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几个问题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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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三个特点,即市场机制已占据主导地位,活跃 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力量已成为经济的主体力量;

90年代中国经济跨入以投资增长为主导的新成长阶段;

当前转型期经济呈现出“三重二元格局”之宏观景象。

此外,文中还就通胀与增长两个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 的看法。

1、量变引起质变。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进入“转型期”。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取得了主导的支配 的地位。与仍然较多地束缚于传统计划与行政管制积习较强的经济力量 相比,活跃于市场机制之中的经济力量,无论是成长速度、所占比重、 对增长与就业的贡献、活力与竞争力,还是对要素配置、结构优化、制 度创新的推动力、对社会观感、人心向背的影响力,均取得了日愈鲜明 的优势。1994年宏观改革继续推动了这一变化,1995年的企业改革必将 进一步促进这一变化。

2、与转型期相伴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从80 年代的 以消费增长为主导的成长阶段跨入了90年代的以投资增长为主导的成长 新阶段。进新阶段、上新台阶,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使然,而是客观的 发展情势所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国际 环境剧变所形成的必然走向。

国内体制转型与成长阶段转换,适逢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动大调 整同步,既给我国带来空前的机遇,也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风险。丧失机 遇,必居人下。挑战是极其严峻的。

抓机遇、上台阶,集中到一点,就是抓投资的机遇,上结构升级的 台阶,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重加工制 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科技、教育、环保、农业等领域质差量缺的落后 面貌有一个较大的改观,使这些部门与那些投资过多、升级很快、处于 过饱和竞争状态的轻加工制造业平衡协调起来,从而大大增强我国经济 整体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经济结构偏畸,近年来我国经济整体的国际竞 争力一直在下滑!这从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和我国对外经贸谈判中讨价 还价力减弱即可看出)。

观之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内储蓄能力、外资供给的可能性、消费 结构变化、投资品供给以及老龄化到来时限等因素,我国在10年之内保 持40%左右的投资率强度是完全可能的,辅之以大力提高投资质量与投 资效率,登上一个新的经济台阶也是完全可能的。届时,我国经济整体 的国际竞争力当位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前茅(如果我们把这10年晃过去, 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一个同样的10年!)。实现上述可能性,最大的制约 因素是体制,是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是盘踞许多重要领域的垄断性的 国有经济部门。这些方面的体制改革若不能尽快到位,我们就不可能抓 住机遇,进不了新阶段,上不了新台阶。从1994年发生的若干迹象(包 括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热情减退,美国穆迪公司对中国银行的评级降格, 国内银行系统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巨额存差,大量游资找不到合适的投 资项目而纷纷卷入投机炒作等)看,我国丧失机遇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3、急则混、缓则淤。1994年以来, 我国经济日益明朗地呈现出“ 三重二元”之格局,即城乡二元、外(向型)内(向型)二元,活(经 济)“死”(经济)二元。这里讲的外向型、内向型,主要以其与国际 经济接轨程度来区分;这里讲的活经济、“死”经济,则主要以其活力 和竞争力来区分。三重二元之格局,形成当前我国“转型期”宏观经济 的特有景观。

“三重二元”说,仅用作观察分析当前错综复杂宏观经济的一种工 具,似乎比较简明实用。

三重二元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分布得 参差错落,极不平衡。大致讲来,在沿海发达地区,活经济、外向型经 济的比重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每一对二元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较 小,克服矛盾与差距的办法较多。内地则反之。总体上则呈现沿海、内 地差距拉大的景象。从经济活动的层面讲,以省级为界面,愈往下愈显 活跃,特别是各地成长起一批千亿元市、百亿元县、十亿元镇、亿元村 ,虎虎有生气,十分兴旺;愈往上则愈显僵死,特别是宏观上财政、银 行困难加重,调控、决策之余地缩小。从结构看,活经济、外向型经济 结构偏轻,但近年来上规模、上水平速度很快,其结构也在逐步增“重” ;“死”经济(和一部分弱经济)结构偏重,但效低质差,债务飞长, 日趋衰疲。从对宏观决策的影响力来讲,“死”、弱经济和垄断部门最 强,外向型次之,最弱的是农业中传统种植业这一块。城里人有困难向 农村转嫁,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最近的一次是1990—1992年。物极则反 ,1994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反弹,乃势所必然。

当前宏观经济出现的所有重大现象重大问题,几乎无一不是由三重 二元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差距引起的。这矛盾是体制矛盾,这差距是发展 差距。体制矛盾与发展差距相互制约着。以活、“死”二元经济而论, 体制矛盾重于发展差距;就宏观整体而言,解决活“死”二元的体制矛 盾,又成为统挈全局的决定性一环。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国长期实行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办法,不 可避免地滋养了一块“灰”经济。“灰”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行 为密集度高。作为新、旧体制之间的联结带和缓冲物,“灰”经济客观 上发挥了别物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由弱转强,“灰” 经济的行为重点也就从向下而上地给好处拉关系以求得政策优惠和权威 保护,演变成某些部门和个人为体面生存抢先致富而自上而下地以权设 “租”,以租获利的行为,利用权力关系金钱诸手段,挖空心思地抢掠 未能很好设防的社会公共资产。“灰”经济的存在,既成了毁损改革的 口实,也成了维护稳定、权威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灰”经济主 要是靠傍在丧失抵抗力的“死”经济身上吸吮膏血而获得滋养的。通过 加快改革,促使“死”经济转化为活经济,是翦灭“灰”经济的根本途 径。

4、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 忽 略这三个基本特征及其展示着的历史走向,我们在分析处理具体问题时 ,就可能继续纠缠于老经验和旧情感,再一次陷入片面性。

5、关于通胀问题。1994年我国发生的通胀, 是典型的带有中国特 色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胀通常与某些市场体制之外的垄断 性因素相连,其典型例子是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靠垄断地位提高油价, 工会组织靠垄断地位提高工资等。除去这类外生的垄断提价因素,市场 体制内生的通胀一般都是需求(通常要表现为货币需求)拉动的。因此 ,货币主义学派大师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 便被奉为至理。遗憾的是,我国有不少经济界人士也竞相简单地引用这 句话来直接判定当前通胀的性质。

转型期中国经济内在地就含有大量的来自旧体制的垄断因素,只不 过这些垄断因素在强制性抬高整个经济的成本时,却常常以扩张总需求 的面貌出现,形式上拐了一道弯,便蔽住了许多人的眼。

中国1994在通胀中的成本推动因素,大致可划为三类:

(1)农产品涨价。其中政府统购议购大宗农产品提价总额约500亿 元,大宗农产品市场自销部分涨价总额数百亿元,二者之和在1000亿元 以内;食品涨价总额约2500亿元。把农产品涨价直接混同于食品涨价, 这在许多经济分析文章中是一个极大的偏误。且不说从基本农产品到食 品要经过多道加工、流通环节,单讲食品涨价这一端,1994年工资收入 大幅度上升的承受拉动影响就不可小视。当然,工资收入大幅增长中的 一个相当的部分,因其与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并无积极的联系,徒然增加 了整个经济的工资性成本,因此构成推动通胀的另一成本因素。

(2 )价格改革以及资源类产品价格因资源秉赋与开采条件劣化而 上涨。这一类成本推动因素在1992、1993 年作用显著, 其权重约占到 1993年通胀总指数的60%以上,“泡沫”投资需求的拉动的影响在 1993年通胀中仅占四成以下。

(3)体制性成本上升。 严格地讲是那些应予改革但尚“不具备条 件”改革的旧体制部分,虽然其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积极效用大大减弱甚 至是负效用,但虑及社会稳定,暂时还要予以维持,这种维持其生存和 勉强运转的费用大大增加。

这一类成本通常隐含在以下各种项目中:如,国家公务员及连带的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职工调长工资;汇率贬值;提高利率和实行保值补 贴率;提高税率及非规范收费、摊派的增加;债务增长;增加补贴性贷 款和银行坏帐呆帐比重;以成本挤利润,使利润大大降到合理水平之下 ,以牺牲后劲保眼前;出卖和出让存量资产以敷眼下急需等等。

体制性成本是推动1995年通胀的主要因素。农产品涨价如果溯因到 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其中很大一块也是体制性成本转嫁又被迫收还的结 果。

1994年发生的体制性成本中有一块已经转化为当前的通胀了,还有 很大一块是可以“延期支付”或延期转化的。比如财政借债、银行筹资 所增加的利息成本就是分年陆续支付的。其实1994年发生的体制性成本 中也有相当一块是前些年不断累积下来的,到今天不得不支付的。

总需求闸门对体制性成本增长的“需求”从来就是软约束的。但若 要袒容这类无效或低效需求的增长,有时就要去“硬约束”真正的有效 需求,卡下一块给这边,同时还唱着控制总需求以抑制通胀的高调。当 为了取得经济增长不得不放开有效需求时,成本推动性通胀也就跟着一 块放出来了。

“总需求”的名头酱住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脑筋。当“死”经济、弱 经济已经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力量的时候,偏重于站在这一块利益上考虑 问题,也便不能正确表达“宏观”、“总体”的意愿和要求了。

以上是对1994年通胀性质及原因的分析。

对1995年通胀的预测重点要放在对各种成本因素的估测上。这是一 件不大容易的事。其中,通过企业改革、机构改革和金融、投资、财政 体制改革,有效地抑制体制性成本,将消极性的成本,转化成积极性的 增长因素,这件事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判不准的。上面做得慢些,下面 做得快些,但有些事下面想做做不成,要靠上面。

假设1995年经济实际增长达到8—9%,考虑到1994年通胀的翘尾因 素和各类成本推动因素, 1995 年通胀维持在20 %上下便很不错了。 1993年通胀率13%,1994年年初宣言要压低30%,结果反倒上升了70% ,弄得很被动,伤了威信。1995年不应再做蠢事。立脚于科学的实事求 是的分析,把力量下在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加有效需求,保持适度 增长,提高总体效益上来,自然会化被动为主动。

6、关于经济增长。当前在经济增长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

增长分析有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预测速度,重点是预测需求;评 估质量,重点在分析结构。乐观的人们往往重速度而轻质量。

需求主要有三块: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 假设以1995 年通胀率 20%为约束条件,根据外资、国内储蓄、工资收入、汇率、财政借债、 银行信贷、国有企业状况、国际经济等因素的发展态势综合判断,1995 年总需求的增长幅度将低于1994年。从增长质量分析,我国已进入投资 主导带动经济成长的阶段, 但由于投资体制、 金融体制方面的障碍和 1994年宏观调控重在抑制投资,使得1994年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剧 降,而出口的贡献率猛增,消费的贡献率也提高了。1995年一季度这种 趋势更为明显,使得轻工业增长速度高达重工业的1倍。 然而除了三资 企业和少部分属于活经济的国内企业,出口品与消费品均属成本上升快 、效益下降多的领域,三资企业的效益总要有一部分转到国外。这种增 长结构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影响到总效益,还造成 重工业部门需求不足,闲置成本增加。

倘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增长结构进一步偏斜,就有可能使国民经 济总的增长质量低于1994年。由此造成的困难将会大部分落到国有经济 部门和财政、银行头上。国有企业、财政、银行这一三角连环套内部的 困难如果展转腾挪不开,则必会在维护社会安定和保持通胀稳定方面遇 到更大的压力。

此外,1995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发生对美元的贬值,从而影响 到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这种可能性亦应及早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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