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学术性与中国大学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性论文,中国大学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令笔者担忧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国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二是国家学术水准依然偏低。不论是国民素质还是学术水准，都是和教育有关的，而后者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文仅就有关学术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人文性、综合性、学术性：大学的基本性质
大学究竟具有什么性质？众说不一。为了说明笔者的观点，先对“大学”作如下限定：本文所指的大学为那些文化内涵丰富、学科综合性相对明显、探究风气比较浓厚的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不包括专科学校和学科比较单一的专门学院。这样的“大学”用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囊括大典”者也。显然，本文涉及对象集中指向国家重点大学或力争成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大学。
1.人文性。
笔者以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中，大学不属于政治领域，也不属于经济领域，而属于文化领域。当然，在文化领域中，大学也不属于一般的文化机构，而是文化领域中的教育机构，并且是高等教育机构。这决定了大学的第一条基本性质就是人文性。这个人文性要求比一般教育机构更高。因为它承担着整理、传承、融合、更新文化的任务，号称文化的殿堂；它培育着高级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求具备一般的专业素养，还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大学的人文性首先是它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又是它完成其使命所必须具备的，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境界，它就不能承担起肩负的重任。
2.综合性。
为了造就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学不仅让它的学子接受一般的专业教育，还让他们与知识的整体相关联，在多学科的氛围中熏陶、感受，所以大学的第二条基本性质是它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给大学人以广阔的知识空间和开阔的思维视野，而不是把他们送进狭窄的文化胡同，更不希望他们成为视野局限的井底之蛙。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大学(university)，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e)。尽管有学科的划分，考察和科研的工作，还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倘若脱离了与知识整体的关联，孤立的学科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①
3.学术性。
大学不仅是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而且还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这种学问又与广博的视野和知识面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学的第三条基本性质是它的学术性。所谓学术，按《辞海》的解释，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本文中大学的学术性，是指对高深学问和真理的探究，对知识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尊重，以及永无休止地求索未知的精神。正是这种探究、这种尊重和这种精神构筑并支持了大学的理念，也使大学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事实的确如此，“检索大学这一文化组织机构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一组织是长久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影响最大的组织。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②
以上三点，即人文性、综合性和学术性，构成了大学的三条基本性质，缺一不可。
冯友兰早就指出：“大学的性质是什么呢？……大学不仅只是一个比高中高一级的学校，它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机关，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机关；教育的任务是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研究的任务则在求新知识——当然研究也需要先传授已有的知识。”③
在上述三条基本性质中，大学的学术性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它在大学性质中更具本质性。这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不论是传承文化、探究学问还是培养人才，都离不开大学的学术性。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的重要标志，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物质与精神的保证。设想，没有对学问与教学的专注、严谨和忠诚，没有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没有一批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以及师生间对问题的共同探究，何谈好的学风和高的教育质量？
弗莱克斯纳说得好：“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大学训练应是在未知领域的边缘上探索，即使在已知领域，也要体现一种怀疑和探索精神”。④
二、中国大学的先天缺陷与早期发育不良的学术品性
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不同，它不是学术自由、自治的产物，而是产生于统治腐败、国家衰弱、列强欺侮的年代。救亡图存，力挽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成了中国大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办中国大学，我们首先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办法。“西学东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把这些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即通常说的“中体西用”，成为中国大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正是这种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呼唤并诞生了中国早期现代意义的大学。如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其头等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其上院即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11年创办的清华学堂（后改名为清华学校，其大学部即清华大学前身）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是一个舶来品，它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性缺陷：“体用分离”的中西文化冲突，“重标轻本”的科学技术引进，加上“注经守成”的旧的治学传统影响与强烈的政治参与，等等。这带来了中国大学特有的胎记，也带来了大学学术精神的扭曲。这种先天性缺陷有形无形地束缚着中国大学的手脚，导致大学主体精神的严重缺失，对西方学术精神的防御性抵制，对中国优秀治学传统的简单抛弃，以及对所需制度环境的局部构建，从而形成了中国大学发育不良的学术品性。中国大学早期形成的这种学术品性像遗传基因一样，长期地淡漠着中国大学的学术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直到现在。
中国大学学术意识淡漠的突出表现是：
其一，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性质不明确。长期以来，我们强调了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培育人才的重要性，但并不强调其学术机构的性质，因而造成教学与研究分离，以致置教育于纯教学过程之中，难以出高质量的人才，更谈不上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等学校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部分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向着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两个中心”学校迈进，大学的学术性也因此有所提升，从而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人才，也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很快就被市场化及其他一些干扰淡化了。
其二，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不分，甚至以行政管理取代学术管理。长期以来，大学学术委员会空缺，后来虽被陆续地建立起来也常常是形同虚设或者有名无实，履行职责好的并不多。这使许多学术问题常常按非学术问题处理，也使教师地位不高，在一些高校当教授不如当处长。
其三，学术研究与非学术研究界限模糊。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关于研究中应当避免的现象，如为了私利的目的或者雇用他人等现象，在我们的大学里并不罕见。他关于“什么是研究”和“什么不是研究”的告诫更是发人深省：“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研究。检查不是研究。女售货员、速记员、女招待、院长、破产者和诉讼当事人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学校制度，教育系学生的喜怒哀乐，招生中怀疑学生是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都不会称之为研究。”“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但研究不是通过雇用他人而是个人独自作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多么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⑤
其四，学术研究未完全根植于中国肥沃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文化却是悠久的，其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在做学问上，早就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说，这可称谓“学问十字纲领”，中国还有古代书院的传统，还有近代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样的办学范例，应该说发挥好这些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保持大学良好的学术品性的，可惜它没有在这种土壤里深深扎根。
三、新中国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坎坷历程与至今堪忧的学术风气和水平
1.新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坎坷历程与后果。
这种坎坷是与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发展历程相联系的。除了历次运动的直接冲击与文革中的全面浩劫外，以下五个方面值得一提。
(1)不当的知识分子政策与过分的政治干预，紧缩了学术自由的空间，影响了高级学术人才成长的环境。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对象，被置于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加上学术问题的政治化处理等，致使学界许多人在学问的探究上采取了谨小慎微的态度，从而制约了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发展。
(2)强国的长期封锁、国家建设的急需与狭窄的专业模式选择，导致学术发展中的基础薄弱、胸怀局限与眼光短浅。文革前的17年中，我们的大学选择了前苏联模式，这种模式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的国情相结合，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更多的时候是自觉的）缩小了大学的学科视野，削弱了大学中的学术探究氛围。
(3)计划分配的经费拨款体制、条块分割的学校管理体制以及与科学院系统分立的大学科研管理体制，制约了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教学与研究的有机结合以及高水平科研的开展。
(4)市场化体制与竞争机制不恰当地引入到科研、教学的微观活动领域，加重了学术活动中的功利导向和浮躁化倾向，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短平快和低水平。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的规律，大学活动有大学活动的规律，按经济规律办大学，不仅会损害大学的形象和声誉，影响大学教育和研究的质量，而且还会导致学术研究与道德的严重失范。
(5)大众化浪潮向高层次教育与重点大学的无序蔓延，分散了重点大学的学术力量，降低了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学术水平，引发了学术学位的严重贬值。
2.当今中国大学学术风气与学术水平。
(1)学术风气堪忧。
客观地说，我们研究人员、大学教师的绝大多数，其研究、教学是严谨的，负责的，为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事业做出了巨大成绩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学当今的学术风气并不理想，甚至严重地散发着一种铜臭味。在某些场合，学术研究被异化，它不是作为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途径，而是变为追名逐利的手段，金本位、官本位，正在无孔不入地渗进学术价值领域。在教学和研究中，舞弊、抄袭行为严重，市场化、浮躁化风气盛行，公关、交易现象泛滥，致使学术信誉降低，学风每况愈下。
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虽然是少数人所为，但由于它的严重性和渗透性，很快形成一种蔓延的趋势，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危害性。
(2)学术水平堪忧。
大学学术水平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集中反映出来：一是直接与间接的学术成果；二是学科或学科群的发展态势；三是从事学术活动的教师及其团队的学术地位。
在学术成果上，在相当多的学术领域我们仍缺乏创新的发现、发明和有深度的理论成果，缺乏领先的核心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差距就更大。
在学科或学科群的发展态势上，许多学科的淘汰与更新迅速，而我们却严重地滞后。各种跨科学的研究活跃着西方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思想，而我国在不少领域尚存空白。以致许多教材、专著仍由外国人占领着鳌头。至于学术保障制度的缺乏、学术人才的个性抑制更是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学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在教师及其学术团队建设上，我们更难以与西方比拟，特别是国外一些顶尖大学在学科负责人、学科骨干的高薪聘任上，在重大课题与项目的经费支持上，我们明显缺乏优势。
正是上述情况，加上博士生的所谓“批量化生产”、严格而又严谨的治学传统的淡化，不仅使中国大学的大师很少，也给学术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不该有的阴影。
3.今后学术发展面临的几个严峻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大学的建设，上述令人忧心的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改变，但有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要改变也需要时间和条件，因而将在一段时间继续成为我国今后学术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缺乏对大学的学术性和大学学术重要性的认识。
官本位盛行是中国大学一个特有的现象，这直接影响着大学学术的地位，至今为止，人们还看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化解良策。在中国，由官员调任到大学任校长、书记的现象太普遍了，有时为了平衡，甚至难以顾及到他称职不称职，适应不适应，有没有学术威望了。把干部级别看得太重，把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性质看得太轻，岂不值得深思吗？谁都知道，做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学术水平也不可以量取人，但是今天的中国大学仍然过分强调论著的数量，课题的数量，经费的数量，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质量、水平、严谨却显得那么无力！如此等等，说明在我国提高关于大学的学术性以及对学术重要性的认识是多么必要，而且责任不只在大学本身。
(2)缺乏应有的学术制度保障。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早已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学宪章，虽然在发展中不断被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并无大的变化。直至1988年，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博罗尼亚大学建校900周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66所大学的校长在该校校庆活动中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宪章重申：大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应当有充分的自由，在致力于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应保持道德和学术上的独立，不受制于任何政治和经济权力机构。②而在我国这一步迈得太艰难了，虽然有“双百”方针，有学术民主，但就是不提学术自由，或者实行学术自由客体化，即这种自由仅仅是被赋予的。当学术自由不能成为进行学术活动本身的需要时，学术发展必然受到影响。
(3)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
学术人员违规违纪的现象近年来有增长趋势，而且无章可循。他们应当履行什么职责，遵循怎样的道德？应当怎样进行其研究过程，处理其研究成果？应当如何处理与合作者的关系和师生关系？都需要制定必要的规范。否则光凭良心办事，任其自流，无序发展，后果将会越来越严重。
四、它山之石——西方大学的学术精神
这里，我们需要找个参照系，以它山之石作为借鉴。最值得我们借鉴或者参考的是西方大学的学术精神。从学术规范到学术精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可以说，学术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西方大学的这种精神可以从以下看出。
1.西方大学的理想。
“学者或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④
“大学有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⑤
“大学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⑤
2.西方大学的真理观。
“真理比科学更为重要，真理囊括了人类存在的要义——我们称之为精神、存在、理性——所以大学理想是崇高的：各种学术研究和教学都是真理的展现，都是帮助生命成长。”⑤
“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他给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⑤
“大学是一个不计任何条件千方百计探求真理的地方。一切的科研工作形式都必须为探索真理的目的服务。”①
3.西方大学的学术忠诚。
“大学必须为大学教育这门职业奠定一个双重的基础。它必须灌输一种对于科学观念毕生的忠诚，同时也必须要灌输一种对追寻知识之整体性的忠诚。”①
4.西方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①
“中世纪以知识和智力活动凝聚起来的大学，通过团结协作、集体迁徙所践行并遗传下来的学术组织的核心理念——自治，却一直为大学所尊崇。”②这种自由、自治传统充分反映在英王亨利三世的一份邀请当中（1229年巴黎大学发生罢课事件后）：“国王欢迎巴黎大学的大师们和全体学生，对你们在巴黎不公正法律的条件下所受的异乎寻常的困扰，致以深切的同情。我们希望以我们虔诚的援助，以对上帝和对教主的尊敬，恢复你们享有正当自由条件的地位。为此，我们已决定让你们全体都知道，如果你们乐意到我们这里来，并留在这里学习，我们可以给你们安排居留的城市、郊区和市镇，任你们选择，用一切合适的方式使你们能以处在自由的安静的环境而感到高兴。这样会使上帝满意，并也充分适合你们的需要。”⑥
5.洪堡的大学教育观与师生关系。
威廉·冯·洪堡：“高等学校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它们从事一个不停的探究过程。低层次的教育提出一批封闭的和既定的知识。在高层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在低层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高层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理由共同探求知识。”⑦
由上可见，西方大学的学术精神，就是为传授和探索真理、为寻求知识的整体性而献身的精神，它视学术如生命，视追求真理为“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以致为探求真理可以“不计任何条件”，为学术自由可以“横眉冷对一切”。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学成为探究的场所，科学的殿堂，新思想的策源地，以及“自由”、“自治”的王国。
五、新时期中国大学的学术战略觉醒与学术化改造
讨论至此，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大师可以与世界顶尖人才相比？诺贝尔奖在我国何时可以取得零的突破？中学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到底有何质的区别？国内博士生教育与国外博士生教育有多大差距？
我们还可反过来作进一步思考：学术发展、学术研究有无某种共同性的规律？国际上那些一流大学所奉行的学术制度能否移植到我国？可否建立一部更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国情、更有实质内容的中国大学法？
在学术保障制度不健全、学风浮躁、学术发展水平和学术地位与国家地位不相称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呢？笔者的答案是：觉醒与改造。
1.中国大学的学术战略觉醒。
从1895年算起，中国大学走过了113年；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大学走过了59年；从1978年算起，中国大学走过了改革开放的30年。这么多年，这么些阶段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办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因为大学不努力。我还认为，中国有许多别人难得的优势，可以说，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坎坷不能度过。这使我反复思考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的那意味深长的讲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⑧因此，解放思想，突破成见，从国家做起，从重点大学做起，从重视大学学术与学术创新做起，闯出一种新的大学办学模式，也许会产生柳暗花明的效应。这就是说，不能老是按一条路走到底，需要“觉醒”。这又使我想起华罗庚的话。在上世纪70年代全国推广优选法的时候，有位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就对华罗庚说：“华老，我已经作了多次试验了，我决心继续做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华罗庚笑着回答说：“决心不决心在于你，成功不成功在于他。”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违背了规律，就不会成功。我们现在是否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呢？总想办一流大学，出一流人才，但如果按办二流大学的办法去办也是不行的。
如果把西学东渐看作当年中国新大学的教育战略觉醒的话，那么今天大学的觉醒应当算是一次大学的学术战略觉醒。这次觉醒的要求是“三提高”：提高大学的学术性以及对大学学术和学术创新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大学的学术责任感，提高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支持度并把不必要的干预降到最低。
2.中国大学的学术化改造。
这里用了“学术化”的概念，意思是这种学术改造是全面的，包括大学理念的转变，办学模式的创新，以及学术制度的完善。
当然，大学的这种学术改造又是复杂的，既需要勇敢探索，又需要审慎从事，并要根据不同需求、不同条件进行改造，形成多模式并举的格局。
究竟如何改造？这里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建议：①确认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学术机构的性质。②确立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③把专门学问的学习建立在知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理念的基础上，使大学真正成为探究真理的场所，科学文化的殿堂，学人成长的世界。④提高学术在大学的地位，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范围，建立有利于学术自由探究的环境，尊重教师的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⑤重点大学要确立精英教育理念，排除大众化的冲击，减小市场化的干扰。⑥努力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把基础素质（包括理论修养）、专业要求、研究能力（包括“临床”实现能力），以及论文创新作为基本要求。⑦把学术评价作为重点大学评价的重要内容，且以专家评价、结果评价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过程干预。要杜绝划一的、形式化的以及重量不重质的评价。还要减少过重的评价负担。⑧建立大学的学术规范，培育大学良好的学术风气与学术精神。
3.政府在大学学术改造中的责任。
包括：①建立更加宽松和宽容的鼓励创造、思想兼容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②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把学术自由、自治的精神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③加大大学的经费投入，保障高水平教学与研究的需要。④建立大学试验特区，推进学术改造有效而稳步的进行。
注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邹立波译：《大学之理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98,75～76,20页。
②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5,70页。
③冯友兰：《论大学教育》，吴剑平主编：《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④［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等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11,107～108,4页。
⑤［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169页。
⑥［美］E·P·克伯雷选编，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译：《外国教育史料（第一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⑦［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探究的场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⑧李斌：《亲切的交谈》，《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