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PP的发展现状与投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我国P P P的发展现状与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李一花 瞿玉雪

摘 要: 本文以财政部PPP服务平台数据为依据,对中国PPP模式的行业分布运作方式、回报机制以及各省的投资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各省PPP发展参差不齐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水平和城镇化速度对PPP投资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治理水平和来自城镇化的力量对PPP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推动PPP发展需要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为支撑,同时也需要法律制度、税收支持、监督机制等一揽子政策创新推动。

关键词: PPP模式 投资额 项目进度 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建设与运营方面进行合作的一种模式。PPP模式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其中运用比较成功的国家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都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和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国PPP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90年代的试点和进入新世纪后十年的推广,在先期外资主导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开始广泛参与。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具有政府背景且融资成本低的融资平台大量兴起,挤占了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空间。2013年后,随着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和转型,以往依靠融资平台投资发展基础设施的做法不能持续。在经济新常态和发展不断提质增效的背景下,政府回应居民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发债约束严格、存量债务负担重的困境下,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修建、运营、维护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PPP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2014年以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相继颁布PPP的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财政部在金融司下建立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在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下,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已达7137个,投资额达10.8万亿元,PPP的发展驶上快车道。但我国PPP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各省PPP发展参差不齐,PPP落地难问题始终困扰着PPP项目的推进。

从国外文献对PPP的研究来看,认识并不一致。Sadka和Efraim(2006)认为PPP可以防止建设昂贵而没有实用性的项目,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如果妥善设计特别是合理分配风险,PPP可以改善服务质量。Bettignies和Ross(2009)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指出,私人部门可以通过有效剔除不良项目改善预算软约束问题。Johna(2015)则认为,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在保证质量方面作用有限,设计适当的监督和激励结构更为重要。Hart和Oliver(2013)指出,使用PPP模式还是传统模式,取决于设施建设合同与服务提供合同哪个更容易签订,PPP模式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对于影响PPP的因素,Hammami和Ruhashyankik(2006)认为,稳定的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和经验对推行PPP存在重要影响,那些政府债务负担重以及需求和市场都比较庞大的国家推行PPP更为常见。Buso和Marty(2017)利用法国的市级数据,研究了存在预算约束的公共部门是否为了隐藏公共债务而采用PPP模式,结果显示,预算限制较高的市政当局更偏爱PPP模式,但债务隐藏并不是这种行为的动机。Edwards和Hardcastle(2004)对英国PPP项目成功的因素分析得出,强有力的私人财团、合理的风险分配和有效的融资市场是PPP成功的关键。对于PPP模式的风险问题,Grimsey和Lewis(2005)从采购方、项目发起方和资金出借人的角度对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风险进行了评估,他们指出,在私人部门能更好地管理风险的情况下,PPP项目的融资安排以风险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为基础。Demirag和Khadaroo等(2012)研究认为,合作伙伴之间的风险分配取决于各方的谈判能力和分散风险的能力,风险分散行为产生的额外费用最终由公共部门承担。

从国内研究来看,刘薇(2015)、刘尚希等(2017)认为,PPP是一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它不仅是一种新型融资模式,更是一种 “共治、共享、共建”的资源配置和国家治理的新模式。刘晓凯、张明(2015)指出,PPP模式本身的优势在于缓解财政约束、提高服务质量、通过优化风险分担降低建设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缺点则是私人部门融资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政府约束软化、合同周期长、灵活性不足。吉富星(2015)认为从中长期来看,PPP模式能够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但不一定能降低未来政府支出总量,PPP模式应该以提高效率为主要目的。但唐祥来和刘晓慧(2016)对2005-2013年间我国公共服务PPP模式的供给效率研究发现,PPP模式的供给效率并不高且存在地区差异。缪小林和程李娜(2015)认为PPP模式能够从机制上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温来成和孟巍(2016)对PPP的研究则发现,政府过度担保、合同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项目破产、政府回购以及政府随意违约加大了地方财政风险。对于PPP的发展现状,周正祥等(2015)认为我国PPP在法律体系、契约精神、政府部门专业性、PPP项目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陈志敏、张明和司丹(2015)指出,中国PPP发展的瓶颈在于项目的吸引力与可获得性不足,收益率低的项目缺乏吸引力,而收益率高的项目,政府缺乏采用PPP模式的动力。许玖玖(2017)从外部性的角度分析了PPP目前存在的落地难问题,指出PPP正外部性的根源是项目的公共利益性质与主体有限理性之间的矛盾,负外部性的根源是不完全契约性质与机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对于PPP的风险问题,亓霞、柯永建和王守清(2009)选取了中国16个失败的PPP项目,总结了14种导致PPP项目失败的风险。梁冬玲(2014)通过构建ISM结构模型,识别了PPP项目的52种隐性风险。周小付和萨日娜(2016)认为,风险类型、交易成本、原始责任、组织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共同影响风险分配。关于PPP模式具体应用,丁文捷(2007)分析了PPP在廉租房项目中的应用与风险分配策略;贾丽丽、和鑫和王辉(2013)对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应用PPP模式的风险进行了分析;马秋萍 (2014)指出PPP模式可以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效率;张玉(2015)分析了PPP模式在环保产业中的应用;刘梦祺(2017)对PPP 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外PPP起步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理论研究和实证文献比较丰富。我国PPP相关的研究在2013年之后快速增长,研究主要集中在PPP模式定位、制度介绍和风险分析上,对制约PPP发展的因素主要以制度分析为主,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十分缺乏。本文以财政部建立的中国PPP服务平台公布的数据为依据,首先对中国目前PPP模式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细致的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各省份PPP发展情况参差不齐和项目进度慢的成因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掌握我国PPP的发展现状,对影响PPP投资的因素和落地难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揭示,因此,对加快推进PPP项目和优化相关政策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层划分的基础和研究内容是地层的整体特征,整体特征是指地层的组成,地质结构,层序,厚度和接触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沉积类型;(2)生物区系;(3)分层结构;(4)构造特点,如接触关系、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构造环境条件和构造的发展过程都是这些特征形成的基础。因此,构造格局及其阶段发展是地质综合区划的主要依据。

二、我国P P P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入库项目的行业分布

按照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交通运输行业,PPP投资主要覆盖一级公路、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的建设。缘于经济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我国机动车拥有量急剧增加,但公路总里程的增长速度与汽车数量增长速度严重不匹配,因此,通过PPP大力改善交通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也有利于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在市政工程项目中,主要是污水处理、市政道路和供水,这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供水、供电、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市政道路、城市公交等各方面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在城镇综合开发项目中,以片区开发为主,占城镇综合开发项目数的51%、投资额的47%。我国城镇化发展长期在“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背景下,片区开发满足了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城市扩张对空间的需求,客观上也有利于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压力。另外,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普及为片区开发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图1:全国入库项目行业分布

注:图中“其他”包括科技、林业、能源、农业、社会保障、体育和基础设施等行业,因项目较少将其合并。

从PPP的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16年12月初,财政部全国PPP入库项目数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和城镇综合开发,其项目数占比分别为35.33%、12.29%和6.17%,市政工程以其绝对优势居首,三者的项目数合计占总项目数的53.79%。对比不同行业的投资额可以发现,投资额居第一位的是交通运输行业,其投资额占比为30.19%,是其项目数占比12.29%的2倍多,这说明交通运输行业的项目数不是很多,但单项投资很大。投资额居第二位的是市政工程,投资额占比为27.50%,明显低于其项目数占比35.33%的水平,这种情形与交通运输行业的特点正好相反,市政工程项目量大,但单项投资额不是很大。投资额占比居第三位的是城镇综合开发,投资额占比为10.40%,同样高于项目数占比6.17%。上述三者的投资额合计占总投资额的68.09%。具体如图1所示。

(二)入库项目的运作方式

这背后,我以为与法国人对待博物馆、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关。漫步于巴黎街头,处处都是古迹文物,处处都是历史,但处处也都是当下人的生活。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是被延续的。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仿佛都是活生生的,并没有人为切断,你可以畅通地与之对话,用你的生活经历建构你自己的历史叙事。除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卢浮宫所展现出来的气魄与度量,我想除了高科技的保护措施之外,也与法国的国民素质自信有关。整个参观的过程中,欧洲面孔都表现出了较为优雅的素养,没有大声喧哗,更无人真的去触摸那些触手可及的藏品。我想,正是这种优良的公民素养,才增强了其诸多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底气”。

图2:全国入库项目运作方式分布

图3:不同行业运作机制项目数占比

(三)入库项目的回报机制分析

从项目数看,三种付费机制中② “三种付费机制”是指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和政府付费。其中,使用者付费是指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使用者直接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是指使用者付费金额小于社会资本方的成本与合理回报之和时,由政府以财政补贴或给予优惠政策的形式,对不足的部分进行经济补助;政府付费是指政府直接付费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付费的依据包括设施的可用性、产品与服务的使用量和绩效等因素。 ,使用者付费占比最高,政府付费占比次之,可行性缺口补助占比最少,如图4所示。根据财政部规定,采用PPP模式的项目要有一定的自我盈利能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适宜采用PPP模式,因此,使用者付费占比高与PPP模式的使用条件相适应。另外,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财政补贴要以项目的运营绩效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成本费用、财政中长期承受能力、实际收益率等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很难进行准确评估且成本较高,有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增加政府风险,因此,可行性缺口补助占比是最少的。而像环境保护、教育等当期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但是有较高社会效益的项目,由政府付费更合适。

城镇化速度对PPP投资额具有正向影响,其每提高1‰,PPP投资额增加98.48亿元,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城镇化率对PPP投资额具有负向影响,其每提高1%,PPP投资额减少255.2亿元,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如何认识这一结果,首先,我们认为,城镇化速度加快必然导致基础设施与服务需求的大幅增加,其次,我国城镇化“重空间”扩张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的解决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因此,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实施PPP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因此,城镇化水平更高的省份对PPP项目投资需求反而更低。

图4:付费机制项目数占比

图5显示,不同行业的付费机制也存在差异。其中,旅游、能源、农业、养老、社会保障、体育、医疗卫生以使用者付费为主;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水利、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政府付费较多;行业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几乎在所有行业中的占比都比较可观。实际上,不同行业付费机制的选择与项目产出能否可靠计量、是否能够对项目公司形成有效激励、该行业的灵活性、可融资性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等有关。以养老行业为例,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可以通过养老床位数、配备护理人员数、护理人员素质、相关硬件设施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准确衡量,其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以市场为基础的使用者付费给项目公司提供良好的激励,且该行业的需求稳定、市场风险相对较小,因此,该行业以使用者付费方式为主,政府付费比例非常小。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行业,该行业的很多项目受益群体是社会大众,但是,受益的数量和质量难以衡量,外部性比较明显,难以向公众收费,因此只能采用政府付费的方式。

1.完善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的PPP政策法规,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性文件,立法层级低,难以对PPP相关各方特别是政府形成有效约束,且各地区的具体政策存在差别。相关政策文件对有关PPP的规定不明确也带来了实践操作层面的混乱和冲突。因此,推广PPP模式的当务之急是制定PPP的法律制度,同时,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在PPP管理中的职责,通过各负其责、相互配合,更好地保障PPP的推进。

图5:不同行业付费机制项目数占比

三、P P P项目的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分析不同省份PPP项目数和投资额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2015年全国29个省份(不包括上海、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

y为因变量,表示PPP的项目数和投资额。xi 表示解释变量,包括政府透明度(transparent)、城镇化率(urbanrate)、城镇化速度(urbanspeed)、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E/GDP)、市场化指数(market)和居民平均消费水平(consume)。其中,政府透明度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的测算,是对政府信息公开专栏、规范性文件、财政信息、行政审批信息、环境保护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依申请公开七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不同指标的权重不同,实行百分制。政府透明度越高,信息公开度越好,反映政府办事效率高。市场化指数来源于王小鲁、樊纲和余静文(2013)的测算,是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六个方面的综合评价,采用十分制。市场化指数越高,反映市场制度越完善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为消除异方差,采用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

我国PPP项目运作方式主要是BOT、BOO、TOT和ROT① BOT是指由社会资本承担新建项目的设计、融资、建造、运营、维护和用户服务职责,合同期满后项目资产及相关权利等移交给政府;BOO由BOT演变而来,二者区别是BOO方式下社会资本拥有项目所有权,但必须在合同中注明保证公益性的约束条款,一般不涉及项目期满移交;TOT是指政府将存量资产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社会资本,并由其负责运营、维护并提供用户服务,合同期满后资产及其所有权等移交给政府;ROT是指在TOT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对存量资产的改扩建内容。 。从图2可以看出,BOT模式是最普遍的运作方式,无论是项目数占比还是投资额占比,都高达70%以上。这是因为大部分的PPP项目都是新建项目,由于基础设施与服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PPP发展初期将所有权转移给社会资本面临较大风险。另外,大部分PPP项目收益水平较低,而社会资本要求的利润率水平高于政府预期,由社会资本方运营意味着政府要长期支付大量补贴,很可能导致PPP模式下政府的成本高于政府自身运营的成本。因此,BOT成为大部分项目的理性选择。从不同的行业来看,BOO运作方式在养老、旅游、能源、农业和林业等行业占比较高,这是因为这些行业的收益水平较高,基本不需要政府补贴,由社会资本永久运营一般不会使政府背负太大的支付压力。另外,这些行业对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较高,由社会资本运营更符合效率要求。TOT运作方式在社会保障、市政工程和体育中所占比重较高,说明这些行业存在较大改建或扩建工程,具体如图3所示。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2015年29个省份所有的PPP投资额和项目数进行整体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中(1)(2)列所示。

表1 PPP项目投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在回归(1)中,政府透明度对PPP投资额具有正向影响,其评分指数提高1单位,PPP投资额增加82.2亿元,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政府透明度高,一方面说明了政府信息公开程度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治理和服务水平较高,其决策制定与执行的规范性、民主性、科学性高。而信息的公开有利于上级政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本级政府的监督,倒逼政府规范其行为,提高其服务的水平与效率。实际上,PPP项目的实施,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PPP项目都是由政府发起的,正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中指出,各省财政部门应积极设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或指定专门机构,履行规划指导、融资支持、识别评估、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绩效评价、信息统计、专家库和项目库建设等职责。在项目识别阶段,物有所值与财政承受能力评价由财政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在项目准备阶段,政府需建立协调机制,负责主项目评审、组织协调和检查督导等工作;在项目采购阶段的资格审核,由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事业单位或职能部门负责;在项目执行阶段,项目实施机构需要密切关注合同的修订、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争议的解决,并且定期进行中期项目评价,依法及时披露项目信息,时刻对项目运行进行监督;在最后的项目移交阶段,依旧由政府负责并主导。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而政府主导性地位的发挥必然要求政府是一个有能力、有责任、有效率的政府,政府透明度指数正是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方的角度来看,信息公开可以提高政府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增强社会资本方对政府的信任度,消除社会资本方对政府的顾虑,提高PPP项目对社会资本方的吸引力。

从投资金额看,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投资金额占比最高,政府付费最低(如图4所示)。可行性缺口补助在项目数最低而投资额最高的情况下,说明采用该付费方式的项目单位投资额较高。

财政支出水平对PPP投资额具有负向影响,其每提高1%,PPP投资额降低149.4亿元,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基础设施与服务相对更完善,因此,对PPP项目的需求就会相对较弱。

居民消费水平对PPP投资额具有正向影响,其每提高1元,PPP投资额增加0.51亿元,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由于公共品与私人品的互补性以及公共品的较高收入弹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水平越高,对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越高,PPP项目的投资金额越大就不难理解了。

市场化指数对PPP投资额具有负向影响,其每提高1单位,PPP投资额减少1170亿元,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市场化水平越高,公共品的提供越能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一般财力越雄厚,因此对PPP模式需求可能就越少。

在回归(2)中,以项目数为被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对项目数的影响方向与回归(1)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检验

处于识别阶段的PPP项目,尚未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一旦无法通过这两项评价论证,将终止后续操作。随着这两项评价论证方法的完善,以及大量处于识别阶段的项目可能总体上超出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有很多识别阶段的项目有可能无法进入准备阶段。考虑到这一因素,进一步以准备阶段、采购阶段、执行阶段和移交阶段的PPP投资金额和项目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中(3)(4)所示。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从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和加强政策支持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财政部PPP服务平台数据为依据,对中国PPP模式的行业分布、运作方式、回报机制以及各省的投资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各省PPP发展参差不齐、项目落地难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透明度、城镇化速度和居民消费水平对PPP投资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治理水平和来自城镇化力量的推动对PPP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政策建议

首先,从拟合优度上看,回归(3)和(4)的拟合优度0.741、0.661分别大于回归(1)和(2)的拟合优度0.711、0.633,说明回归(3)(4)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更具有说服力。从具体的解释变量来看,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没有变化,由于后四个阶段的项目数及投资额要比五个阶段的小,解释变量的系数普遍变小。另外,政府透明度和城镇化速度对投资额影响的显著性不变,但是对项目数的影响减弱,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不变或增加。整体回归结果不变,说明回归中的解释变量的确是影响PPP项目数和投资额的重要因素。

表2给出了通过所提出的方法获得的次级电弧的灭弧时间与实际预期时间之间的比较,由此可见,本文所讨论的方法可以准确地识别次级电弧灭弧时间。

@大小未:如果卖家真能承担涨价后的1%也许行得通,反而有利于抑制卖家抬高房价,但是现实买卖中卖家不愿承担中介费,要的是到手价。而要买家承担3%中介费买家也不愿意,宁愿去选择其他中介机构了,毕竟中介不是只有链家一家,而是多了去了。

2.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完善监督机制。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完善信息公开内容,提高PPP全生命周期运作的透明度。从项目的识别阶段到移交阶段,包括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标准及过程、所有参与投标社会资本方的详细状况、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标准及价格调整机制、政府对社会资本方的补贴标准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应该公开、透明,实时向社会公众公布,实现全民监督。与此同时,应设立高层级的监督协调机构,保证其独立性与专业性,对涉及PPP项目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各方进行定期检查、抽样检查,并及时公布检查结果。这既有利于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行为,也有利于提高PPP项目的质量与效率,保障政府、社会资本方与公众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更高层次的监督与统筹并不是剥夺地方的自主性与灵活性,而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违背公益性的行为,防止其过于冒进或过于保守,使PPP项目健康发展。由于很多PPP项目跨部门、跨行政区域,所以很容易出现协调困难、进度缓慢、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建立高层级的专业监督协调机构,既可以督促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又可以协调各部门、各行政区域的工作,降低沟通成本。

为检验产品市场竞争以及激励机制对于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加入管理层能力与市场竞争和高管激励的交互项,建立模型 (2):

病虫害防治:甜瓜病害主要有白粉病、炭疽病和根腐病,这3种病害主要发生在甜瓜生长中后期。白粉病和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及果实,可用50%醚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5000倍液或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等喷雾防治,每10天喷1次。瓜蚜可每亩用30%烯啶虫胺3g加60%吡蚜酮3g兑水15kg喷雾防治。

3.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政府在PPP项目中扮演监管者、服务提供者、引导者的角色,因此,强化契约精神、减少对PPP项目运营管理环节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PPP成功的关键。这方面,政府还应努力提高相关部门的专业能力,通过加强人才培养、进修学习和实践锻炼提高服务PPP发展的专业素养,可以考虑与高校以及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的专业合作,通过合作提高自身的业务服务水平。另外,政府要依法、科学、民主行政,科学、公正地选择社会资本方,为PPP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社会资本方对政府的信任和投资信心。

高中语文教材中一篇篇文质兼美的古诗文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品,完美的形式中蕴含的是最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说,古人智慧,俯仰皆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因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古诗文,离不开高中语文,离不开每一个师生。

4.加强税收支持。目前,PPP模式已经涵盖交通、教育、养老、旅游、能源、体育、文化、医疗卫生、城镇综合开发等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领域,而我国与此相关的增值税优惠、印花税优惠无法涵盖所有PPP模式涉及的领域。因此,应调整税收优惠以覆盖PPP领域。同时还应该考虑税收优惠的减免期限问题,由于PPP项目建设周期长且投入量大,因此,可以根据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的PPP项目合同上的合作期限,制定不同的优惠期限。

5.支持推进PPP项目资产证券化。PPP项目基本上都具有建设期投资额巨大、运营期收益和现金流稳定、回收周期长等特点,适合做资产证券化。对社会资本而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破解我国PPP项目融资难题,为社会资本投资PPP项目提供新的退出渠道,并有效降低原始权益人的债务杠杆,同时可以盘活PPP项目的存量资产,使社会资本借此获得较为理想的流动性溢价,进而提高投资人持续的投资能力,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PPP。中央层面非常重视在PPP领域推行资产证券化。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范围和标准。2017年3月,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迎来“破冰”,四个PPP资产证券化项目获准发行,标志着业界一直期盼的PPP资产证券化正式落地,助力PPP项目发展,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大有用武之地。

一般地,接地极线路的绝缘配置远低于特/超高压直流线路,将二者共塔架设在雷击情况下存在发生直流线路双极闭锁的潜在风险。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直线线路的耐雷性能和直流线路双极闭锁事故研究较多[1-6],但却鲜有关于极导线与接地极线共塔架设线路的研究。文献[3]虽然对±500 kV直流极线与接地极线同塔架设时引起的双极闭锁事故进行了分析,但尚未给出有效的反事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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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PP in China

Li Yihua,Qu Yuxue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operation mode, return mechanism and investment status of PPP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PPP and the difficulty of project progr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PP development. This means tha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he force of urbanization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PP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not only to b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s own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be promoted by a package of policy innovations such as legal system, tax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words: PPP;Amount of Investment;Project Schedule;In fl uencing Factors

作者李一花,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瞿玉雪,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财税机制与制度研究”(13&ZD031)、省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人口市民化成本与分担机制研究”(16ccxj06)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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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PPP的发展现状与投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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