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的风景：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书史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学术论文,风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史”(Book History)研究算得上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与中国传统书史以文献版本为核心不同，当前的西方书史研究是建立在媒介变革和传播思维兴盛之上的一门新的学科。现在学界体认的书史研究，主要发端于20世纪西欧学界兴起的一场新目录学运动。以英国学者麦克科罗(Ronald.McKerrow)、格雷格(Greg)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传统图书馆化的目录学之上，打出了“重建文本”的旗号。他们提出，不能将现有的文本直接确认为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譬如对于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作品来说，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之中，从编辑、校对、手民等一系列的参与人员，到底对原始文本进行了多少添加或者删改的举动？这些改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原作的原始意义？由此，新目录派的另一学者鲍尔斯(Fredson Bowers)提出了距离作者最近的文本为最佳文本的观点。 新目录学运动之后，书史研究有了一种社会学的转向。最初的发轫可以溯源至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58年发表的《文学社会学》。在这本书中，埃斯卡皮在图书内容之外，关注了书籍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尤其是他对于读者年龄和地域的分析，使之具有了文化地理学的意义。此后，一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新西兰人麦肯锡(McKenzie)，成为书史研究中社会学转向的代表人物。他在1969年发表的《思想的印刷者》及其后的论文中，提出文本的生产有赖于当时的生产环境，不能抽离出来进行讨论。而当时“新批评”所倡言的文本意义边界，也需要打破。就书史的发展来说，麦肯锡的意义更在于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这种范式到了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位1964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的美国人，1982年发表了《什么是书史》的论文。针对日益繁盛的针对于印刷书籍的研究，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交流圈”模式，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等多个关节点，对图书的社会生产进行全面解读。过后来看，虽然达恩顿的交流圈模式并非完美，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对此提出了修正，但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达恩顿的论文对于西方书史发展的意义，堪与传播学上拉斯韦尔的“5W理论”相提并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该学科的边界和内涵，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范式。 与罗伯特·达恩顿齐名的法国人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西方书史研究学者。他与达恩顿私交甚好，但在学术上却论争多年。二者的论争，推动了西方书史研究近二十年的繁荣。夏蒂埃的书史研究中，阅读史占据了较大比例。他的理论资源也更多受到了本国年鉴学派、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影响。如果说达恩顿告诉人们书史要研究什么的话，那么夏蒂埃可能更多地在思考如何研究。 198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声名鹊起的媒介环境学派，为西方书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研究路向。加拿大人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他的弟子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开始强调媒介之于社会变革的意义。书籍作为长时期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媒介，受到了众多关注。瓦尔特·翁(Walter J.Ong)的《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等，都从技术的角度，研究了书籍对于社会建构的影响。 加拿大学者莱思利·豪斯曼(Leslie Howsam)曾言，“历史学、文学研究和版本目录学，构成了西方图书和印刷文化研究的三大学科基础”①。因此，在上述诸位关键意义的学者之外，一批历史学家和批评家都对西方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将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建构价值推向了极致。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开始的新文化史，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书史的研究路向。而福柯和巴特对作者的研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文学场的探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审视，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对副文本概念的论述，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思想，都成为西方书史研究的众多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书史是以一门跨学科的姿态日益显现的。而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关注，也因为与中国学界相异的兴奋点，呈现出不同而丰富的景象。 一、相近学科领域中的书史研究 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学科边界的确定，并不是该学科研究的起源。正如传播学的建立普遍以1949年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的出版和1960年的修订版为标志，但现在被列为传播学的几大先驱们，却在此之前都已活跃多时。西方的书史研究也是如此。在达恩顿的论文之前，已经有诸多学者分别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果说要为书史的理论来源寻找一个主线的话，那么新文化史可说是当仁不让。此后接受美学和作者理论的兴起，也为书史提供了文本解读的一个视角。随着麦克卢汉等人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也引起了学界对于技术决定论的讨论。与此相应，中国学者对西方书史理论的关注，应该说从这一时段就已经开始。 (一)新文化史视域下的书史 从20世纪30年代起，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对以往的整体史和系列史进行批判，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日常生活和平民历史，提出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图书史、阅读史正是在这种转向中被发现。 国内较早关注到新文化史的论文是1993年邵东方的《文化史、微观史学和〈蒙泰卢：谬误的乐土〉》②，文中对年鉴学派的新文化史进行了介绍。此后以新文化史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200余篇，其中复旦大学的周兵对新文化史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从2004年至今，他发表了十余篇关于新文化史的论文，如《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③、《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④、《新文化史：当代史学的文化转向》等⑤，较为全面地介绍并探讨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渊源、主要人物、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2013年12月，周兵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一书⑥，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汇总。该书的下编“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中最后两章为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他从史学思想的转变论及二人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入手，着重就他们所运用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证，说明书史研究正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实践。 国内其他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西方新文化学者，如《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学思想研究》⑦、《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述评》等⑧；另一方面是关注新文化史中研究侧重点的转移，如《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⑨、《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等⑩。对国内学者而言，新文化史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无论是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互动，还是民俗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都在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强调新领域的尝试与融合。书史是在新文化史的转向中发现的新领域，国内学者在对新文化史观的引进和探讨中，为书史研究准备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接受美学视域下的阅读史 西方书史对于读者环节的研究或者称之为阅读史的部分，主要集中于接受美学的领域，包括读者怎样阅读、怎样接受或解读作者的意图，以及作者怎样表达、怎样被接受等。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工具，中国学界对于接受美学也早有接触。张黎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11)，对接受美学的理论发展源流进行了梳理，是较早介绍西方接受美学的论文。此后，接受美学在我国学术界拥有了颇大的研究群体。就具体的关注内容来说，以新世纪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段。2000年以前的论著侧重于接受理论的引进和探讨，如张国锋的《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12)、何志的《接受美学》(13)、邹广文的《接受美学研究综述》(14)、戴茂堂的《文学新思维——接受美学》(15)、袁金刚的《接受美学的理论》(16)、李朝龙的《接受美学述评》等(17)，都有一种概述的性质。接受美学中的几位大师如伊瑟尔、姚斯、巴赫金等学者，也在同时被重点审视。到了新世纪之后，关于接受美学的探讨更多的是一种理论运用，国内学者开始运用接受美学或者说阅读史的视角来分析一些知名作家文学思想的传播路径，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作品的接受和传播。 就西方书史而言，接受美学中的读者观和作者观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在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作者理论和读者理论，受到了国内学者较大的关注。张杰的《读者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作品观念的调整》(18)、张同铸的《“作者”观念的起源与变迁》(19)、王岳川的《作者之死与文本欢欣》(20)、钟晓文的《“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21)，都是从“作者之死”等理论出发，探讨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和作者地位的变迁。这种理论的演变，成为此后西方书史理论中读者环节的重要内容。 (三)媒介环境学与印刷文化 媒介环境学派的崛起，使西方书史的研究引入了媒介性的研究视角。媒介环境学派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口语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阶段。虽然书籍形态已经突破纸张的局限，但目前媒介环境学派视域中的书史研究，还主要是以印刷文化的面目出现。1993年徐宏力在《三种文化媒体概说》中(22)，较早地对印刷文化进行了论述。在研究的方法上，媒介环境学派大多采用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是审视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对受众的影响，如《论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逻辑图示》(23)、《论印刷文化的逻辑构建——关于文本思维的语言分析》(24)、《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及其伦理影响》等(25)；另一方面则研究国外某个时期的印刷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如高铁军的《近代早期印刷术的出现及西欧印刷文化的兴起》(26)、《18世纪的情感、美学与印刷文化——埃德蒙·伯克关于感官经济的美学理论》等(27)。 这种对比和影响的思路，在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学者的著作中表现突出。该学派对印刷技术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就技术言技术”，而是更多地涉及技术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将文化因素放在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考察。书史借鉴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视角，围绕书籍的媒介性展开探讨。目前国内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多是借助传播学的“东风”，并未将印刷文化的研究归入书史，在书籍史的框架下展开研究。 二、作为独立学科的书史研究 罗伯特·达恩顿在《什么是书史》中称，“这个领域(书籍史)的研究在过去几年里发展之快，以至于很可能获得与科技史、艺术史这样的学科平起平坐的地位”，“不管图书史研究的将来会怎样，它过去的发展已经显示了一个知识学科是怎样建树自己独特学术地位的”(28)。至20世纪中叶起至今，书籍史(The history of books)在西方学界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英美学者总是更愿意直接使用其法语原词l'histoire du livre(书籍史)，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西方学界的书籍史研究发端于法国，更是要强调与过往的书籍史研究的不同(29)。随着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在1982年的发表，西方的书史大致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原先散落在各个相邻学科的书史研究走到一起，形成了更加广阔的学术园地。 当前，西方的诸多书史研究著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30)、《印刷书的诞生》(31)、《阅读史》(32)、《阅读的历史》(33)、《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34)、《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等(35)，都令国内读者耳目一新。自2012年起，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书史译丛”系列，《书史导论》(36)、《书籍的秩序》(37)、《图书馆的故事》(38)、《莎士比亚与书》(39)、《工具书的诞生》等相继问世(40)，成为当前最有影响的书史译介之作。就主要学者而言，罗伯特·达恩顿的著作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启蒙运动的生意》(41)、《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42)、《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43)、《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44)、《阅读的未来》(45)、《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46)、《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47)、《华盛顿的假牙》(48)，以及《屠猫记》的另一版本《屠猫狂欢》等，都已在坊间问世。与其相比，其他西方学者的待遇相形见绌。即使在西方学界与达恩顿几乎并称的罗杰·夏蒂埃，也只有《书籍的秩序》《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49)，以及一本他与布尔迪厄的对话录《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被翻译过来(50)，其《法国编辑史》《阅读的实践》《西方世界的阅读史》等尚待字闺中。就此而言，国内对西方书史研究成果的译介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诸多译介成果之上，国内学界对西方书史的理论探讨沿着三个路向展开：一是西方书史理论缘起的探究，二是罗伯特·达恩顿研究，三是图书评介。 在西方书史理论引进的同时，其理论渊源亦引人关注。1997年夏李南、张明辉的《欧美学术界兴起书籍史研究热潮的背景、方向及最新进展》一文(51)，较为系统地概述了欧美学术界书史研究的背景、方向、存在的问题及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夏李南的《西方书籍史研究热》(52)，孙卫国的《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53)，于文的《“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54)、《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55)，洪庆明的《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56)，都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阐释。这些论文或从年鉴学派的发展中寻找书史研究的源头，或对罗伯特·达恩顿等书史学家进行介绍。在这些论文之中，学界基本形成了关于西方书史研究理论源流的共识，即由“年鉴派计量分析法，阅读史研究进路、深度描述理论和传播循环模式”形成的历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37)，构建起西方书史理论的基本框架。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的传播循环模式图”以及其他学者的修正模式，也是国内西方书史理论研究必然提及的重要部分。 正如上文所言，罗伯特·达恩顿是西方书史诸名家中被翻译介绍最为充分的一个。与此相应，对达恩顿的研究，也是研究西方书史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对达恩顿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新文化史观的研究，侧重其史学成就的介绍；第二个层面是书籍史研究，视其为书史学科的开创者。 在其新文化史观方面，研究基本是围绕《屠猫记》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两本书展开。《屠猫记》是达恩顿心态史学的代表作，段炼的《拉伯雷的笑声——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58)、张崇的《浅析〈屠猫记〉中的新文化史观》(59)、单领军的《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60)，以及殷菲菲的《文寻奇诞，笔走偏锋——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61)，探讨达恩顿在其中运用的文本分析法，这也是达恩顿书史研究的研究方法。 在书史研究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达恩顿书史研究的有王艺雯的《论罗伯特·达恩顿的图书史研究》(62)、刘雯的《论罗伯特·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63)，从达恩顿的研究背景、研究视域、研究维度、研究支点等方面阐释其阅读史、图书史研究。在屈伯文的《书籍即“媒介”——论当代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新观念》(64)中，认为“达恩顿对书籍的观察和理解是从由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要素所构成的复合层面视角出发的”，在理论上更为深入地总结了达恩顿的书史研究思想。另外邱焕星的《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达恩顿启蒙研究的意义》(65)、庞冠群的《自下而上：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66)、黄敏兰的《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67)、顾唯林的《出版史走向文化史如何可能——评〈启蒙运动的生意〉》等(68)，从卓有特色的史料收集、在历史“边角料”中发现真相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分析和对话。 最后是图书评介。在涉及西方书史研究的文章中，有多于三分之一的篇什是书评的形式。如姚伯岳的《将人的因素贯穿始终的书史研究》(69)、何朝晖的《另一种“书史”》(70)、李唯梁的《书史研究的“西方视角”——读〈书史导论〉》(71)、黄敏兰的《印刷书“革命”是如何发生的？》(72)，这些论文介绍西方书史理论，并辅以中国书史研究进行论说，寻找借鉴意义。备受关注的罗伯特·达恩顿也是书评的一个重点。如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范式等方面与本土研究的区别。王珺的《一部大书与时代的传奇——〈启蒙运动的生意〉述评》(73)、庞冠群的《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史——读〈启蒙运动的生意〉》(74)，以及吴淼的《启蒙与生意的隐喻》(75)，围绕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展开，主要陈述该书的内容和作者的研究思路。陵越的《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76)和于艳茹的《读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77)是介绍《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两篇文献。与前面注重理论演绎的论文相比，图书评介重在“介”，对书的内容进行简要梳理，点出其新思想、新观点，是这些文章独特的意义。 三、中西比较视野中的西方书史 西方书史研究进入中国以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不只是为了了解西方书史是什么，用西方书史的视角审视中国图书史几乎是同时展开的一项工作。田建平、田彬蔚的《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78)、赵益的《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79)、郭平兴的《不一样的书籍史观：论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等(80)，从比较出发，从正反两方面评述西方书史研究，以此透视中国图书史研究的不足，如学术视野狭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不足、历时性研究多而共时性研究少、研究方法单一等。有学者则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上，探析中西方图书历史的内在差异。如赵益提出西方书史理论在中国有并不适用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西方书史研究的“书”界定在印刷书，而中国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就已经有悠久的书文化，这一阶段，想要运用西方书史的研究方法是极其困难的，单是资料的困乏就会使研究不能开展。 此外就是近年中国文化研究兴起之后，不少学人在研究中国图书史、出版史和印刷史的时候，会以西方书史研究作为论证的一个参照或借鉴视角。张文彦、肖东发的《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81)和王鹏飞、苏晓珍的《出版史研究的四个动向——以2011、2012年的研究为例》(82)两篇论文中都提到西方书史研究的相关内容，指出国内学者对出版史的研究已经在尝试多学科、多方法，以文化史为研究视角出发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西方书籍史研究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在理论方面，“除了国内学界对编辑出版史原创理论的探索，对西方书史理论的引入成为一个热点”(83)。 综合来看，虽然中国学者有了中西对比的思路，但目前中西书史的比较研究，大多还只是从西方书史研究中拣选出本土研究能够借鉴的地方，而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于中西书史之间的异同并未有更深入的进一步考察。换言之，对西方书史借鉴之处多，对中国书史构建之处少。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图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但相较于西方书史而言，中国传统的书史研究成果多是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存在考据扎实、论证不足的现象。一方面，相较于西方把书籍这种文化载体放入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察的操作方式，有中国书史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从而使中国的书史研究显得不够立体。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图书史研究也注意到了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在方法论上往往是一种暧昧的态度，只是作为研究的辅助，并未提出明确的研究取向。因此理清西方书史与中国图书史、出版史和印刷史等的关系，既是深化西方书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最终能够实现“西为中用”的前提条件。 就未来的研究趋向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是西方书史成果的引进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西方书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但在整体而言学科范式并未最终形成。中国学术界积极进行的理论译介以及对中国图书史的研究，都开拓了国内的相关学术领域。但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和译介还远未达到可称丰富的程度。从图书翻译和评介方面来说，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动态要持续关注，无论是理论方面的最新动向，还是实证研究的最近成果，以及此前经典著作的发掘，都有待加深。另一方面，目前对于西方书史研究学者的关注主要限于罗伯特·达恩顿，对其他学者的研究严重不足，不论是夏蒂埃还是麦肯锡，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西方书史的学科史上，某些大家构成了重要的关节点，因此理清某些重要学者的研究经历可以说是探讨西方书史研究的“捷径”，能够拓展书史研究的广度，加深对学科的认识。 二是书史研究的细分化与本土化。由以上材料可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书史的研究发展迅速，然而大多是对其理论的基本介绍，或者某个理论在中国图书研究的简单应用，毋庸讳言，显得还有些空疏。譬如基本概念的界定，就需要进一步地细分化审视。随着对西方书史研究的推进，在探讨西方书史研究中“书史为何”的基础上，厘定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就变得更为迫切。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界定不只是转述西方书史理论中对书史的定义，而是结合中国本土的出版史、印刷史研究等进行重审，从而在概念本土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书史研究。 ①Leslie Howsam: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4。 ②邵东方：《文化史、微观史学和〈蒙泰卢：谬误的乐土〉》，《读书》1993年第1期。 ③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④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⑤周兵：《新文化史：当代史学的文化转向》，《中国文化报》2013年3月8日。 ⑥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⑦程小丽：《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学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论文，2010年版。 ⑧梁艳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述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2年00期。 ⑨张忠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⑩王亮：《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11)张黎：《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文学批评》1983年第6期。 (12)张国锋：《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 (13)何志：《接受美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4)邹广文：《接受美学研究综述》，《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 (15)戴茂堂：《文学新思维——接受美学》，《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16)袁金刚：《接受美学的理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17)李朝龙：《接受美学述评》，《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18)张杰：《读者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作品观念的调整》，《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 (19)张同铸：《“作者”观念的起源与变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0)王岳川：《作者之死与文本欢欣》，《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 (21)钟晓文：《“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2)徐宏力：《三种文化媒体概说》，《东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3)胡潇：《论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逻辑图示》，《求索》2002年第2期。 (24)胡潇：《论印刷文化的逻辑构建——关于文本思维的语言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5)王怀诗：《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及其伦理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6)高铁军：《近代早期印刷术的出现及西欧印刷文化的兴起》，《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姜文涛：《18世纪的情感、美学与印刷文化——埃德蒙·伯克关于感官经济的美学理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8)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6期。 (30)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2)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武昌杰译：《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3)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4)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5)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6)戴维·芬克尔斯坦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7)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译：《书籍的秩序》，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8)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9)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译：《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版。 (40)安·布莱尔著，俆波译：《工具书的诞生》，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41)罗伯特·达恩顿著，顾杭、叶桐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42)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43)罗特特·达恩顿著，周小进译：《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罗伯特·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46)罗伯特·达恩顿著，刘军译：《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7)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8)罗伯特·达恩顿著，杨孝敏译：《华盛顿的假牙》，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8年版。 (49)罗杰·夏蒂埃著，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50)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1)夏李南、张明辉：《欧美学术界兴起书籍史研究热潮的背景、方向及最新进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7年第2期。 (52)夏李南：《西方书籍史研究热》，《百科知识》1996年第5期。 (53)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 (54)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6期。 (55)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56)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7)于文：《西方书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58)段炼：《拉伯雷的笑声——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6期。 (59)张崇：《浅析〈屠猫记〉中的新文化史观》，《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7期。 (60)单领军：《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论文，2008年版。 (61)殷菲菲：《文寻奇诞，笔走偏锋——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文教资料》2010年第10期。 (62)王艺雯：《论罗伯特·达恩顿的图书史研究》，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 (63)刘雯：《论罗伯特·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3年。 (64)屈伯文：《书籍即“媒介”——论当代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新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2年版。 (65)邱焕星：《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达恩顿启蒙研究的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9期。 (66)庞冠群：《自下而上：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67)黄敏兰：《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68)顾唯林：《出版史走向文化史如何可能——评〈启蒙运动的生意〉》，《编辑之友》2010年第12期。 (69)姚伯岳：《将人的因素贯穿始终的书史研究》，《博览群书》2012年第12期。 (70)何朝晖：《另一种“书史”》，《读书》2010年第5期。 (71)李唯梁：《书史研究的“西方视角”——读〈书史导论〉》，《现代出版》2013年第6期。 (72)黄敏兰：《印刷书“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73)王珺：《一部大书与时代的传奇——〈启蒙运动的生意〉述评》，《史林》2007年第2期。 (74)庞冠群：《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史——读〈启蒙运动的生意〉》，《文汇报》2006年1月16日。 (75)吴淼：《启蒙与生意的隐喻》，《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22日。 (76)陵越：《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学习博览》2012年第10期。 (77)于艳茹：《读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78)田建平、田彬蔚：《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79)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80)郭平兴：《不一样的书籍史观：论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出版科学》2015年第4期。 (81)张文彦、肖东发：《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82)王鹏飞、苏晓珍：《出版史研究的四个动向——以2011、2012年的研究为例》，《现代出版》2013年第6期。 (83)王鹏飞、苏晓珍：《出版史研究的四个动向——以2011、2012年的研究为例》，《现代出版》2013年第6期。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风景论文; 读书论文; 屠猫记论文; 接受美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