征是什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反映了青少年怎样的心理状态和现实需求？在“佛系”文化下，青少年又应该怎样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一、青少年“佛系”文化的由来与特征
“佛系”一词最早源于日本。2014年，日本某杂志介绍最近流行的一种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他们喜欢独自待着，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生活节奏，不想在谈恋爱上浪费时间，这是日本低欲望社会的表现。而在中国，“佛系”一词直到2017年才逐渐走红。这一年9月份，微博上的一篇关于“佛系追星”的博文使得该词就此爆红网络，被更多人所熟知。到了12月，一篇《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文章成功将“佛系”文化推向高潮，经媒体的传播和异化，构成了“佛系”文化，并打上了“丧文化”的烙印。
“丧文化”是“目前流行于青年群体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它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2]。追溯到“丧文化”的源头，应该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70年代英国的朋克风潮以及80年代末在我国香港地区所流行的“Hea”文化差不多，“Hea”来源于英文的“hang around”，意为“闲逛，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在日本一度风行的“宅文化”也与其有着类似之处，而这种“丧”其实更多的是透露着无可奈何不如凑合着过的戏谑心态。[3]
在中国，“佛系”也被总结为“丧文化”的一种，因为两者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是“无所谓，都可以，随便”。但其实，两种文化还是有所差别的。“丧”是情绪低落、漫无目的、欲望低下、什么事情都不想干，而“佛系”是事情还是要做的，只是对结果的期望值不高，以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去工作、生活。例如，“丧”是不想工作，“佛系”是不想努力奋斗，不想加班熬夜拼业绩，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做事情就好。因此，“佛系”文化是“丧文化”的一个新表征。
伯明翰学派早期创始人斯图尔特·霍尔认为青年亚文化是指“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带有一定‘反常’色彩挑战性的新兴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4]，“佛系”文化作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反映了“佛系”青少年群体在现实生活压力下产生的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佛系青年”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在行动上“随遇而安”，对待任何事不推辞也不主动，布置任务我就做，要求学习就学习，但缺乏热情，做事不走心，也无创意，行动懒散；在思想上“无欲无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人生目标模糊，没有追求，终日碌碌无为；在社交上“有缘相会”，与朋友相处不温不火，对师长同学态度不冷不热，不主动进行社交关系也不主动维持交际。“佛系”青少年就是芸芸众生中崇尚一切随缘、不苛求、拥有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二、青少年“佛系”文化产生的原因
1932年奥尔德斯·赫胥黎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9]半个多世纪后，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告诉人们，从“阐释时代”到“娱乐业时代”，电视改变了公众生活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0]
（一）后喻文化社会中的自我认同
“佛系”文化蔓延的这种低欲望社会发展下去将变成同质内向型社会，正如大前研一指出：“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14]作为引领社会潮流的社会群体，作为正值青春拼搏年龄的青少年，面对社会压力时可以用“佛系”调适心灵，但不应该在“佛系”标签下凡事不走心，进而在“小确幸”的格局中迷失自我、丢失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六个下功夫”，培养奋斗精神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拒绝“佛系”人生，做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新时代青少年，需要我们立足青年群体的实际需要，帮助“佛系”青少年价值重建，明确定位人生坐标。
吉登斯所提出来的自我认同理论呈现了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个体是如何遭到了现代性的冲击，又如何在冲击中反思性地创造新的自我机制，从而能动性地吸纳现代性的冲击，对现代性的冲击作出反应，以达到自我与现代性的统一。[6]后喻文化社会中的青少年，生活成长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伟大时代，他们受习俗陈规的约束较少，对新事物充满兴趣与好奇，自我意识觉醒，自我选择和自我表达的欲望也不断提升。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以及与父辈代际文化的隔膜，他们以“佛系”自称，以一种主动污名化、自我降格的方式在网络提供的开放性交际平台上，进行言语、符号等形式的互动，以寻求文化话语权，满足自我表达和情绪需求。在此过程中，对他们创造出的边缘性“佛系”文化产生了高度共鸣。这种“佛系”文化的群体化趋向，不仅映射了当代青少年群体追求自我言说的自由，也表达了认同“佛系”文化的个体迫切需要群体归属感和群体身份的认同。[7]
（二）社会角色扮演中的自我调适
一些青少年认识到成功无望，上升的空间狭窄，没有合适的发展环境和成功机会，面对现实和社会不公的无力感，产生“天花板”现象。于是他们便慢慢接受这种现实，不再去奋力拼搏，而是采取“佛系”的生活态度，在思想上得过且过，在行动上自由散漫。因此，青少年的自我放弃，本质上是以一种消极反抗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对现实生活中“天花板”现象的无奈、反感与抵制。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和消费社会中，波兹曼的上述观点更加得到显现。互联网和商业文化不断为青少年提供着一个个新鲜刺激的娱乐信息与享乐资源—娱乐手段不断变换，娱乐资源不断更新，娱乐设施不断升级，这一切使青少年沉浸其中、眼花缭乱、手忙脚乱且不可自拔。他们马不停蹄地追逐着所谓的流行时尚，这使得他们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为何追求。他们享受着娱乐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小确幸”，为娱乐而娱乐，在娱乐中迷失自我，渐渐缺乏了独立思考、奋斗拼搏的精神，不去追求伟大时代的大作为与大担当，在自我放纵中对现实变得“佛系”起来。
（三）娱乐至死时代下的自我放纵
“佛系”青少年对生活的从容与随性并无错处，但是如果当代青少年都以“佛系”作为挡箭牌，沉浸在自己的“小确幸”里而不在伟大的时代里勇敢地追求“大作为”，得过且过，浪费生命，则是危险的。在批判这种生活态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去探究产生青少年“佛系”文化的社会根源。
当代青少年自身优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形成低抗挫能力、以自我为中心的应对模式。而社会转型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来自家庭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些在父母的庇护和高期望下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少年，当他们脱离父母、独自面对问题时，更容易经历挫折、遭遇失败。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和学习时，因怕遭遇失败而表现得畏缩不前，不是勇敢地积极面对，而是消极地自我逃避。于是青少年群体便用一种“不争不抢”“不问输赢”“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来降低期望值进而选择自我逃避的方式来对现实的挫折进行自我调适。
（四）社会结构限制下的自我反抗
总之，在“互联网+”模式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高校辅导员，需要不断学习，更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有利条件，切实提高互联网的运用能力，努力把“互联网+”模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本次调研主要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生产商，以下简称“三德科技”)、南昌光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陕煤化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火力发电企业、自动制样系统使用单位，以下简称“长安益阳电厂”)、国电丰城电厂。
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大背景下，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社会责任。在计划生育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越来越多地被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多样化的小家庭模式所取代。从普查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人口规模从1982年到2015年不断缩小，依次为4.41人、3.96人、3.44人、3.10人、3.10人。[8]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因为子女的唯一性加重了对他们的关注程度，对子女百般呵护、过度保护、过分溺爱，同时对他们也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望。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同时出现了利益的分层化趋势，阶级固化在“差序格局”[11]的影响下，不断得到延伸和加深。经济上的马太效应、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性逐渐增强[12]，“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已受到了冲击，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公平机制不完善，“寒门再难出贵子”，我们仿佛已经进入了“拼爹”时代。青少年群体相对于他们的父辈群体来说，要实现阶层的流动愈来愈困难。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仍然面临着居住环境不理想、劳动时间长、工资不理想等问题，他们无法在激烈的现实竞争中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即使他们很想用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但就如波兹曼所说“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所以，你陷入了无能为力的怪圈”[13]。
三、“佛系”青少年人生坐标的重新定位
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形态：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在后喻文化中，长辈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晚辈获得文化权威地位。[5]米德认为她所处的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迁，相对于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青少年群体来说，长辈对新事物、新文化的适应与学习能力变得相对迟缓笨拙，因此人类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与此同时，年轻人迅速赶上，甚至超越年长一代，由此也形成了一种代际文化。
③水利设施水毁严重。洪水损坏堤防1 859km、护岸940处、水库300座、水电站50座，冲毁塘坝98座，损坏水闸649座，损坏灌溉设施7 179处，水利直接经济损失达54亿元。
（3）足球课教学应转向学生体育能力、习惯和终身意识的培养，课程设置应以学生需要为依据，重视过程与方法，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保证学生的主体。教学内容、方法的选择要人性化，以满足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主体性体现为原则。
（一）青少年应发挥能动性，以积极的姿态面对现实
青少年群体自身首先要增强主人翁意识，明确自己担负的家庭责任与社会重任，告别“佛系”，不逃避、不推诿，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拼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其次，青少年要全面而充分地认识自我，增强抗挫折能力，不断增长新本领。通过不断学习掌握问题解决的策略和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与困难，消解自身焦虑、颓废的“佛系”心态。不断提高甄别判断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使自己在复杂的信息社会中能理性参与公共活动。[15]最后，青少年应正确看待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的关系。面对社会不公、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等结构性限制，要学会积极地归因。虽然一分耕耘带来的不一定是一分收获，但是不耕耘绝对是不会有收获的。青少年应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努力打破结构的束缚与限制，让自己的青春在奋斗中展现别样的精彩。
（二）学校应弘扬正能量，培育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少年“佛系”文化的流行，也折射出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较为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严峻社会事实。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应全面认识青少年“佛系”文化，并通过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与消解“佛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引导青少年群体树立拼搏向上、积极乐观、坚持不懈的价值观。为此，学校首先可通过多种举措提高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求，弱化得过且过、不求上进的社会心态。其次，可利用前景教育来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利用赏识教育来增加学生的学习信心，通过一个个榜样们的拼搏故事，重塑学生的互动性重要他人与偶像性重要他人形象，弱化学生对“佛性”价值观的追捧。最后，学校可在课外开展各种有积极意义的集体实践活动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开展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各种革命基地的实践活动，让他们感受到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感受革命先烈的理想信念，珍惜当下。[16]
（三）国家应破除结构束缚，创造青少年实现梦想的良好环境
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隐藏着各种矛盾，贫富差距过大、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让青少年群体面临着各种社会压力。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佛系”青少年以一种颓废消极的态度来宣泄无奈与不满。任由这种“佛系”文化蔓延，必将影响到青少年个人幸福、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和平崛起。因此国家应立足青年群体的需求，破除限制青少年成长的各种体制机制等结构性束缚，为他们梦想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消解其颓废消极的“佛系”心态。首先，应提供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其次，应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功机遇，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最后，应健全法律救济、心理帮扶与社会保障机制，给予青少年群体必要的关心与帮助，使他们能够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压力。
通过此次采访，我们对第四中心小学的三十年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对学校的未来充满憧憬。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校长的话，好好学习，成为更优秀的学生，为学校的发展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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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天骄.“佛系青年”的价值困境及其超越[J].北京青年研究,2018(4):16-22.
作者简介 吴鑫婷，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本科生；董永贵，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规划项目“河南省农村学生学业成功的形成机制研究”（2018CJY039）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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