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史论结合辞格审美理论体系的丰碑
——《中国辞格审美史》述评
祝敏青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中国辞格审美史》以它强大的撰写阵容,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的厚实内容,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里程碑似的宏篇巨作。它构建了从语言学、美学等边缘学科视角梳理研究辞格史的崭新理论体系,是语言学与美学等边缘学科有机融合的理论典范。全书从写作视角主旨、结构编排布局到具体分析阐述始终贯穿着辩证法理念。其丰富翔实的典型语料积累,精心构思的结构框架下的理论阐释,展示了内容的厚重价值。
关键词: 《中国辞格审美史》;史论结合;理论体系建树;边缘学科有机融合;辩证理念
五卷本《中国辞格审美史》摆在面前,体现出了它的厚重、博大与精深。《中国辞格审美史》的撰写者历经十年多,终于将226万字的成果呈现于世,可喜可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成果,《中国辞格审美史》以它强大的撰写阵容,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的厚实内容,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里程碑似的宏篇巨作。
辞格是汉语修辞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从审美史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前所未有。《中国辞格审美史》以语言学与美学相交融的学科理论为主,融合文艺学、哲学、心理学、信息学、历史学等边缘学科相关理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重要的11种汉语辞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研究。无论是选题思路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研究方法都具有高度的创新价值,构建了从语言学、美学等边缘学科视角梳理研究辞格史的崭新理论体系。
除此之外,在立体绿化方面,我国的灌溉技术与自动化管理技术只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在管理方面大多沿用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立体绿化的发展。
一、独特视角建构辞格审美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是《中国辞格审美史》的突出特点,独有的理论体系构建是《中国辞格审美史》成果的突出贡献。读《中国辞格审美史》让人慨叹其理论视角的新颖,体系的自成一统,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精湛博大。
《中国辞格审美史》以独特视角建构了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这源于撰写者写作初衷的理论奠基。主编宗廷虎、陈光磊先生在“后记”中陈述了此书的撰写初衷:“立足于‘结构描写’,着眼于‘审美阐释’,联系于‘社会文化’”[1]582-583,并对写作纲领三条线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阐明所论辞格古往今来的结构类型及其历史演变,这是立论的基础;”“阐明所论辞格呈现于其结构演变中的审美特点的历史变化,这是立论的要旨;”“阐明所论辞格构成及其审美的历史变化与社会语境,尤其是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联系,这是理论的依托。”[1]582这一撰写构想为全书制定了总体的写作思路和理论框架。“通过辞格结构、辞格审美和社会文化语境三方面有机结合来研究和阐述汉语辞格的审美演变史”[1]583的写作总体设计从辞格特点出发,以史为主线,以审美为主视角,是对课题的完美布局和阐释,为该成果成为独具理论体系的宏篇巨作奠定了扎实的研究根基。
《中国辞格审美史》不仅仅是对辞格审美从史的角度的描述叙写,而且对辞格审美作了独具理论体系深度的系统论述,就这一意义而言,五卷本又可称为“中国辞格审美学”,它建构了厚实的中国辞格审美理论体系,使辞格审美成为修辞学视野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全书以修辞格的语言分析与审美相交融,由此深入梳理汉语11个重要辞格几千年来的审美发展演变规律,在理论阐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都鲜明地体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特点。如引用,对引用形成的哲学基础、美学基础、心理基础进行的论述,是基于历朝历代引用辞格的特点,从辞格具体运用出发而总结出来的。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当代引用的论述,都是基于各个朝代引用史实特点加以阐述。对诗歌、散文、小说、赋体骈文、戏曲、政论公文、应用文各文体引用的概括,也都是基于各文体中引用的特点。“论从史出”,使“论”的根基扎实牢靠,“史论结合”,以“论”指导典型史料的概括与提炼,使史料选用具有了典型的理论价值;史中有论,提升了史的概括阐述的理论深度与广度。再如通感,在认知语言学的启发下,以投射方向和语言结构作为通感类型划分的两个视角,把通感的投射方向分为正向投射、逆向投射和等向投射。在这样的理论思路指导下,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现当代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中的通感现象进行了梳理。跨学科的新理论为辞格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史论结合的梳理使“史”的脉络扎实可靠,“论”的阐述立意深刻。
可见,德都方言和青海汉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以对比,又发现相同的音还是不少的,这也符合凡语言“共性大于个性”的观点,如果把青海汉话的语音与现代汉语的标准音相比较,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但青海汉话的语音同德都方言的语音却又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我们不必进行全面的分析对比,仅从元音(韵母)方面来看,有几个主要元音是一致的,或者基本一致,对比如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它体现了事物与事物的矛盾与联系,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一规律或隐或显贯穿在《中国辞格审美史》一书中,成为论著研究方法的主要根基。在“绪论”对辞格所下的定义以及阐述辞格的特征时,这一方法得以充分体现。“辞格是利用语言的音、形、义的各种因素,造成新异的表达而呈现出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2]18-19这一定义中隐含着常规与“新异”的对立。辞格作为具有突出审美效果的语言形式,突破语言运用常规造成陌生化,也就是陈望道先生将其称作“积极修辞”的原因。因此,“新异”是辞格的重要特征,它突破了语言规范,具有充分的个性化,在人们使用中形成了变异的格式。在前人定义的基础上,论著对辞格的这一定义,抓住了辞格语言形式的外在特征。这一特征是在对语言常规与变异的对立中总结出来的。在定义基础上对辞格两个显著特征的进一步阐述,则是具体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辞格的深度阐释。“特定的表达性能:具象性、体验性、情感性”,是从内容方面对辞格的阐释,隐含着“具象”“体验”“情感”与“抽象”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辞格内容上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特定的构成模式:运用特定手法形成的各自的结构模式”,则是从形式方面对辞格的阐释,隐含着“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辞格在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而内容与形式这两个方面又构成了对立统一关系。宗廷虎先生在对修辞史学的研究中,一直极为重视继承和发展陈望道修辞学研究的辩证理念。在《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陈望道先生与〈修辞学发凡〉》一文中,曾对《修辞学发凡》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进行分析阐述,认为“作者以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贯串于整个修辞现象的分析,对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都很重视,对形式又一分为二地进行研究,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5]27-37而《中国辞格审美史》继承发展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辩证理念,在对辞格内容上体现出的对立统一关系,形式上体现出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对内容与形式之间体现出的对立统一关系等,都作了深入阐述。在论述各辞格时,分别对小说、诗歌、散文、词、赋等文体的辞格运用情况所作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将各文体中的辞格放置于对立统一角度所作的思考。对立统一观念还体现在具体辞格的分析上。如引用辞格,除了探讨意义上的“正用”外,还对“反其意而用之”的“反用”所起的衬托、对比作用进行了具体探讨,使“正用”与“反用”这一对运用上处于对立的引用,在引用效果上趋于统一的状态。在探讨元明清时期引用审美特点时,总结出戏曲“通俗美、典雅美相结合,变雅为俗,雅中见俗”的特点,小说“以通俗美为主,兼具典雅美”[3]142-143的特点,这就使典雅与通俗这一对对立体呈现于同一审美对象中,体现了引用辞格在风格上的多样纷呈,因审美而趋于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探讨排比构成的哲学基础时,作者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排比构成的哲学基础。普遍性即共性是指同类事物共同具有的状态、属性和变化发展的规律,特殊性即个性是指同类事物中各个事物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受普遍性的制约,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排比辞格是由多个排比项组成的,这些排比项之间或有提挈语,或没有提挈语,但都有着相似的结构、共同的规律,这就是排比的普遍性即共性;另一方面,组成排比的各个排比项,在具有相似结构的前提下,又有着各自的特殊性,所使用的词语、表达的内容、展现的角度等都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排比的特殊性即个性。”[3]283-284这些分析阐述,将对立统一观念有机地融入具体辞格的分析中,具有理论深度。在分析排比的美学基础时,对排比“多样的统一”“齐一的多数”等对立统一关系作了具体阐述。“多样的统一”在继承陈望道《美学概论》“美的对象最好一面有着鲜明的统一,同时构成它的要素又是异常的繁多”美学原理基础上,探讨了排比“统一与多样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表现形式。“齐一的多数”在继承陈望道《美学概论》“反复与齐一”美学形式原理上,探讨了结构相似、提挈语反复出现、排比项多所造成的酣畅淋漓的壮美气势。[3]284-286基于对立统一哲理的分析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体现了深刻的哲学蕴含。注重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研究,还体现在理论与语言实践关系的探讨中。如对夸张辞格的探讨中,论及夸张理论对夸张及其审美的影响,孟子、王充、刘勰、汪中、黄侃、鲁迅、叶圣陶、陈望道、张弓、黄庆萱等人对夸张(夸饰)的论述,以及汉魏六朝时对赋的批评,宋代关于杜甫诗句的争论等有关理论,与对夸张语言实践的影响构成了夸张辞格理论阐述整体,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
想要的太多,和世界的交集就多,争执分歧也就多。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我们把快乐建立在欲望的满足上,那么一旦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快乐也荡然无存。所以古代的圣贤也都告诉我们,过多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注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辩证唯物观念的重要体现,《中国辞格审美史》极为重视辞格的相互关联关系,这种关联既体现在学科理论上的关联,也体现在对辞格内部构成、辞格与辞格之间的关联分析。如前所述,论著充分体现了边缘学科理论视野,在“绪论”对辞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心理基础、美学基础、语言基础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全书对所论辞格逐一进行了边缘学科基础的分析,充分体现了在修辞学大视野下各边缘学科的关联与融合。事物之间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多学科的融合,还体现在对不同文体中辞格做对比陈述。如在概述元明清近代设问中,总结了散文朴素明晰,诗歌以声韵和谐为主,小说以朴素为主,戏剧以自然为主的特点。在概述先秦时期对偶中,分析了诗歌对称华丽之美与均衡自然之美,散文庄重之美与对称华丽之美。体现了同一辞格在不同文体的区别。事物之间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同一辞格内部,而且体现在对不同辞格之间的比较分析中。如在论述先秦时期对偶辞格审美在各文体中演变的特点时,指出“往往是在排比的环境中偶现对偶”[4]47,在论及对偶审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时,指出“先秦人喜对比,许多对偶是在对比中产生的”[4]50。在引用部分,除了对各种形式的引用作具体深入的探讨外,还对引用与比喻、顶针、排比等辞格的结合作了具体分析。注重事物与事物间关联的辩证理念,扩大了辞格研究的范畴,深化了辞格研究的理论深度。
《中国辞格审美史》一书在理论体系上的建树不仅体现在该成果写作初始的三个方面构想,而且体现在成果撰写所体现出的全书结构布局。全书结构编排以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以史为研究脉络,突出了辞格发展的历时梳理,体现了辞格发展演变的脉络。同时,注重辞格的共时研究,在以史为线的梳理中,还有着下位编排特色。在各朝各代辞格阐述中,又选取该朝代突出的文体,以文学文体的分布为阐述的下位分支,对所论辞格在各种文体中的时代特点进行概括阐述。诗歌、散文、小说、词、赋、戏剧,甚至当代的政论文、应用文,以及其他文体如广告、辩论、演讲、广播、相声、小品、网络、歌词、手机短信等等,这就囊括了口语与书面语,文艺语体与公文语体,以及各语体下位的文体。考察涉及面极为广泛,论述具体翔实,让人慨叹撰写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历时与共时的有机结合,使辞格审美史既梳理了辞格审美的脉络,又总结了辞格审美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体的特点,使研究全面深入。在辞格审美的阐述中,不仅是审美史的梳理,更是辞格理论的深度阐述。史论结合是宗廷虎、陈光磊二位主编一直以来的研究特色。他们深感“对修辞(主要是辞格)与审美关系的学理阐释还并不深入,而对这方面历史演进的考察更是有待开发。”[1]581《中国辞格审美史》对辞格与审美关系的学理阐释,对辞格审美历史演进的全面考察极好地填补这一研究缺失。对辞格审美史论有机结合的全面完整深刻的阐释,使成果既成为中国辞格审美的史学论著,又成就了中国辞格审美学理的学科理论体系建构。
“立足于‘结构描写’”的研究构想,是基于辞格这一具有特定语言模式的研究对象的特点而设立的。所谓辞格,诚如宗廷虎、陈光磊先生在“绪论”开篇为辞格所下的定义:“辞格是利用语言的音、形、义的各种因素,造成新异的表达而呈现出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2]18-19作为话语模式,其结构就是不同辞格的形式标记,是此辞格与彼辞格的外在区别性特征。宗、陈先生在“绪论”中进一步对辞格的两个显著特征加以阐述:“第一,特定的表达性能:具象性、体验性、情感性;第二,特定的构成模式:运用特定手法形成的各自的结构模式。”[2]19第一特征是就辞格在内容上体现出来的特点而言,第二特征是就辞格在形式上表现出的特点而言。具有特定的结构模式,是辞格的标志性特征,是语言片断之所以称之为辞格的标志。因此,“立足于‘结构描写’”,抓住了辞格的形式特点。注重对所论辞格的结构类型及历史演变的梳理,能突出辞格的个性化特征,深入全面地把握辞格的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辞格审美史》研究成果很好地践行了该书的初始构想。在对所论辞格的阐述梳理中,作者对特定辞格的结构标志作了明晰的阐述说明。如比喻,“比喻实际是表达了物象之间映射关系的一种言语结构,该映射的定义域是喻体,值域是本体,对应的基本条件是相似性。”[2]10-11在此基础上,对比喻“本体+喻词+喻体+相似点”的基本结构及结构的灵活变化、因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下位类型作了具体深入的阐述。再如双关,作者在对双关的五个方面特性进行阐述时,突出了双关的语言形式结构特点,“双关辞格应是同一话语在同一次表达中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其中大多数是包含两种意义,但不排除包含更多意义的情形。”“双关辞格中同一话语的两种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表达重心看是一主一次的,从表现形式看,是一隐一显的。”[2]6-7在对引用的分类中,除了“从用意的不同分:正用、反用、借用、化用、别用、谐用、错引等”是从内容的角度所作的分类,其他三个方面都是着眼于辞格的外在结构形式所作的分类:“从形式标志是否鲜明分:明引、暗引”“按不同引用辞连续出现次数分:单引、双引、博引、集句”“按引用辞是否真实呈现或虚拟或潜隐征引分:实用、虚用、潜引”。[3]5-7着眼于辞格结构形式,作如此细致具体的分析,使辞格的标志性特征突出,便于人们把握。作者对辞格定义概念的界定说明注重了对辞格结构形式的阐述,在具体分析中,也极为注重对辞格结构类型的概括阐述。如列锦格,在对辞例不多的汉赋列锦进行归纳总结时,列举出了六种结构格式,以说明其类型的丰富性,远远超过比赋更源远流长的诗歌。这就不但梳理了汉赋的结构类型,而且在与诗歌的纵向比较中,体现了汉赋列锦格的语言审美价值。
二、边缘学科有机融合的理论典范
《中国辞格审美史》不仅如书名所示,体现了语言学与美学的学科交融,而且体现了与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边缘学科的高度融合。早在1984年,宗廷虎先生在继承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基础上,就提出了修辞学作为边缘性、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宽的构想。[5]127并发表了论修辞学的哲学基础,论修辞学与美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关系的系列论文5篇[6],对修辞学与边缘学科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为修辞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学科定位导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同时,也为辞格研究确定了边缘学科定位。《中国辞格审美史》基于交叉学科的理论视角,将语言学与美学理论有机结合,并涉及相关的文艺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边缘学科理论,突破了传统辞格研究以语言为主,注重格式研究的局限,对辞格产生的社会历史动因、表达接受心理因素等做了深入考察分析,扩展了辞格研究的视野,更新了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边缘学科理论有机交融研究汉语修辞的典范。
事物与事物的矛盾以及联系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涵。《中国辞格审美史》以史为脉络,注重对辞格发展变化的梳理分析。在论述比喻中,注重辞格发展变化的分析,突出辞格的继承与发展。如在总结魏晋南北朝各文体辞格特点时,对诗歌中比喻运用的继承和发展作了论述。既指出继承的方面,如“明喻巧妙勾连本体和喻体,体现自然美”“隐喻以事物名词作喻体,彰显内容美”“借喻含蓄曲折,与隐喻一样具有内容美”;又指出发展的方面:“对偶式比喻彰显语言形式美”“明喻立意高远,具有自我觉醒的忧患意识”“借喻通过描述喻体指称本体,审美空间广博”“借喻的语言单位多样化”“借喻情感与意象相融,抒情功能强化”“借喻以松、菊喻高洁人格,形象美凸显”“事物型隐喻喻体的意象感强”“隐喻借喻套合运用,内容美丰富”等。[3]73-82在对继承和发展的论述中还注意了不同文体的区别,同样是魏晋南北朝,散文比喻审美的继承是“明喻博彩华美,注重营造意境”“借喻阐明事理,塑造形象”;发展则是“借喻语言华美,形式均衡,辞采壮丽”“隐喻选用喻体,富有创意,彰显内容美”[3]83-86,以突出继承与发展的不同特点。在结语部分,还就比喻审美的发展轨迹、比喻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比喻发展演变的审美心理动因、古今中外比喻理论的导引、比喻审美发展展望等方面作概述,突出了比喻在审美史各个阶段的特点,梳理了边缘学科视角下各个阶段的差异与关联。这些论述,立足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理论上的深度性。在夸张的结语中,对夸张及其审美发展演变总轨迹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又对不同文体中夸张审美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使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赋及其他文体的发展轨迹得以清晰的梳理。在对夸张及其审美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动因考察中,对社会的发展变革、文化的演化变迁、文体的变化演进、语言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加以阐述。在论述汉魏六朝散文中的双关审美时,作者也对继承和发展作了具体阐述。继承表现在“实物表达式的‘双关’仍时有所见”“虚拟人名构成双关的手法多所沿用”两方面。发展表现在“音类同的双关”“编排故事构成双关”“音形类同的双关”“指物借意构成双关”“音形意类同的双关”“因情设景构成双关”“双关与析字兼用:用于嘲谑”“双关与藏词兼用:用于嘲谑”“双关与仿拟、拟人兼用:撰写俳谐文”[6]55-62等方面。这些论述,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辞格语料事实,体现了辞格的发展变化轨迹,翔实可靠。
除了对各边缘学科基础作专题论述外,在对辞格做共时和历时研究中,全书也注意突出特定辞格特点与边缘学科的关联。诸多辞格都列有辞格美学功能的分析。如列锦格,总结了拓展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空间、制造画面效果,创造某种意境两大功能,并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在分析先秦两汉列锦审美特点时,概括了“妙趣天成的自然美”“铺排壮势的崇高美”“错综其文的灵动美”[1]37-40等方面。分析魏晋南北朝列锦审美效果时,总结出“散淡自然的音乐美”“诗中有画的含蓄美”“感官联动的和谐美”“对比映衬的画面美”等方面。[1]53-55分析宋金元列锦审美效果时,总结出“注重第一印象的视觉美”“追求意犹未尽的韵味美”等方面。[1]119-121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辞格研究中语言学与美学的有机融合,同时又蕴含着审美心理与哲理韵味,可以说是边缘学科接壤分析的高度融合。
三、贯穿全书的辩证理念蕴含
《中国辞格审美史》从写作视角主旨、结构编排布局到具体分析阐述始终贯穿着辩证法理念。注重辞格内部的发展演变,注重辞格与辞格的关联,注重辞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成为论著的突出亮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发展变化、相互关联等观念渗透在成果从构拟到写作全过程。
农村电商的发展对实现精准扶贫、促进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农村电商人才的缺乏是发展的掣肘,高校具有解决社会发展之需的社会服务责任,校村协同采用多项措施解决人才缺乏问题,助推农村电商的发展。
“着眼于‘审美阐释’”的构想,是全书基本视角的定位。辞格作为语言艺术,当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其研究的审美着眼点,抓住了辞格深层性的美学特征。如果说,结构描写是对辞格表层语言特征的描写,审美阐释则是对辞格深层价值的挖掘。全书主编有感于前人研究“对修辞(主要是辞格)与审美关系的学理阐释还并不深入,而对这方面的历史演进的考察更是有待开发”,确立了“中国辞格审美史”这一研究视角,在作者的努力下,达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有关的学术空白,对中国修辞史的研究作出积极推动”[1]581-582的预期目标。正如二位主编在“后记”中所说,“运用望道先生修辞学思想及其美学思想来探求我国辞格审美的发展史,是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也是学术创新的一种探求。”[1]582《中国辞格审美史》体现了对陈望道美学思想、修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印证了修辞学边缘学科交融的学科性质。在写作视角的总构想下,全书写作以辞格审美史为主线,完成了气势恢宏的中国辞格审美史的理论体系建构。在对具体辞格的分析中,作者极为注重辞格的审美视角,以此作为全书研究思路的主要线索。如对对偶美学基础的分析,从“对称与均衡”“繁多的统一”两方面加以阐述。并进而从“装饰功能:对称美、均衡美、自然美、华丽美”“观照功能:典雅美、庄重美、和谐美、滑稽美”“完形功能:含蓄美、意境美”[4]20-24等审美功能作具体阐述,这些审美功能中蕴含着对立统一的哲理,使得概括论述深刻。在此基础上,又对历朝历代的对偶从审美视角分别体现其时代特点。如先秦时期对偶审美的特点,“诗歌:对称华丽之美与均衡自然之美”“散文:对称庄重之美与对称华丽之美”[4]26-29。秦汉魏晋南北朝对偶辞格的审美特点,“诗歌:新的节奏之美和多层次的对称均衡之美”“赋:对称美、声律美的对立统一及以陌生化产生的典雅效果”“散文:以对称美、均衡美、典雅美为主”[4]54-57。隋唐宋时期对偶辞格的审美特点,“诗歌:声律对称美与意境完形美的结合”“赋:对称美与流畅美”“散文:流畅而典雅的对称美”“词:在节奏美的总体气氛中的对称美”“唐传奇:整饬典雅与流畅之美”。[4]109-118元明清时期对偶辞格的审美特点,“诗歌:节奏声律与意境完形之美”“律赋:恣肆铺排的自如之美”“散文:贯通流畅的韵律之美”“词:自然流畅与典雅清新之美”“戏曲:朴质隽永,宽严适度”“小说:俗中有雅,雅俗共赏”“对联:整散结合,匀称流畅”。[4]191-194现当代对偶辞格的审美特点分“文艺语体”和“非文艺语体”具体论述,文艺语体有“诗歌:新旧融合,巧妙变通,追求节奏与均衡之美”“散文:整散结合,错落流畅的音乐美”“小说:多为宽对,整散结合”“戏剧:数量少,形式宽,多口语化”“对联:宽严结合,雅俗共赏”。非文艺语体有“新闻(标题):短小精悍,形式匀称”“广告语:韵律和谐,耳目一新”“手机短信:短小精悍,丰富有趣”“广播稿、解说词:书面语与口语结合,增加视听美感”“演讲词(及颁奖辞):言简意丰,铿锵悦耳”“辩论词:辅助表达,短小明快”“科普文:通俗易懂,增添审美元素”“政论文:谨严中见生动”[4]245-249立足审美视角从表层到深层对对偶在特定时代的特点作了全面具体的概括,将辞格的时代演变脉络清晰地勾勒而出。
《中国辞格审美史》一书在“绪论”部分,就对辞格形成的多学科基础作了概括阐释。哲学基础方面,主要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内容与形式这一对范畴对修辞学的指导意义、事物对立统一构成的整体与修辞的关系、事物运动发展规律、事物与事物的联系等方面将哲学与修辞学关联。心理基础方面,主要对联想想象、概念整合等现象加以概括说明。美学基础方面,主要从内容与形式方面加以阐述。内容从联想美、具象美论述。形式则从反复与齐一、对称、对比、多样统一以及分层规律、和谐规律等方面论述。语言基础方面,主要从语言文字提供的凭借,体裁形式遗产的利用等论述。对与辞格审美史相关的边缘学科的总体阐述,为全书边缘学科交融的研究思路奠定了基础。正如“绪论”所说:“不同的辞格受到不同的形式美的规律的制约,呈现着不同的美质。”[2]29在所论辞格中,都针对不同辞格特点,对辞格形成的多学科基础作了专题论述。对比喻、夸张、双关、设问、引用、排比、回文、对偶、复辞、列锦、通感等形成的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美学基础、语言学基础作了专门阐述。这些论述,根据特定辞格特点,具体详实。如复辞,对复辞构成的语言基础,从语素的“单音独体的文字,多义兼容的表达”,语法“没有形态变化,语序作用重要”,章句“注意句式匀称,讲究结构对应”[4]324-326等方面加以阐述,将复辞在语言的各个单位、各个层面的特点梳理得具体清晰。对复辞的美学基础,从“基于反复”“出于变化”“感于视听”[4]327-329等方面加以阐述,抓住了复辞所体现出的美学原理特点。此外,在复辞的审美功能方面,又从“语形美:同形复现,铺排壮观的视觉美”“语音美:同音叠响,韵律有致的听觉美”“语义美,同中有变,理致周密的意蕴美”[4]333-337等方面加以阐述,这就从形音义对复辞的美学功能作了较为全面具体的概括。从视觉听觉等各种感官对复辞的描绘论述等方面加以阐述,扩展了复辞的多学科视点。对复辞心理基础的研究则借助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数量上的不断累积与顺序上的循环往复造成的复辞、有赖于“偏向常态”的认知原则等进行了探讨,对边缘学科更新理论的吸收借鉴,拓展了研究视野。在各种辞格学科基础的论述中,撰写者注意突出该辞格特点与相关学科的链接,如语言学基础,比喻论述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喻词的存在与潜隐,突出了比喻要件本体、喻体、喻词在语言学方面的特点。双关论述的是语音基础、语义基础,扣紧了双关在谐音和语义两种类别的语言特点。心理学基础,双关集中对联想这一主要的心理现象加以阐述,抓住了双关“接近联想”的想象关联。设问论述的则是“言语和思维的关系”“‘情’与‘辞’”,将设问形式、内容与心理学相关联。对偶的美学基础抓住对称与均衡、繁多的统一,是基于对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造成的审美效果。通感形成的基础则从神经生理学基础、认知基础、美学基础加以阐述,这是从通感特点出发,与其密切的学科理论关联。在对辞格边缘学科基础的论述中,作者对各学科理论基础有着深度的把握,能将其与所论辞格有机结合,使论述具有理论深度。如论及回文的哲学基础时,作者指出:“回文辞格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是基于古代的‘圜道’观念”。所谓“圜道”观念,即认为“与时空一体的天地万物运动,具有往复循环的特征。”[3]514由此与回文的审美效果相关联:“一首通体回文诗,其顺读与回读便可呈现一个回环往复之美。”[3]516论及回文的美学基础,作者指出“回文的形成建立在对称的美学基础之上”“还建立在以圆为美的审美法则之上”。[3]516-517论及回文的语言基础,抓住“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语词的弹性作用”[3]519-521的特点,以此与回文辞格相关联。对边缘学科理论基础的深入了解,使所论辞格的理论基础得以深度阐释。
“联系于‘社会文化’”的构想是基于史学研究对特定历史时期背景的依托。《中国辞格审美史》将辞格与其根植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注重将辞格审美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既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辞格特点,也注重不同时期的比较。全书章节的撰写体例都是在介绍该辞格定义、特点、结构、分类、审美基础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以社会历史背景为纲,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当代历史时期编排,审美“史”的脉络清晰。既让读者了解该辞格在不同朝代的特点,又梳理了辞格发展演变的脉络。全书不但在体系编排上注重特定历史时代背景,在阐述中也极为注重关于辞格社会文化背景特点的阐述。如对比喻发展演变社会动因的探讨,指出“社会、文化深刻影响了比喻辞格审美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并进一步探讨了辞格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社会文化对其具有熔铸作用,当然,比喻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2]205这就将辞格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阐述得具有辩证哲理。在对元明清引用辞格加以总结中,作者紧扣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指出“小说体随着白话小说逐渐成为文坛主流,引用的通俗美稳稳坐上‘繁多统一’中主导作用的交椅”,并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修辞理论对引用审美的促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总结。[3]186-188在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列锦辞格进行总结时,作者将列锦的发展演变放置于社会背景下考察,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诗歌中的列锦模式有较大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代赋的列锦模式继承两汉的较多,创新者较少”“南北朝时代列锦文本建构的审美追求意识比较明显”[1]62-65等方面。在具体分析中,突出了时代社会背景对辞格生成的影响,如分析南北朝诗歌审美意识时,将其与魏晋之前诗歌创作属于“天籁之音”自然偶合的情况比较,指出“由于佛教的兴盛与佛经的翻译,从而导致汉语四声被发现,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汉语的四声营构诗歌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开始结撰对仗精切的对偶句。正是因为南北朝时代诗人们的审美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表现在诗歌列锦文本创造上自然也有所反映。”[1]65这些分析,立足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由对偶语言现象推及列锦审美,关联性强,扎实而具有说服力。
鲎生活在靠近海岸的潮间带或者泥沙质的浅海底。绝大多数时间,鲎都会将身体弯成弓形,钻入泥沙中,只把长长的剑尾露在外面。
四、厚重翔实的辞格宝典
厚重的《中国辞格审美史》展示了它内容的丰富翔实,这得益于其精心构思的结构框架下的理论阐释,也得益于其丰富翔实的典型语料积累,具体精到的分析阐述。语料是理论阐述的基础,《中国辞格审美史》中丰富翔实的辞格语料,让人慨叹作者前期浩大的语料搜集整理工作,选取典型语料的敏锐目光。全书所论辞格涉及历朝历代,各种文体,各文体中的典型文本,涉及辞格的内容与形式。涉猎之广泛,语料之丰富,堪称辞格审美宝典。
正如“后记”所说,该书的原创性除了视角及撰写结构的原创外,还体现在“语料或史料的搜集和运用必须或力求是第一手的,要通过典型的历史语料凸显各历史时期辞格的审美特色和发展走向。”[1]583全书纵向贯穿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朝代,横向所涉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小说、散文、诗词、曲赋等各文体。涉猎时代之久远,涉猎范围之广博,需要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作品中寻找有价值的典型语料,加以归纳分析。如引用,作者不但对古往今来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词赋等各种文体进行了具体翔实的分析阐述,而且对现当代各种文体中的引用辞格作了具体阐述。涉及政论、法律、公文、科技,涉及应用语体的演讲、论辩、广播、广告、网络、对联,涉及文艺语体的散文、戏剧、武侠小说、诗词体、相声、小品,等等。这些语体文体涵盖了现当代书面语及口语的基本类型,令人钦佩作者搜集语料的广度及分析的深度。在阐述中,选取典型语料,突出特定文体中的辞格特点。如对相声小品进行阐释时,选取了戏谑曲解、故意错引制造不和谐等语料,以突出相声小品制造幽默氛围的文体特点。
在浩瀚的语料面前,如何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语料,以呈现不同历史时期辞格“史”的特点,需要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加以取舍。这种取舍,是以理论阐述为依据的。“绪论”部分对辞格审美作了全面深入的概括说明,从辞格的话语模式、审美观照、辞格性能与审美的关系、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前景作了宏观概括。在此基础上,选取比喻、夸张、双关、设问、引用、排比、回文、对偶、复辞、列锦、通感等主要辞格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历朝历代、各种文体中的特点及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分析说明。这些辞格能够体现汉语辞格的概貌,从各种文体中选取的语料典型,体现了辞格在特定文体中的特点。
情况 6.2 若f3(v)=1,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7个6-面,一个(3,3,8)-面,v的非三角邻点均为3-点,且它们各自还关联着一个3-面。由R1,R2.1,R3.1或R3.2或R3.4及最坏3-面8-点情形得
在对辞格运用的具体梳理论述中,作者在对大量语料归纳整理基础上,分门别类加以论述。基于翔实语料基础上的论述,使整部书稿具体翔实,内容极为丰富。仅以回文关于该辞格审美功能的论述为例,就从“具有多样化的回环往复之美”“具有回环美与音韵美等结合的复合美”“能产生多种魔方般变化的奇趣美”“图形回文诗词独具综合美的魅力”等多方面阐述,每个方面下位又列举了若干类型,以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如“具有多样化的回环往复之美”中列举了“通体回环往复之美”“分片回环往复之美”“逐句回环往复之美”等类型,以唐宋及现代诗人的回文作品为例,加以论述。“具有回环美与音韵美等结合的复合美”例举文字形式与音韵形式完美结合的诗句加以论述。“能产生多种魔方般变化的奇趣美”下位则分“诗的品类变化”“双词合璧”“诗词合璧”“角色、内容的变化”,例举古诗词及当代诗词加以论述。“图形回文诗词独具综合美的魅力”下位列举了“图案与文字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两种类型的实例加以论述。[3]521-534语料的翔实丰富,让人慨叹作者前期浩大的准备工作,后期对语料处理的娴熟驾驭,这些都源于深厚扎实的学术理论功底。
对汉语主要辞格的系统梳理为辞格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实资料,建树了辞格审美史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论著选取的写作角度、写作思路及方法,为辞格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论著在陈望道修辞学、美学理论基础上继承而又注重创新,弘扬发展了陈望道修辞学、美学理论。对修辞学、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深入全面的辞格研究理论资料,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了解各种文体中的辞格审美提供了全面深入的审美理论和审美语料。
参考文献:
[1]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五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
[2]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一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
[3]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
[4]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四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
[5] 宗廷虎.宗廷虎修辞论集[C].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
[6]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二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
A Monumental work with Combination of Theory on History with Rhetoric Aesthetic :Comments on A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Aesthetic
ZHU Minq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50007,China)
Abstract :A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Aesthetic, with its strong writing team, uniqu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along wi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ontent, becomes a great work of landmark in the rhetoric history of China. It constructs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 on the research of rhetoric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aesthetics, which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above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The idea of dialectics carries through in the whole book, embodying in the purpose of writing angle, structural arrangement and specific analysis. The rich and detailed accumulation of typical corpora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thoughtful framework demonstrate the great value of it.
Keywords :A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Aesthetic;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idea of dialectics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9)05-0101-08
收稿日期: 2019-07-25
作者简介: 祝敏青(1954-),女, 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 如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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