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宋元时期，婺州的行政区划与现在的金华地区是基本一致的。“婺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概念。这个概念，有着很强的地域色彩，但又远远超出了地域性的局限，而在学术史、思想史乃至于文学史，都是很有学术地位的学派。尤其是在元代的理学发展中，金华学者的传承作用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婺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有着很强的复合性的内涵。吕祖谦的“吕学”，固然可说是婺学的重要端绪，但吕学不能代表婺学的全部。陈亮的事功之学、王应麟的文献考证之学、“北山四先生”由黄干所传的朱学嫡传，乃至于柳贯、黄溍和宋濂等以理学的根基的文学，共同构成了婺学的学术内涵。金华地区出现了吕祖谦、陈亮、金履祥、许谦、吴师道、宋濂等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
宋代婺学的代表人物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学家吕祖谦。他在南宋时期与朱熹、张栻平分秋色，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以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创立了婺学，对于金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吕氏祖上并非金华人氏，而从其曾祖时始居婺州。吕氏一门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上吕夷简、吕公著都是宋代的名公巨卿。自吕公著而下，多为著名学者。《宋元学案》载：“谢山《劄记》：吕正献（公著）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绷中，别见《和靖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当时形成了具有思想史特色的学派。全祖望指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学”固不能全然等同于“婺学”，因为南宋时期的金华还有唐仲友、陈亮等学术观点并不一致的学者；但无疑地，吕祖谦则是最能代表婺学的成就的。因而，婺学在有的时候也就指吕学。
吕祖谦的学派特色是什么？即是兼取众长。这是吕氏家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博采众家之说而归于理之宗，这从祖谦五世祖吕希哲时已形成这种学术特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指出：“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是康节，亦尝学于介甫，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宋元学案》卷二十三《荥阳学案》）至荥阳之孙吕本中，也以这种“不名一师”的“集益之功”为其家风，全祖望云：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麃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吕祖谦的治学，深受这种家风的影响。朱熹批评吕祖谦“其学太杂”，“不能守约”（见《金华丛书书目提要》卷七）又说：“但以文字观之，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这都说明了吕祖谦及吕氏一门的学术特色。同时，吕氏亦受佛学影响甚深，吕希哲学佛，吕本中亦“溺于禅”（见《紫微学案》），吕祖谦的思想以理学为主，也不无佛学的痕迹。吕氏思想虽然博杂，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尤其是思孟学派的“治心养性”、“穷理尽性”、正心诚意“等理念。
吕祖谦对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丽泽书院的创立。丽泽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在教育史上举足轻重，也为婺学的发扬光大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嘉靖《金华县志》载：“丽泽书院，在旌孝门外。宋吕成公作书堂于城西，观前二湖，悦焉，取《易》兑象之意，以丽泽名。及卒，乡人为祠宇以祭。”光绪《金华县志》载：“东莱吕子，其会友之堂曰‘丽泽’，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以上引自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362-36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祖谦过世后，继主丽泽书院讲学的是其弟吕祖俭。祖俭也是当世著名学者，时与其兄被称为“东莱兄弟”。祖俭讲学秉持乃兄的传统，兼容并包，说史谈经，且注重对中原文献的研究。继吕祖俭之后任丽泽山东省长的有王柏、时少章、袁桷等人。
婺学在很多时候即指“吕学”，但全然这样指称又不免偏狭。除吕祖谦之外，唐仲友（说斋）陈亮（龙川）也都应属于广义的“婺学”之中。全祖望指出：“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唐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兼中宏辞，通判建康府。他向孝宗上万言书论时政，疏陈正心诚意之学。说斋论学不专主一说，“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茧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实行。”（《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
陈亮，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龙川与朱、吕等多有往还，但其思想观点却是块然独立的。他以事功之学著称于思想史。黄百家云：“永嘉之学，薛郑俱出于程子。是时陈同甫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受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在民族危难之时，力辟空谈而崇尚实践，这是龙川之学的特点。“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同上）可见其思想的独创价值。
宋末著名学者王应麟并非金华人，却是传承婺学的重要人物。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浙江鄞县人。他的学术名著《困学纪闻》，在训诂名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思想上深宁之学反映出婺学调和朱陆的特色。全祖望云：“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又称：“王尚书深宁独得吕氏之大宗。或曰：深宁之学得之王氏勣，徐氏凤。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实自詹公元善之门，而又颇疑吕学未免和光同尘之失，则子之推为吕氏世嫡也，何欤？曰：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亦见《宋元学案。深宁学案》）在和合诸家及文献研究方面，王应麟确乎是受之于吕学而光大之的。而王应麟在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其在宋元学术的承前启后上。宋末著名学者胡三省、元初著名学者戴表元都出于深宁门下，袁桷又是戴表元的弟子，可见，王应麟在宋元理学的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二
金华学术不限于吕学，今天看来“婺学”的概念也应有更大的包容性。只有这样，“北山四先生”的学术意义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述金华之学倘不及北山四先生，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令人理解的。也许四先生本身在思想上并无多少创造与开拓，但对于元代理学的发展流变，他们却是绝对不可少的。“四先生”指金华学统中衣钵相传的四位著名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元代前期的思想史上，朱学唱着主角戏，这是与四先生有很大关系的。
何基的业师是朱熹的得意门生黄干。黄干是朱熹的亲传高足，甚得朱学之髓。全祖望称：“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干号“勉斋”）黄文肃公其与？玉峰、东发论道统，三先生之后，勉斋一人而已。”（《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黄干被视为朱学最有权威的继承人。黄干也以维护朱学的纯粹为己任，他曾说：“自先师梦奠以来，向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由是私窃惧焉，故愿得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持之。”（见《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黄氏非常自觉地为光大朱氏之学而传授弟子的。
何基是黄干的亲传弟子，号北山先生。由于何基受业于勉斋，朱学在金华学坛上大加昌明。《宋元学案》载：“何基，字子恭，金华人。父伯慧，丞临川，而黄勉斋干知其县事，伯慧使二子师事之。勉斋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义理之自通，未尝立异以为高，徇人而少变也。凡所读书，朱墨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杨与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尝开门授徒，闻而来学者亦未尝立题目作话头。王鲁斋柏登其门，先生举胡五峰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间。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间与鲽斋问辩者十八卷，盖一事而至十余往复，先生终不变其说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谨守朱学门墙，而无自己的开拓创造，也就缺乏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王柏，何基门人，金华学术的主要学者。《宋元学案》云：“王柏，字会之，金华人。少慕诸葛孔明，自号长啸。年逾三十，与其友汪开之同读《四书》，取论、孟集义，别以铅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黄勉斋通释尚缺答问，乃约语录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读居处恭，执事敬章，惕然曰：长啸非持敬之道，更以鲁斋。已遇杨与立，告以何北山基学于黄勉斋干，得朱氏之传，即往从之。北山授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勉之。自是发愤奋励，读书精密，标抹点检，旨趣自见。”（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王柏受朱学嫡传，立志甚笃，却能不拘成说，有所更定。黄百家案语：“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于《中庸》则以汉志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欧阳子曰：经非一世之书，传之谬，非一人之失，刊正补缉，非一个之能也。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圣人之复生也。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同上）可见，王柏对于朱学并非死守章句，而是有所更定的。
金履祥，婺州兰溪人，号仁山先生。受业于王柏，从登何基之门，他深受何、王思想的影响。其门人柳贯评之云：“有司以为何公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时称知言。而先生则自其盛年亲承二氏之教，以克之于己者也。”（《仁山集》卷五《行状》）金履祥的思想更接近于王柏，而且也如王柏那样具有怀疑精神。柳贯记载仁山“讲道论德，谆切为人。即有余暇，不废纂述。谓古书有注必有疏，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孟考证，乃若大学，文公既为定次章句，而或问之作，所以反复章明其义趣者尤悉。然后之学者，尚有疑焉。则复随其章第，衍为疏义，以畅其支。申为指义，以统其中会。大学之教，于是乎无毫发之滞矣。先生早岁所注尚书，章释句解，既成书矣，一日超然而自悟，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则其节目明整，脉络贯通，中间支叶，与夫讹谬，一一易见。”（《仁山集》卷五《行状》）可见，金履祥是富于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经典的。在金华四先生中，他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
许谦，字益之，金华人，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他生长于宋亡之际，家破，他却力学不已。年逾三十，开门授徒。金履祥在兰江讲学，许谦往就为弟子，受业于仁山。金履祥去世之后，他专事讲学，地方官屡欲荐举，力辞不受。四方之士，翕然往就其门下，“为学者师，垂四十年，著录迨千余人。……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许白云先生文集》卷首《行实》）门下弟子，盛于何基、王柏和金履祥三人。他与北方大儒许衡齐名，并称为“南北二许”。而他对理学的承传，却是拘守家法，没有继承王柏和金履祥的疑经精神。
朱学因了北山四先生而得以光大，而在元代有了绵绵不绝的传承。元代出现了许多知名的理学家，而元代的文学家中也大有理学中人。这不能不归结于金华诸子对朱学的阐扬。局在宋元时期的理学发展史上，金华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因此，“婺学”的概念自然不应限于南宋时的“吕学”，而理当包括吕氏同时及其后的金华学术传统。“北山四先生”在婺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清代的金华学者王崇炳阐扬婺学云：“婺学自北山四传至白云先生，中间鲁斋仁山，两世皆单传，至白云而天下浑一，燕赵齐鲁淮扬之士，皆百舍重茧而至。登弟子集者，几于千人。道貌岸然风广布，十倍于前矣。”（《白云集序》见丛书集成本《白云集》3页）对于“北山四先生”时的婺学之盛。清人戴叙理学源流谓：“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沫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不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岐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宜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乾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白云集序》）在理学的发展流变中，婺学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
“北山四先生”以降，金华学术有了更为繁荣的发展，在元代思想史、学术史乃至于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出于金华学术渊源的著名人物。元代的学术，可以说与金华有着不解之缘。这里略举一些以见一斑。
柳贯，字道传，婺州浦江人，元代前期的理学家和文学家，受业于金履祥。《宋元学案》载其“受经于仁山，究其旨趣，又遍交故宋之遗老，故学问皆有本末。举为江山教谕，迁昌国学正，擢湖广儒学副提举，未上，改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举江西儒学，秩满归，杜门十余年。至正元年，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莅位七月卒，年七十三。门人私谥文，肃。其文与黄晋卿滔，虞伯生集、揭曼硕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北山四先生学案》）柳贯也是元代的著名文学家，以散文著称，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诗作，现存诗人500余首，有《待制集》其门人宋濂与戴良辑其诗文四十卷，称其诗文“如老将统百万之兵，旗帜鲜明，戈甲煌，而不见有喑呜叱咤之声。临川危素谓其文雄浑严整，长于议论，而无一语袭陈道故。《元史》亦曰：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与同郡黄花菜、吴莱声名一时相埒。浙东之文，争奇竞爽，涵育甄陶，人材辈出，迨于明初而极盛焉。”（见《元诗选》丁集《待制集》）可见其在文坛上的地位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也是白云门人。师道是元代有名的文学家、诗论家，论诗有《吴礼部诗话》，论诗重视诗人的实历，认为“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古人模写之真，往往后入耳目所未历，故未知其妙耳。”吴师道也以诗著称，有《礼部集》行世。清人顾嗣立评其诗云：“正传自羁知学，善记览，工词章。发为诗歌，才思涌溢。”（《元诗选》已集《礼部集》）
柳贯、吴师道以及张枢（子长）等许谦门人，都是朱学的嫡传，却又都是以文学光耀后世的。黄百家案云：“白云高弟子虽众，皆隐约自修，非岩栖谷汲，则浮沉庠邑耳。如子长、正传，文采足以动众，为一世所指名者，则又在师友之间，非帖丈之下者也。然非得子长、正传，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欧阳玄，字元功，元代理学家，也是文学家、史学家，出于白云门下。《宋元学案》载：欧阳玄，字原功，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浏阳。先生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属文。年十四，益从宋故老习为辞章，下笔辄成章。弱冠，下帷数年，人莫见其面，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延元年，诏设科取士，先生以《尚书》与贡。明年，赐进士出身。……初置艺文监，文宗亲署为少监，奉诏修经世大典，升太监、检校书籍理。拜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兼国子祭酒。”（《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欧阳玄是元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时人以得其文辞为荣耀。“当四海混一，文物方盛，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其手。金缯上尊之赐，殆无虚岁。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族墓隧之石，得其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皆知宝重。”（《元诗选。圭斋集》）足见其文学地位之隆盛。欧阳玄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因其位高名重，文人学士争请他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在这些序文中，欧阳玄不仅对集中的作品作出审美评价，而且表达出他的文学观念。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倡导“雅正”之说。成为元代文学理论和美学观念中的理论旗帜。
方凤是元代前期金华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一名景山，字韶父，婺州浦江人。生有异材，多交海内名士。一生未仕，隐居授徒，门下出了一些有名的文学家，如黄花菜、吴莱、柳贯等人。《宋元学案》称“先生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民发于咏歌，音调凄凉，深于古今之感。”（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他所作诗有三千多首，诗集为《存雅堂稿》。
吴莱是元代的理学家与文学家。吴莱，之立夫，婺州浦江人。学者称“渊颖先生”。出于理学家和文学家方风门下。其父为集贤大学士吴直方。吴莱生而颖慧，而又博极群书，以著述见长，著有《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传授谱》、《古职方录》、《孟子弟子列传》、《乐府类编》、《楚汉正声》等书。诗文集有《渊颖集》。元代的同里学者胡助和黄评其诗文谓：“如千兵万马，衔枚疾驰，而不闻其声。”“立夫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见《元诗选》己集《渊颖集》）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延期开科登进士，授宁海丞。后官至应奉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所著有《日损斋稿》三十三卷、笔记一卷。与虞集、揭斯、柳贯齐名，号“儒林四杰”。元代后期的大文学家宋濂评其诗文云：“以文字为业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盖一世，可谓大雅弗群者矣。今之论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而部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于戏！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寻尺，通河巨海，则涵浴日月。一朝而万变，土鼓之声，其闻弗及百武，迅风惊霆，则振撼万物，衡纵下上，无幽而不被，此无他，神与不神也。文辞之出，与天地之气，相与无穷，奈何不河海风霆之若，而蹄土鼓之间，果谁之过也？上而六艺，下而诸家言，所倡虽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犹津津然，是诚何道哉？学者尚以是而求先生也。”（《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见《黄文献公集》卷首，丛书集成本）
戴表元，字帅初，浙江奉化人，后迁婺州。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宋咸淳中，登进士第，教授建康府。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不就。元成宗大德八年，执政者荐之，除信州教授，再调婺州，力辞不就。元代前期，戴表元是一位颇为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清人顾嗣评价他说：“宋季文章气萎尔而辞骫，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名海内，帅初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帅初而已。”（《元诗选》甲集）可见，戴表元是当时的文坛魁首，有着广泛的影响。
戴良，字叔能，婺州浦江人。居于九灵山下，因以为号。戴良是元代后期的著名文学家，受业于柳贯、黄溍，学诗于余阙。有《九灵山房集》。元代著名学者王祎论其学术渊源及文学成就云：“昔者浦阳之言诗者二家焉：曰仙华先生方凤，乌蜀先生柳贯。方公之诗幽雅而圆洁，柳公之诗宏丽而典则。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于当世，然方公隐者，其诗传之者鲜；而柳公尝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脍灸其言辞。于是二公不可作矣。继其学而昌于诗者，又得吾戴九灵先生焉。九灵之诗，质而敷，简而密，优游而不迫，冲淡而不携，庶几上追汉魏之遗音，其复自成一家者欤！盖柳公学于方公，而九灵师事柳公为最久，渊源之懿，信不可诬。祎尝读其诗，而为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于汉魏，莫盛于盛唐，齐梁、晚唐有弗论矣。今而浦阳之诗实有之，九灵之诗其传必矣。”（《九灵山房遗稿》序）
宋濂，字景濂，金华人，元代后期的杰出文学家，曾师事于柳贯、黄花菜和吴莱。著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萝山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等合一百四十余卷。《宋元学案》叙其经历云：“先生少读书，日记二千余言。尝从闻人梦吉受《春秋》。继从柳贯、黄花菜、吴莱学古词。年二十五明道，著书义门郑氏之东明山，名震朝野。元到正中，有荐为翰林编修，辞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书幣聘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召皇太子经筵、起居注，总修元史，升翰林学士。议封功臣勋爵，迁国子悟业，三转为翰林侍讲学士，总介人大明日历，拜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宠遇隆渥，启沃宏多。”（《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在元末明初，宋濂是声震朝野的文坛领袖。在诗文及文论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述。
以上是“北山四先生”之后的婺学的主要传人。他们在元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都决非限于金华，而是幅射全国的。元代理学昌盛，与婺学的传承与光大，有直接的关系；而元代理学与宋代的理学相比，在思想上、义理上，都显得缺少创造性的内容，而更多的是对宋代理学经典命题的阐释和解说，这同样是与婺学的学术传统有很深关系的。
四
婺学在其发展流变中显现出这样若干理论上的特点或趋势。
一是对朱学中的重要哲学命题“理一分殊”的承传及对婺学发展的影响。“理一分殊”是程朱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命题。这个命题本是程颐在回答杨时时对《西铭》的怀疑时首先提出来的。程颐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五分之罪，兼爱而无义。”（《二程集》，609页）这里所说的“理一分殊”，还主要是在伦理学方面的，然而，此后“理一分殊”即成为理学的重要范畴。程颐认为，“理一”和“分殊”是体用关系，理只有一个，天下无二理，但其用其末则有许多，只讲分殊而不讲理一，或只讲理一而不讲分殊，都有偏差。一理统万事，万事归一理。二程提出“理一分殊”的范畴，接触到整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但没有展开论证。而在朱熹这里，“理一分殊”则得到了高度重视与详尽讨论。朱熹在《西铭解义》中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又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则其分亦安得不殊也。”（《孟子或问》卷一）一与殊指的是共同性与差别性。朱熹继承了程氏提出“理一分殊”的伦理学意义，但又将这一命题的意义加以扩大，包含了更为普遍的哲学意义，表述其哲学中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民万物之性的关系。如他说：“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太极图说解》）“理一分殊”在朱子哲学中不止是一般性的命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性质的命题。这在朱熹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朱熹对“理一分殊”的重视并非开始就有，而是在他的老师李侗的教诲下才充分体认的。原来朱熹更多地是重视“理一”，而对“分殊”并未在意。李侗针对朱熹原来那种颇为笼统的认识强调了“分殊”的重要性。朱熹在其所编的《延平答问》中记载云：“问：熹昨妄谓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先生不以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而得其说。复求正于左右。窃谓天地生万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所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有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详伊川之语推测之，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示未发时看。合而言之，则莫非此理。然其中无一物之不赅，便自有许多差别。虽散殊错糅，不可名状，而纤微之间，同异毕显，所谓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地句，乃是发用处赅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推寻之处也。”“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分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李延平集。延平答问》）又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李侗这些话针对当时朱子那些很笼统的认识的。朱熹通过李侗的教诲，对于“分殊”的重要有了切实的体认，也就是在领会了“理一”之后，还要精研“分殊”，掌握各种具体的知识。朱子博大精深的学养，与其“理一分殊”的思想方法是有直接关系的。
黄干从朱子学，亦以“理一分殊”为其主导的思想方法，其论学多倡此意。如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有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等等，都是以“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解释世界。
北山四先生由勉斋而上承朱学，“理一分殊”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由此摒佛学的笼统疏阔的风气。同时，也通过“理一分殊”的观念而更多地关注现实人生。金履祥讲学即反复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又以“中”的概念作为“理一”与“分殊”的中介。提出：“圣人之道，中而已矣。”于是“（仁山）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许谦论学对朱子“理一分殊”之说大加阐扬，云：“昔文公（朱熹）初登延平（李侗）之门，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两言，固学者求道之纲领。然所谓致知，当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谓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分之殊也。朱子所著书，盖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方将句而诵，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则，举大纲弃万目者，几何不为释氏之空谈也？”（同上）由此可见，金华朱学一系，乃以“理一分殊”为其旨归。由此而不落空泛疏阔之弊。
由吕祖谦开创的狭义的“婺学”，以“不名一师”“博学多识”著称，不空谈义理，对文献研究及名物训诂十分重视。吕氏家学，从吕公著以来便“多识前人之言行，以畜其德”，注重对史学及文献之学的研究，宋室南渡后，吕家有“中原文献之传，……其余大弗及也的”美誉，这为后来吕祖谦由经入史以及“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氏遗书》卷二《浙东学术》开辟了途径。全祖望云：“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指出其在文献方面的贡献。婺学大家王应麟尤以文献著称。在这方面也是承继了“吕学”、“独得吕学大宗”的。《宋史》本传载，王氏著述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等，著述甚丰，且绝大多数都是文献考证之作。
金华学者多以承传朱学为其学术传统，却多以文学名家。元代理学也由呈出文学化的倾向。平心而论，元代理学家在理学思想上并无多少属于自己的建树。但是，元代的理学教育却培养出一批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诗人、文学家。他们有深厚的理学思想根基，有薪火相传的理学师承，却又非常重视文学的价值，文道并重，形成了元代理学“流而为文”的发展趋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金华学者的作用是相关关键的。金履祥、许谦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在诗文创作上也是很有成就的。方凤是金华的著名学者，也以诗著称。吴师道、吴莱、柳贯、黄、戴良、宋濂，都是理学中人，又都是元代成就明显、影响广泛的文学家。文学与理学，在婺学中是融合为一的。宋濂主张“儒者诗人”合二为一，并从这个角度高度赞赏了许谦的古诗。（见《宋学士文集》卷十二《题许先生古诗后》）正史中一般将道学家与文学家分开立传，如《宋史》便分为“道学”、“儒林”和“文苑”，将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李侗、朱熹等列在“道学传”，而将梅尧臣、陈师道、秦观、张耒、周邦彦等诗人、词人列为“文苑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宋代理学家和文学家的分野。《元史》则有明显不同，没有分立“道学”与“文苑”，而是合而为“儒学”。这正说明了元代的理学与文学合流的倾向。《元史。儒学传》中有赵复、金履祥这类以理学名世的大儒，同时也多有戴表元、杨载、吴师道、陈绎曾、李孝光等虽有理学根基，而却以文学史家见称于世的人物。《元史》儒林学传序对此有重要的说明：“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林传》。”这段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元史》编者的体例宗旨和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元一代“通经能文”兼于一身者“彬彬之众”的历史事实。
宋元时期的金华学人，深受理学正统沾溉，又多以文学名家，黄百家论此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指出了婺学发展中“流而为文”的态势。这正是元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金华学者中体现得是最为明显的。
宋元时期婺学昌盛，其后亦绵绵不绝，我则以为最能代表金华学术的则在宋元时期。不仅是金华学术的峰巅，而且在中华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