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3-0127-06
20世纪中叶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 对世界历史进程及自身前途命运的认识不断加深，世界的整体性观念逐步形成，蓬勃兴 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1955年成 为历史学转折的标志。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正是在那一年，直接或间接地发端于马克 ·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新思想才开始充分发挥影响。”“年鉴学派很快就成为指 导西方历史学家进入陌生的渠道并且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的主要推动力。”[1 ](P53)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历史学领域也出现了某些转变。在逐渐恢复社会学在历 史研究中地位的同时，史学新方法的运用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结果是动摇了 对传统公式和传统方法的信念，从而加强了对新途径的探索”[1](P53)。从那时起，历 史学伴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在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应该说，这还是一个方兴未艾并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予以充 分的关注。我们认为，从整体上看，多元化趋势是当代西方史学演进的一个突出特点： 无论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还是史学方法的更新；无论是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的产生， 还是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化，都明确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势和趋向。当代西方史学的多 元走向，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剧烈变动在历史学领域的集中反 映，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的背景及原因
首先，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急剧变化和走向多极的时代，要求对历史有全面的、 更新的理解和认识。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在短期内的剧烈动荡和巨大变化是前所未有 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旧的殖民体系开始崩溃，传统欧洲 的地位逐步下降，美国和前苏联的优势迅速上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曾 长期控制西方史坛的欧洲中心论逐渐失去市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一个多 极发展的世界历史时代初露端倪。正如汤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所指出的：“发生作用 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这些力量对于每一个部分 都发生影响，但是除非从它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做全面的了解，否则便无法了解它们 的局部作用。”[2]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并非如传统实证主义史学所坚持的 那样，是一种线性的、平面的发展过程，而单纯的政治史、战争史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也 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为进一步增强历史学认识过去、关注现实、预测未来的功能，扩 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推进现代史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势在必 行。
其次，20世纪西方史学的多元化走向，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哲学的重大突破密 切相关。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物理学，从根本上动 摇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念。量子力学通过观察认为，一些物质不可能保持连续不 断的变化，因而物质运动的因果关系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自然科学的概率论代替 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决定论，反映在历史学领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绝对 必然性产生怀疑。同时，量子力学的实验还证明，任何微粒子的运动都不可能是绝对客 观的。从历史研究来看，史学家在进行研究以前，作为客体的历史事实就已经不是纯粹 客观的东西了，因为它们已经程度不同地在主客体的信息传递过程中被加工处理过了。 所以，历史观念的多样性和史学多种分支学科的产生就是客观的、必然的了。卡尔·波 普尔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方式和目的是不同的，强调“理解”在历史认 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学的特征与其说 是对规律或概括化的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实际的、单一的或特定的事件的兴趣”[3]， 但是，他主张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类的希望、斗争和受苦的历史，从这一角度强调“ 要写使我们感兴趣的历史”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波普尔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还强调： “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 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 是如此。”[4]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强调历史认识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强调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进程认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些科学理论上的创 新，推动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 系统空前地活跃起来，人们的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矛盾表现得日趋频 繁而复杂，对生存空间和有限资源的争夺也更为激烈，以往大量被人们忽视或从未引人 注意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而现代社会所引发的各种新的困难与问题更是接踵而至。用 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这个世纪是在全球秩序大乱中落下帷幕。这些混乱现象，性质不 明确，控制无方法，止息更遥遥无期。”[5]这些问题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习俗、家庭、婚姻、司法等各个领域，其中许多问题的产生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围绕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多历史分支学科应运而 生，历史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迈进。
第四，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效法自然科学，否认历史认识中主体和主体性的存在，使历史研究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 而陷入危机。另外，兰克史学还认为，人类历史并非是客观存在，而是神意的体现，神 意则贯彻在精英的思想和行动中。在史学实践中，主张史学主要关注的应该是杰出人物 的思想和行动，人类历史主要应该是伟大人物的个人传记和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 而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有关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则无足轻重。鲁滨孙把传统 史学的特点综合为：“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 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好叙述 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 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6](P14)由于 史学研究范围的狭窄和题材的陈旧，直接妨碍了史学家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认识。新史 学冲破传统史学的樊篱，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史学革命的潮流，正是通过史学的多元化发 展和创新来实现的。所以鲁滨孙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 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 地位。”[6](P20)
综上所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进，是一个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不断抗争并不断取得胜 利，朝着多元方向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各种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历史研究方法 的不断创新，历史研究对象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少数人走向人民大众 、从西方走向全球，标志着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初步形成。
二、当代西方史学演进特征：走向多元的历史学
20世纪，西方史学流派和史学分支学科层出不穷，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更新，呈现出 多元的发展方向，成为西方新史学的显著特征。在揭示传统史学很难揭示的、复杂的社 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现象中，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美国新经济史学派、新 政治史学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历史文化学派等积极而富于开 创性的研究活动，推进了历史学多元化的蓬勃发展，表现出新史学特有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功能。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学科按研究领域做简单的系统分类，以便对史学的多元走向有一个 大概的和整体的了解：人类自身：包括生育史、妇女史、儿童史、青年史、老年史、性 史、家庭史、婚姻史、同性恋史、死亡史、人口史、心智史、心态史、思想史、心理史 学、想像史学等；人类生存基础：包括服饰史、饮食史、建筑史、交通史等；人的职业 和社会身份：包括工人史、农民史、民族史、流氓史、娼妓史、移民史、党派史等；人 类生存空间：包括城市史、农村史、边疆史等；人的社会活动：包括文化史、政治史、 经济史、社会史、战争史、宗教史、贸易史、外交史、教育史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自 然史和环境史：包括生态史、灾害史等；史学研究方法：包括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 较史学、结构史学等等。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化表现为各种历史分支学科的产生和方法 的多样化，它们“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当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起越来越 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P1)。这些史学分支学 科涉及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需要，还可能产生更多的分支 学科。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史学分支学科在这样一个大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相互影响，它们存在于这个大系统中的特定位置，由于某种需要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引起人们的兴趣，被人们所关注。史学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也与现代社会“知识爆炸 ”，各种人文与自然科学分化与重组所导致的跨学科不断增多密切相关，上述许多学科 又可以相互交叉和重叠，构成新的学科，如战争灾害史、家庭经济史、儿童心理史等等 。
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在《新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学“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 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6](P92)。正是这 种认识和兴趣，将历史研究很快从过去的英雄人物、政治史、军事史的狭小范围扩大到 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普通人和普通事件的一切方面。关于这一点鲁滨孙认为，历史学具 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历史学所研究的是异常复杂的东西。他说：“我们有许多所谓史学 名著，其中专门叙述的往往只是君主和教皇、朝臣和政客、争夺领土和王位的战争、君 主和国会所制定的法律。但是这些事实，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可以描 写一个罗马人的农庄，或者一个简陋的蒸汽机，或者比较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路德的神 学主张，或者他可以追述哥特式建筑的来源……。上面所举的几件事，已经可以表明人 类的兴趣和事业是如何广大无边，复杂万状。”这是由于“我们的兴趣是在继续变化之 中，因而我们要求历史所解答的问题也大大改变了”[6](P94-95)。其实，这里的真正 意义在于布罗代尔所言：“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杂事(日常生活)则反复发生，经多次 反复而取得一致性，甚至变成结构。”[8]这就是说，深层结构的历史往往是通过被人 们忽略的社会生活的细微方面表现出来的，这是西方新史学对社会史范畴的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两性比例、社会流动和物价波动等等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原因。
历史学是以研究人和社会的历史现象、原因、规律和意义为出发点的。人类从生殖繁 衍到思维心态、从饮食起居到家庭社会，都凝结着文明创造的深刻内涵，它们从不同的 角度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因此，对人自身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历史 做全方位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基本任务。关于这一点，人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才逐渐认 识到的。当某一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已经形成一种“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时 ，有关方面的历史就进入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 。例如，迈克尔·米特罗尔和雷因哈德·西德尔合著的《欧洲家庭史》，该书将中世纪 至今的欧洲家庭史建构起一个系统，划分了不同时期城乡和不同阶层的家庭结构的变化 ，开辟了家庭周期研究方法的新途径。此外，福科的《性爱史》、弗朗德兰的《性与西 方》、菲利普·阿里埃斯的《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及人们的家庭生活》、米歇尔·伏维尔 的《死亡在西方：1300年至今天》、阿里埃斯的《人们面对死亡》、费弗尔的《历史与 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劳埃德·德莫斯的《新心理历史学》、里格斯和斯科菲尔 德的《1541到1871年的英国人口史》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 状况、心态和行为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作为一门总体人学，历史科学很自然地将人的衣食住行等各种生存需要，当作历史研 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历史遗存所记载的符号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 平、社会形态和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当然，除历史学家需要从这部分研究内容中找出历 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外，相关专业技术的发展也要求从中汲取经验与借鉴，如现代的服 装设计师、建筑师、营养专家需要对古代的服饰史、建筑史、饮食史等进行研究。在这 些研究中，更多地反映出跨学科研究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功能。主要著作如布洛克的《旧 日法国的食品》、埃马尔丁克编《饮食史论集》、保罗·韦纳著《面包和马戏团》等。
在人的社会存在中，人的身份、职业、群体等，是人们相互认同并确立一定社会关系 的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因此，以人们的身份、职业为对 象进行专题研究，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这些研究，使历史 研究对象从少数人扩展到最广大的民众及其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既符合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要求，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道路，为历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工人 运动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 级的形成》和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等等，这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 要成就。
与人的社会存在相适应，对人的生存空间以及气候和生态等历史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 目。20世纪下半叶，在加拿大、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城市史、农村史的研究不断掀 起热潮。学者们通过对城市兴起的过程、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生态、城市社会、 城市政治、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类型等问题的研究，将史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 时，对社区历史、农村史以及各种区域性历史的研究也有多种成果问世，极大地丰富了 人们对诸多边缘领域历史的认识。主要著作如吉尔伯特·斯蒂尔特的《城市与城市化： 加拿大历史透视》、斯蒂芬·桑斯托姆的《贫困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 性的研究》、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P·黑斯的论文《从城市到城市 化社会的历史》、伏维尔的《18世纪的城市和乡村》等等。
由于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是广义上的政治史，因而限制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妨碍了 史学家对历史过程做出科学的结论。为克服这一弊端，西方新史学的各个流派都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宗教的历史研究方面继续努力外，在社会史、 经济史、贸易史、文化史、新政治史等方面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范围几乎包含 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方面。代表作品有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 资本主义》、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M·H·莱夫的论文《修正美国 政治史》、弗朗索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 社会理论》等等。
在上述史学分支学科中，大多采用了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方法。通过 对历史资料的数字化整理和量化运算，历史研究开始摆脱了单纯的定性分析的弊病，使 曾经被忽视和埋没的历史资料得到了更为充分地发掘和利用，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普通群 众的历史作用和他们的社会活动特征。
三、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
如何评价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走向，诚如于沛先生所说：“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的产 生，决不仅仅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是建立 在崭新的历史思维的基础上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历史科学的深刻变革。”[7](P4)历史 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通过对历史规律的不断探索，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 理性的思考并指出前进的方向。这一功能决定了历史学自身的品格——必须随着时代的 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不断创新，这也是历史科学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
首先，现代西方史学的多元走向及其深刻变革，是时代对历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反 映了历史学作为科学学科的基本特征。西方传统史学一直是以政治、军事、外交及英雄 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以档案资料和书面叙述为主要的研究形式，这种以叙述为主的 史学模式，常常和文学、艺术相交叉，在历史著作中，优美的语言和严谨的修辞为历代 史家所追求。因此，一些人坚持历史学是艺术的观点。由于近代历史学受到自然科学发 展的积极影响，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趋势的出现，使历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人 文科学。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历史学多元走向，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学的计量化和科学化 ，强化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历史学的科学性才能得以确立 。各种史学流派和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大都致力于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种角度去理 解和解释过去。由于现代史学分支学科从狭隘的政治史中解脱出来，把人和社会的各个 方面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因此又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史学的性质。
其次，历史研究方法由传统的、单一的模式向现代的、多元的、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新方法的不断探索，进一步提高了历史学的科学性， 对历史学科学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口述史学采用现代化的录音工具，使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在历史研究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既与传统史学的记载方式有着内在联系，又 体现了现代史学对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的客观要求，表明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双向 交往关系正在出现某种新的变化。以现代科技为先导的计量史学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研 究方法很快应用于历史研究中。由于计算机的使用，史料的范围和历史研究的过程及成 果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常常运用的“大量的”、“少数的”等等较为模 糊的、量的描述，通过数学语言的表达而变得更为清晰，有效地克服了思维、感觉、情 绪等历史研究者主观因素所导致的偏差。计量方法在当代西方的经济史、人口史、家庭 史、劳工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完善了史学研究中的计量手段，提 高了描述的准确性和历史解释的理论水平，而且由于科学性的增加，历史学在揭示社会 的变化模式和历史趋势方面现实意义更为突出，与传统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史学方 法的更新应该说是还刚刚起步，随着网络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的成果将更多 地运用于史学研究，这将推进历史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关于历史学的“碎化”现象。随着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在史学研究中 出现了对分支和细节过分夸大的倾向，在史学实践中造成了所谓的史学“碎化”。一些 学者指出，史学的“碎化”，使历史学各领域之间“各自为战，平行发展，满足于自己 领域的研究，强调自己研究领域的‘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它把相邻的研究领域的成 果只作为一种参照，而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因果关系”[9]。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和开 放、多元的现代环境的影响，一些西方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采取实用主义 态度，他们往往深入某一特殊的技术问题之中，专注于错综复杂的细枝末节，热衷于标 新立异地独创新的领域。由于孤立、静止、实用地看问题而缺乏历史的整体观点，因而 也就背离了历史学的基本目标。在一些计量史学的研究中，由于大量使用了图表和数理 分析，过分强调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和技术化，结果使一般的读者毫无兴趣，在同行中交 流也有困难。为此许多人担心，随着历史学被“肢解”和“碎化”，历史学的发展有可 能走人歧途陷入新的危机。
我们认为，对史学的“碎化”现象应做客观的分析。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绝对化的态 度，热衷于细枝末节固然无益。但是，在历史学从专注“英雄人物”到关注“小人物” ，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转变过程中，对细微历史研究的取向有一定的必然性。对此 ，伊格尔斯指出：“历史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不是直线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不但 是存在有大批同样充满价值的文化，而且就在这些文化内部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 围绕着它归纳出一种统一的表述。因而存在着许多的历史就是可能的，它们要求有特殊 的方法来把握生活经验的质量的各个方面。”[10]在这里，伊格尔斯阐明了历史学多元 走向过程中，史学分支学科进一步细分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指出了历史发展线性模式和 单一中心论的内在矛盾，证明了微观史学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同时，对微观史学与宏观 史学的关系，伊格尔斯指出，日常生活的和微观的历史学家们的关怀，“就在于使历史 人格化，同时这就要求大历程的历史编纂学伸展到范围更狭隘的历史，具体的人或小群 体的人们的体验和经验的历史，但又始终是在这些较大历程的范围之内”[10]。由此可 见，一些有价值的“细化”或“碎化”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看做是对曾被忽 视了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平常事件的关注，是用无人注意的、细碎的历史遗痕来修 补和完善人们以往对历史认识的不足和偏差，并且，这种“细化”和“碎化”的历史， 也是“较大历程范围之内”的一个层次或一个部分，许多研究工作还要经过时间的验证 ，才好最后确定其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对史学的“碎化”现象提出异议，认为由于历史学被弄得支 离破碎，而成了远离社会与现实的“没有人的历史学”，因而提倡“叙事史的复兴”。 学者们重新提出“事件的历史”的地位和意义，并写出了颇有分量的叙事史新作，如勒 胡瓦·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等等。对此，美国历 史学会主席博格指出：“如果恢复叙述史是意味着用30年来分析史的成果丰富新型的叙 述史，我们应该欢迎，但如果是意味着不要数量史而只是要叙述史，我们应该反对。” [11]这种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与时代要求相融合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史学界得到普遍赞 同。在提倡叙事史复兴的同时，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也使历史学家深感 责任重大。区域战争、恐怖主义、民族矛盾、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等直接威胁世界和 平与发展进程的因素有增无减，因此，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新史学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每一代人都必须写下自己的历史，这不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不真实， 而是因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产生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答案”[12]。
美国结构主义学者欧文·拉兹洛在《系统、结构与经验》一书中的论述，对理解当代 西方史学的多元走向，特别是历史分支学科的产生很有意义。他说：“虽然各种层次上 的认识和活动是前后相继地联系着的，但它们是在各自的层次上展开其自主性的，并且 是不可简化为下级层次的。”他认为：“人类经验的多层次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发 展着，而且由于它们的信息流程形式之间有着等级组织的结构同型性，因而，在发展过 程中又是相互联系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各种较高的层次便对系统环境各类状态提供 更多的‘分析’：它们阐述这种环境状态与系统密码之间的更为深刻，也更为精确的联 系，从而发现更多感知类型(更多不同形式)的不变性，从环境中得到更多的信息。”[1 3]由此可见，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走向，是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各 种历史分支学科虽然是在“各自层次上”展开的，但它们始终是在整体系统运动的过程 中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着的。历史研究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的循环往复的前 进，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发展，推动着传统史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转型，对确立21世 纪的史学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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