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析与综合_分解反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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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综合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①]所以,几乎在所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论著和教材中,无一不对其予以论述,且精当之处颇多。但对于分析与综合在思维中的展开过程,除了大量引证之外,就是举例说明,很少予以理论上的集中论述;在举例说明中,又往往用分析实验来解释思维中的分析,用合成实验来解释思维中的综合,这不仅将作为实践方法的分析实验与合成实验同作为思维方法的分析与综合相混淆,而且容易使人误认为分析与综合是两种可以单独使用的方法,从而造成逻辑上的混乱。那么,分析与综合在思维过程中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分析与分析实验,综合与合成实验的区别又在哪里?是否分析与综合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是一回事,作为单个哲学范畴又是一回事?笔者试就这几个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1.分析与综合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是相反相承不可分割的思维方法。

所谓相反,是指一个是在思维中将被认识对象分解为一个个部分、要素,对有着复杂过程的事物分解为不同的阶段,然后抽取各部分、各要素、各阶段质的规定性,形成判断;另一个则是将形成的各种判断依据其内在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做出相应的结论。所谓相承,综合是以分析为前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同样分析又以综合为基础,没有综合也无法进行分析。分析与综合是方向相反而目标相同的一对辩证法范畴。

1.1 在思维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是以笼统的综合和粗略的分析为起点的。

任何思维活动都是从问题开始的。要思考问题,首先要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要发现和提出问题,“首先要对问题即矛盾的两个方面加以粗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提出问题的过程。”[②]也就是说,要发现和提出问题“必须对被认识对象有一个大体的了解”,[③]至少“是以感性朦胧整体为前提的”。[④]因为只有从总体上对被认识的对象有所了解,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如果连认识和思考的内容和方向都不能确定,又怎么能进行分解或划分呢?既然不能分解或划分,又何谈在实践基础上对分解或划分后的各部分、各要素、各阶段逐一进行考察呢?

同样,“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能面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⑤]也就是说,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对被认识对象进行粗略的分析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问题的特点形成印象,以至形成大致看法。如若不能,当人们面对社会问题时,就不可能设计和制定出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和方案。即使炮制出来,没有针对性的一般套路,实行起来也只有是扰民伤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就自然科学研究而言,如果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进行粗略的分析,没有一定的理解,形不成一定的看法,就不可能形成指导观察实验的工作假说,而没有工作假说,实验设计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过程中的分析仅是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即将被认识对象分解或划分为各个部分、要素或各个阶段,而且这种分解或划分是不细致、不全面的。

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即问题尽管被提出来了,但一时间还形不成一定的看法,还不能进入认识和实践的范围之中,这在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提出的问题太笼统,缺乏进行认识和实践的可操作性;二是时机还不成熟,暂时人们还找不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不能形成认识和实践活动。但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随着科学认识与实践的深入,这些问题终究会被认识、被解决的。当这些问题一旦进入认识和实践的范围,依然是以笼统的综合和粗略的分析为起点的。

1.2 思维的展开过程是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步步深入的过程。

传统观点认为,思维的展开过程是先集中进行分析,后集中进行综合。其实不然,人们对问题的思维加工并不是在获得全部或大部分调研资料,或观察、实验的数据、资料之后才开始进行,而是一边工作一边思考。因此,分析与综合也是伴随着调查研究或观察、实验的展开而展开的。如果构成问题的部分、要素是单层次的,人们往往每完成一部分、要素的认识,即每形成一个判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认识与原设想或假说进行对照和验证,看看原设想和假设是否得到支持,而这一对照和验证过程是思维中的综合过程,因为这时思维要解决的任务是原设想、假设与得出的某一判断的关系问题。当分析的结果全部或大部支持原设想、假设时,人们便进行整体性的综合,并做出相应的结论来,若结论与原设想、假说基本一致,这时研究工作即可宣告结束。

如果被研究对象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或复杂过程的问题,那就要依据认识的目的、要求,按照原设计所确定的工作步骤,逐层次、逐阶段地进入实践和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对构成该层次、该阶段的要素进行分解,从实践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中分别抽取出能够反映各个要素特性的规定性,形成判断,进而把这些判断进行综合,形成阶段性认识。每完成一个阶段性认识之后,往往要把这一阶段性认识同原设想、假说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和验证,看是一致或基本一致。若一致或基本一致便进入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当各层次、各阶段的分析、综合结束之后,再将各自得到的阶段性认识进行总结性的综合,得出结论。当然,这一结论也必须是与原设想、假说基本一致。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明:

第一,在实践与认识的展开过程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先行得到的阶段性认识,带入后一层次、阶段的认识过程之中,即存在着一个“梯级带入”的问题。还因为有一个“梯级带入”的问题,所以,对每一层次、阶段的分析与综合不仅内容各异,而且范围也各不相同。

第二,对于处于动态的有着复杂过程的问题,除了上述情况以外,还要对贯穿问题始终的基本要素进行综合的比较,以了解这些基本要素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并与已经形成的结论相佐证,以避免发生偏差。

不论是对简单问题还是复杂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人们原定的设想、假说、计划和方案毫不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更多的是还在实践过程中分析或综合得到的结论就与原设想、假说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特别是早在设计时就被确认的能够反映原设想、假说的关键数据、资料与实践获得的数据资料及认识结果有一定的差别,甚至相差甚远时,研究工作就要停下来,并针对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情况,或从调查方法、态度、范围和技术手段、技术操作入手,或从设计方案、工作步骤入手,或从原设想、假说入手,去寻找不一致的原因。在原因明确之后,或修正调查方法、态度与调查范围,或改变技术手段和操作方法,或调整设计方案和工作步骤。总之,在采取相应措施之后,再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或观察、实验。若继续研究的结果与原设想、假说基本一致,人们将按原计划或修定的计划进行下去,直至研究工作结束。如果不一致的原因是由原设想、假说不合理造成的,那就必须一切从头做起。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时有发生。当然,对待不合理的原设想、假说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放弃这一设想、假说,或宣布这一设想、假说是错误的。这在科学史上就曾多次发生过。如化学史上的“燃素说”,物理学史上的“以太说”,就是得不到实验验证而被否定。用实践否定一种错误观念也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否定意味着新生。

不管情况如何,在上述过程中,思维中的分析与综合要多次交替进行,以至很难说清谁先谁后。这一再表明,分析与综合“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⑥]是可分的,是说二者是同一种方法的作用方向相反的构成部分,不可混淆;又是不可分的,是说二者相互联结,相互转化,谁也离不开谁,“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⑦]的辩证统一体。若把二者的作用机械地划分开来,不能不说是貌似辩证法的形而上学。

2.分析实验不同于思维中的分析,合成实验不同于思维中的综合。

因为不论是分析实验还是合成实验,从研究课题的选定到建立工作假说,从实验设计到实验的实施,直到实验结果的出现和结论的形成,既要进行思维中的分析,又要进行思维中的综合,根本谈不上分析试验只用思维中的分析,或以分析为主;合成实验只进行思维中的综合,或以综合为主。

2.1 人们在举例说明思维中的分析时,最常使用的例子就是波义尔用新发现“波义尔定律”的测量实验。

“波义尔定律”是指“温度不变时,一定量的气体的压强与它的体积成反比。”波义尔用此发现该定律的测量试验,原本是为了验证他提出的“空气有弹性”假说而进行的。为了验证空气的弹性,他先后设计并进行了两个实验。第一个,他通过对V型玻璃管中一英寸空气的水银加压实验,证实随着压力的增强,空气的体积在缩小,从正面证实“空气有弹性”的假说;第二个实验是他又从反面,即对一英寸空气进行稀薄实验,也证实了他的假说。至于气体的压强与其体积成反比的关系,是他在实验中观察实验数据时偶然发现的。有的文献上说,是他受助手的提示才发现的。[⑧]那么,波义尔发现该定律时,是否只用分析而不用综合呢?不是!因为他在进行第一个实验时,就想到温度的变化会对气体的体积有影响,于是他先用湿布包住V型玻璃管存有压缩空气的一端,因湿布起不到冷却的作用,所以变化不明显。随后他又用蜡烛火苗加热,被压缩空气发生明显的膨胀。同时,波义尔也意识到用水银在细玻璃管中加压,其压力有限,故曾想到一定量气体若在高压下又将发生什么情况。由于他没有进行该项实验,所以没有结论。果不然,1676年阿尔盖特通过试验发现,除氢之外,低于临界温度后,气体不再随压力增加而冷却,而是开始液化。波义尔定律有一定的局限性。

波义尔的实验和认识过程说明,他关于“一定量气体的压强与它的体积成反比”的结论,是他综合考察了一定量气体的压强与它的体积的关系,与环境温度的关系,高压力与一定量气体体积的关系之后,在排除了高压并把环境温度限定在常温之下做出的。[⑨][⑩]这就是说,波义尔定律决不是波义尔在实验过程中和在实验结束后仅用思维中的分解抽取完成的,而是经过分析与综合完成的。

2.2 合成试验也叫做化学合成,是化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合成试验过程是否只进行思维中的综合或以综合为主,而不用或少用思维中的分析呢?那我们就通过合成试验的一般过程来看看到底情况如何!

化学合成,一般是以某种物质的已知分子结构为前提,从特定的目标出发来确定合成的化合物——目的物。在目的物确定之后,首先要依据目的物的要求设计出两种以上的合成原料,然后确定合成路线、技术条件和工作步骤。在充分论证其科学性、可行性、效益性或创造性之后,便进入合成试验——合成反应。对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合成反应过程必须实行监控,即每隔一定时间就要抽取反应液进行分析,以判断合成反应的进行程度。当反应结束后,随即使用化学纯化的方法,将合成产物进行分离、纯化、结晶、干燥和熔点测试。在熔点距基本符合纯化物要求的情况下,便可进行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质谱及元素分析等测试,以确认目的物的结构。若这些测试合乎要求,合成物即获成功,合成实验宣告结束。但在实际的合成实验中如此顺利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如在合成反应结束后,就经常出现收率过低的情况。若收率在20%以下,实验就要停下来,从反应条件、合成路线等方面逐一分析寻找造成收率过低的原因。在找到原因并作以调整后,再重新进行合成反应,直至收率合乎要求为止。不仅如此,在测试过程中如果熔点距过高,尤其是核磁共振测试不合要求,就要采用逐步排除法,从纯化方法、反应条件与合成路线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以寻找目的结构不合要求的原因。在原因明确后,就要有针对性地或改进纯化方法、或改变反应条件,或修改合成路线。这之中,除属于纯化方法的原因外,由其它原因造成的目的物结构不合要求,都需要按着修定后的反应条件或合成路线重新进行合成反应,直至获得符合测试要求的纯化合物。

如果进行的是一个复杂化合物的合成实验,一般都要经过若干个中间产物的合成反应,最后才能得到纯化合物,而每一合成反应都要经过上述过程,并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因此,既需进行思维中的分析,又需要进行思维中的综合。假若合成的是一个内源性的化合物,如多肽类或蛋白质,其合成过程就更加复杂。如我国生化学家们于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就是历时八年,按严格顺序实验约220个合成反应才获得成功的。(11)

上述情况表明,把思维中的综合与合成实验混为一谈,或用合成实验来说明思维中的综合,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3.如前所述,作为思维逻辑方法的分析与综合是不能分割开来使用的。

但我们在详细考察这对哲学范畴时也发现,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论著中,又确实存在着单独使用分析、分析方法和综合与综合方法的情况。对此又应做何解释?作者认为,在分析和综合的使用上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区别。狭义的分析与综合,就是作为思维逻辑方法的分沃与综合,这已无需多说。那么广义上的分析与综合其使用情况又是如何?

先讨论一下广义上的分析。

广义上使用的分析,可从两方面认识。

其一,将分析、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概括和总结特定时期的认识史,以揭示特定时期认识和思维发展的时代特征。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使用分析方法意义上的“分解”、“解剖”等概念去概括自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这几百年间自然科学发展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并由此揭示出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产生的认识论根源。(12)

其二,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论证方式来使用。譬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3)这“具体分析”就是唯物辩证法。因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种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14)再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用的“分析”,和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所说的“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的“分析”,都是在理论方法意义上使用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学者们经常使用的“调查结果的分析”、“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对某个问题的“综合分析”、“系统分析”等等,则多是在论证和论证方式意义上使用的。

再说说综合。

广义上的综合也是在以上两种意义上使用的。譬如,人们把近代说成是“分析的时代”,把现代说成是“综合的时代”,这之中的综合就是在认知方式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所表明的是近代与现代在认知形式上的区别。把综合作为论证方式使用,则表现在某些论著和文章的科学用语上。如对某问题所做的“综合分析”,对某些数据、资料进行的“综合判断”或“综合认识”等就是如此。

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把分析和综合从狭义和广义上区别开来,以避免对作为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与综合和对单个哲学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发生误解和使用不当。

分析和综合既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又是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是我们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故不得不察。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是作者最大的愿望。(关于合成实验问题,山东医大药学系王如宾博士给予了真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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