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各种新思想、新规范、新观点、新方法、新领域，不一而足，令人目眩神移；但不成比例的是整个研究缺乏必要的批评和争论。即使有，也多为相互酬唱——赞扬和褒奖之后象征性地写上“略显一二不足”，或“大醇小疵”等字样。这种失语状态，导致难有正面的学术交锋。真理通过批评和争论来确立，难道说我们这个创新和繁荣的时代竟分娩不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和更具时代特征的共同话语？所以，本文从史学认识和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化解的途径，希望对未来的创新有所裨益。
一、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
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学术繁荣，成就实属空前，另一方面“史学危机”却始终声不绝耳，挥之不去。对此，张芝联教授在反思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程时，不禁问道：“是哪里出了毛病？”（注：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所在。仅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看，这种矛盾现象不可忽视。从外在原因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脱颖于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最初，是对“文革”极左思潮的批判，但“文革史学”不过是“四人帮”以工农兵的名义重写阶级斗争的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术滥用，毋宁说是当时大批判的伸延。所以，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对“文革史学”的批判已无学术意义。关键是建国以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思想和方法上都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规范及价值原则，在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它有太多的矛盾和缺失。因此，否定旧说，提出新论，在一个价值的新层面上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最基本的演进方式。
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创新首先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评价。接踵而来的是建国以来的研究范式，受到了挑战和诘难。彼时，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赞颂和溢美，洋务运动则受到了全盘否定。此时，对太平天国运动，主导性的意见已是批评多于肯定。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这场农民起义，不过只是一次失败的和几乎接近于向封建专制王朝转化的农民战争（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义和团运动则被有的同志视为只是一场带有浓厚封建蒙昧主义色彩的民族自发抗争（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另外，对洋务运动的性质、戊戌变法中的改良主义、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历史人物，学术界亦均给予了重新评价。
那么，这些最初的创新为什么又大都集中在历史评价层面？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由于历史评价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确立学术发展的方向和其在文化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因而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发展中，创新一方面是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力图超越建国以后形成的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突出革命史的研究格局（注：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另一方面，创新又并不只是修正某些不合时宜的理论范式，而是在通过对某些人物、事件、过程的不同评价之中，实现自身价值体系的转换。
这一转换的前提，当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取向，价值原则先于事实研究而存在。如80年代一篇回顾这一时期鸦片战争研究的文章写道：自建国以来的30多年里，分析英国政府和烟贩活动的文章不到10篇，抨击英国政府及烟贩活动的文章却在10篇以上（注：龚书铎、谢维、孙燕京：《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而且，以价值原则替代事实研究，乃至扭曲事实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重要的是，当时研究者的话语形式也是斩钉截铁，非此即彼。以人物评价为例，要么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要么是十全十美的英雄。前者如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窃国大盗袁世凯；后者如民族英雄林则徐，农民领袖洪秀全。
与之相反，80年代创新的价值转换，集中体现在历史评价的两分法。一些以往被视为有绝对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此时只具有相对性。如《天朝田亩制度》，相当多学者既指出它的革命性或进步性，又强调了它的封建性和空想性。对于洋务运动，也是既指出它进步的一面，又指出它反动的一面，认为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注：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但从话语的有效性来看，“既有／又有”、“一方面／另一方面”，貌似全面，实际上却失去了评判的力度和深度。就如理论必须彻底才能征服人一样，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评价，首先应当区分表象和本质、主要和次要。否则的话，就没有原则和尺度，同时也就没有批评和选择。而且，进入90年代后，创新的演化方向，又转向对价值评价的弱化，而注重事实研究。如本来最具有价值争议性的洋务运动研究，有的学者就指出其发展方向已“开始从传统政治评判的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注：涂文学：《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社会科学》（沪）1992年第12期。）。
二、理论思考被弱化和被搁置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上述发展何以影响到整个研究对自身价值原则和批评尺度的确立呢？在我看来，原因恐怕还在于创新始终缺乏研究的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因此，从学术发展的理路来看，历史学家和其所属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客观研究对象之间，应有一个充满张力的解释循环，而作为联结三者、或沟通这三者的秩序规划，则非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莫属。如建国后被广泛接受的那个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就是一反以往中国近代史书按皇位、当权者的更迭来划分时期以及放弃分期、逐一叙述若干主要大事件等编写方法的套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度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因此，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主要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便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批评（或批判）和学术争论展开的理论基础。
80年代初，建国以来所沿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1980年李时岳先生撰文认为，应重视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指出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一观点虽然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线索，但却强调了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其中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李时岳先生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个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势，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前景）”（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提出“民族运动”、“过渡特征”、“近代化”等观点，从而形成多种解释、或多种线索并存的争鸣局面。（注：参见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马敏：《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对以往基本线索的补充，并不构成否定性的颠覆。但1986年姜进撰文提出非线性发展的模式。她认为，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是18～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理论的简约，但也构成了与社会现实内容丰富性的矛盾。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就是抓主线的思维方式，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使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就此，姜进说：“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深刻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如何能够作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超越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现代意义上把握近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涵”。（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不过，非线性如何定义，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怎样具体化，姜进语焉不详。她根据现代物理学中相对论和互补原理，认为在宏观方面可以用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取代线性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的研究，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但实际运用到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整合这些物理学以及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思想，尚需很多复杂的程序或中介。
在此后的实践过程中，这种“非线性”的观点，几乎未得到任何回应，但有关“基本线索”的讨论早已沉寂多时。原因不是这一理论问题已经解决，而是理论兴趣的衰退。“非线性”理论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向：即不必将理论推展到明确无误的程度（因为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这都是办不到的）；应关心的是具体的技术操作，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上面，套用20年代的一个学术话语——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正如姜进所说：“当一些研究者还在热衷于辩论，精心修补完善自己的论点的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已经厌倦这种争论，他们呼吁多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期望以此来促进宏观问题的解决，求得宏观认识的一致。”（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所以，这一时期创新趋势关注的大都是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对历史边缘和空白区域的开掘，而非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理论把握。
三、研究层次的重新分离
问题在于，仅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否也能发展出相应的理论体系及其价值原则？建国以后的研究失误表明，理论抽象和具体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不同层次，二者之间是不应分离的。当时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学术界的整体倾向是以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以致到了80年代初，很多带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虽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史研究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历史的理论引进阶段，即从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中得出抽象的概念，或曰“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还没有来得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诸多的规定综合起来，充分把握中国历史的多样的统一（注：《编者的话》，《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而今天的研究者则是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否定之否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求对丰富多彩的历史本质取得认识的深化（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这种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它所要努力改变的正是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突破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三足鼎立，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的研究，“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注：田居俭：《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但这种认识在某些具体方面，则还有可以讨论之处，如提出的思想方法，一定程度上却又和以往的失误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即仍将理论探讨与具体研究相对立，过分强调某一个层面。
实际上，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方以智，故兼容并包，赅备无遗，力求全面；后者圆而神，故有抉择，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力求深刻。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不同的研究者来说，二者处于不同的学术层次，也不能互相替代。尤其是在辩证思维看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人们认识活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两极，既矛盾又统一，在实践中难以分离。因此，即使是非常具体的研究，理论的作用都是使认识犹如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虽充满着曲折和反复，却是不断向更高层次的迈进。章学诚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注：《答客问》，载《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二者的分离所导致的矛盾就体现在既欲客观地认识历史，又不准备开掘其内在的逻辑性。既强调研究的丰富和生动性，又不使之具有思想的灵魂；既倡言全面开掘新的历史领域，却又没有重建多元的包容和涵盖性。因此，这一时期创新的发展在理论探讨上未能有更多的投入，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理论收获。对此，有的学者指出：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理论研究却显得冷清寥落。“不仅无有专著面世，甚至有关宏观体系方面的文章也不多见”（注：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这种困窘，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毕竟，“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个口号，其实质要求除了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以及那些以往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还应包括对理论更深入的探讨。否则，只能穷目局部，而不能高屋建瓴，岂不是又一种新的片面和狭隘？
四、研究细碎的趋势
不过，学术发展史上也曾有某一特定时期只关注具体问题的研究，乃至一字一辞的考辨，思想上虽无多大的建树，但在学术上却有相当的进展。如清代乾嘉学派，明确主张治学应详考其实，直叙其事。王鸣盛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注：《“史评类”总序》，《四库总目提要》卷88。）但另一方面，这一学派在价值取向上却又十分明确。钱大昕就曾指出，治史有不以措笔者，还应主要致力于明道、经世、阐幽、正俗，“然后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注：钱大昕：《与友人论学人》，《潜研堂文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页。）。所以，他们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搜剔遗逸、考订异同，即那些极为细碎的研究中，仍能决断取法，自成一家。
由此反观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相应的价值取向却日益模糊。尤其是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一些新研究领域——人口史、租界史、土匪史、灾荒史、帮会史、团体史、心态史得到了开拓。但与此同时，学者们矢志以求的已不是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各种方法对一个共同历史主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各自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展开自己的研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有时也能声应气和，形成一定的讨论氛围，但由于大都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研究或枝节的考核，基本认识上则缺乏相应的突破。以洋务运动为例，虽然新的研究者已将其视为一个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深刻、内在的契合和冲突的社会、文化行为，并体现为最新进展的区域社会环境研究，但在实践中部分学者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政治史、事件史的套路，存在着就事论事、划线定性的简单化弊端，缺乏整体社会研究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仍然只是看重大环境（政治、制度），而对社会环境的广泛层面（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习俗、心态）缺乏完整的把握和足够的重视（注：涂文学：《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重在领域开拓、空白填补的创新，又呈现某种碎化的趋势。对于80年代末逐步形成规模的社会史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琐碎、重复，把历史分割太细的问题”（注：冯尔康：《深化与拓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或许，一些所谓新开辟的专题和专史研究，只不过是以往研究的重复。有些所谓的填补空白，可能就是将原来已经清楚的史事，换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更有等而下之的，则完全沦为媚俗和对历史轶闻的猎奇。当然，其中最应注意的，还是研究领域细碎，选题狭小，而未能形成共同话题，以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它对学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如刘昶所言：这种各打各的锣、各敲各的鼓的状况，会导致人们在撰写学术著作时不注意去说明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而“由于缺少对话和辩论，不注重对以往学术成就的批评总结，整个研究就难以形成一些争论焦点以推进研究的深入”（注：《对话、交流与借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刘知几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为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事件和人物；倘若专访州闾细事，街巷琐言，“其事非要，其言不经”（注：《书事》，载《史通通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0页。）。当然，在今天的学术观点看来，刘知几将历史研究限制得过于狭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人类过去的所有存在形式和内容，一切人类过去的行为和思想，大到各民族之兴衰，小到一个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情感，都应囊括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但并不意味着不要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的思想意识。否则，历史广袤无穷，要想事无巨细、无休止地区分和细化研究的课题，历史学就会成为一种考古学，学者们也就只能自说自话，最终只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在事件的个别性、差异性和偶然性之中。
五、工具性和单向度的引进
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适逢改革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的时代。但实际情形却是对西方史学理论引进和借鉴，并未帮助我们确立自己的价值原则和批评尺度。
本来，学术的进步和发展，需要文化开放和思想交流。但西方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体系都是针对它自身的研究对象，来自它们自己那个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系统，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当这些西方的学术概念和方法被移植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之中，首先会在理解和使用过程中出现辞语或论题的困窘。如“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中外学者就存在着理解的差异。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教授指出，中国学者一般采用广义的定义，认为它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而西方学者认为它一般只包括近代企业家（如工商业家、大金融家）。由此，“俗话说的‘东是东，西是西’，这两个双生子永远不会达成协议的”（注：陈志让：《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转引自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章开沅先生则认为，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这一概念的本身，难的是历史学家在对史事的具体解释中如何将这个概念用得准确贴切。因为“迄至现今，中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一般仍以西方模式为依据。所谓西方，实指西欧”（注：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不过，最难的还是在这一引进和借鉴中，有些学者不仅将西方史学理论作为一个范式，而且也视为一面鉴别得失的镜子，所谓“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毕竟，80年代以后一些创新与西方学术的接轨，讨论的问题大都是海外发球，国内接球。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讨论，也是先由西方学者哈伯马斯用来研究西欧历史，探寻民主的起源及随后的社会结构转型。只是在1989年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将之运用到明清及民国历史的研究上，并影响到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有所区别的是，在哈伯马斯看来，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处于次要地位，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所以，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不同，而且还有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对立面中的地位。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是近代中国是否出现过类似于近代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注：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作为一种近似对应或比附式的引进，所带来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当史实与理论发生矛盾时，有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但并未对西方模式的普遍性产生怀疑，而是把理论与事实的矛盾转化为事实本身的矛盾，用成熟不成熟、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交错等方式予以解释（注：高寿仙语，转引自李向军：《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源自西方经验的研究模式，在引进过程中既与其原来文化脉络割裂，又没有和中国固有学术贯通，只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或描述的框架，因而难以从理论建构和价值原则的确立上推动研究的进展。如社会史的研究，王先明先生就认为：大量社会学理论、概念、术语、方法的引入，使旧有的史学理论体系陷入“失范”状态，而新的理论、概念、方法并没有经过科学的体系化的整合，新的“规范”并没有形成。在社会史理论框架上也大体移植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把社会历史纳入“社会学”的架构中，使动态发展的纵向性的社会历史变成了横断面的历史上的社会。社会史正逐步成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史正远离史学而趋近于历史社会学（注：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六、结论
就现在所处的世纪末回首来看，8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已近20年，时间几与建国后至“文革”前相等。但两个时代比较起来，却让人不能不感到，建国以后的研究虽在具体的论述中多有偏狭和扭曲，但总体上却虎虎而有活力，不失思想和精神上的明确主题；80年代以后的研究，虽然具体研究日趋精致和缜密，但总体上却索寞乏气，难有力作和巨著问世。因此，建国后颇有大家，影响至今犹存；而今天则只有专家，各领风骚三五年。所以，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创新的意义。本文认为：
首先，创新应确立自己发展的宗旨。本来，历史学作为人类自身认识的一种知识活动，最高的价值当然是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人类活动的轨迹。它不仅仅是对具体史事，即历史形式或外在真相的探求，而且还应力求对历史中的精神价值，即人类文化和宇宙中创造性转变最终根源的理解。因此，创新也就不应只是简单意义上的领域和方法的转换，而是学术思想的拓展和扩大——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亦即：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其次，创新还应建构自己的总体理论。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各个环节和层面都是统一和同一的。历史学也就不应局限于支离破碎的研究程式，将整体的历史人为地区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碎片加以分析。事实上，一些细小和偶发的事件在历史过程中很少重复，如果过分夸大它的研究意义，那么就难以从快速变动的发展中辨别和理解历史的自在秩序和规律，由此，当然也就难以进行如司马迁那样的“伟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或“巨匠叙述”(master narrative)。
再次，创新也需要多方位的批评和争辩。皆竟，学术乃千秋之事，百年而后方可论其升降。一个时期，即使真正创新迭见，大家辈出，对它的赞扬和褒奖也该由后人来做，而批评则应由同时代的人来进行。因为，历史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一个自主的知识活动，批评和争辩的意义在于强化史学自身的道德基础，提出相应的原则和规范，扩展整个学科的知识视野和提升思想境界。就此，梁启超先生说：批评史书者，而史学赖以建设也。在这个意义上，不间断地追问、质询和冷静而有条理地怀疑和批评，就是未来创新能够确定自己发展真实意义的前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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