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创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持续增长论文,引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9年以来十几年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其中有近一半年份突破了两位数。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各发达国家，而且也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依然是高积累、高投入支撑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延续。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0年我国的国内投资率高达39%，在125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茅，而同期印度只有23%，58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只有23%，工业化国家平均为22%。另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9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7.6%和22.2%，其数额已超过GNP的1／3，如果加上配套的流动资金等，积累率已突破40%。我国经济在传统模式驱动下，虽实现了增长的高速度，但与之伴生的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等问题却日益严重。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问题。
在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的构成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六五”时期一下子跃升了30%—40%，打破了“四五”、“五五”以来长期保持负增长的局面，但是“七五”、乃至“八五”以来，其比重又回落了15至20个百分点，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而展开，通过分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进而探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假说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本世纪40年代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提出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量与所利用的各种不同投入要素的加权综合量之比。它度量的是资源转化为产出品的经济和技术的综合效率。
假设A为全要素生产率，那么
其中：Y—产出量；x[，i]—第i种投入要素数量；r[，i]—相应权重i＝1，2，…n
比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丹尼森提出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在确定了产出增长率和投入增长率之后，产出增长率与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加权和之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用来度量排除了各种投入要素变化的效率变化情况的重要指标。
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不难得到：
G[，A]＝G[，V]－（αG[，L]+βG[，K]）
其中：G[，A]—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V]——产出增长率；G[，L]—劳动投入增长率；G[，K]——资本投入增长率；α—劳动投入产出系数；β—资本投入产出系数，且α+β＝1令： G[，F]＝2GL[，1]+βG[，K]则得到
G[，A]＝G[，V]－G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要实现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增加，特别是劳动与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投入。但是一般而言，一国劳动投入要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及劳动力参与率等客观因素限制，而资本投入要受其积累率及可获得外资能力等制约，可以说从长期来看，要素投入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即令要素投入在一定阶段上能获得较大提高，但其产出效率也要受当期技术进步及制度现状的影响。故而要谋求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提高上来。这一点对于那些资源并不丰裕，又面临技术落后，制度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1957年，索洛在其《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提出“余值法”，第一次对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他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部归结为由技术创新而取得的技术进步提供的，但是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显示：单凭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我们认为技术创新难以解释的部分实际上是由制度创新完成的。因此，我们假定：
G[，A]＝F（G[，I]，G[，T]）
其中：G[，I]—制度创新率；G[，T]—技术创新率下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G[，I]与G[，T]的函数关系。
技术创新一般是指教育投入和研究与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简称R&D）投入以及相应的制度激励机制推动的结果。技术创新的效应在于：（1）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制度创新则取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一种先进的制度安排对落后制度安排的替代，不仅可以解放社会生产力，而且能激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只能对1870—1910年间美国铁路生产率的急速提高提供一半解释，另一半解释在于组织创新，即监督，评价和协调复杂系统的等级制度的创立，即制度的创新（钱德勒，1977）。
长期以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未引起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对此，诺斯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独到见解。1968年10月，他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根据统计分析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市场经济更趋完善，船运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变迁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获得了极大提高（诺斯，1968）。因此，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1973）。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同时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荷兰和英国出现，是因为荷兰和英国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竞争中落伍了。
然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相互独立的两股泉水，正如它们的源头不是相互隔绝的一样。经济制度的创新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技术创新则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诺斯，1990）。因此，一个自然的处理方法就是将二者都看成是一种“创新过程”，共同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为动态地衡量一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设立下列统计指标：
EIR＝G[，A]／G[，F]
其中：EIR—经济创新比（Economic Innovation Ratio）；G[，A]—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F]—全要素投入增长率。
这是一个相对指标，是考察期内导致增长的两种主要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EIR的大小同一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创造力成正比，同资源依赖性成反比。一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EIR的变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显示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下面，我们以EIR为指标，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见图Ⅰ）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不论其资源是否丰裕，限于技术落后，制度欠缺，人力资源匮乏，几乎无一例外地要选择粗放型增长模式。但随着一国经济实力增强，如果其注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R&D投资，同时社会为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与保护，就会使EIR由过去在O附近起伏不定改为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提高迅速。这就是我们在传统社会阶段与起飞阶段所能看到的基本情况。当一国EIR接近+1时，表明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已使该国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赖资源投入时，则标志着该国基本进入工业化阶段。随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一国经济由主要依赖资源投入实现增长转为主要依赖综合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上来，这时就标志着该国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
我们这里提出的只是一种假说，是结合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做出的不很精确的描述。它并不排除某些国家在特定背景条件下，出现某些变异，但我们确信，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一假说是基本成立的。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对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理论、方法及数据的统一性、可比性，我们根据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一文的部分研究成果与笔者的补充，绘制出中国自“一五”以来，不同时期的EIR变动图。
从上面的图表不难看出，自1953年以来我国EIR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1953—1965年段，EIR由0.516跌至－0.507；第二次发生在1966—1984年间，EIR由0.077跃升到0.478；第三次发生在1985年以来，EIR由改革前期的0.478又回落至改革中期的0.312和改革深化期为0.269。
第一次大波动，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等运动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创新活动不仅没有良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由于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资源浪费惊人。1961—196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不仅未获提高，反而以年均5.29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因此，这一时期EIR下跌如此剧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次大波动原因也是一目了然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新时期。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获得了极大成功，农业生产连获丰收，到1984年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铺开，企业活力有所增强，自主权扩大，商品经济意识逐步提高，生产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此外，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与经验十分踊跃。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科技界带来了一片生机，1980—1985年全国重大科技成果每年以40—50%速度递增，也就是说技术与制度的双重创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EIR比值大大提高，从而使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益好。
第三次大的波动，其幅度远远小于前两次，是很值得深人地研究的。我们认为，这次波动发生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技术创新滞缓，制度创新力度不够，增长模式未变，仍主要依赖高积累、高投入支撑，结果使我国仍未能摆脱经济冷热病的陷阱。
从技术方面来看，创新滞缓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国家教育投资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绝对数额呈逐年增加趋势，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由1980年的113亿元，增至1992年的539亿元，但教育经费的相对比重却连年下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比重由1985年3.6%降至1992年的2.2%，远远低于5.5%的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R&D投入严重不足，近年来也呈递减之势。R&D投入占GNP比重为国际通用反映一国对科技创新活动给予资金支持投入强度的关键指标。近年来，我国R&D投入占GNP比重不仅未实现国家原定年递增0.1%的目标，反而逐年递减，由1991年的0.71%降为1993年的0.62及至1994年的0.5%，已跌至发展中国家的起点水平。
再次，当前科技体制改革尚无重大突破，科研成果商品化率极低。据国家科委统计，我国技术交易会上成交的技术合同数仅占展出技术项目的8.5%。另据有关部门对全国8300个大中型企业技术需求状况调查显示70%的企业无技术进步需求。我国对科技成果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案件呈递增之势，假冒商品大行其道，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最后，我国企业消化技术及后续开发能力弱，技术成果转化的资金条件差。近年来，在技术引进工作中，由于消化吸收及创新不够，使许多行业陷入了一代接一代引进的被动境地。有些项目除了商品买卖和各种后期组装外，谈不上促进自身开发能力的提高，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制度方面来看，深化改革进程中制度创新力度不够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表现得更明显。首先，整体改革思路落后于现实需要。我们选择的自上而下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其基本思路是在力求不破坏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以增量带动总量和结构，使改革免受大的社会波动的影响。这基本上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推进。在创新过程中，回避一些根本性利益冲突是不明智的，必然人为延迟改革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由于受到了来自地方和某些主管部门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就往往绕圈子、搞变通，实际上不仅扭曲了各项改革措施的初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加大了改革成本。此外，前一阶段改革由于缺乏经验，各项措施之间配套性不够，改革顺序安排显得有些盲目混乱，致使摩擦成本很高。因此，现实已经迫切需要我们调整改革整体思路，全面科学推进新一轮制度创新。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效益逐年下降。当前，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经营机制混乱，企业整体经济效益降低的现象非常普遍。承包实际上是负盈不负亏，结果是企业经营并不能真正按市场要求运作，产品不适销对路，积压严重，致使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75%，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也正因为国有企业1／3盈利，1／3暗亏、1／3明亏的低效运行现状，不仅抑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以后的国企改革加大了包袱。
再次，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滞缓。政企分开已喊了多年，但改革最迟缓。我们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因而各级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无疑成为推进改革的主力。然而，各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往往换汤不换药，牌子换了，职能却未转变。有些主管部门成立翻牌公司，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搞行政性市场垄断。类似粮食局开公司直接参与粮食倒卖，房地产管理局设分支机构从事地皮炒卖等现象并不鲜见，还有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搞得企业苦不堪言。这些都给改革的深化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四，投资体制改革近年来缺乏新举措。由于投资实行分配制，责权利不统一，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标承包制流于形式，而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政企不分，关系不顺，致使投资效益低下。近年来，投资体制改革无重大突破，使投资效果无人负责，建设中吃回扣，建设质量差，投产后达不到设计能力等问题更加严重。结果是一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比重由1988年的61.27%跃升到1994年的71.29%；另一方面，效益却下降惊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仅66%，1994年上半年又下降到62%。
第五，收入分配制度需加快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近年来也严重落伍。工资制度主要仍沿用计划体制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建立起来。由于企业厂长经理及政府官员们在改革中掌握着改革与建设大权，不可避免地利用职权之便，大搞权钱交易，非收入性消费，如公款吃喝造成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浪费。知识分子收入仍很低，脑体倒挂现象未根本得到解决，一方面造成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也使居民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搞“短期行为”。企业中工人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现行工资体制，尚不能较好地激励与约束工人的劳动行为，致使出工不出力现象十分普遍。收入分配制度事关改革进程中社会稳定的大局，这方面改革应加快。
综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来技术创新滞缓，制度创新力度不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锐减，EIR缩小，使我国经济依然因循粗放型增长模式，高增长并未带来高效益。
四、结论及政策选择
面对资本短缺，劳动力数量过剩而质量较低，能源交通严重不足这样的国情，要实现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增长目标，我们无条件象发达国家那样靠加快资本投入速度达到，因而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为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取向应是：重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良性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要开足马力，发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这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推进我国经济高效率、高收益地发展。
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首先要加大教育与科技投入。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上，教育与科研部门有自己创收的条件，但这些部门的特点，决定其发展必须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具体而言，今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比重至少应达到5.5%的世界平均水平；R&D投入要按国家计划实现年递增0.1%的目标。其次，科技体制创新应加快，要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后一方面应切实适应市场需要，要使科研部门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科工贸一体化，大大提高科研产品商品化率。
从制度创新方面来看，首先，改革整体思路上要有新思维。当前，对某些可能导致根本利益调整的改革措施要在适当兼顾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不能继续因循渐进式改革的旧思路。此外，应通盘考虑一下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顺序性、配套性等问题。
其次，企业改革方面，要寻求根本性突破。当前要努力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寻找突破，要把西方委托——代理制度与我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要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实体，切实解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此外，要改变行政任命企业厂长经理的做法，建立职业企业家市场，由企业各方代表组成招聘委会员招标聘任。
第三，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要将出资主体法人化改革和企业法人化改革同步推进，停止国有资产出资主体不明的投资。无论对现有企业增加资本还是投资新建企业都不应继续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分配投资的方法。国有资本应经由依法构建的能对企业承担出资和债务清偿责任的法人出资机构注入企业。
第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加快速度，抓紧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其基本取向就是要逐步使居民收入决定市场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各级政府官员及掌握国有企业经营权的厂长经理们可以考虑借西方高薪养廉、按时向社会公布收入来源等制度，从制度上堵住寻租来源。国有企业工人工资应由职企双方谈判决定，由国家确定全社会最低工资水平。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仍应调整，应基本能够补偿其已有的人力资本投资中个人支出的部分。社会保障体系也应抓紧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从而为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职工再就业提供经济保障。
第五、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改革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在各级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职能转化过程中，切忌做表面文章，严禁主管部门搞行政性市场垄断，坚决制止继续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等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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