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诗学论文,先导论文,品格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中期，尤其是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之后，元代诗坛因大量科举出身的文士介入，渐渐兴盛，并形成有元一代的诗歌品格。在京师大都，各地士人聚集，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依托，加之天历二年(1329年)成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一时人文荟萃，诗人众多，展开了频繁的群体性诗学活动，使得北方金季诗风，南方宋末余习得以改变，并因西北少数民族诗人的加入，终于融合汇通，形成了元代诗文的基本风貌。可以说，元代中期京师诗坛以其群体性诗学活动实现了诗风的融汇，在消长中荡涤了原先的地域隔阂，在新的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可以代表元代诗文基本风貌的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我们此处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的繁盛一方面与恢复科举有关，一方面与元文宗的推毂倡导有极大关系。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是元武宗次子，元明宗弟。天历元年(1328年)即帝位，至顺三年(1332年)卒。在五年的皇帝位置上，他信任文士，优游于艺文之间，品画论诗，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过从密切。他很有文艺素养，其文艺水平在元代帝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天历二年(1329年)，在虞集、柯九思，还有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文帝为其侄子)的倡导下，设立奎章阁学士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族文士，成了诗人们聚会交流，展开诗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奎章阁学士院与集贤院、翰林国史院的学者诗人们在京师大都的公务之暇，广泛交流，频繁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使延至此时的宋季、金季诗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成为大一统时期元代文学品格。在这个过程中，元文宗和西北少数民族诗人们为主导者，虞、杨、范、揭四大家为核心力量，而黄溍、柳贯、欧阳玄等人为中坚，全面地构建了有元一代之文学风貌。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学活动形式便是京师诗人群体以及他们开展的相关群体性文学活动。
元代京师文坛兴盛应追溯至较早入京的一些文士，赵孟
至元间入京，而袁桷、虞集等进入京师便充实了京师文坛的实力。其实早在元初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京师任职于翰林、集贤两院的文士就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即“雪堂雅集”。“雪堂”是大都天庆寺僧释普仁的居室，当时文士们常聚会于此。关于至元二十四年的雅集活动，姚燧《跋雪堂雅集后》(《牧庵集》卷三十一)有详细记述。此次雅集还编有诗集(即《雪堂雅集》)，收有二十七人的诗作，可知其规模。这些人在姚燧此文中都予以罗列。参加者中有十四人任职于翰林、集贤两院。①
这次与会者大多文名不显，除赵孟、王恽等人外，在元诗中的地位亦不高，但该次雅集实质上揭开了南北文风融合的序幕，也显出馆阁文人在公务余暇的文学活动在元代开始活跃起来，而这也正是促使元中期文学融合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除集贤院外，元代翰林国史院亦为人才荟萃之所。元仁宗调整翰林院，将国史院职能与其合并，吸纳文人，招揽文学之士。除赵孟外，还聚集了程文海、李孟、刘敏中、贯云石、陈俨、畅师文、元明善、张养浩、蒲道源等文士。杨载亦于皇庆初年(1312年、1313年)出任翰林国史院编修。而略早于杨载，范梈亦以荐任翰林院编修。虞集、揭傒斯此时已在京师，他们相知甚深，过从密切，均具有极高诗文素养，齐名于当时，成了京师文坛的象征和创作的标杆。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各地士子由此进入京师文坛的就更多了。马祖常、欧阳玄、黄溍、许有壬、周权等由科举人仕者纷纷聚集。京师文坛规模持续壮大，酝酿着更大规模的迸发。虽然杨载与袁桷在奎章阁建立前已谢世(杨卒于至治三年，即1323年；袁卒于泰定四年，即1327年)。但奎章阁的建立，促使文人以诗艺交流竞秀，争妍斗奇，成为元代诗文品格与一代文学品格成形、完成的最重要因由。②
元文宗登基后，于天历二年(1329年)开设奎章阁。其动因除了文宗本人的志趣好尚之外，应与虞集有很大关系，虞集有《奏开奎章阁疏》，其云：
“臣某等言，特奉圣恩，肇开书阁，将释万机而就佚，游六艺以无为。此独断于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并备阁职，感兹荣幸，辄布愚忱：钦惟皇帝陛下，以聪明不世出之资，行古今所难能之事，以言乎涉历，则衡虑困心，艰劳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则拨乱反正，文治之业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谦逊有光于尧舜，优游方拟于羲皇。集群玉于道山，植众芳于灵囿，委怀淡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传闻，孰比于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学愧前修，虽既竭于论思，惧无堪于裨补。然敢不咏歌雅颂，极襄赞之形容；探赜图书，玩盈虚之往来。冀心神之融会，成德性之纯熙。揆微志而匪能，诚至愿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刍荛，臣某等不胜惓惓之至。”③
虞集此疏，实是顺应文宗的意思，以组建一个艺文机构来振兴朝章典仪。其实奎章阁除皇帝本人常流连其间品评书画、谈论文艺外，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政策决策机构及相关议事机构的性质。文宗在位时，这里是人才云集，活动丰富的黄金时期。文帝去世，奎章阁因受其他机构侧目，也因权臣伯颜兼领，其文艺性因素衰减。加之虞集病归，柯九思离去，奎章阁亦只保留了机构，其阁员总体实力下降。元顺帝至元六年、至正元年(1340年、1341年)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此机构又活跃起来，成员间的群体性活动又频繁起来。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等成为骨干，加之纂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文化活动多由其成员参与，在职事余暇的有关创作、批评也颇具有成就。④
奎章阁除艺文活动之外，因文帝喜与文士交往，又好流连其中，作为国家大政的决策者，在奎章阁展开活动的过程中，也带有了政治咨询与决策机构的性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奎章政要》有云：“文宗之御奎章阁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曰《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几之暇，每赐披览。”⑤如果说揭傒斯《奎章政要》为私撰，并非奎章阁本身职能所在，那么至顺二年(1331年)以奎章阁学士为依托纂修《经世大典》，则可以说明奎章阁实际具备了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性质。⑥奎章阁(含后来的宣文阁)是民族融合在文艺领域内的中枢机构与典范。
从成员民族属性角度讲，京师文坛实是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并形成元代文化品格的中枢策动机构，翰林、集贤不必细论，以奎章阁为例来看，这个京师文坛的核心枢纽实是含有各民族文人的文化艺苑，也是元代诗学的核心力量与动力引擎。
任职于奎章阁的蒙古族人，如燕铁木儿、伯颜(兼领奎章阁大学士)、桑哥失里(宣文阁大学士)以及阿莱、撒迪、泰不华等。色目文人，如大学士尔都鲁都儿迷失、达识帖木儿、赵士延、康里巙巙、沙剌班等。汉族文人，如虞集、柯九思、揭傒斯、苏天爵、尚师简、李泂、欧阳玄、许有壬、贡师泰、归旸等。大都是在元代诗坛中卓有成绩的诗人。在奎章阁中，各族诗人共同开展文化艺术工作，品评诗歌，论画谈文，又借助同僚之谊，积极展开群体性文学活动，切切偲偲，砥砺才艺，依托京师这个人文荟萃的诗国沃土，高屋建瓴地影响、辐射了整个元代诗坛，并在创作与诗学理论上树立风标，使元诗形成一代规制，影响巨大而深远，是我们论及京师诗坛时应特别予以关注的。⑦
奎章阁文士将诗化心态投注到日常习闻之中，使该机构的存在充满了浓郁的诗化色彩。虞集《奎章阁有灵璧石，奇绝名世，御书其上曰“奎章玄玉”。有敕命臣集赋诗。臣再拜稽首而献诗曰》诗云：
禹贡收浮磬，尧阶望矞云。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絪缊。击拊磬音合，衡从玉兆分。巨鳌三岛力，威凤九苞文。辨位资乾坎，为山镇幅员。固知兴宝藏，不假运神斤。书帙侵春润，香炉借宿熏。烟光晴冉冉，波影昼沄沄。融结繇元化，登崇荷圣君。瑞于龟出洛，重若鼎来汾。柱立尊皇极，盘安广帝勋。讵云陈秘玩，因愿献前闻。⑧
其所吟咏之灵石，与其说对象是石，不如说是文帝，也可以说是文帝崇文敬士，爱好文艺的品性。奎章阁中矗立此石，昭示着其活动将走向繁盛，又何况此诗为应制而献，可见元文宗对待臣下的诗艺是何等重视。
虞集《奎章阁铭》云：“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阁，万机之暇，观书怡神，则恒御焉。臣奉敕而铭之曰：‘维皇穆清，中正无为。翼翼其钦，圣性日熙。乃辟延阁，左图右史。匪资燕娱，稽古之理。经纬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贞玉，垂美万年。”⑨由此可知文宗屡在“万机之暇”，观书于奎章阁中，“左图右史”，斯文环绕。至于“匪资燕娱，稽古之理”云者，则其是虞集对文宗与奎章阁职事的期许。奎章阁是赏艺娱神、探求治理的所在。奉职其间的文士，在陪同皇帝欣赏书画，探讨至理的同时，也可相互影响，展示出趋同的文化趣味。在其群体活动中，也会相激相荡，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对待诗文态度，进一步改变宋金余习，形成共同文学品格。⑩
虞集所作的《奎章阁记》更能说明奎章阁及其文学活动的性质，也可使我们了解其文化意义，兹录如下：
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智，善于怡心养神，而培本浚原，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四月日记。(11)
此文作于奎章阁始建不久。由此文可知，奎章阁之建立，是意图“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为宗旨，研读“祖宗成训”，以掌握“内圣外王”的理国之道。同时，这里也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所在，一切抇乱心性之物不存乎其间。而文宗除大型典礼及巡幸之事以外，“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且于奎章阁中受理诸如“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之类的国政事务。因此奎章阁除有文艺咨询决策性质外，亦有了超出文艺之外的政事决策与发布，事务受理与决定的中枢机构性质。这或是奎章阁受到同僚嫉妒的原因。(12)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最高端的文艺咨询机构，其影响力便如登高而呼，使远近风从，因而对元代文学及元诗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马祖常因得到了御书《奎章阁记》墨本，他深感荣幸，同时这也显示了马祖常在京师官员中的文学位望。马祖常为此作《恭赞御书奎章阁记》，该文云：
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内侍至臣祖常门赐臣祖常御书《奎章阁记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冗琐下品，才识浅薄，叨被光荣，待罪风纪，夙夜恐惧，无涓埃补报于聪明之万一，不得斥逐，则为大幸。顾乃曲加天宠，猥赐宸翰，焕乎日月之光华，郁乎云汉之昭回。羲画八卦，禹叙九畴，虽有义有文亦不是过也。何则羲有义而无文，禹有文而无义，必待周文箕子者出，然后文义大备，垂之无穷。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开奎章阁布政四方。大臣公卿以次进退，少间则览古文图书，综核古今，求其治乱之原以施于天下，以戒于群臣。乃制《奎章阁记》俾工官镵诸乐石，兹皆成万世无疆之虑也。猗欤盛哉!臣祖常受赐，不胜感戴圣德，北向百拜，斋沐谨为四言诗以赞于后云……(13)
由此亦可见在马祖常内心对奎章阁文事的期许。本来开奎章阁延揽人才已为元代盛事，文宗又以御书《奎章阁记》颁赐有文才和治世之能的盛士名流，就更广泛地笼络了文士，扩大了影响，故而论及元代中叶京师诗坛，奎章阁及与奎章阁有关的诸多人物、事项是非常应该进行了解的。
《元诗选·初集》卷二十九(丁集)之虞集小传中引欧阳玄语云：“皇元统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余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于时虞公方回翔胄监容台间，有识之士早以斯文之任归之。至治、天历，公仕显荣，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其手，粹然成一家之言。”(14)“有识之士早以斯文之任归之”云者，可看出当时转变诗文风气是众望所归，虞集也是大家信任的转变风气的领军人物。
虞集不只自己以变创诗风为己任，并有意识地奖掖后进，诚为新诗风气的维护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三十七(戊集)陈旅小传有云：
马祖常一见(陈旅)，奇之。谓曰：“子馆阁器也。”胡留滞于此(即陈旅任闽海儒学官)，因勉游京师。侍讲学士虞集见所为文，慨然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馆中，朝夕相讲习，与祖常交口延誉于诸公间。……河东张翥序其集曰：“天历、至顺间，学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学者仰之，其许与君特厚，君亦得与相薰濡而法度加密。虞之奖成后进，陈之识所依归，才名接踵，相得益彰，昔人风致，真不可及也。”(15)
无论是马祖常还是虞集，都以维护京师新的诗学风貌为重任，马祖常将陈旅举荐于虞集，所谓“付子斯文者矣”，以陈旅为新诗风尚的后继者托付于虞集，虞集也在物色到人才之后，与之“朝夕相讲习”，为其四处延誉，以拓展其影响空间。旨在使一代诗风延续下去。故而，谓虞集是元代新诗风貌的代表人物与核心力量，是不为过的。
陈旅《题虞先生词后》云：“忆昔奎章学士家，夜吹琼管泛春霞。先生归卧江南雨，谁为掀帘看杏花。”(16)非常怀念昔日与虞集谈诗论文的情景。当时虞集府邸，应是京师文人相与交流之处所，也是奎章阁之外京师诗风激荡鼓舞的策动中枢。
同时，虞集在奎章阁中可以说扮演了帝师的角色。文宗常与虞集品鉴文艺，虞集也会抓住机会对皇帝进行规诫。某日，文宗在奎章阁，有人献“文石”，其石“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阳丹碧，光彩有云气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状，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拟。其阴漫理紫润，可书可镌”。文帝很是喜爱，命将此石制成屏风。虞集为此而作《五色石屏风记》，借助书写“文石”之奇异以施影响于文宗。其中有云：
请以事论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17)
因文宗爱好文艺，虞集恐其沉溺，以内心平和如天心之月；情志清明如轻风激水，且以不偏执激矫相劝谕，既肯定文帝对文艺的爱好，即“拂婴于物则不能和”认为没有爱好也不能养成和气，又劝诫他不能“流而忘返”于其中。虞集借以奇石制作屏风之事，将自己对文宗的规诫寓于其中。虞集拳拳忠荩之心，寓于日常文艺生活之中，其他僚属亦应如此，这是奎章阁文艺活动的内在精神所在。
在元人心目中，奎章阁文人的代表是虞集，张雨之《赠扭掄大监》诗之按语亦直以“虞奎章”称虞集(18)，可见奎章阁与虞集的关联及影响。(19)欧阳玄则以“奎章公”称之。(欧阳玄肯定虞集变创宋金余习、开创元诗风貌的巨大作用。)萨都剌《次韵答奎章阁老伯生见寄》诗(《雁门集》卷四，伯生为虞集字)亦以奎章阁称述虞集。马祖常有《调虞伯生》诗(《石田文集》卷四)云：“闻君儤直奎章阁，朝马偏从小海过。衣上落花红雨满，马鞍柳絮更如何?”对虞集的奎章阁生活表达了一种艺术化的钦羡。如其所作《送虞德修序》(虞德修为虞集兄)，其中提到自己与虞集及其父相知，交契颇深，提到虞集在奎章阁中“被天子眷遇，侍问密勿”。则直以“奎章公”称道虞集(20)。
作为奎章阁另一重要文士，揭傒斯后来对奎章阁的记述蕴含着深深的怀念。他任奎章阁授经郎，是奎章阁文士中颇受文帝礼遇之人。(21)其《文安集》卷三之《忆昨四首》反映了文士们在奎章阁的生活情状，寄托自己对文宗和自己这段经历的深厚感情，是我们了解奎章阁的重要文献。其诗如下：
天历年中秘阁开，授经新拜育群才。宫门待漏常先到，讲席收书每后回。召试时蒙天语劳，分题不待侍臣催。满头白雪丹心在，太液池边只独来。(其一)
宫草葱茸禁树齐，日趋延颢对凝晖。朝迎步辇花间立，暮送回銮柳下归。碧殿东浮苍巘合，金河北引玉泉肥。几回弘庆门前路，春气蒙蒙欲湿衣。(其二)
己巳(天历二年，1329年)群儒应壁奎，端阳侍宴宝慈西。线分学士亲臣送，诗赐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御手题。注酒含春瑶露重，承尘转午锦云低。日斜共出西门道，既醉犹能散马蹄。(其三)
奎章分署隔窗纱，不断香风别殿花。留守日颁中赐果，宣徽月送上供茶。诸生讲罢仍番直，学士吟成每自夸。五载光阴如过客，九疑无处望重华。(其四)(22)
第一首，揭傒斯回忆了自己在奎章阁中的工作。他任授经郎负责给贵戚子弟讲授经学。他早到晚回，极为敬业。又对文宗的慰劳关怀感念至深，也能够在分题应制，进行创作时文思流畅，一展才华。由此诗可知奎章阁讲授经籍及在文宗僚属间展开的创作活动。揭傒斯在奎章阁中颇受信赖。他也敬于职事，兢兢业业，致力于文化教育与传播。在这个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中枢机构中发挥才干。其他奎章阁属员亦具此种品质，这是奎章阁在文宗时期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首写出了奎章阁的优雅环境。草木葱倩，御河润泽。殿阁东向，可见苍巘，伫立庭间，诗的氛围是十分浓厚的。(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详细介绍了奎章阁的环境情况，此处不再细述。)其中所谓“朝迎步辇花间立，暮送回銮柳下归”，可见元文宗在奎章阁中是朝至晚回，沉浸在其诗化氛围之中。奎章阁在建立到文宗去世之间的五年，君臣在充满文化气息与诗歌艺术氛围的环境中陶醉。作为一个中央文化咨询机构，它代表了文化融合的实现过程，也策动、推进了元代本身的文化融合。在诗歌方面，也会因这种艺术氛围，催生元代诗学从高位上形成自己独立、恢弘并反映出大一统时代精神的诗学品格。
第三首则忆及奎章阁僚属诗酒吟咏、相知相契的情形。己巳即奎章阁建立之天历二年(1329年)。这里集中了各族英才，映耀庭阁。并时常得到文宗姑母，鲁国大长公主亲手题写的诗歌。他们或是分韵唱和，或是恭敬应答，工作生活中充满了诗的质素。待到散阁，他们带着几分醉意携行而出，想必亦不乏醉中马上的吟咏活动。
第四首在回顾奎章阁诗化生活的同时，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而其中之“学士吟成每自夸”句，似牵涉到一桩揭傒斯与虞集间的诗学纠葛。前文引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关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三人在奎章阁中侍从左右，揭傒斯有感于虞、柯二人更得文宗宠信，故作《奎章政要》献上之事，而四库馆臣就有了进一步发挥。在《四库全书》《文安集》提要中说：“虞集尝目其(揭傒斯)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徯斯颇不平。故作《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考揭傒斯《忆昨》诗意，当是晚年忆及奎章阁生涯时的遣怀之作。虞集因不满揭诗而作者当是病归后之作。其语也非是因“不能相下”情绪下的针锋相对。再者，由揭傒斯诗歌的情感来看，他对奎章阁中文人学士竞施才艺的情景是十分怀恋的。对在其间度过的五载光阴也因珍视而不能释怀，所以学士自夸也好，甲乙次第逊于谁也好，都成了他十分怀念的对象(23)；此处之“学士”也未必专指虞集，而是奎章阁学士普遍的诗学竞争态度。实际上后人这种意见的产生应与元诗四大家本身的诗学观念存在差异有关。揭傒斯《文安集》中有《范先生诗序》，提及了虞集对诸人诗风的评价，然揭傒斯并不认同。在《范先生诗序》中表述了他对范梈的评价态度。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也反映了京师文人之间诗学交往的相关内容，详见后文。
揭侯斯还作有《奎章阁贺表》。这也是关于奎章阁的重要文献，其云：
圣人继体，再昭揖让之隆。天下归仁，大慰平成之望。庆绵宗社，光被华夷。钦惟尊号，陛下德秉纯乾。业承富有，妙天人之协赞，允历数之攸归。惟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内获皋夔之佐，则外获唐虞之治。苟日跻于圣敬，咸世笃于忠贞。臣某等职忝西清，光被北阙，经邦论道，自有弼于鸿猷。养老尊贤，岂无裨于昭代。(24)
其中之“经邦论道，自有弼于鸿猷”则可见在揭傒斯心目当中，是希望奎章阁具备朝政咨询与决策的职能。联系他曾上《奎章政要》于文宗，似乎揭傒斯对文帝及虞集、柯九思等沉浸文艺的奎章阁生活在态度上有所保留，希望该机构有裨时务，不应只用心于艺文本身。此外揭傒斯还有《艺文监贺表》(《文安集》卷六)，亦体现了揭傒斯在奎章阁艺文监开设之时对其文化作用的期冀。
揭傒斯之《送张都事序》详细介绍了奎章阁的建制，便于我们了解其基本规格和人员配置。其云：
天子既建奎章阁，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学士二人、典籖二人，典籖秩从六品，初命英宗龙飞进士第一人台哈巴哈兼善、丞相掾张景先希哲为之。希哲寻去为礼部主事，又以丞相掾张中立惟正继之。居一年，兼善拜南台监察御史，惟正以迁江西行省都事。天下之选莫重于省台，或由省台入为阁官，或由阁官出居省台，则阁官之选与省台等，而又必天子亲擢之。惟正一岁中两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称塞国宜。余与惟正同僚，同修《皇朝经世大典》，惟正无一言不及于仁义，无一事不致其精详，余常谓惟正居职任事无不及者。(25)
从其叙述可知奎章阁级别之高与职事之重，“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可谓集中了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且在元中央政府中极有尊荣，“天下之选莫重于省台，或由省台入为阁官，或由阁官出居省台”，成了与省台(即中书省)与翰林院同等重要的机构。也成了可入可出，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可由奎章阁为基点发挥更大作用的枢纽机构与权力实施中枢。其中提到张中立与揭傒斯合作修纂《皇朝经世大典》，其间“无一言不及于仁义，无一事不致其精详”，可以使我们了解奎章阁在文化工作中洋溢的精神风貌。作为具有各民族成员的重要文化机构，其在元代文化事业中起到了承继发扬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对大一统的多民族共同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26)
关于奎章阁崇高地位的还可于黄溍《恭跋御书奎章阁记(石刻)》一文中见出一二。该文收于黄溍《文献集》卷四。其云：
天历二年(1329年)春三月，上肇开奎章阁，延登儒流，入侍燕间。冬十月臣多尔济作颂以献。至顺二年(1331年)春正月，御制阁记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学士泰禧宗禋使臣阿荣传旨以刻本赐焉。臣多尔济抃蹈而退，袭藏惟谨，以臣溍待罪太史，属俾纪其岁月于下方。臣窃闻前侍书学士臣集为臣言：“皇上以万几之暇，亲洒宸翰，书《奎章阁记》，刻置禁中，凡墨本(拙按，即《奎章阁记》墨本)。悉识以‘天历之宝’或加用‘奎章阁宝’。应赐者必阁学士画旨具成业，特诣榻前，四复奏然后予之。非文学侍从近臣为上所知遇者未尝轻畀。”(27)
可知文宗立奎章阁，除御制《奎章阁记》之外，还以墨本赐予臣下。在当时，这种赏赐之环节是极为严苛的，由此可见奎章阁，甚至与该阁有关的一切事务，在当时都是极其荣耀的。黄溍不在奎章阁中，他得以撰写《奎章阁记》跋语，也感到极为光荣。故而在元代中期，尤其是文宗时期的京师文坛，奎章阁的地位无与伦比。京师诗坛开始活跃并不是在奎章阁时代，但诗人聚集力量，得以占据文坛影响之高位，则是在文宗制奎章阁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使京师诗坛的力量由蕴蓄而勃发，依托在庙堂中的尊荣显位，如长河放溜般地冲涌而下，终于在诗文领域促成了元代自身诗文品格的彻底颖脱成型。
注释：
①参见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②杨镰先生说：“奎章阁的建立，使馆阁诗人有了新的园地，而揭傒斯、虞集与其他在奎章阁任职的诗人许有壬、宋本、李洞、康里巙巙、雅琥、柯九思、斡玉伦徒、周伯琦、甘立、王沂、王守诚、吴元德等等，成为当时京师以至全国影响最大的诗人群体。”杨镰：《元诗史》，第481页。
③虞集之疏见其《道园学古录》卷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在元代文学上，虞集地位极高，其诗与杨载、范梈、揭傒斯齐名，号称四大家。其文与柳贯、黄溍、揭傒斯齐名。他结交广泛，与吴澄为师友，与欧阳玄、陈旅相契，对元代文人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诗学宗尚，也通过其影响力扩展开去，波澜腾涌，在元诗改变宋金余习，形成一代诗风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关于虞集对奎章阁建立的作用，姜一涵认为虞集是“奎章阁的规划者”，并说：“奎章阁之建制实力赖之，一时云龙契合，君臣水乳，遂成一代伟业。”见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湾联经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7页。
④姜一涵在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中详细考察分析奎章阁及宣文阁和其后于至正九年(1349年)所改成的端本堂的历史文化作用，可以参考。在论述宣文阁时，他指出：“自至元六年(1340年)年十一月改宣文阁，以迄至正九年(1349年)，这十年间，宣文阁的表现，尤其是对历史文化的贡献，不但不亚于奎章阁那十二年的时间，或且远过之，尤其是修三史等事，最值得称述。”(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52页)从1329年成立到1349年改为端本堂，无论名称为奎章阁或是宣文阁，其机构性质、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作为文人群体活动的平台这个意义没有改变，故而本文论述奎章阁文人群体性诗学活动时，其含义包括宣文阁文人。
⑤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1页。
⑥奎章阁对元代文化艺术的贡献及一时文物礼制之盛，可与历代馆阁文化机构的贡献相仿佛。如宋之宣和殿、清之文渊阁等。(姜一涵引朱偰观点，见《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32页)
⑦姜一涵认为，举办于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甲寅京师城南的天庆寺雅会是促使奎章阁建立的因由之一。至元间，天庆寺之“雪堂雅集”实质上标志了京师文人开始活跃，而此次艺文聚会则预示着京师文坛走向繁盛。关于此次雅会，其核心人物是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袁桷所作之《鲁国大长公主图书记》有记载，鲁国大长公主与在京师的诸多文人都有交往。在袁桷、柳贯、朱德润、虞集、柯九思、黄溍等人的文集中多有涉及鲁国大长公主者，可知她在京师文人中的影响力。关于鲁国大长公主对奎章阁建立所起的作用，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认为她是“元宫廷艺术的播种者”(详见《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一章第二节)。
⑧《道园学古录》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⑩虞集《送达布哈兼善赴御史诗序》(《道园学古录》卷六)提到达布哈兼善以进士第一人事文宗于奎章阁，又出仕南台御史职。“诸贤赋诗赠之”这里之“诸贤”亦为在京师之同僚，奎章阁僚属应亦包含在内。在此序中，虞集以东南水旱频仍为一时之急，对达布哈兼善提出期望。可以由此推测，在奎章阁僚属中此类急民之需、急君之命的士大夫任事之氛围与相应的文学气氛是较为浓厚的。
(11)(17)《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有云：“元代中央组织至文宗犹未制度化，奎章阁为新设机构，在中央与翰林院、集贤院处于同等地位。不但参与议事，并负责编修经世大典，教育王室子弟，显然剥夺了翰林、集贤等院之职责，且其主事者之官阶于半年内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其最不能为其他侍臣所忍受者，为文宗每日留连奎章阁中，使近臣不得接近之机会。至奎章阁便成了众矢之的。”(《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31页)
(13)(15)(16)(18)马祖常：《恭赞御书奎章阁记》，《全元文》第32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
(1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3、1301、1308、2422页。
(19)今张雨《句曲外史集》之补遗卷中有张雨所作《奉留揭学士》，亦以“阁老”称在奎章阁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揭傒斯，可知揭傒斯奎章阁任职的影响。张雨集中与当时馆阁文人，名公巨卿往来作品颇多，反映了诗人在当时诗坛贯穿与流播的作用。
(20)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中有云：“皇元一天下三十余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鸣于朝著之间，天下之士翕然谓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圭斋文集》卷九)黄溍《道园遗稿序》中有云：“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并称其(虞集)为“国朝之宗工”。可见虞集在当时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四库全书》之虞集《道园学古录》提要中说虞集为“有元一代之冠冕”。杨镰先生说：“如果对元诗作综合的评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无疑是虞集。他不但是元诗四大家之首，而且也是元代江南士人在朝的表率，元代馆阁诗人的集大成者。”(《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21)据欧阳玄所撰《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十)，揭傒斯在奎章阁中颇得元文宗信任。其《墓志铭》有云：“(揭傒斯)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即《奎章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天历、至顺中大臣有荐文士，人主必问之曰：‘其才比揭曼硕如何?’其本常置御榻侧。”由此可知揭傒斯的治世才干颇为文宗所称许。奎章阁中这种文艺之外涉及及治国方略的内容使其具有了朝廷大政的决策咨询性质。这是我们应予以重视的。欧阳玄亦获信任于奎章阁，《元史·欧阳玄传》云：“明年初置奎章阁学士院，又置艺文监隶焉，皆选清望官居之。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可知欧阳玄亦参与《经世大典》的修纂工作。
(22)《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32页。
(23)欧阳玄《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中有云：“天历二年(1329年)秋，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教勋旧大臣子孙于宫中。公首被选。至顺元年(1330年)预修《经世大典》，三年书成，超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可知揭傒斯人奎章阁是多蒙圣望的。且奎章阁成立一年，即开展了重大文化活动，修纂《经世大典》。奎章阁文士以三年时间完成，亦可知他们的工作能力。“先是东南士聚辇下……公(揭傒斯)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弘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公文章在诸贤中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可知当时东南士人之出类拔萃者范梈、杨载等与揭傒斯唱和颇多，彼此在诗学上相互了解是当然的事。
(24)揭傒斯：《文安集》卷六，《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25)《文安集》卷九，《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26)《经世大典》之修纂，虞集起到的作用很大。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圭斋文集》卷九)有云：“《经世大典》之为书，公任其劳居多。其目则《周礼》之六典，其制则近代之会要，其事则今枢密院御史台六部总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务，而其牍藏于故府者不足则采四方之来上者，参之祖宗之成宪，功臣之阀阅具存。凡八百帙，既进，谓同列曰：‘他日国史诸志表传举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长，其为圣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先王之遗烈焉。”出于“其为圣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的责任与动机，以虞集为担纲的奎章阁员在《经世大典》的修纂中寄托了深沉悠远的治国理念。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奎章阁为皇帝的治国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与咨询，所以奎章阁在艺文活动的同时也充满了现实的政治与文化的意义。
(27)《全元文》第29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