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分析的系统概念--读贾大群的结构诗学_音乐论文

结构分析的系统概念--读贾大群的结构诗学_音乐论文

一种关于结构分析学的体系化构想——贾达群《结构诗学》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诗学论文,读后论文,贾达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达群教授撰写的《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7月版),含《引言》、《绪论》和《跋》在内共计11个部分近9万字,是一本有见地、有创新、有诗意的音乐分析新著,无论是所确立的主旨,还是所涉及的内容、选择的实例或强调的观点,都能透出这种见地、创新和诗意。

如同高为杰教授的评价,《结构诗学》这个书名显得“很吸引人”(引自高为杰作《序Ⅱ》)。诗学古老,且中西都有。若按中国古人的说法,“诗”者“志”也(《说文》),且“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若按斯特拉文斯基1939年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所做《音乐诗学六讲》的说法,诗学所指的则是某种“以待完成的研究”,因为西文中的“诗学”(poetics),是由动词“poiein”派生而来的,而“poiein”的本意,则是强调人们“去做”或“去干”。由此可见,古代先哲(如亚里士多德)创立“诗学”的目的,并不单纯是要使用诗歌或类似诗歌的语言文体“去赞颂人类的天赋智慧和美的实质”,也不单纯是“研究诗歌的学问”。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诗学作为一种“以待完成的研究”或一种“理性的体系化构思”,不仅有“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性质(发现问题往往显得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故“诗学”也被人称作“思学”),也有“以待实践”或“以待实证”的性质(因其研究的结果还有待“去做”或“去干”),也有“不断完善”或“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因为它本身就是“以待完成”的)。此外,作为浪漫主义先驱的德国哲学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也曾幻想般地呼吁人们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柔媚的湛蓝中》)。作为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能否也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诗意地研究、诗意地思考、诗意地表达,以为严密、理性、枯燥的音乐结构分析研究“赋予诗意”(《序Ⅱ》)或进行“艺术的探讨”(该书《引言》),又为努力把它提升到近乎诗意的境界——我想,若把上述两种意思归并起来,大概就是贾达群教授要以“诗学”命名其“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的一些原因吧。

“结构”是一个多义多用之词。按照《说文》的解释:“结”者“缔”也,“缔”者“结不解也”;“构”者“盖”也,“交积材也”,“以加物也”。可见“结构”的本意是“建造房屋”,例如杜甫的“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同李太守登历下亭》),(晋)左思的“崖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招隐诗两首》之一)等等,其中的“结构”均为此意。相比之下,对于“流动的建筑”(黑格尔语)而言,音乐中的结构一般可泛指所用元素的模式化结果及其运动和构成的基本法则,诸如“曲式结构”、“调式结构”、“和声结构”等等。在此基础上,贾达群教授为“结构”给出的定义是“万物存在的方式和载体,是自律并形式化的各种元素相互关系的综合”(第18页);进而给出的“音乐结构”定义是“在时空中表述的各种音乐事件及事件的连续”(第25页)或所留下的“过程的痕迹”(第23页);认为“结构诗学”给出的定义是“关于音乐结构及其生成现象的探讨,是关于结构的艺术探讨”,也就是“与一般作品分析、曲式分析有所区别”,“为音乐本体研究开启新的言路”,并具有“新的视角和方法”特点的“结构分析学”(《引言》)。为此,全书分别探讨了结构与音乐结构、结构与曲式的关系、结构的律性与灵性、结构元素、结构力、天然结构态、结构功能及其演化以及结构对位等“关于音乐结构的若干问题”(《结构诗学》的副标题)。很显然,这是贾达群教授关于音乐结构及其分析方法的一套“体系化构想”,是一种“不再将乐曲结构塞入某些现成曲式程式类型的框框之中,而实事求是地揭示乐曲结构生成的本来面目”的音乐分析研究方式(《序Ⅱ》),是“内容颇有新颖独到之处”的“一套新的思路和方法”(钱仁康作《序Ⅰ》)。

作为作曲家的贾达群,特别强调其结构诗学的“音乐分析一定要立足于作曲”,因为“关注作曲家的创作过程,就是关注音乐结构的形成过程”(第25页),况且如果能“从作曲学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似乎也具有某种天然的逻辑”(第3页)。的确,这种强调是很有必要的,也很有针对性。根据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关于“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这一命题,音乐作品的“形式”(即“结构”),也将来自于作曲家独特、神秘、不可言状的审美情感即“意味”,来自对这种关于意味的“音乐化、过程化和结构化”以及“诗意化、逻辑化和人性化”的“有意味”处理。因此,如果分析者不关注作曲家的创作,分析者不愿意把自己的立场“换位”到作曲家的角度,就很难体会到作曲家独特审美的“意味”,很难解析出其作品结构形式的“有意味”。再把上述的“强调”换用“诗学”的方式表达即有:如果在音乐分析的过程中能够主动而客观地关注作曲家的创作过程,将有助于贴近其“诗化”的意义寄托,解读其“诗性”的音乐表达,认识其“诗意”的形式结构,而最终把握其“人化”而“有意味”的音响结果——其中包括贾达群教授所说的音乐及其作品的“律性”、“灵性”和“人的一切属性”(第62—66页)。但需说明的是,在音乐分析的过程中关注作曲家及其创作过程,并不意味着放弃或淡化分析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因为对于“一经发表就不完全属于作曲家个人而具有社会性”的音乐作品来说,分析者不仅有其自主的发言权,其分析过程同样也是“独特、神秘、不可言状”而“有意味”的。这就是辩证法,也是结构分析应该有并应该服从的诗学逻辑。

作为“结构诗学”倡导者的贾达群,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音乐文本分析”(第2页)。因此他不惜以夸张(或“诗学”)的语气告诫读者,对于“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部经典音乐文本,我们必须百分之百地尊重她、崇拜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她、理解她、诠释她”(第27页)。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强调,也是一切从事音乐分析工作的人所持有的最低限度共识和所应有的最低限度能力,就像德国音乐理论家施图肯什米特曾经郑重指出的那样:尊重乐谱,才是尊重了“音乐中铁一样的法律”(《20世纪的音乐》)。中国古人认为“文”乃“物象之本”(《说文解字叙》);而音乐则因其“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篇》)。可见音乐作品的“文本”,乃是作曲家对所用元素的有意味编织(“文本”或“text”的本意即“编织”),是音乐作品可知可识、可见可读、可奏可唱的表层结构,是作曲家所要表达全部信息的物化记录,也就是分析者所要面对的事实依据。分析这样的文本,就如同研读音乐作品的“原著”:我们不一定知道作曲家是“如何想的”,也不必完全相信作曲家是“如何讲的”,但我们一定要看作曲家是“如何写的”!这才是文本分析的真正要义。可见,要想实现音乐分析的行为,要想达到分析音乐的目的,要想满足“结构诗学”或“结构分析学”的要求,不重视音乐文本分析不行,无能力分析音乐文本不行,有能力分析但不重视或太偏离音乐文本也不行。

作为“对音乐之深层结构有感悟”的贾达群,不仅在《结构诗学》中多次使用了“天然结构态”的概念,而且还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专门论述之。作者为“天然结构态”所给出的基本定义是指“不管用何种逻辑手段来构建产生的音乐作品之完整的最终形式的状态”(第114页);给出的解释性定义为“存在于绝大多数音乐(包括传统民间音乐和专业创作音乐)中的一种天然、自为的逻辑化结构形态”;划定出的形态范围则是指“整体性结构”、“二分性结构”和“三分性结构”这三种样式(第119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与前述三种结构样式相对应的内在逻辑“一、二、三”,便是一种有利于“对音乐作品深层结构框架进行把握”的“本源”(第127页)。应当说,贾达群教授提出这一概念及相关论述是完备的,是有利于指导音乐分析实践的,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在分析实践中“跳出”西方《曲式学》根据共性时期主调音乐总结出来的那些曲式类型及其约束,而可根据具体音乐作品的文本,可以能动地分析、认识、判断、确立具体音乐作品的个性化结构形态及其生成逻辑。然而,如果从“概念化”及其要求的意义上看,所谓“天然”者,当指“自然天成”也,其所强调的也当是“非人为”或“人为之不可比拟”的意思,例如苏东坡就有描写“天然”海棠的名句“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如此便有这样的判断:一切可以被看作是“作品”的东西,都必定是人为的结果,因此也都必定不是“天然”的;继而联系它们的结构来说,也就不宜称作“天然结构态”了。当然,作为一种“以待完成”的“诗学”表达形式,还是应当更加看重这个“诗意化概念”的实际内涵与外延,其称谓的当与不当,自可慢慢推敲以达至善的。

书中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概念与见解,诸如“作曲学”(第3页)、与结构力问题相关的“组合形态”(第106页)、“对节奏的认识和讨论”(第71页),以及使常态结构及其功能发生变异的“结构功能演化”(第128页)与“结构对位”(第126页)等等;相应对德彪西、勃拉姆斯、韦伯恩、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作品的实例分析也有颇多见地。总之,贾达群教授的《结构诗学》作为一部探讨音乐结构及其研究分析的专门著作,作为一种与结构相关的体系化构想,所涉及的问题是广泛和深邃的,对所涉问题的透彻阐述或全面解答虽不是当下篇幅所能容纳的,但它毕竟以“诗学”的方式提出了“以待完成”的积极构想。这对于推进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对于启发或带动人们的音乐分析实践,对于集中音乐分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结构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我相信,贾达群教授的《结构诗学》必将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也期望贾达群教授在结构分析学领域里不断深入,以期出现更多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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