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占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C#183;B#183;麦克弗森的政治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个人主义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学说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C·B·麦克弗森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研究者都把麦克弗森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注：例如，英国学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将C·B·麦克弗森纳入20世纪最有意义、最系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参见［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麦克弗森漫长而细致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架构和伦理学观点来分析西方社会的历史，形成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独到的道德批判，并提出了对一个美好社会的看法。因此，一些学者把麦克弗森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1][2]
一、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的形成：从霍布斯到洛克
对政治社会或政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思考，历来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源自苏格拉底的古典思索通常把政治生活的起源、特性、目标与自然界相联系，将其归溯于神意或天性，比如，古希腊认为法律是以某种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为根源。与古代或中世纪把自然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存在的认识不同的是，在近代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只是作为政治社会建立的一种逻辑上的推断前提，即在政治社会形成之前人类早期必然经历的一种“自然状态”。这种假设反映了近代政治思想家力图将关于道德和政治生活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努力。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证明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史中的一个基本核心，即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信仰。
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就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作出这种努力的政治哲学家，并将自己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之源追溯至霍布斯。麦克弗森认为，拥占性个人主义是霍布斯政治思想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是霍布斯主权学说的基础。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首先开始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其关于人本质的假设首先来源于心理学，认为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自我保护，人们追求能够保护自我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护卫自己，包括力图征服、摧毁对方，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为权力的使用。霍布斯把权力界定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3]并认为人天生就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权力而展开的斗争。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而采取的追求权力和进行斗争是无可指责的自然权利，因为在没有公共权力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有天然的权利裁定为保护自我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因此，“在没有一种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3]显然，这种自然状态存在的结果是人人得不到安全。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独立的、反社会、反道德的，人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即所有人都追求合理地扩大他们的效用。
在麦克弗森看来，作为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肇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抛开了社会结构、正义、自然法，描绘了一种产生于战争式无序状态的人性。尽管霍布斯对人性的假定所立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历史的分析，仅仅是逻辑的推断，但这种人性对于霍布斯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倒也不失为相对正确的描述。当时英国正处于建立市场社会的初期。所谓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从文明社会中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假设，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表面形态下的一种“自然”倾向，一旦剥去文明的外衣，人性就会显现出“自然状态”下的特征。因而，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是来自他对人性的分析，其实它只是对资产阶级的人的分析。”[4]麦克弗森对这种“自然状态”式的竞争性市场社会使用了另外一个名称——“拥占性市场社会”。在拥占性市场社会中，传统的那种建立在超自然的、主观的权利基础上的分配正义，“被一种客观的市场体系所提供的价值标准取代”。[5]在市场体系中，每个人要么把权力转让给他人成为权力的供给者，要么从市场上获得权力而成为权力的需求者、购买者，“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它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因之，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他人的需要与评价。”[3]
由此，霍布斯完成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基础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彻底地揭示了这种个人主义基础的现实性，第一次打破了在此之前将人性建立在超自然的或神性意志的基础上的做法，从而使人回到了世俗世界，并从类似于无序竞争的市场社会内部人人处于同等不安全状态中推绎出“平等”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注：麦克弗森在《拥占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一书中指出，霍布斯以前的政治思想家们生活的时代是等级制社会，等级制社会所要求的是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从他们所处的社会是无法推导出平等的现实逻辑的。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社会的早期，市场规律的前提就是交易的平等，这种平等交易由主权权威得以保障。参见该书第88-89页。）
拥占性个人主义最终通过洛克找到以财产权利作为个人主义基础而得以完成。洛克与霍布斯不同，他的理论论证前提不是人的本性或欲望，而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创造人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因而人所具有的生命、财产等权利是天赋的。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是“某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当它存在时），不牵涉到处于其中的人的政治经验；而且它可以存在于包括当前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6]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的，人人可以根据理性计算自主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即人类的理性教导着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7]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洛克对财产权利的强调是近现代历史上所有论证私有财产权利合理性的思想家中最彻底的一位。正如麦克弗森所指出的，洛克做得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有限的占有权变成了无限的占有权，“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基础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从自然法中清除出去。”[5]然而，这一论证却为资本主义社会私人所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麦克弗森认为，洛克关于财产权的论说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保证上帝的创造物能够更好地用于为人类服务这一目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洛克的这一论证，为17世纪正在兴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个人行为完成了一次道德上的革命，“消除了那些过去阻碍着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占有的道德困境”。[5]洛克的财产理论，使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基础的拥占性个人主义获得了最终、也是最为坚实的支撑。至此，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完整内容得以浮出水面，其假设包括：[5]
(1)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2)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意味着，除了为自己利益面自愿与他人交往以外，不存在与他人的任何关系；(3)个人从本质上是他自己的身体和禀赋的利用者，与社会无关；(4)尽管个人不能出售他自身所拥有的一切，但他可以出售他的劳动能力；(5)人类社会由一系列市场关系构成；(6)既然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那么，只有当为了确保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个人才可以受制于相应的义务和规则；(7)政治社会是人类为了保护个人对自己的人身和物品的财产权利，以及维持个人之间有序的交换关系而设计的。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霍布斯、洛克等对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道德基础——拥占性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最初自利性的个人主义到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得到完善，并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活动合理性的辩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扫除了道德上的羁绊。因此，拥占性个人主义成为17世纪直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
二、认识自由主义民主：民主的最大化
在麦克弗森的视野中，拥占性个人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也相应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及其理论形态，即自由主义民主。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人的两种最大化：或者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或者是个人能力的最大化。[4]这两种观点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有着不同，前者把人视为效用的消费者，后者把人看作是使用、发展自己独特能力的人。把人视为有着理性目的的活动主体的观点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导地位。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前一种观点才开始处于支配地位：虽然人还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理性行为背后的人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效用的消费者和具有无限欲望的人。人类进行消费和满足欲望的方式就是无限制地积累财产——一种最有价值、最为合理地运用人的能力的方式。的确，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消费者的人本质观以及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
麦克弗森把个人能力的最大化视为比个人效用最大化更加符合人的本质要求，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比之自由主义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但现实并非如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发展的结果却是一种“榨取能力”的兴盛，而不是民主所内涵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4]麦克弗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没有土地或资本的人是缺乏“榨取能力”的，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的禀赋和能量去制造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售给那些拥有土地或资本的人，以此换取工资来补充自己的能量，为下一次继续出售生产能力作准备。由于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只能用于维持基本生命，因而对于这些劳动者阶级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占有、控制他人的能力，因为劳动工具（包括土地、资本）（注：麦克弗森书中所论述的劳动工具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马克思经常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是减少而不是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4]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能力的交换，但却不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即使在后来出现的福利国家中，也没有消除这种被迫的转让和能力分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消除这些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会消失。麦克弗森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占有性市场社会和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背离了现代民主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中民主被那些向往和追求它的人们视为一种个人与个人所有复杂关系的社会整合形式，而不再简单地是一种选择政府和使政府合法化的机制。民主内在的平等原则规定了“每个人享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获得有尊严地生活的平等和有效的权利”。民主社会中个人应当是一个对自己能力的“行使者、发展者和享用者”，而不仅仅是“效用消费者”。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衡量民主最大化程度的标准，麦克弗森认为应当从消除对个人使用自己能力的障碍这一角度去测量。构成民主最大化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三个：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缺乏生活资源；缺少劳动工具。[4]只要消除了这三种障碍，民主的最大化也就得到了实现，这也是资本主义追求民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在麦克弗森看来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只要通过社会行动，由国家来保障公民自由，并提供不受他人攻击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便可以实现。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古典经济学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假设，即生活手段（或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根据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假设人是一个无限的欲望者或消费者而言，生活手段匮乏的确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资源的增加根本赶不上人类欲望的膨胀。但麦克弗森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17世纪以来的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出现在特定社会中的现象，与资本主义从兴起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对于人类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尚不十分清楚，尽管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但只要人类仍然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消费者，生活手段的稀缺必然无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把人主要看作是自己能力的使用者、发展者（这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本义所在），那么，即使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稀缺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只要将生产力提高到克服物质绝对稀缺的水平，也就可以解决生活手段的匮乏问题。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分配稀缺物质，而是如何看待资源的稀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4]
类似地，人们赖以发挥他们能量的劳动工具的缺乏，也属于人类社会的建构问题。土地和资本的稀缺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绝对数量不足，而是这些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私有制度使得一大批人无法拥有或接近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这些人不得不转让他们自己对劳动能力的使用。而资本家远远不能充分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总体上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拥占性市场社会中劳动工具的稀缺是必然的，是由社会制度结构所决定了的。换言之，只要存在着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只要存在着保护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劳动工具的不合理分配就不可能使每个人充分和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技术在解决人类资源的稀缺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麦克弗森认为，在拥占性市场社会中，技术进步仍然不能充分实现人本质中的民主内涵。民主理论要求生产力的提高应当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更加充分地使用、发展自己的禀赋和能力，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就并没有改变生产力增加后的社会分配格局，占有劳动工具的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其所购买的劳动力，控制着被购买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附加值。[4]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是无法实现民主最大化的根本原因。
三、20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困境
在拥占性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形成初期，由于人们在形式上较为平等地获得了接近劳动工具的机会，每个人都服从于市场竞争规则，把市场规则视为正当、必然，这一状况为理性的人们服从一个为了维护和实施有序市场关系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充分基础。而且，从市场规则中发展而来的在选择政府时有产者阶级的投票权，进一步抵消了拥占性市场社会内在的离心力，特别是有产者阶级的成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的一致性，能够使他们定期选举出一个有效的主权政府以保障他们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的劳动工具。但是，这两个前提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熟后逐步丧失了。尽管拥占性市场关系仍然主导着社会关系，但随着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具有阶级意识并通过斗争赢得政治利益表达渠道（如选举权）的阶级，拥占性市场关系这一假设逐渐遭到挑战。拥占性个人主义把人视为消费者和占有者，并无限推崇私有财产的主张，必然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使劳动工具最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缺乏或无法接近劳动工具，从而使得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在服从市场规则时互相之间是平等的，由此破坏了人们对市场规则的服从，也破坏了维护市场秩序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发展“在形成一个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阶级的同时，破坏了拥占性市场关系的必然性这一事实，该事实曾经充分体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服从理论的首要前提。”[5]相应地，尽管拥占性市场社会内部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有产者阶级仍然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内部整合，但这种阶级整合遭到了侵蚀，特别是当有产者阶级不再垄断政治权力并实现了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公民投票权之时。普遍、平等的投票权的逐步建立，已不再可能保证阶级内部具有高度一致的整合。或许有产者阶级仍然暂时可以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维持拥占性市场社会的存在，但这种手段不可避免地越采越失去其作用效力。
因此，在20世纪，拥占性市场社会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现时的市场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提供一种必要条件，从这一条件中能够推断出正确的政治服从理论。[5]自由民主理论不得不继续建立在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之上，因为这一假设在拥占性市场社会中仍然正确，个人仍然像以往那样是自己人身的占有者、使用者，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市场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市场社会结构在私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破坏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大多数人因失去接近劳动工具的可能而不再服从于维护市场社会的政治秩序，自由国家的整合遭到了空前的侵蚀。这一两难对拥占性社会而言是致命性的。而且，随着拥占性市场社会发展的深入，这一两难就有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即如何才能既不忽视拥占性市场社会所确立的社会关系和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真实性，同时又不放弃维护拥占性市场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自由民主制度在维护政治权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麦克弗森提出的解决途径与马克思几乎殊途同归，他呼吁以共有财产制度（注：麦克弗森的共有财产制度与马克思所指的社会所有财产制度在内容上基本一致。）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权利不仅是所有者对其财产（包括劳动工具）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更主要的是它排斥他人接近和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当拥占性市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财产和劳动工具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少数人不再把其拥有的财产和劳动工具作为再生产的要素时，私有财产制度也就不再合理。消费至上、浪费、无效率日益破坏了人类能力的发展，破坏了私有财产制度发挥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力功能，因而，这种财产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推进人类能力的最大化，不再适应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假设，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共有财产制度。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样，是一种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尽管国家创造和实施这些权利，但“国家规定这些权利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不排斥他人使用和收益”。[4]在历史上，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财产制度，但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由于市场集中而变成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利发展为一种数量不受限制、功能不受约束、可以自由转让的个人的绝对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发展极端的结果便是剥夺社会多数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迫使他们把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从而造成了拥占性市场社会的两难困境，进而危及这一社会的生存。因此，麦克弗森认为，劳动工具必须成为共有财产。但是，麦克弗森找不到一种现实的可以容纳共有财产制度的社会。虽然现代福利社会的出现，使得一定数量的财产收益通过国家机器从有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转移支付，但福利社会从根本上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来推进生产力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从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行能力转让这一拥占性市场社会的本质特征。
虽然麦克弗森没有绘就一幅以共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但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赞许，认为它是一种“不存在能力转让”的模式。[4]当然，麦克弗森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比能力的市场转让更加不利于推进人们的能力发展，但他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匮乏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麦克弗森倾向于一种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模式，但他没有仔细研究如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这一想法只能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憧憬。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弗森针对当时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技术作用日益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曾经感叹道：“如果不能解决在保证每个人平等地实现自己能力最大化的自由和无限占有他人能力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自由民主社会将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竞争。”[4]
麦克弗森的重要贡献在于理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即拥占性个人主义，揭示了拥占性个人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从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为重要的是，麦克弗森发现了20世纪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困境：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拥占性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类似的是，麦克弗森同样得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度，并认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共有制。他的这一分析结论十分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的解剖，只不过马克思运用的是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麦克弗森则运用了政治分析方法。但是，麦克弗森的共有制解决方案几乎是乌托邦式的，他本人对此也未作进一步的探究。
关于麦克弗森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尤其以美国学者G·萨托利最为尖锐，他指出，麦克弗森拥占性个人主义中十分重要的财产概念，并不属于真实的历史结构，近代历史上的财产指的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它并不意味着为了它本身或者为了无限制的积累而去占有。……财产就是保障，就是消除自己有切肤之感的生存上的不安全。”[7]因而，萨托利认为财产与拥占性个人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和侵略性的罪恶特征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麦克弗森将自由主义建立在“拥占性市场社会”基础上，或者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上层建筑，“显然与事实不符”，自由主义没有在竞争性市场关系的形成中发挥基础作用，相反，自由主义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各类保障，特别是为那些在竞争性市场关系发展过程中丧失接近劳动工具机会的阶级“提供了过去没有被提供的政治保护”。[1]一句话，萨托利几乎完全否定了麦克弗森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
但是，毋庸置疑，麦克弗森指出的拥占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之间的悖论的确真实存在，他关于拥占性个人主义在实现个人能力最大化方面构成一定的障碍这一结论也是不争的事实。麦克弗森的学说在个人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民主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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