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能改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吗？
——来自822户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左 斐¹,徐璋勇¹,罗添元²

(1.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2100)

摘 要： 针对保险能否支持农户融资的问题，基于2014年陕、苏二省82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四元Probit模型，在有效分离信贷、保险供需行为的前提下，对保险之于农户信贷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保险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农户获取正规信贷的能力，但与信贷损失挂钩的农作物保险相比其他类别的商业保险更能发挥作用；同时，陕西样本地区相比江苏样本地区保险对信贷的支持作用更加明显，而这一差异来源于陕西样本地区政策性的银保互联支持。研究为信贷保险互联的制度安排提供了进一步经验支持。着眼于缓解农户信贷配给，应当进一步支持构建多样化的信贷保险关联机制。

关键词： 信贷可得性；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四元Probit

一、引言

在中国面向一般农户的农村信贷市场中，分散的空间格局与小规模经济组织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交易双方的信息结构(Stiglitz and Weiss，1981^[1]；刘祚祥等，2010^[2])，致使信贷配给成为一种常态。而长期以来合格抵押物和担保的缺失，使得在国家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一般农户依旧难以获得融资支持，成为“三农”发展的重要制约。

采用生态养殖。通过对大水体投放净水鱼类鲢鱼、鳙鱼，以鱼养水，以水养鱼，净化水库水质。鲢鱼、鳙鱼属于典型的滤食性鱼类，俗称花白鲢，它们通常以鱼鳃等器官作为过滤网，通过水的吸入与吐出滤取小型浮游生物。一条花白鲢每长1kg，可以滤食30～40kg的浮游生物，而它们产生的排泄物经过分解后，又成为浮游生物的美食，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通过相对平衡的生物链控制水库浮游澡类过度繁衍，预防水库富营养化发生。

保险是农户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也是金融支持农业的方式之一。20世纪6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就出现了将保险作为替代性融资支持手段的做法(Hogan，1983^[3])。2009年起，我国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鼓励保险资金开展支农融资业务创新试点，由此在农村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银保互动的尝试[注] 常见做法是将保险作为农户申请信贷的条件，与抵押(担保)形成替代或补充。农户无法履约还款时，保险赔款优先用于偿还贷款。作为向农户授信条件的保险一般包括农作物保险或其他相关财产保险、贷款信用保证保险、主要劳动力的意外伤害保险等。 。从效果看，这种做法在很多地区被认为切实提高了中小规模农户获得信贷支持的数量和平均信贷规模(吴本健等，2013^[4]；牛浩和陈盛伟，2014^[5])，但在部分地区其效果并不明显或不能持续得以利用(李军，2011^[6])，一些针对保险对信贷供给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甚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方首军等，2012^[7]；祝国平和刘吉舫，2014^[8]；安东等，2015^[9]；张建军和张兵，2012^[10])。保险究竟能否支持农户信贷？保险与信贷是否存在互联的内在基础？这是实践中银保互联制度设计无法回避的问题。

截至目前，有关保险对信贷供给影响的研究并不算丰富。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Binswanger 等(1986)^[11]认为，农业保险能够发挥类似抵押品的作用：降低贷款人的风险预期，提高贷款人的期望收益，从而将潜在借款人转化为实际借款人或提高贷款规模。刘祚祥和黄权国(2012)^[12]在经典的Stiglitz和Weiss(1981)信贷配给模型框架内引入保险，发现在竞争性信贷市场中，农业信用保险能降低信贷风险，提高贷款人的收益和放贷意愿。崔杰(2012)^[13]在抵押贷款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保险，说明保险及其保障程度亦可以成为一种风险甄别机制，提高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水平。

对此问题的经验分析中，Pomareda(1986)^[14]发现在巴拿马银保互联的实践中，农业信用保险能够提高贷款人经营绩效。Pflueger和Barry(1986)运用模拟分析方法发现，参与联邦农作物保险改善了美国伊利诺伊州负债率较高农户的资金流动性和生存概率^[15]，Ifft等(2015)基于PSM 和SUR模型的分析显示参与农作物保险的农户相比未参与的农户拥有更多的短期贷款^[16]。Mishra(1994)^[17]发现农作物保险的引入带来了印度被保农户信贷流入的显著增加，表现在借款者数量、人均借款规模和每公顷土地借款额方面。刘祚祥和黄权国(2012)、祝国平和刘吉舫(2014)采用保费和信贷总量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存在提高了中国样本地区信贷供给的规模，张建军和张兵(2012)采用2011年鄂、苏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基于二元Probit模型验证得出信贷与保险互联能提高农户获取信贷的概率。但也有Olubiyo和Hill(2005)^[18]、方首军等(2012)以及安东等(2015)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保险与信贷供给之间明显的关联。

总体看，已有对此问题的探索(尤其是国内研究)所针对的“保险”范畴一般仅指明为 “农业保险”或“涉农保险”，而这两个概念本身互有差别，并且均是包含多种保险类别的范畴[注] 中国的《农业保险条例》中规定“农业保险”为以有生命的农作物为保险标的的各类保险，同时规定“涉农保险”是指农业保险以外、为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提供保险保障的保险，包括农房、农机具、渔船等财产保险，涉及农民的生命和身体等方面的短期意外伤害保险。 ，Binswanger (1986)的研究曾指出不同承保标的、风险、保障程度的保险对信贷供给的作用存在差异，因而若不对“保险”范畴作更加清晰的界定会存在研究对象不明确的问题，参考价值会打上折扣；其二，已有研究多采用保费、信贷总量数据和单方程模型，部分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研究采用二元Probit模型，为从微观层面理解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银保两部门供给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但由于二元Probit模型本身是将保险与信贷供给的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联合估计，并没有考虑到微观层面考察中重要的需求因素，以及供给与需求间的内生联系，在计量估计上无法有效规避有偏估计问题，从经济含义上也不足以准确刻画供给与需求之间以及银保两部门之间互有联系的关系特征。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这源于中央和地方在政策目标和利益取向上的不同，一项科技创新政策在不同层级的政府眼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牛忠志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能够直接作用于当地的企业，目标比较明确，反映更加迅速，手段也更加直接，从而在推动科技发展方面与中央科技创新政策相比能够取得更加有效的效果。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李建民、陈敏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往往会以GDP总量为主要追求目标，而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的热情并不高，这就造成了科技创新政策在地方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在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上也远远落后于中央政府。

基于此，本文将引入更近的农户层面调查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采用更加匹配的四元Probit模型，对保险与信贷供给的关联进行验证，并特别考察不同类别保险对农户信贷可得性作用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

作为一种契约行为，有效的农户借贷包括农户的借款行为和信贷机构的授信行为两个方面。农户的借款行为即农户是否愿意借款，信贷机构的授信行为表现为是否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以及愿意提供贷款的规模。从农户方面来看，是否愿意借款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生活中对信贷是否需要(黄祖辉等，2007^[19])；而信贷机构是否愿意贷出资金取决于向农户贷款的风险程度，而这又决定于农户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及农户和信贷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Stiglitz and Weiss，1981^[1])。中国农户长期以来难以获得融资支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户缺乏抵押品以及信贷机构对农户信贷过程中的信息缺失。

2.解释变量

第三阶段溶液pH值在6.52～8.50时，由于溶液中OH-离子数量增加，溶液中Pb2+能够形成Pb(OH)+离子和Pb(OH)2沉淀，而且以Pb(OH)+离子为主要存在形式[16]。溶液中少量Pb(OH)2沉淀使得溶液中Pb+离子去除率有所提升；然而Pb(OH)+离子为主要形式存在下Pb2+离子的去除率明显优于中性条件下的Pb2+离子的去除率，说明存在络合效应，可能是由于Pb(OH)+与分子筛表面的MO-阳离子空穴形成协同作用引起的，促进了溶液中Pb2+离子传递与其在分子筛表面阳离子空穴的吸附。

《新课标》规定了生物学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为学科教学的实施与评价提供了基本依据。为此，要有效实施新课标下的教学，必须准确把握新课标的教学目标要求。

(2)供给影响因素。信贷供给主要受农户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影响，为此首先引入固定资产、土地面积、家庭收入、非农收入占比、经济作物产值占比、重大事件、年龄、教育程度、人口负担率和健康，并进一步增加供给者可能会考虑的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包括消费支出、与村干部关系、灾害变量。影响保险供给的因素主要是决定被保险人(作物)风险程度的因素，而上述影响信贷供给的因素理论上对被保险人(作物)风险程度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全部引入。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西北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组成的调研组于2014年12月底在陕西省咸阳市下辖的杨陵区和武功县，以及2015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下辖的新沂市和宿迁市下辖的沭阳县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收集了两省样本农户2014年信贷和保险行为的相关信息，涉及种、养、渔三大产业。调查在上述四个样本县(市、区)分别随机选择3～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村，每个村平均获取约20～30个农户样本，得到有效样本822份，其中江苏地区493份，陕西地区329份。两省样本地区处同一纬度区间，均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亦同以小麦和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并适宜种植多种蔬果，以及多种禽畜养殖，自然风险程度相当，具备了可作为同类样本综合考察的基本条件。

式中：E为环氧值(mol/100 g)；V1为滴定空白样消耗的NaOH的体积(mL)；V2滴定试样所消耗的NaOH的体积(mL)；m为反应混合物的质量(g)；C为NaOH的浓度(mol/L)。

信贷方面，两省样本地区针对农户信贷合约的特征类似，95%以上的合约都是1～3年期，本金5000～30000元，年名义利率4.7%～5.2%。全部样本中有69户农户表示2014年提出过信贷申请但未获通过(占比约8.4%)，115户农户存在贷款意愿，但由于认为“想贷也贷不到”“利息太高”“没有抵押或担保”等原因没有提出申请(占比约14.0%)，有贷款的共334户农户中亦有60%以上的农户表示实际得到的贷款小于申请的资金量，表明信贷配给的存在。样本地区贷款条件以农业生产资料抵押和他人担保为主，有少量农房抵押贷款，无农地或林地产权抵押的例子。陕西杨陵区2009年起施行了主要面向设施农业经营农户的“银保富”融资办法，以设施大棚和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作为放贷条件，财政补贴利率和保费，样本中“银保富”农户有31户(占比约3.77%)。

保险方面，样本地区小麦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另有根据地方种植结构开展的多种农作物保险[注] 截至2014年底，陕西样本地区有财政支持的种养两业农作物保险品种15个，江苏样本地区共有财政支持的包括种、养、农机具和设施农业在内的30余种涉农保险(来自地方保险监管部门统计信息)。 ，全部样本中有482户农户投保了农作物保险，222户农户(占比约27.0%)购买了商业性质的寿险(134户)、意外险(60户)、医疗险(26户)等险种，无投保农业信用保险的样本。同时，描述性统计发现，拥有保险的农户更加可能拥有贷款：有贷款和没贷款的两组农户中拥有至少一种保险的农户占比分别为73.4%和65.4%；对于农业生产性质的保险而言，有生产性贷款和无生产性贷款的两组农户拥有保险的比例分别为66.2%和49.5%。此外，贷款农户所拥有的保险类别也存在显著差异，有农业生产性贷款的农户中，65%拥有农作物保险，但只有28.1%拥有其他类别的保险。

(二)计量模型

不论是保险或信贷，其各自的供给和需求本身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由上文的理论分析，保险的存在可能影响信贷供给，则可以认为农户的信贷、保险的供求这四个行为是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的关系[注] 就农户信贷行为而言，也同时受其自身需求和保险部门的影响，理性的信贷供给者在放贷决策中，也会考虑农户对保险的需求及保险供给。 。这种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的关系意味着在实证分析中，要准确估计信贷和保险供给行为的关联，须首先分离信贷与保险各自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即要控制住来自需求和另一部门的影响，否则可能造成估计有偏[注] 在信贷约束的环境下，部分需求存在不可观察特征，这是须控制住需求的另一原因。 。因此，联立方程组模型相比单方程模型是较好的选择。又由于供求本身是二元选择变量，本文构建联立四元Probit模型^[22～24]，在明确区分信贷和保险的需求、供给四个决策行为的前提下，对四个行为进行联合估计。因为同时考虑到了需求、供给和需求的联系及银保两部门间的联系，联立四元Probit模型相比既有研究中使用的二元Probit模型更准确地刻画了环境特征和主体行为特征。

在农户信贷市场上，有农户、农村信贷部门和保险供给部门三类主体。本文所称农村信贷部门(或银行)，指包括农信社、商业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等在内的正规信贷机构；本文所称保险，指谋取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机构销售的保险产品[注] 农业保险并不例外，2012年2月我国发布《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定性为“有国家支持的商业保险”，目前农业保险均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经营，财政部门仅对部分品种提供保费补贴。 。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对于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保障程度较高，更有可能对贷款起到支持作用，另外，只有商业保险机构对农户的风险选择才可能为信贷机构传递有关农户风险特征的有效信息。

以下分银行和保险两个部门，构建联立方程刻画借款农户和两类供给部门的决策行为。对于银行来说，有：

海岛电力通信光缆运维技术，应以增强抗灾防灾能力为主要目的，立足于电网发展建设，既吸收陆地光缆巡视检修的有益经验，又要熟悉沿线海洋水文气象条件，掌握海缆登陆点和周边海域地质地貌特点、路由区经济开发保护进展以及运维队伍人员装备状况，多措并举，实现电力通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1)

其中，是农户申请信贷意愿的潜在变量，y₁是农户是否愿意申请信贷的决策变量，是银行信贷供给意愿的潜在变量，y₂是银行是否愿意供给信贷的决策变量(仅在y₁=1时才能观测到)。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有：

在苹果树生长的每个时期，都应该对树枝进行适当的修剪。不同生长时期对苹果树修剪的次数，方法都不相同。其中一种方法是截放修剪法，这种方法应用在果树的扩冠期，种植者可以根据果树的生长形势采用这种方法，从而达到控制果树的直立枝的生长的目的。另一种是拉枝、扭稍等栽培技术，这种技术在苹果树生长期的最开始和即将结束的时候使用，可以有效地促进花芽的生长。但并不是苹果生长的所有阶段都需要修剪，在苹果树结果的初期与盛果阶段和果树休眠的时期，就应该减少修剪的次数，用以达到提升果实的质量的目的。同时，在果树生长期可以使用一些生长激素，比如乙烯利和多效唑，可以有效地促进花芽的萌发生长。

(2)

其中，是农户投保意愿的潜在变量，y₃是农户是否愿意投保的决策变量，是保险供给意愿的潜在变量，y₄是保险部门是否愿意承保的决策变量(仅在y₃=1时才能观测到)。

式(1)和式(2)中的解释变量X₁,X₂,X₃和X₄分别用来估计信贷、保险的供需行为，β₁,β₂,β₃和β₄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对不同选择行为的影响。ε₁，ε₂，ε₃，ε₄～MVN(0,∑)，MVN是一个四元正态分布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ρ₁₂,ρ₁₃,ρ₁₄,ρ₂₃,ρ₂₄和ρ₃₄分别表示对应方程误差项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对主体行为间关联程度的衡量。由于两个供给行为的关联是本文分析的焦点，因此，将重点关注保险与信贷供给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ρ₂₄：若 ρ₂₄≠0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两个供给之间有显著关系，采用联立估计具有合理性，反之则说明两个供给之间不存在关联，可转而采用单方程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的，如果ρ₂₄的符号为正，说明保险对信贷供给具有正向促进关系[注] 联系实际，两个供给间的关联应主要是保险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因为一般认为，保险的供给意愿主要取决于被保险人(作物)的风险状况，是否有信贷并无直接影响。 ，反之则为负向影响。

1.5 统计分析 统计处理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本研究描述性分析用频数、构成比表示，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回收率(应答率)表示，专家权威程度用Cr表示，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表示。

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β₁,β₂,β₃和β₄4个参数及各相关系数，似然函数为：

L=

其中，L_i1至L_i9分别是状态(1，1，1，1)，(1，1，1，0)，(1，1，0，x)，(1，0，1，1)，(1，0，1，0)，(1，0，0，x)，(0，x，1，1)，(0，x，1，0)，(0，x，0，x)的似然贡献(这里的x表示观测不到)。由于似然函数的形式比较复杂，一般的计算方法很难估计，研究采用模拟极大似然方法(SML)进行估计[注] 是一种用模拟抽样得到的无偏逼近函数代替似然函数的条件概率密度的方法，适于处理密度函数不存在解析式或形式较为复杂的情形。当模拟抽样次数较大时，SML估计的分布与一般ML估计等同，参见林佳显等(2010)。 ^[25]，具体采用Cappellari和Jenkins(2003)提供的Stata软件运算程序。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4)保险供给。与信贷供给类似，保险供给亦用农户是否实际获得保险衡量，有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全部样本中，实际投保保险的农户564户，投保农作物保险的农户482户，投保其他类别保险的农户有222户，其中占比最多的为寿险(133户)和意外险(59户)。

(2)信贷供给。由于供给意愿相对难以识别，本文用农户是否实际获得贷款衡量，有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在全部样本中，有贷款的农户有334户，有农业生产性信贷的农户260户，有消费性信贷的农户102户。

在进行四元Probit模型估计之前，本文对信贷、保险各自的供给与需求，以及保险与信贷供给进行了Hausman联立性检验。结果显示，信贷、保险各自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联立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保险与信贷供给之间的联立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信贷需求。界定信贷需求为农户是否对信贷有申请意愿，并定义有申请意愿的农户包括得到信贷机构贷款的农户、申请了贷款但遭拒绝，以及有贷款意愿，但因主观上认为得不到贷款、交易成本或风险高等原因而未申请这几种情况(刘西川，2014^[24])。同时本文认为，不同用途信贷(农业生产性或消费性)的供给与不同类别保险(农作物保险或其他类别保险)供给之间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关联，因此,亦区分了上述两类信贷和两类保险的需求。经过识别与统计，全部样本中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共有518户，对农业生产性贷款有需求的农户共442户，对消费性贷款有需求的农户共183户。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信贷需求方程被解释变量值，有相应需求则取值为“1”，无则为“0”。

保险是集中众多具有同类风险的单位和个人，用合理计算分摊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这种风险导致的损失得以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Kenneth J. Arrow，2005^[20])。与债券或者股票等金融合约的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是以期初的少量支出换取依赖于未来特定风险事故发生应支付的货币。这种将未来的风险预先支付的经济行为，在与信贷损失互联的制度框架下，在保护风险承担人的财产安全的同时，也具备了使相关资产资本化的能力(物质资产资本化或者人力资本化)，从而使得保险合约具有了抵押功能，能够分担信用风险，提高风险承担人的债务履约能力(刘祚祥等，2010)。

另一方面，保险本质上为基于大数法则的风险汇聚机制(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21])。而根据大数法则，风险汇聚要能够达到使每个参与人损失(收益)方差降低的理想效果，须满足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为参与个体损失风险的“同分布”。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可以被保险公司所接受的风险须为“同质风险”，至少不同参保个体的风险程度应不存在较大差异。若风险程度差别太大，保险公司根据风险个体平均损失概率所制定的保费费率就将不足以应对实际损失支出。因而基于保证偿付能力的需要，商业保险公司必须进行风险选择(risk selection)，获知欲参保个体的风险程度，剔除风险较高的个体。在信贷与保险互联的制度安排下，银行和保险两部门之间常常会有信息共享和协商机制，因此，银行亦能获得对信贷申请农户风险程度的进一步认知，这一认知有助改善银行对贷款农户风险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能够提供一种额外的信息甄别机制，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程度和影响(Stiglitz and Weiss，1981^[1])。

(1)需求影响因素。信贷与保险同为金融产品，对其需求的影响因素多数相近：第一，引入健康、人口负担率、重大事件、年龄变量，考察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有关的信贷与保险需求。第二，引入土地面积和经济作物产值占比变量，考察农业生产经营对二者需求的影响。第三，引入教育程度变量衡量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考察预期收入对需求的影响。第四，引入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固定资产和非农收入占比变量考察农户家庭经济活动特征对需求的影响。第五，引入与村干部关系变量，考察农户家庭社会资本对需求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保险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农户缺乏抵押品以及信贷机构对农户信贷过程中的信息缺失两大问题，因而能够提高农户的信贷获取能力，改善信贷配给。

The lumbar spines of individual animals were scanned by DXA(Hologic QDR;4500 A)using the regional high resolution scan mode.The bone mineral content and area was measured and BMD was calculated automatically at bone mineral content/area.

“头脑”又名“八珍汤”，是由黄芪、良姜、羊肉、煨面、羊尾油、藕根、长山药、黄酒等八种食材配制而成。头脑选料讲究，制作精细：羊肉选的是羊腰窝肉，易于煮烂且不腥膻；黄芪选的是质地优良的正北芪。将羊肉切小块，大火煮沸，加上花椒、黄芪、良姜等佐料后，改用小火煮熟后捞出；另将酒糟汁入锅煮沸，加料酒、煨面，煮成面糊汤，再把羊肉块、熟山药、藕片放入碗里，加羊尾油丁，浇上面糊汤便成。此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头脑，面糊清白，浓黏厚重，喝到嘴里，甜、软、绵、香、热！酒香、药香、肉香，混在一起，一古脑地钻进鼻孔，令人忍不住馋涎滴流，立马抄匙大快朵颐一番！

3.识别变量

为保证方程组可识别，研究在每个方程中加入一到两个可识别其他方程的排除变量：考虑到农户对信贷和保险产品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其需求的重要方面，而这两个因素与供给的影响因素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在两个需求方程中分别加入信贷知识和保险知识变量进行识别；基于调研中的认识：农户的社会关系能力越强，对自己获得信贷支持的信心程度越高，同等条件下越可能对信贷有申请意愿，因而选取农户社会关系的一个代表，家庭年支出的礼金数额作为信贷需求的另一个识别变量；同时，调研中发现实际获得信贷的农户中有很大比例加入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而是否加入合作社与需求影响因素也相对独立，因此，对信贷供给方程引入合作社变量进行识别，此外，由于在现行中国农村金融体制下，农村信贷机构多为政府支持的政策性的信贷机构，因此，农户获得信贷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和当地领导人(村干部)的关系，所以，对信贷供给亦采用与村干部关系变量来识别；考虑到农村地区的村干部家庭在见识、社会阅历和教育程度等方面往往是先进群体，而这类人群对保险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相比一般村民要高，并且村干部变量一般来说与供给的影响因素也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在保险需求方程中进一步增加村干部变量进行识别；对保险供给方程引入灾害变量进行识别。表1是研究中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 1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注：自然灾害指导致的产出损失超过3000元以上的灾害；重大事件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的一些事件，包括婚丧嫁娶、子女上学、大病治疗等；描述性统计为处理了样本极端值之后的结果；所有的二元选择变量肯定的情形取值为“1”，否定的情形取值为“0”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保险与信贷供给间关系的总体考察

(3)保险需求。界定保险需求为农户是否有投保意愿，与上文信贷申请意愿的识别类似，包括实际投保农户、申请投保但遭拒绝，以及有购买保险意愿，但因主观上认为得不到、交易成本或风险高等原因而未实际提出投保这几种情况。经过识别，样本中有保险需求的农户共624户，对农作物保险有需求的农户共518户，对其他类别保险有需求的农户共318户。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保险需求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有相应需求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表2报告了四元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ρ₁₂，ρ₁₃，ρ₁₄， ρ₂₃， ρ₂₄和ρ₃₄的估计结果说明信贷与保险供需四个决策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其中，ρ₁₂和ρ₃₄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实了在估计供给行为时，有必要控制住影响需求的影响。似然比(LR)检验结果说明6个误差项相关系数不同时为0(1%的显著性水平)，Wald检验结果显示4个决策行为相互区别(1%的显著性水平)，都进一步支持了采用联立四元Probit模型估计的必要性。在控制住需求和保险部门的影响之后，影响信贷供给最显著的因素包括教育(+)、收入(+)、经济作物产值占比(+)，表明农村信贷机构更倾向于向受教育时间更长、收入更高以及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户主)提供贷款，与一般的认识和以往的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在5个识别变量中，礼金、合作社变量的估计都是显著的，保险知识和村干部变量的估计结果也都非常接近10%显著性水平上的t值，总体上，表明4个方程可识别。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前的资金还比较少，所以需要加强与银行的联系，要定期、准时的将自己的财务报表以及发展动向等及时的上交到银行，让银行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发展前景，从银行处取得更多的资金，让自己的资金可以变得更充足，从而可以向更多的农民提供贷款，也可以向每一位农民提供更大额的贷款。

从研究最关注的ρ₂₄的估计结果看，保险与信贷供给决策之间的关联在1%的水平上为正(0.203)，说明保险对农户融资的支持作用是显著的。可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保险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信贷获取能力，前文的假设得到了总体上的验证。

表 2保险与信贷供给间关系的总体考察( SML和 3SLS)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的t值

(二)不同类别保险与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间关系的考察

农户信贷可用于农业生产，亦可用于消费，但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首要的应是农业生产性信贷。因此，在总体分析之后，本文进一步将注意力集中于保险对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的影响。由于不同类别保险对信贷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报告根据样本特征区分为农作物保险与其他类别保险，具体考虑以下三种情形：a.是否有农作物保险；b.是否有农作物保险之外的其他类别保险；c.农作物保险和其他类别保险是否都有，分别与生产性信贷的供需建立四元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注] 因篇幅所限，这部分估计结果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

估计结果证实了每种情况下的4个行为都是相互关联的，并均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证实了4个行为彼此区别以及相关系数不同时为0。从ρ₂₄的估计结果看，第一种情形下，农作物保险与生产性信贷供给的关联程度最高(0.3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作物参加专门保险的情况对获取信贷的支持作用最强；作为对比，情形b和c，即拥有其他类别保险，以及同时拥有农作物保险及其他类别保险两种情况对生产性信贷供给的支持作用并不显著，并且与直觉认识相悖的是，同时拥有两类保险并不比只拥有农作物保险更能支持农业生产性信贷的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就报告样本范围内而言，农作物保险之外的其他保险(在样本中主要是寿险、意外险)对农户获取生产性信贷并无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情形c的估计也可看作一种佐证)。可能的解释是这类保险的承保标的、风险特征与补偿条件与农作物保险有较大差别，并且目前在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用于偿付被保险人债务方面还存有不少法律障碍[注] 比如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人寿保险不属于债务的追偿范围，其保险金不能用于偿付被保险人的债务。 ，因此,对农户信用的提升比较间接，可以起到的信贷支持作用也更小。

总体上，以上认为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的供给关联程度更高的结论与Ifft 等(2015)的结论类似，Ifft等(2015)发现农户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带来了更多的生产性信贷，Barry(1986)的研究也发现从比例上而言，信贷供给者会倾向于提供更多的信贷给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参与农户。但不同的是，以上两个研究针对的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绝大多数都是保障程度较高的收入和产量保险，而本文的实证分析则表明，样本地区实施的农作物种植物化成本保险对生产性信贷亦能起到支持作用。

(三)东西部样本地区保险与信贷供给间关系的比较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社会以至于农业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进一步反映在居民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上。如表1所示，本研究样本范围内，江苏省样本的家庭人均收入和固定资产分别为2.1万元和17.5万元，而陕西样本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4万元和12.3万元。一般而言，收入和财富水平越高，保险与信贷的覆盖程度越高，两部门合作的产品基础更好，再者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一般农户，对二者作用的认知程度也越高，因此，基于一般的认识，本研究认为经济和农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信贷供给与保险供给的关联程度也应该越高。作为对此的验证，我们分别考察陕西和江苏样本信贷与保险，以及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供给的关联。结果虽然进一步佐证了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供给之间的密切关联，但ρ₂₄的估计结果显示，陕西地区信贷与保险的关联程度，包括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的关联程度反而更高(尽管在生产性信贷的考察中，江苏样本的显著性程度更高一些)，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在财富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并没有体现在信贷与保险供给的关联中[注] 因篇幅所限，这部分估计结果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了检验四元Probit模型的合理性，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与保险供给行为进行估计。结果发现，二元Probit模型也证明了两个供给行为的正向关联，但显著性水平为10%，不及四元Probit模型，并且采用两个模型得到保险与信贷供给方程误差项之间相关系数的估计也存在差异，二元Probit模型为0.117，四元Probit模型为0.134。在针对保险与生产性信贷供给关联的分析中，四种情况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估计得出的关联程度分别为0.206(1%的显著性水平)、-0.048、0.042和0.686(1%的显著性水平)，与上文估计结果相比，每种情况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关联程度降低或关联方向异常。说明采用四元Probit模型来估计保险与信贷两部门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必要、合理的。

其次，本文采用普遍运用的联立方程系统估计方法——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对基准回归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主要参数的估计结果比上文四元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稍小，但也大致相当，从ρ₂₄的估计结果看，各种情况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也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上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基准回归的3SLS估计结果如表2，其他情形的估计结果因篇幅原因未列出)。

最后，从基准回归和不同类别保险与生产性信贷关联的估计结果，以及运用3SLS的稳健性检验中都可以看到，陕西样本相比江苏样本都更可能得到正规信贷支持，在两省样本的比较中，陕西样本信贷与保险的关联也显著高于江苏样本。如前文所述，陕西样本地区实施了政策性支持和组织银保互联的“银保富”融资办法，这自然引起了一种可能性的考虑：即陕西样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否由银保富样本带来？因此，这部分去掉陕西样本中的25个“银保富”样本进行四元Probit分析。797个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注] 这部分估计结果因篇幅所限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不论是信贷供给与保险关系的总体考察，还是生产性信贷供给与农作物保险的关联考察，ρ₂₄的估计结果都与上文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一样，显示从整体层面上，“银保富”样本并没有对信贷与保险的关联产生影响。但是，去掉“银保富”样本后两省比较产生了与全样本下的显著差异，去掉“银保富”样本后陕西的估计结果，无论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还是生产性信贷，都显著下降，使得两省估计结果的差异降低，在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供给关联的考察中，ρ₂₄的估计结果甚至小于江苏省。这表明在两省比较的层面，政策性的绑定和支持(在本研究分析的样本中是政府组织加上对贷款利率和保费的补贴)起到了显著提高信贷与保险供给关联的作用。

五、政策建议

着眼于保险能否作为替代性的农户融资支持手段的问题，基于2014年陕、苏二省82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四元Probit模型，在有效分离信贷、保险供需行为的前提下，检验了保险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不同类别保险对农业生产性信贷的支持作用和东西部样本地区的差异。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就赛努奇本人来说，对道教神仙为主的道释人物画的喜爱，既受大的环境影响，也反映了其个人的收藏倾向。这与他的意大利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整个欧洲的基督教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在对中国画的欣赏中寻找同体同构的表达方式与精神资源。加之当时的欧洲思想背景之复杂与遭遇的问题之特殊，都促使其从哲学、精神性等角度对道家思想追捧崇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可以解读赛努奇博物馆收藏的道教题材作品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思想精神探索的深层联系，探得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欧洲人欣赏中国画的文化原因和审美角度。

第一，总体看，保险与信贷供给的关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保险的存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信贷获取能力，发挥改善农村信贷市场配给的作用。第二，从不同类别保险与农业生产性信贷的供给的关联看，农作物保险相比其他类别的商业保险更能发挥支持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的作用。从陕西和江苏样本地区的比较来看，陕西样本地区信贷与保险，以及生产性信贷与农作物保险供给之间的关联程度更高，表明在陕西，保险更能起到支持信贷供给的作用。其原因在本研究的框架内解释，来自于陕西样本地区实施的政策性的互联制度，即政府通过导向型的银保互联安排，以及对保费和贷款利率的补贴提供的支持。

总体上，研究基于较新的农户层面调查数据，采用更加匹配的计量模型，对保险改善农户信贷配给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研究意味着：保险可成为提高农户信贷获取能力的现实可行选择，保险与信贷的互联基础存在。实践中应进一步挖掘保险的这一作用，根据不同类别保险与信贷供给关联的差异，构建多样化的信贷保险关联机制，扩大农村信贷市场规模并促使其可持续发展。为此，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公共部门应逐步通过专门立法，或对现存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明确对信贷与保险关联机制的肯定。可运用财税等手段支持保险行业扩大农作物保险的品种范围、保障程度和覆盖面，支持保险行业开发针对地方特色有信贷农作物品种的专门保险产品。并要提高宣传力度，尤其要提高基层金融机构和农户对保险作用的认知和认同。第二，农村信贷机构应进一步构建包括农户投保与险种信息在内的综合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并寻求与涉农保险机构之间建立专门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促成双方之间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共享。第三，保险行业亦可积极开发针对有信贷农作物品种，以及其他农户相关财产和利益的保险产品，尤其是保障程度更高的农作物价格保险和收益保险，扩大自身业务规模的同时，为农户信贷提供更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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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surance Improve the Credit Rationing of Farm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822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ZUO Fei¹, XU Zhang-yong¹, LUO Tian-yuan²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 710127,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Xi ’an ,712100,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insurance affect credit access of rural households. By using quaternary Probit model and the survey data of 822 rural households in Shanxi and Jiangsu Provinces in 2014,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insurance on the credit supply of rural households. Results show that insurance in genera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o gain formal credits, and crop insurance,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credit loss, plays a better role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Meanwhile, insurance of the sample region of Shanxi Province provides stronger support to credit than the sample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policy-guided bank-insurance interconnection support of the sample region in Shanxi. The article provides further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bank-insurance interconn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eviating the credit rationing of farmers, more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bank-insurance interconnec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Credit Acces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redit Rationing; Quaternary Probit

中图分类号： F842. 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4543( 2019) 08-0063-13

收稿日期： 2019-0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险保障机制与政策研究”(14CJY074)；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支农体系结构与农业保险的角色研究”(13D054)；陕西省重点学科“国民经济学”

作者简介： 左斐(1982-)，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保险；徐璋勇(1968-)，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罗添元(1980-)，男，湖北武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保险。

责任编辑、校对：刘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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