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与生命科学的融汇和贯通
——“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综述
张瑞杰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 文章介绍了于2019年8月12日至15日在南丹麦大学(丹麦欧登塞)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 大会主题为“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与生命科学的融汇和贯通”( Languaging and Eco-civilization：Towards Consilience with the Life Sciences)。 继连续三届在中国组办的国际生态语言学大会之后，该会议是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的又一大盛事。会议主题延续了历届会议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同时强调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尤其是与生命科学、环境学等和生态密切相关的学科的结合。此次会议上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第一次正式走向国际舞台，展示了Halliday模式下生态话语分析范式的研究进展，成为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全景中体系最完整、发展劲头最强的研究模式之一。文章回顾了会议主旨讲话和分论坛内容，并就这次会议上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生态语言学；和谐生态观
引言
在过去几年中，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大力发展，并已形成一定的学术气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为一年一度的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该系列会议始于2016年由华南农业大学及其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面向国内外有志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此后，在随之成立的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主推下，“第二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于201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第三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于2018年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三次国内大会的主题，经历了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Ecolinguistic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到“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Eco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语言学研究”(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colinguistic Studies)层层深入的变化过程。在这一逐步国际化的发展驱动下，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的接力棒于2019年8月12日跨出国门，传递至丹麦欧登塞南丹麦大学人类互动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教育”除采用线上线下的O2O教育模式外，还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技术平台，以支撑跨越时空的教学互动和交流体验。这样的教育技术平台，需要适合手机、平板、智能穿戴和机器人设备，以及家居家电等一切终端设备应用。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平台需要具备以下方面的基本技术功能[13]，方可满足各学科专业教育选择使用。
此次会议为期4天，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名学者参加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包含10场主旨演讲，由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地区或学派代表展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此外会议还在开幕当天特设了三个分论坛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的5名中国学者进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分论坛展示。之后三天，与会的其他40余名学者就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动植物保护等当下重点和热点议题进行了学术汇报，并带动了与会者的广泛参与和研讨。
一、会议主旨发言
生态语言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至今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从豪根语言生态学[1]概念的提出到韩礼德对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关系[2]的探讨，再到Arran Stibbe生态话语分析范式[3]的推广，生态语言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不同学术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关注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此次会议以生态语言学国家和区域分布为主要考量，特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奥地利、英国、德国和丹麦的10位代表性专家进行了主旨发言，分别展示了多元背景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含义和走向。本文将按照会议议定的主旨发言顺序，依次聚焦10位专家主旨发言中所体现的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间的多样动态关系。
(一)英国:通过语言建构生态文明
Arran Stibbe(英国格洛斯特郡大学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会会长)进行了“通过语言建构生态文明”(Building an Ecocivilisation through Language)的主旨发言。Stibbe就会议主题“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与生命科学的融汇和贯通”中的四个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和例证。针对“生态科学”，Stibbe认为应该通过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方式来改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福祉，这也是他始终秉持的生态哲学观。针对“言语行为”这一概念，Stibbe将其解读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成分，并进一步提出人们通过言语行为创造和传播多样的“故事”(stories)[4]，这些“故事”在社会个体的认知体系中逐渐强化，最终形成“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stories we live by)[5][6]。例如，汽车制造业类广告、肉类和奶制品工业话语[7]、政治类话语和经济类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传播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他指出“融汇和贯通”，就是将“言语行为”纳入到生态研究范畴中，将实现生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语言接触和语言多样化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关注，最终实现基于实际背景的、性质各异的、有别于现有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最后，Stibbe分享了他与相关机构、当地社会群体和学术群体合作以及教育教学方式探索等为改变已有“故事”而做出的实际努力。
(二)中国: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
黄国文(中国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中国地区代表，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做了题为“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From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的主旨报告。黄国文提出，在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时应考虑话语所产生的体制背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并基于中国语境提出构建和推广和谐话语分析[8]。黄国文着重解释了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即“在中国语境与其他国家话语语境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变‘批评’为‘和谐’视角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以及“和谐话语分析的主要关注是什么?”。在中国，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以及“对立统一，和而不同”，这些思想深刻融入了中国人生活之中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采用“和谐”视角对待和处理生态问题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黄国文指出，“和谐”视角关注的不仅是敬畏自然、顺天应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实现生命可持续发展，还结合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生态因素与非生态因素，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等的“和谐”。和谐话语分析也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研究者在自身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展开话语分析，进而丰富“和谐”这一理念的意义潜势。此外，黄国文明确强调和谐话语分析所依托的方法论为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整体的、功能的、系统的、选择的、进化的等视角分析生态话语、话语生态和语言系统，考察语言如何建构意义，影响生态。最后，黄国文呼吁参会专家和学者从个人出发，“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lly)[9]，为实现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三)奥地利:用语言实现“共境”意识
Alwin Fill(奥地利卡尔·弗朗岑斯格拉茨大学教授)做了题为“语言如何使我们实现‘环境’思考到‘共境’思考”(How Language Can Take Us from Environmental to “Convironmental” Awareness)的主旨报告。Fill回顾了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几个标志性研究，并特别致敬了韩礼德所提出的语言影响人类、动物和植物(所有生命体)的思想。援引韩礼德对语言中人类做主语、生态资源量化、唯发展至上等现象的讨论，Fill强调人类应该停止这种割裂性行为，重新思考自身在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并通过语言重新构建一种“共境”(convironment)。“共境”思想认为人类是生命体(甚至是非生命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位居生态中心的成员。在此思想指导下，Fill例举了语言在建构动物形象时如何降低了他们原本与人类同样平等的生态地位，以及语言在建构“发展”“生产”“进步”等意义时对生态产生了何种影响。为解决这类问题，不同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中国的“合取”(both…and…)思想、巴西的 “化矛盾为和谐”(harmonize apparently conflicting views)等思考。放眼生态语言学发展前景，Fill引用了Peter Finke的研究，强调应该“打破学科的象牙塔”并关注各种符号资源，如文本、图像、影音、网络信息等。报告最后，Fill引用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对“黄金年代”(Golden Age)的描写，呼吁生态语言学最终能够带来这一美好世界。
(四)丹麦:生态文明——来自声景的声音
Stephen Cowley(南丹麦大学教授)做了题为“生态文明:来自声景的声音”(Eco-civilisations:Voices in the Soundscape)的主旨发言。Cowley首先对“生态文明”这一术语的来源进行了考据，并以池塘为比喻，指出“生态文明”是更广阔的“生物生态”(bioecological)的一部分，人类恰好是生物生态中能够言说、改变并为生态负责的群体，是“声景”中的一个“声音”。Cowley提出，应加强人们的“生物生态”认识，以挑战技术科学一直以来占据的主导地位，加入更多生态之音，进而创造出生态文明。回顾生态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过去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交流范围都相对局限在学生、语言学研究者和相关人士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研究。例如，Cowley认为豪根对语言环境探讨忽视了语言只存在于使用者脑中，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而韩礼德对语言符号的考量忽视了人类行为触发的认识。因此，Cowley建议进行一种新形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研究“言语行为”(languaging)而不是“语言”。因为“言语行为”是一个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过程行为[10]，人类存在于这个不断表达的过程中，所以要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基于不同群体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思考。一个地方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等要素塑造了一个群体的生物生态认识，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应基于这些认识，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思考其存在的生态问题，先从“本地”(local)进而在“全球”(global)范围内带来切实的改变。
(五)巴西:生态系统语言学和话语分析
Hildo Honório do Couto(巴西利亚大学教授)做了题为“生态系统语言学和话语分析”(Ecosystemic Linguis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的主旨报告。Couto首先介绍了生态语言学的两大主流定义，即韩礼德提出的语言与环境关系研究以及豪根提出的语言与自身环境关系研究。结合这两种思路，Couto引出了生态系统语言学[11]这一理念，回顾了其发展历程并介绍了其最新动态。该理念采用整体视角考察语言，并认为语言至少存在于三个生态系统中，即自然系统、认知系统和社会系统，且这三个系统都归属于语言的整体生态系统。这使得生态系统语言学成为生命科学的范畴，既研究群体(people)，也研究地域(territory)，还研究使用的语言(language)。因此它不仅关注语言的“外生态”(exoecological)，而且关注语言的“内生态”(endocology)，语言是整体系统“交流”(interaction)的结果。以此为基础，Couto提出了“生态系统话语分析”(EDA，Ecosystemic Discourse Analysis)，其分析框架与生态话语分析一脉相承，但在意识形态上秉持甘地主义和平思想，即在不产生冲突和暴力的情况下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并使其免受痛苦。
(六)加拿大:“融汇和贯通”能够真正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么?
Brendon Larson(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进行了题为“‘融汇和贯通’能够真正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么?”(Will‘Consilience Realistically Contribute to Ecocivilization?)的主旨讲座。作为本次会议主旨发言专家中唯一具有环境学背景的学者，Larson教授针对会议将“与自然科学的融汇和贯通”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的先决条件进行了批评性解读，并提出了这一理念存在的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Larson首先指出现有思路对于实现可持续生态文明抱有过于积极的设想。生态文明得以实现，必然要经历巨大的灾难式的文化和科学变化，而无法以一致的、统一的方式实现[12]。其二，现有假设并没有看到不同代人之间在生态认识和体验上难以逾越的代沟，例如较之前代人，当今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大自然脱离，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其三，现有假设中生命科学似乎能够很容易地兼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而Larson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在解读这三个问题之后，Larson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在如此背景下，改变语言的速度是否能够超越现今人类中心主义社会生态所带来的的巨大影响和发展速度。
Kevin Rickman首先做了题为“颠覆生态语言学:生态读写率的符号价值和威胁”(Subverting Ecolinguistics:the Semiotical Values and Dangers of Eco-literacy Rates)的发言。研究展示了四个典型正反面实例以证明生态读写率对于成功对话的重要性，并呼吁在座学者参与创造更有意义的对话，或者参与制定能够促成有意义对话的方案。
(七)俄罗斯:作为人类生态的语言——笛卡尔语言学未能成为生命科学的缘由
Alexander Kravchenko(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教授)做了题为“作为人类生态的语言——笛卡尔语言学未能成为生命科学的缘由”(Language as Human Ecology:Why Cartesian Linguistics Has Not Become Part of Life Sciences)的主旨发言。Kravchenko认为笛卡尔语言学只关注语言自身并只为语言学服务的研究方式，割裂了人类与语言以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未能关注语言作为人类这一特定物种特性的生态功能。Kravchenko认为，人类不是“共同智慧”(homo sapiens)的群体，而是具有“共同语言”(homo loquens)的群体。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拥有语言。因此从进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大脑是以语言的形式思考，大脑和语言同步发展。人类环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言语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语言行为又为人类群体创造了认知定位。在此基础上Kravchenko指出，真正将语言研究变成人类科学研究的办法是抛弃“语言是一种符号/工具”的认识，并将其看做影响和维持个人与社会生存系统的人类生态的一部分[13]。
(八)美国:抵制物种歧视语言——成功前景
这些发言激发了与会者积极的思考，就生态语言学研究面临的重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如生态语言学的外延是否有边界，如何突破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无形藩篱实现合作，如何有效结合理论与实践真正改变现状，等等。这些分享和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不同背景下思想的互换和交融，为世界范围内的生态行动和变革带来了动力和机会。
(九)澳大利亚:动物生态与道德建构中的个体性语言
Alison Moore(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教授)进行了题为“动物生态与道德建构中的个体性语言”(The Linguistics of Individuation in the Ecological and Ethical Framing of Animals)的主旨发言。Moore主要探索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动物保护倡议和政策等相关话题上的适用性。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鲸鱼、老虎、熊猫等一些物种有相关保护政策保护其生存，而鸡、牛、羊等动物则没有得到同等关注[15]，二是我们惯用的语言模式如何影响动物形象的塑造。Moore提出人们在语言表达中将“个体”(individual)和“物种”(species)的混合对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动物间的等级关系，使数以亿计的动物个体遭受苦难，而这些个体与个人无异，也具有情感和喜好。以澳大利亚一则乳制品业的宣传视频为研究对象，Moore使用Elan软件对其图文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视频中出现诸如“这是我们的员工”“这是我们的辛勤劳动”“这里能提供终身的事业”等话语时，乳牛都在画面背景中出现。因此视频制作者默认乳牛为乳制品产业的一种生产资料，并没有将其看做是一个个具有生命和情感的真实个体。针对此类现象，Moore提出应该重视语言中的“个体性”(individuation)描述，以真正体现他们作为生命体的特征。
(十)德国:培根时代末的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的五个基本要素
大会负责人Sune Vork Steffensen代Peter L.W.Finke(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宣读了题为“培根时代末的语言学”(Linguistics at the End of Bacon's Age)的主旨发言。发言指出，尽管生态语言学发展包含众多的声音，但语言学、生态、科学、政治和语言基本上是研究者都共同关注的对象。Finke认为学界对这五个概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语言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专门学科，更是一个研究语言与世界联系的整体，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语言系统的发展，还要将我们对语言形成的认识融入到我们对生态进化的认识中。其次，生态语言学研究不能只以情感判断为基础，而应以生态现状为立足点和衡量尺度，并意识到语言中的生态系统模式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生态自身进化发展的结果。第三，弗朗西斯·培根引领的现代科学已经不能够再引领生态性发展，因此，科学文化和科学思想也应相应地做出改变，生态语言学应该助力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并在这种新模式下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16]。第四，科学即是政治的，社会的质疑、愿望和需求对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因此生态语言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一个统一范式，只能既做“封闭式科研”(in closed rooms of their institutions)研究，又要考虑公民社会的影响因素(the ope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the civil society)。最后，Finke指出生态语言学研究不应只是“唯英语的”(English only)的研究，而应该广泛关注各种类型的语言。
“沥青生产最重要的是看原料好不好。”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生产调度科科长胡涛说。胜利炼油厂原来一直采用沙特中质和沙特重质两种原油，这两种都是沥青基原油，经过一定比例的配比后，非常适合作为生产沥青的原料油，价格也适中。“根据甲方提出的针入度高一些的要求，我们厂经过多次试验，把原料油结构进行了调整，采购了更轻质的科威特原油和沙特重质原油进行配比。虽然采购成本稍微高了一些，但原料能轻一些。”胡涛说。
综上，10场主旨发言代表着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秉持的生态视角，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语言学发展现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也为生态语言学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主旨发言专家不仅在宏观上向与会者展示了生态语言学研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从微观处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视角和方向。
Mai Kuha(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教授)进行了题为“抵制物种歧视语言——成功前景”(Proposals Against Speciesist Language:Prospects for Success)的主旨发言。Kuha例举了人们在建构其他物种形象时正确和错误的示范，并提出停止使用“反动物”(antianimal)话语。随后Kuha以善待动物组织(PETA)在推特上发出“改变日常英语中‘反动物’表达”一文得到的舆论反馈为研究对象，指出语言改革如果不够深刻而流于表面，将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立场分化等现象[14]。部分回复推文指出其提出的语言变革仍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未能真正以生态为中心。此外人们开始选择立场，用于建构或宣称某种身份，例如回复中持支持和反对意见的两种观点相互抨击，一定程度上加固了某些群体抱团式行为，使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Kuha还借性别语言改革之例，佐证肤浅的语言改革并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明显效果，只有人们在思想上接受了新的价值标准后，语言才能够用于进一步加固这一认识。因此，要想真正改变物种歧视语言，只有首先建立生态中心思想的深层框架，透过这个镜头看世界，才能发现语言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找出替代表达方式。
二、会议分论坛主题研讨
除来自不同国家的生态语言学专家进行的主旨发言之外，会议组特别设置了三个分论坛主题研讨环节，邀请具有代表性成果的专家和学者，围绕“生态语言学与生命科学”、“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实践”和“生态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三个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一)生态语言学:语言作为生命进程
该分论坛由Marta Bogustawska-Tafelska(波兰沃姆热国立应用科学学校助理教授)组织，主要基于三个立场:一是生态语言学研究关注的为更广阔的生命进程和生命系统，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形式、结构和惯例研究；二是将语言或交流现象看做一个创造性的和自然发生的系统，而不是作为一个认知的、形式的或者社会的系统；三是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内开展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细胞生物学、生物符号学、系统理论、量子理论等。因此该组发言秉承扩展的生态语言学理念，意在为语言哲学、基本语言学定义、语言研究和应用等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该论坛共集结了四项相关研究。
罗衫果然不说话了。她安静地吃饭，安静地喝酒，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后来西双把胳膊伸过来揽她的肩，她甚至向西双靠了靠，嘴角露了甜甜的笑。
Marta Bogustawska-Tafelska首先做了题为“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消除儿童自恋行为模式教育的新范式思考”(A‘Newparadigmatic'Perspective on How to Educate Children out of the Narcissistic Behavioural Models Pres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该研究重点关注与自恋现象相关的心理、社会和交流因素。研究认为课堂是一个动态生态系统，学生之间的交流是维持人际关系的心理-语言有效粘合剂，而实现有效交流是避免陷入自闭性自恋状态的最好办法[17]。
Olena Morozova V.N.(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做了题为“乌克兰平面媒体生态问题描述的隐喻-叙事相关性”(Metaphor-narrative Correlations in U-krainian Print Media Addressing Ecological Issues)的发言。基于对故事语义空间结构影响力的不同，隐喻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只包含文字性立场的隐喻，第二类为基于图像模式的一系列隐喻构成的隐喻式场景，第三类为话语围绕一个情景式隐喻展开，像爱因斯坦提出的“蹦床上的弹珠”(marble on a trampoline)一样，这种情景式隐喻对围绕它的话语形成一种“引力波”，从而改变语篇的语义空间结构。
Yana Vermenych和Natalia Ivchenko V.N.(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研究生)做了题为“纪录片和动画电影中生态问题的多模态隐喻化”(Multimodal Metaphor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n Documentary and Animation Films)的发言。该研究探讨英语和乌克兰语纪录片和动画电影中语言如何与声音、语调、视觉符号等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不同的生态意义，并探索如何能在这些影音资源中加入更多生态有益性元素。
何伟做了题为“生态语法框架”(Framework of Eco-grammar)的发言。该研究首先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生态哲学观，即“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并在此指导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语气和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主位系统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生态拓展，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可操作的生态语法框架。该生态语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性的体现，也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实用框架。
(二)生活中的生态读写能力:生态语言学的影响力
“快说，你能提供给我什么？虽然你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些见地的。你说吧，可有一点，不准忽悠我。”
3.1 目前分离器的现状是上、下层分离器挡板中部分或大部分挡板由于挡板调节轴与其套筒锈死后粘结，调整挡板时套筒随之一起转动，因此导致分离器挡板无法固定，为固定分离器挡板，电厂将这部分挡板调整至竖直位置（全开状态）后，在调节轴套筒外焊接钢筋条，然后将钢筋条焊接在护栏上，从而固定分离器挡板。
Jen Noel Fabel做了题为“社交媒体之于生态读写的含义”(Social Media:Implications for Ecoliteracy)的发言。基于一项正在进行的、针对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提升生态意识的项目，该研究探讨了在线意见领导者如何与本地受众探讨可持续发展时尚等话题，进而启发人们思考在不断变化的社交媒体领域如何提升生态读写能力。
现在，我像被阿花挟持了一样，她说什么我听什么，比拉钩还诚信。她说阿坤，你抓紧辞职，来景花厂。她的口气不是央求，也不是请求了，而是要求我。她要求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温顺得像一只绵羊。我说好吧，今天就向老板提出辞职。我答应得嘣脆。阿花像中了大奖，开心地勾住我的脖子，啃苹果似的啃得我满脸口红。她一啃我就燃烧，一燃烧我就把她扔到床上。
Takeshi Shirakawa(夏威夷大学博士生)做了题为“实用主义生态概念:从过度消费走向微风土文化”(Pragmatic Ecological Concept:In Case of Micro-Fudo Against Hyper-consumption)的发言。研究提出目前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盛行的消费文化带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和浪费，尤其是饮食方面的过度食肉现象和食物集权主义等。研究建议学习日本风土文化中对食物的看法，即食物不仅是卡路里和营养的来源，而且是自然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季节与气候、时间和空间等生态要素。
该分论坛由Kevin Rickman(夏威夷大学研究生)和Jen Noel Fabel(南丹麦大学助理讲师)共同主持，探讨如何通过引进新的社会文化实践、改变语言使用和利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变。论坛由三个发言组成，分别从宏观文化和消费习惯层面、语言微观层面和社交媒体自构认知生态层面展示如何提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态意识。论坛最后集中讨论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和词汇所蕴含的潜力和局限性，以及如何有效地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相应改变。
(三)生态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该分论坛由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界代表，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会长)组织，探讨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在论坛介绍中，何伟指出韩礼德模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对话语生态性的研究，即开展生态话语分析；另一个是对语言系统生态性的研究[18]。该分论坛主要围绕生态话语分析而展开，即基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18]生态哲学观，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发展出适用于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语法，并通过实例进行应用展示。论坛由五个发言组成。
凉山州天然草原主要分布在海拔2 500 m以上的地带，牧草以禾本科、莎草科和杂草类为主。据统计，2015年天然草原平均干草产量2 701.5 kg/hm2，饲草料总利用量(折合干草)9.3×109 kg，平均超载率7.64%。喜德县、盐源县、布拖县、昭觉县和西昌市牧草种植面积达8.99×104 hm2，占全州的40.69%。
柳氏家族中的人们见到这样的一幕，面面相觑，仿佛遇到了一条狼狗拦住了人们的去路，又好像时间也停止了，好一会儿才听一个妇女愤怒地说道，这不叫“人气”，叫“气人”；说大话、使小钱，只朝里痴、不朝外痴，这哪里是“柳知客”，倒不如叫“柳痴客”。人们不禁哄笑起来。
常晨光(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做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理论基础与问题”(The Hallidayan Approach to Ecolinguistics: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ssues)的发言。研究介绍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原则、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语言与现实关系等要素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密切相关性，并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解决语言与生态关系问题时面临的一些挑战。
Izabela Dixon(挪威科沙林科技大学高级讲师)做了题为“成功的生态:波兰教师和未来的生态学校”(Ecology of Success:Polish Teachers and Ecological School of Future)的发言。研究主要提出了波兰学校生态中存在的诸如教学压力过大、教师虐待学生等现状，并提出未来学校建设的生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学校是一个自我平衡体，学习者和教育者的需求都能得到保证，而不是从一个以教师为中心的极端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另一个极端。
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做了题为“自然写作中生态身份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dentity in Nature Writing)的发言。该研究对约翰·缪尔的自然文学著作《夏日走过山间》(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中生态身份的建构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作者通过在人类与非人类群体之间建立共性和与非人类群体建立共情建构了一种生态身份，在语言层面上体现为词汇语法的分类、隐喻和观点化。
NUK一直致力于婴幼儿的口腔健康发展。作为NUK品牌极具知名度的大型科普宣教活动，“NUK爱牙大行动”已经成功举办9年，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专业、实用的孕期及婴幼儿口腔保健知识带给广大父母，为宝宝的口腔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已有数万名家长参与活动并从中受益。
于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做了题为“系统功能视角下大学英语教材的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from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发言。研究针对教材中的一篇例文进行了生态批评分析，并指出例文将自然塑造为一个分离的系统，与人类活动无关，同时将人类塑造为一个有更大权力的“上帝”。分析意在展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强大适用性和生态价值。
张瑞杰(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理事)做了题为“中国铁路形象:博物馆话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语言学解读”(Representation of Railways in China: An Ecolinguistic Reading of Sustainability in Museum Narratives)的发言。研究针对中国铁路博物馆的话语进行了生态解读，发掘其在体现可持续发展观方面所做的有益措施和需改善之处，用以提升人们对博物馆话语生态意识建构的认识。
综合而言，三个分论坛主题发言从三个侧面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从理论方面提供了更多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从实践方面为更广泛的生态行动提供了可行范本。此外，系列主题发言为初探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集中地、聚焦地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因此对于推进生态语言学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分会场讨论和其他
除主旨发言和分论坛主题发言之外，会议设置了三个分会场供其他参会学者分享和展示研究成果并进行讨论。这些发言主题较为分散，大体而言包括生态教育学研究、网络媒体生态研究、生态身份建构研究、生态认知研究、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等方向。讨论的话题包括素食主义与动物保护、气候变化与工业生产、意识形态与媒体宣传、生态认识与生态行动的关系，等等。分会场的发言和讨论涉及范围广、话题新，来自不同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的学者进行生态思想碰撞，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群策群力，是会议 “融汇和贯通”主题的最佳呈现。
此外，会议还设置了海报展示环节(Poster Session)和导师指导环节(Mentoring Session)，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自我和学习的机会，促进资深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和新晋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会议要求导师(mentor)和学生(mentee)互相了解对方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导师进行经验分享和学术指导，体现出会议培养生态学术人才和推进生态语言学长久发展的考量。
为强化学术研究的实践性，会议最后安排了三个生态语言学工作坊，主题分别为“艺术与意识”、“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环保与交流:丹麦行为”，邀请参会人员分赴欧登塞具有生态先行意识的艺术工作室和环保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并邀请相关负责人进行展示和讲解，使参会者近距离接触和感受生态保护，提升作为语言学研究者的生态意识，并激发更多生态实践研究。
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
在此次会议上，黄国文的主旨发言展示了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何伟组织的分论坛主题研讨从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语言学理论基础、生态话语分析框架和生态话语分析实践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从而将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主流研究模式带到了国际生态语言学舞台。
本文使用Redis数据缓存和MySQL持久化，对盾构运行数据和结构化特征数据进行存储，并通过SSM框架搭建了基于B/S模式的盾构数据处理运用系统。系统总体结构分为三层，分别是数据层、应用层和结构层，在数据层中使用Redis对实时数据进行缓存，以满足实时监控的要求，并且将历史数据及时同步至MySQL中，对后续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应用提供数据源。虽然目前可以实现多台盾构的集中监控，但为了提供数据处理能力和系统交互能力，后续可进一步搭建Redis集群，以应对高并发系统访问；同时在数据处理方面应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方法进一步增强对盾构数据的处理效果，从而能够完整的实现盾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总结会议相关报告可以发现，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主流关注，即“语言的生态性”，主要研究范式为生态话语分析范式。自Halliday提出研究者应该关注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性以来，Alexander和Stibbe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的思想，提出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对环境的影响[20]。随后，这一成果在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得以吸收和进一步发展，从生态话语分析在中国语境下的探讨[21]，到首个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建构[22][23]，再到更多话语分析维度的拓展[24]，基于Halliday模式的生态话语分析逐渐具备了宏大的研究目的、系统的指导思想、广泛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步骤和开放的理论基础[25]，并有望在将来融合Haugen模式下从生态入手研究语言的研究思路[26][27]，形成综合的话语生态取向研究。
此次会议的相关发言显示生态话语分析范式正逐步成熟和壮大，或将成为独立于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之外的关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新兴话语分析范式。同时随着对Haugen隐喻模式和Halliday非隐喻模式关联性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边界等问题将逐步得以明确，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成熟的、开放的学科[28][29]。
术后的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时间、排便时间和胃管留置时间，观察组均明显比对照组更短，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五、结语
及至今日，生态语言学在国际上已逐渐呈现多元化和区域合作化的特征，在学科层面上也逐渐开始融入或带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本次大会是历届生态语言学大会召开以来涉及国家最多、涵盖话题最广的一次盛会，其主题“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与生命科学的融汇和贯通”也是顺应并推动这种多元融合形式的体现。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群集于此，以不同的视角、理念和实践为生态语言学的融合、创新和发展进行了构想或呼吁，从意识形态、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维度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内涵和外延。
与此同时，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在本次大会上向国际学术群体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研究，践行了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究会上提出的“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推动我国生态语言学走向国际对话乃至引领研究前沿”的号召。以此次会议为起点，未来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将进一步“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生态理念和中国生态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请进来”[30]，吸引多样化背景的学者来访，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生态语言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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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ing and Eco-civilization:Towards Consilience with the Life Sciences—Review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inguistics
ZHANG Rui-ji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inguistics held by Southern Denmark University(Odense，Denmark)during 12th to 15th August，2019.Featuring on Languaging and Eco-civilization:Towards Consilience with the Life Sciences，the conference is another major event following three conferences of the same kind hosted in China.While sharing the same concern to eco-civilization with the previous three，this one emphasizes a trans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life sciences，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other eco-related disciplines.The Chinese ecolinguistic academia made their debut to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with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llowing a Hallidayan approach，which is understood as one of the most systemic and vigorous methods within the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 studies.The paper includ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keynote speeches and the panel speeches as well as a summary of the latest trend in Chinese eco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ecolinguistics； harmonious ecosophy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9)05-0017-09
〔收稿时间〕 2019-09-01
〔基金项目〕 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编号为FRF-TP-18-085A1)和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外语学科创新发展与跨学科交叉研究”(编号为FRF-BR-18-003B)的部分结果。
〔作者简介〕 张瑞杰(1990-)，女，河北邯郸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感谢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何伟教授的指导。文中如有问题，概由作者负责。
(责任编辑：高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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