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与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孙世萍[1]（2020）在《刑事错案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平正义一直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然因一批冤错案的曝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小的震动,并引发关于“错案”问题的激烈讨论,由此也拉开了第四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错案率作为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指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也许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极度渴望,也许是出于改革的迫切心情,人们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刑事错案的成因以及预防的研究中,而对于刑事错案的本来样貌却甚少关注,并出现刑事错案概念泛化、重事实认定轻法律适用等倾向。这非常不利于对刑事错案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全面系统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此,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冷静、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错案”问题以及相关司法改革问题。本文从认识论出发,重新界定刑事错案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刑事错案的法律属性,厘清事实认定对象与法律适用对象的界限,并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避开“错案预防”的习惯性视角,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在全面认识刑事错误的基础上,以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在刑事错案本原中重新审视抑制刑事错案的路径与方法,并重点从法律安全区的提倡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法官职业评价体系的完善等三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为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参考。
杜厚扬[2]（2020）在《刑事证据关联性研究》文中提出
付刘圣佳[3]（2020）在《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之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真规则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所确立的一项专门针对实物证据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初步证明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同一性,揭示了实物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运用实物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发挥实物证据的证明价值奠定了证据基础,有助于防止虚假、不真、无关证据进入法庭,促进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在我国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规则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实物证据的准入几乎不受限制,不真证据进入法庭被采纳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现象时有出现,同时,由于取证和管证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使实物证据真实性、同一性存疑,控辩双方就此问题展开激烈对抗,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同一性的认定与证明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本文以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为研究主题,分析和借鉴美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重要法治经验,以期完善我国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规则,优化实物证据的审查模式,防范冤假错案,解决因实物证据真实性和同一性引发的认证难题。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点及不足。正文第一章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概述,主要介绍了鉴真规则的概念、性质、功能及其与其他证据规则的辨析。鉴真一词源自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九章“Authent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的规定,本章主要从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方面分析了鉴真的内涵,鉴真对证据真实性的证明无需达到确信无疑的程度,仅需达到表面可采,其次,鉴真是证据相关性的一个特殊层面,鉴真是为满足实物证据可采性之先决条件——相关性,证明实物证据与所声称的实物证据同一的证明活动。鉴真规则之建立源于证据的相关性、英美的陪审团制度、推定证据不真实三个理论基础,作为美国证据可采性体系的一部分,鉴真属于典型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或证据能力规则,但又具有其特殊性,它属于非技术性法律规则,因它解决的是证据的逻辑相关性问题属于一个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故而在适用该规则时法官在其中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鉴真为实物证据的可采性进行了证据铺垫,有利于排除实物证据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受到的干扰,保障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有利于防止虚假伪造的证据进入法庭。就鉴真和其他证据规则的关系而言,它与最佳证据规则形成了互补关系,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构成了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规则体系,二者存在显着区别但也会发生竞合。正文第二章第一节是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立法及实践的分析,这一章节主要是回答了我国是否确立了实物证据鉴真规则这一问题。对于我国2010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中一类规范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的规则的性质在法学理论上存有争议。本文从规范目的、立法形式、规则内容、启动阶段等各个方面将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上这一类难以归类的证据规则与美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尚未形成像美国证据法上一样的证据鉴真规则体系,但可将我国已经初现鉴真精神的、与美国鉴真规则相似的这一类证据规则概括总结为“中国式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雏形。第二节论证了我国构建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意义和价值。分别从侦控审三机关的角度、我国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体系和审查模式、庭审实质化的实现三方面论证了我国构建和完善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意义和价值。正文第三部分指出了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特点与不足。第一,我国立法上未确立形成体系化的完整的鉴真规则,规则内容比较简单粗疏;第二,我国的鉴真方法单一、不够灵活,并未建立美国鉴真体系中核心的证据保管链制度,鉴真主要依赖笔录证据,形式化特征明显;第三,我国的鉴真规则并非显性规则,尚为一个隐性的制度,鉴真实践隐含在对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判断之中,缺少独立的程序作为依托;第四,在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具体适用中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补正与合理解释应用广泛,鉴真规则的效力偏软。正文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构建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建议。首先,按照两步走的立法策略从立法上完善我国的实物证据鉴真规则;其次,应形成多元化的灵活的鉴真方法体系,后文设专章讨论了鉴真方法体系,总结了传统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和新型实物证据（以电子数据为代表）通用的鉴真方法,讨论了新型实物证据电子证据特殊的鉴真方法,对证据保管链制度的构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倡导引入自我鉴真制度,以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关系;提议借助庭前会议制度实现鉴真程序的相对独立化,完善相关程序规则;最后,针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鉴真效力偏软的问题,需整治司法实践中补正与合理解释适用泛化的现象,限制补正与合理解释的适用范围,明确补正与合理解释适用的前提条件。
涂钒[4]（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着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着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杨佶欣[5]（2020）在《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文中研究指明总体而言,包括控辩协商和被害-加害恢复与和解的“合作式司法”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然成为一种变革潮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强化认罪协商,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合意制度之外酝酿新的对话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审前程序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乃至形成事实的新诉讼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司法合作制度,也即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机制,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当前域外诸国“放弃审判制度”方兴未艾之时。然而,不迎合世界潮流并非表明制度的滞后性,只有实践需求才能有效论证变革的必要性。对此,若从审前程序的辩护样态出发,可以知晓,我国在辩护方与控方的交涉、对话上已有长足的发展,如辩护律师推动形成的纠纷解决、侦查合作、审前诉讼终结,以及伴随其间的“对话”或“交涉”过程,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现。然而,相对于实践的发展形态,当前的制度框架——和解与认罪认罚——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两制度不仅具有外在功能上的不足,也一定程度存在内部的衔接不畅、减让幅度不明确等问题,这是诉讼参与者对话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立足实际需求,明晰当前认罪认罚与和解制度存在的内在与外在的痛点,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合理地分析域外经验,由此获得相应的启发。这将明确对话机制的基础所在,也会为实务操作提供更有效、规范的经验借鉴。鉴于此,虽然当前制度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贸然移植往往事与愿违,但至少应以开放心态看待制度,认识到其相对于实践需求、域外潮流可能的滞后之处。相应制度的完善或许是审前程序对话的平等性、有效性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某些法治较为发达、司法办案与辩护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地区,先行先试某些域外前沿经验,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综上,本文的主要思路如下。导论部分将对本文的研究制度背景、现有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做一简述。第一章将分析合作式司法的概念及其制度基础,并明确辩护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笔者将厘清合作式司法的基本概念,并做好相关的辨析,分析其存在的域内外制度;也将强调“对话”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及相应形式。其次,本文还将分析在这种合作与对话的环境中,辩护律师在审前具有何种相对优势,具有何种良性条件,为接下来的深入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聚焦辩护的对话经验。具体而言,将从审前辩护的部分实践案例入手,分析其可能存在的新形态,并尽量分析其中的法理构造和产生因素。基于此,笔者还将对实践中的侦查合作、类案特殊性以及相应交涉过程予以梳理。第三章论述当前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局限性。深入讨论辩护实务后,本文将分析现有的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实践（尤其是对话与合意达成）的制约因素,包括实践效果层面、内在衔接以及外在功能层面的全面梳理。基于此,将明确对话机制形成的短板何在。第四和第五章将分别梳理域外经验,并简述社会性因素。具体而言,笔者将对域外相应有利于对话的制度基础予以梳理,既为我国当前对话机制的塑造提供借鉴,也将真正为实务中办案者、辩护律师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或许,在相应时机成熟时,我国亦会开启制度变革的大门。最后,还将从法律职业的角度,简要归纳对话实践经验产生的社会性因素,基于此,将有利于我们看清实务中潜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规制的思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集中归纳合作式司法中,对话得以有效、平等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制度层面）,展望合作/协同这一模式的发展方向。
石佳意[6]（2020）在《“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与重塑》文中研究指明2004年龙宗智发表论文《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对我国现代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进行了精炼地概括总结,谓之“印证”。之后十几年间,学术界围绕“印证”这一主题对中国刑事证明模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印证”这一词语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内涵也被不断丰富和深化,从证明方法、证明模式到证明标准、证据规则,皆能发现“印证”的踪影。在司法实践中,“印证”模式理论广泛受到实务工作者的肯定,近年来,“印证”一词在法律、规章及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中也频繁出现,俨然已经成为了流行词汇。然而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印证”证明模式的确存在弊端,无论是“印证”证明模式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还是在实践应用中所产生的问题,都让“印证”证明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印证”证明模式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渐发生本质的变化,对其的反思与完善尤为必要。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厘清印证基本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反思“印证”证明模式存在的弊端,并将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与西方通行的自由心证模式进行比较研究,针对当前“印证”证明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自由心证模式解决问题的有益经验,进一步提出对策以重塑“印证”证明模式。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本选题的背景、理论和现实意义;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并指出现有研究的薄弱点;阐述论文整体的研究思路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分析论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印证”证明模式的基础理论,本章逐步递进地对什么是刑事证明、印证证明与“印证”证明模式进行概述,为后文的分析作理论铺垫。第三章“印证”证明模式的实践反思,本章中一方面分析了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列举典型案例的方式,对“印证”证明模式固有的局限性和在实践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行深刻反思。第四章“印证”证明模式与自由心证模式的比较研究,本章首先对西方通行的自由心证模式进行简要介绍,其次将“印证”证明模式与自由心证模式从多方面进行比较,最后在审视自由心证模式下的错案情况后,汲取其解决问题的有益经验。第五章“印证”证明模式之重塑,针对“印证”证明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合理发挥“印证”证明模式的作用、克服其固有局限性以及为“印证”证明模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程序支撑和制度保障三方面的对策来完成对“印证”证明模式的重塑。
武冉[7]（2020）在《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询问制度完善研究》文中提出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的核心,实现庭审实质化有利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进程。庭审实质化是通过保障庭审在审判活动的中心地位以及庭审程序本身有利于发现事实,实现程序公正,确保庭审有效发挥其查证事实的功能,进而实现实体公正。庭审实质化的重要实现路径是促进证人询问实质化,确保证人证言在庭审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调查,其中完善证人询问制度是当务之急。虽然刑诉法修改逐步借鉴了交叉询问模式的合理因素,但目前我国的证人询问模式仍然是以职权询问式为基础的询问模式,由于证人询问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存在证人询问程序适用率低、询问程序流于形式、询问程序效率低、询问程序适用标准混乱等问题,阻碍了证人询问实质化的实现,进而导致庭审实质化的推进受到掣肘。完善证人询问制度,应以我国庭审结构为基础,以庭审实质化的要求为方向,构建法官参与下的、以控辩双方询问为主导的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适度地弱化证人询问程序中的法官职权,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推动庭审实质化,提高庭审效率,而且符合国际上不同证人询问模式逐渐融合的趋势。同时,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背景下,证人出庭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证人的出庭率,庭审的对抗性也有所增强,这为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提供了可行的平台。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的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应从询问对象、询问主体、询问顺序、询问规则以及配套措施等方面予以明确和完善。在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下,询问对象应划分为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普通证人询问程序的询问主体应包括控辩双方和法官,对质询问程序中的主体应包括证人、控辩双方、鉴定人、侦查人员和法官。询问顺序为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法官补充询问、对质询问。询问规则主要有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品性证据规则、保护证人个人隐私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询问异议规则等。另外,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的配套措施包括完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完善证据开示及庭前会议制度、强化援助律师有效辩护等。通过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可以为实现证人询问实质化提供制度基础,进而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实现。
徐拿云[8]（2020）在《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提出伦理学上的品性和心理学上的品性,为司法证明场域的品性提供了概念基础。品性证据规则主要面临三重问题。其一,品性自身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品性的倾向性、道德性和主体间性三个方面。当用于对行为进行证明时,品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品性在道德上是非中立的,包括良好品性和不良品性;根据品性的人际概念,品性建立在第二主体对原始主体做出行为评价的基础上。其二,品性证据的识别存在复杂性。无论是基于品性推论识别品性目的与非品性目的的具体行为证据,还是基于道德属性识别品性证据与习惯证据,都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其三,品性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危险性,可能产生不公正的偏见和额外的诉讼成本。从神示证据制度下品性证据萌芽初现,到法定证据制度下正式形成品性证据并对其自由采纳,再到自由证明制度下产生品性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并于自由证明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增设例外规定,品性证据的司法运用不断走向合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为品性证据的演变奠定了社会基础。品性证据的演变史充分体现了鼓励采纳证据的规制取向和审慎排除品性证据的规制态度。品性证据的行为预测价值,为采纳品性证据提供了正当理由。品性证据规则的激励客体包括诉讼行为和社会行为。其一,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发现事实真相的内在目标。以BAF*对事实认定者信念属性的限制为认识论基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推论是从行为到品性再到行为的过程,其间运用了归纳推理和具有可废止性的溯因推理,由此品性证据排除的例外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最大个别化检验、强化对证人的可信性检验、破除对女性被害人的歧视范式三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叙事危险性、抑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固化被告的性侵犯行为范式三个方面。其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塑造社会行为的外在目标。就激励方式而言,品性证据规则通过成本调控方式实现行为优化,通过重复博弈方式形成动态激励,进而对社会行为发挥激励作用。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威慑违法行为、推进社会诚信和鼓励性别平权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并未设立品性证据规则,但司法实践中常常运用品性证据进行定罪和弹劾。从诉讼制度原因上看,举证与质证缺乏规范性和积极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缺乏相对独立性,导致我国品性证据规则长期缺失。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缺失,也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制约现代社会诚信文化的生成、弱化女性行为偏见的矫正意识、阻碍违法犯罪记录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立法展望,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设立将对证人诚实作证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进而对诚信社会建设产生间接的激励作用。但与此同时,应当防范品性证据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齐一村[9]（2020）在《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长期将“唯实体”的刑法观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的实体性与研究产出的实体性构成了“唯实体”刑法观的两大前提。然而,由于刑法规定中程序性事项等非实体部分的存在与研究过程中刑事证明标准等“副产品”的产出,“唯实体”刑法观的前提并不完全恰当。刑法教义学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仅仅实体规范尚不足以完成刑法解释的任务,一套与实体规范相配套的证明标准对于司法实践的意义同样重要。而我国当前存在的立法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司法刑事证明标准碎片化与学理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非体系化现象无不体现了刑事证明标准研究呈现出的“供求失衡”总体局面。“轻证明”研究现状的成因在于学科层面实体与程序分而治之的学科现状、方法论层面“认定”研究路径之下的混同理解与理念层面教义学评价体系的标准单一。“轻证明”的研究现状之下,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二元交互结构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进而造成了规范表达失真、评价标准错位与证明标准异化的三大理论顽疾。在民事法学领域,民法学者对于民事证明责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具体表现为: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地位讨论十分深入,民事实体规范是确定民事证明责任的基础,民事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对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基于逻辑构造的同一性、作用机理的相似性与讨论意义的相当性,我们可以将民事证明责任与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类比,从中得出如下的关于完善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二元交互结构的启示:实体法学同样应当研究证明问题;实体规范应决定对证明规则的解读;证明规则应当作为评价实体规范是否适正的判断标准;证明规则的确定应当为实体规范的目的服务。实现刑事证明行为的规范化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诉求,然而囿于证明标准对证明行为的制约作用,这一诉求的实现过程常会陷入困境。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存在着三对正相关的函变关系:构成要件的规范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距离,构成要件的抽象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要求,构成要件中不确定因素的数量同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难度。以此对我国刑法教义学体系进行检视便可得出:主观的案件主要事实、模糊的案件主要事实、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与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难度较高,是发生证明标准异化的主要场域。文义的模糊性、时代的流变性与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刑事实体规范的解释方案具有多种可能,因此在刑事实体规范解释方案的选取过程中,在合理界限内对客观路径、具有明确性的解释结论的选取,对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作出必要的转化以及对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设计作出必要的限制可以借由刑事证明标准的优化实现证明行为规范化的诉求。另一方面,基于刑事证明标准具有的“晴雨表”、“指南针”与“粘合剂”的实践价值,在合理限度内,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又具有生成、调整与剔除的重要作用。由此,理想状态下,在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可以建构起相互促进、彼此优化的良性交互模式。良性交互模式的成立需要建立在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获得理论确认的基础之上。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具有概念体系的建构功能,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实现系统优化的理论前提。对于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思路而言,“并入”思路在诸多方面显着优于“排除”思路,应受提倡。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也因此应被理解为刑事证明标准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的相对独立性。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理论地位的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提倡与刑事证明标准独立评价标准的建构是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应然进路。为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理论地位,刑法教义学应当在定义、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作出努力:在全面考量刑事证明标准定义的目的、特征、属性的基础上确定恰当的定义方式;从描述逻辑与创制逻辑两方面入手,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搭建一套严格细密的理论体系;在刑事实体规范的价值理念之外奉行一套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理念。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有具体的研究领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该研究领域的契合性是决定该领域研究是否可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过程中,被遵循和运用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方法。虽然规范分析方法与刑事实体规范研究之间具有相当的契合性,但是考虑到刑事证明标准的事实性与实践性特征,规范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鉴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不同于刑法教义学中刑事实体规范的诸多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成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重点,逻辑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与诉讼法学理论在确立独立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应受重视。一个合格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与评价对象论阈上的一致性、符合特定论阈的价值理念、具备基本的选取功能。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评价标准存在着论阈选取不当、评价对象不周延与价值理念偏差的三层不适应性。从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特征、价值理念与研究方法出发,一套以“符合逻辑规律、经验总结过程规范与符合证明规则”为内容的评价标准应受提倡。构建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良性交互模式对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良性交互模式意味着对刑法教义学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刑事实体规范的范畴,而应当将具体的刑法教义学问题置于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交互的视域下加以审视。良性交互模式提供的证明视角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刑法解释目的,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目的赋予机能。其二,刑事证明标准对不当实体规范具有剔除作用,良性交互模式也便具有了理论清理机能,背后蕴含的是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的改良和作用机制。其三,良性交互模式的提倡带来了刑法教义学理论评价标准的扩充,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便具有了对既有的刑法解释路径的改良机能,表现为在合理限度内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体系对刑事实体规范进行改良以及在某刑事证明标准无法与相关刑事实体规范相契合时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生成机理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修正。其四,良性交互模式的理念来源于实践需求,它的方案也以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为最终归宿,即良性交互模式应具有实践指引机能。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不仅局限于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作用,也应包括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促进功能;它不应仅是理论建构意义上的宏观构想,更要足以与具体的案件处理紧密结合。实践不应是被嘲笑的对象。相反,实践是开展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站在司法实践的视角,力图将司法实践迫切关注的刑事证明标准引入刑法解释视角,期待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也能给予该领域以更多关注,并以此为契机早日实现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良性交互。
魏思瑶[10]（2020）在《论我国的证据辩护》文中提出目前,证据辩护作为一种新型的辩护形态,出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是刑事辩护愈加精细化的果实。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与刑事证据规则的不断完善,为证据辩护在实践中茁壮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同时证据辩护也是坚持审判中心主义、实现有效辩护的中坚力量。证据辩护在辩护对象、辩护路径以及在各个阶段中的辩护重点都与其他辩护形态有着许多不同,具有独特性。证据辩护虽然在实践中时不时发生,但是与证据辩护相对应的制度并未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而获得推进,些许问题逐渐显露,如证据的获悉机制、证据审查程序以及证据辩护等相关配套制度并不完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证据辩护制度中的一些优秀经验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坚持证据辩护,是促进刑事辩护实质化、实现庭审中心主义、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辩护的应有之义,因此针对辩护律师在实践中搜集证据、运用证据所遇到的障碍,不可完全复制域外的相关制度,应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探索实践,通过完善证据的获悉机制、证据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孕育出一套立足于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证据辩护运行机制。
二、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与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错案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刑事错案概述 |
| 第一节 “错误”基本问题研究 |
| 一、错误的含义 |
| 二、错误的基本特征 |
| 三、认定错误的方法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一、司法实践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二、法学理论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三、刑事错案认识冲突的根源分析 |
| 第三节 刑事错案概念重构 |
| 一、刑事错案的主体 |
| 二、刑事错案的主观要素 |
| 三、刑事错案的客体 |
| 四、刑事错案的对象 |
| 五、刑事错案范畴外其他错误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元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一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基本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 一、秩序及冲突 |
| 二、平等及冲突 |
| 三、效益及冲突 |
| 四、价值冲突的调和及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诉讼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 一、实体正义 |
| 二、程序正义 |
| 三、诉讼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三节 法律原则中价值冲突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一、无罪推定原则 |
|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刑事错案中事实认定问题 |
| 第一节 事实认定的手段——证据 |
|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 |
| 二、证据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证据规则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二节 事实认定的程度——证明标准 |
| 一、证明标准的界定 |
| 二、证明标准的立法选择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证明标准的兑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三节 事实认定的证明方式——自由心证 |
| 一、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 |
| 二、自由心证的实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自由心证的抑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刑事错案中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中事实问题的界限 |
| 一、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界限 |
| 二、构成要件事实中的法律问题 |
| 三、违法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 四、责任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 五、量刑事实的法律问题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中“法律空间”的影响因素 |
| 一、法律规范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 |
| 三、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效果的认定 |
| 一、认定对象 |
| 二、认定标准 |
| 三、认定方法 |
| 四、认定主体 |
| 五、认定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刑事错案的消解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错误的消解——法律安全区之提倡 |
| 一、构建法律安全区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安全区的构成 |
| 三、法律安全区的实现 |
| 第二节 事实认定错误的消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完善 |
| 一、诉讼程序对刑事错案的抑制机理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相关诉讼制度对正确适用法律的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冲突调和主体的规制——法官职业评价体系之完善 |
| 一、我国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检视 |
| 二、国外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探析 |
| 三、法官职业伦理评价体系之提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之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的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概述 |
| 第一节 鉴真的词源及涵义 |
| 第二节 鉴真规则的理论基础 |
| 一、证据的相关性理论 |
| 二、英美法上的陪审团制度 |
| 三、对证据的怀疑论即推定证据不真实 |
| 第三节 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性质及诉讼功能 |
| 一、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性质 |
| 二、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诉讼功能 |
| 第四节 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与相关证据规则辨析 |
| 一、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 |
| 二、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 第二章 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现状分析及构建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现状分析 |
| 一、关于我国立法上是否确立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理论争议 |
| 二、对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样貌的总结 |
| 第二节 我国构建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价值意义 |
| 一、对于侦控审三机关的意义 |
| 二、完善我国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体系,优化实物证据审查模式 |
| 三、激活证据辩护,促进庭审实质化,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 |
| 第三章 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特点及不足 |
| 第一节 立法规定粗略零散,未形成体系化的完整的鉴真规则 |
| 第二节 我国鉴真方法单一,形式化特征明显 |
| 第三节 鉴真规则非显性,鉴真程序不独立 |
| 第四节 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补正与合理解释方式应用广泛,鉴真规则效力偏软 |
| 第四章 完善和构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和构建实物证据鉴真规则的整体性建议 |
| 一、在立法上完善实物证据鉴真规则 |
| 二、形成多元化的灵活的鉴真方法体系,建立核心的实物证据保管链制度,引入自我鉴真制度 |
| 三、赋予鉴真规则以优位,借助庭前会议制度实现鉴真程序的相对独立化,完善鉴真的程序规则 |
| 四、规范法官在鉴真规则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二节 分类构建实物证据鉴真规则多元化鉴真方法体系 |
| 一、传统实物证据及新型实物证据通用的鉴真方法 |
| 二、新型实物证据特有的鉴真方法——以电子数据为核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5）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制度背景:审前对话的实践潮流 |
| 二、理论背景:现有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合作式司法与辩护功能 |
| 第一节 何为合作式司法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二、现有制度基础 |
| 三、合作的目的转变 |
| 第二节 审前辩护的功能发展 |
| 一、审前辩护的界定 |
| 二、审前辩护的环境变化与相对优势 |
| 三、审前辩护在对话中的“枢纽”作用 |
| 四、审前辩护最新动态 |
| 第二章 审前对话的实践样态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的作用强化 |
| 一、辩护效果与纠纷解决相关 |
| 二、辩护与纠纷解决有阶段性特征 |
| 第二节 特定类案的辩护效果受限 |
| 一、特定类案的定性分析 |
| 二、类案的特征 |
| 三、侦查协助是否有效、合理? |
| 第三节 辩护审前对话的过程 |
| 一、辩护律师对话的目标 |
| 二、辩护律师对话的双重作用 |
| 三、扩充对话参与者的尝试 |
| 第四节 推进审前诉讼决策 |
| 一、个案的法理分析 |
| 二、审前程序终结的制度因素 |
| 第三章 对话实践的制度障碍 |
| 第一节 现有制度障碍的实践分析 |
|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弹性 |
| 二、和解制度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和解与认罪认罚的内在型构困境 |
| 一、对话机制的理论逻辑 |
| 二、制度带来的交涉(对话)成本 |
| 第三节 和解与认罪认罚的外在功能不足 |
| 一、合意性不足——官方定价 |
| 二、参与性不足——信息封闭、被害人问题 |
| 三、诉讼规则相对单一——基于特定类型案件 |
| 四、正式程序的缺陷——检察裁量权、法官事实审查 |
| 第四章 对话机制的制度基础 |
| 第一节 对话机制的概览 |
| 一、律师如何对话 |
| 二、对话的动因与制度 |
| 第二节 检察裁量权的完善 |
| 一、我国听取意见模式 |
| 二、域外“检察裁判权”的发展 |
| 第三节 证据开示的扩张化 |
| 一、举证责任层面——前置化规则 |
| 二、证据信息开示与事实形成 |
| 第四节 司法合意形式的扩展 |
| 一、合意程序的分化 |
| 二、实体责任的发展 |
| 第五节 刑事程序的分化 |
| 一、特定案件的分而治之——基于刑事政策 |
| 二、程序分化的法理、经济学逻辑 |
| 第六节 审前程序的参与性 |
| 第五章 对话的职业因素与制度展望 |
| 第一节 对话机制形塑的职业因素 |
|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利益重塑 |
| 二、社会治理的政策变化 |
| 三、司法参与者的功能分化 |
| 四、司法办案和辩护的机会主义 |
| 五、社会因素的应对措施 |
| 第二节 发展合作式司法的制度展望 |
| 一、协同/合作理念的引入 |
| 二、合意制度是核心内容 |
| 三、检察权司法化是通道 |
| 四、类案程序的分化是保障 |
| 五、证据信息的获取是动因 |
| 六、律师制度的跟进是约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与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现有研究的着重点 |
| 1.2.2 现有研究的薄弱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印证”证明模式的基础理论 |
| 2.1 刑事证明概述 |
| 2.1.1 证明与诉讼证明 |
| 2.1.2 刑事证明的概念 |
| 2.1.3 刑事证明体系的构成要素 |
| 2.2 印证证明的基本问题 |
| 2.2.1 印证的词源探究 |
| 2.2.2 印证的概念及特征 |
| 2.2.3 印证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2.4 印证的属性探讨 |
| 2.3 “印证”证明模式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
| 2.3.1 刑事证明模式的概念 |
| 2.3.2 “印证”证明模式的发展现状 |
| 2.3.3 “印证”证明模式的特点 |
| 第3章 “印证”证明模式的实践反思 |
| 3.1 “印证”证明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
| 3.1.1 符合日常思维 |
| 3.1.2 对应于我国“必然真实”的证明标准 |
| 3.1.3 契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 |
| 3.2 “印证”证明模式的固有局限性 |
| 3.2.1 “一对一”案件中的印证失灵 |
| 3.2.2 在以主观方面判断是否构罪的案件中,印证证明作用受限 |
| 3.2.3 证据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数个版本的案件事实 |
| 3.3 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运用中产生的问题 |
| 3.3.1 过程证据与其他在案证据形成“伪印证” |
| 3.3.2 片面采用印证证明,回避合理怀疑的存在 |
| 3.3.3 “口供中心主义”导致错案频发 |
| 3.3.4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造成审判阶段的证明虚化 |
| 第4章 “印证”证明模式与自由心证模式的比较研究 |
| 4.1 自由心证的核心要义 |
| 4.2 自由心证的发展脉络 |
| 4.2.1 大陆法系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4.2.2 英美证据法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与自由证明 |
| 4.3 自由心证模式与“印证”证明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3.1 证明力自由评价上的区别 |
| 4.3.2 对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 |
| 4.3.3 心证的自由程度差异 |
| 4.4 自由心证模式下的错案审视 |
| 4.4.1 错案问题同样存在 |
| 4.4.2 虚假口供的问题依然无可避免 |
| 4.4.3 侦诉机关也有人为制造印证的迹象 |
| 4.5 对自由心证模式的优势借鉴 |
| 4.5.1 注重防范法官形成“预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
| 4.5.2 规范侦查讯问方式,严格口供排除规则 |
| 4.5.3 严格贯彻证据裁判与直接言词原则 |
| 第5章 “印证”证明模式之重塑 |
| 5.1 继续合理发挥印证证明的作用 |
| 5.1.1 坚持以印证证明方法为主导 |
| 5.1.2 限制印证功能的不当扩张 |
| 5.2 突破“印证”证明模式之局限性 |
| 5.2.1 重视对证据能力的审查 |
| 5.2.2 加强心证功能 |
| 5.2.3 允许运用多种刑事证明方法 |
| 5.3 提供良好的程序支撑与制度保障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询问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域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域内研究现状 |
| 1.2.2 域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庭审实质化与证人询问制度关系辨析 |
| 2.1 庭审实质化理论阐释 |
| 2.1.1 “以审判为中心”语境下的庭审实质化 |
| 2.1.2 庭审实质化的内涵 |
| 2.2 证人询问与庭审实质化 |
| 2.2.1 证人询问实质化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 |
| 2.2.2 证人询问实质化的实现路径 |
| 2.3 证人询问概述 |
| 2.3.1 证人询问的含义 |
| 2.3.2 证人询问的特征 |
| 第3章 我国证人询问制度立法及适用现状 |
| 3.1 以职权询问式为基础的证人询问模式 |
| 3.2 证人询问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2.1 证人询问程序适用率低 |
| 3.2.2 证人询问程序流于形式 |
| 3.2.3 证人询问程序效率低 |
| 3.2.4 证人询问程序适用标准混乱 |
| 第4章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我国证人询问模式的应然选择 |
| 4.1 我国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4.1.1 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的理论基础 |
| 4.1.2 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的实践基础 |
| 4.2 我国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的必要性 |
| 4.2.1 有利于推进庭审实质化 |
| 4.2.2 有利于提升庭审效率 |
| 4.2.3 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
| 4.3 我国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模式的可行性 |
| 4.3.1 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
| 4.3.2 庭审对抗性的增强 |
| 第5章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的具体构建 |
| 5.1 明确证人询问对象 |
| 5.2 明确证人询问主体 |
| 5.2.1 普通证人询问程序中的询问主体 |
| 5.2.2 对质询问程序中的询问主体 |
| 5.3 明确证人询问顺序 |
| 5.4 完善证人询问规则 |
| 5.4.1 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 |
| 5.4.2 品性证据规则 |
| 5.4.3 保护证人个人隐私规则 |
| 5.4.4 意见证据规则 |
| 5.4.5 证人询问异议规则 |
| 5.5 构建混合式证人询问制度的配套措施 |
| 5.5.1 完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 |
| 5.5.2 完善证据开示及庭前会议制度 |
| 5.5.3 强化援助律师有效辩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对事实真相发现的促进作用有待深化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塑造作用尚未激活 |
| (三)品性证据规则的价值体系有待完善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域外研究现状 |
| (二)域内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品性证据规则的三重问题 |
| 第一节 品性的不确定性 |
| 一、品性的倾向性 |
| 二、品性的道德性 |
| 三、品性的主体间性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识别的复杂性 |
| 一、基于品性推论进行识别的复杂性 |
| 二、基于道德属性进行识别的复杂性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运用的危险性 |
| 一、品性证据运用可能产生的不公正偏见 |
| 二、品性证据运用可能产生的额外诉讼成本 |
| 第二章 品性证据规则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的演变历程 |
|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的品性 |
|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品性证据 |
| 三、自由证明制度下的品性证据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演变的社会基础 |
| 一、品性证据演变的经济基础 |
| 二、品性证据演变的政治基础 |
| 三、品性证据演变的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演变的基本趋势 |
| 一、品性证据的规制取向:鼓励采纳证据 |
| 二、品性证据的采纳理由:行为预测价值 |
| 三、品性证据的自由裁量依据:平衡检验 |
| 第三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规则促进真相发现的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促进真相发现的价值基础 |
| 二、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准确性 |
| 三、品性证据排除的例外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准确性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激励作用 |
| 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推进最大个别化检验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强化证人可信性检验 |
| 三、强奸盾护规则破除女性被害人歧视范式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抑制作用 |
| 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强化叙事危险性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抑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
| 三、类似犯罪证据规则固化被告的性侵犯行为范式 |
| 第四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规则塑造社会行为的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塑造社会行为的价值基础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
| 三、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反向激励效应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方式 |
| 一、成本调控方式 |
| 二、重复博弈方式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效果 |
| 一、具体行为证据规则威慑违法行为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推进社会诚信 |
| 三、强奸盾护规则鼓励性别平权行为 |
| 第五章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一节 我国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运用的现状 |
| 一、被告人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的运用 |
| 二、证人诚实品性与先前定罪证据的运用 |
| 三、被害人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的运用 |
| 第二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的诉讼制度原因 |
| 一、举证与质证缺乏规范性和积极性 |
| 二、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 |
| 三、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缺乏相对独立性 |
| 第三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一、制约现代社会诚信文化的生成 |
| 二、弱化女性行为偏见的矫正意识 |
| 三、阻碍违法犯罪记录的功能定位 |
| 第六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司法公正和诚信社会建设的作用 |
| 第一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 |
| 一、定罪过程中的品性证据规则设置 |
| 二、弹劾证人的品性证据规则设置 |
| 三、品性证据规则的相关制度构建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预期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诚实作证的积极作用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
| 三、我国品性证据规则消极作用的预防措施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诚信社会建设的激励作用 |
| 一、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的形成 |
| 二、品性证据与商务惯例有利于促进市场信誉的形成 |
| 三、实现证据制度建设与诚信社会建设的联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9）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原因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刑事实体规范的研究现状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 |
| （三） 实体与证明贯通的理论尝试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 （二） 法律解释方法 |
| （三） 分类讨论方法 |
| （四） 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审思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理论地位 |
| 一、 “唯实体”刑法观及其前提批判 |
| 二、 轻视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 |
| （一） 刑法教义学中刑事证明标准的生成机制 |
| （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分类及其特点 |
| （三） “供求失衡”的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教义学“轻证明”研究现状的成因探析 |
| 一、 学科层面：实体与程序分而治之的学科现状 |
| 二、 方法论层面：“认定”研究路径之下的混同理解 |
| （一） 展开“分类讨论”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二） 进行“行为定性”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三） 探究“证明标准”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三、 理念层面：单一标准下的教义学评价体系 |
| （一） 解释方法的可行性考量 |
| （二） 解释目的的合理性考量 |
| （三） 解释方法的契合性考量 |
| 第三节 二元交互结构视域下我国刑法教义学体系的理论顽疾 |
| 一、 “规范表达失真”：概念混淆的谬误 |
| 二、 “评价标准错位”：理论期待的不当 |
| 三、 “证明标准异化”：单一视角的盲区 |
| 四、 小结 |
| 第二章 刑事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良性交互模式 |
| 第一节 民事证明责任理论对刑法教义学研究的启示 |
| 一、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价值 |
| （一） 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地位之争 |
| （二）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规范基础 |
| （三）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规范优化功能 |
| 二、 民事证明责任与刑事证明标准的类比基础 |
| （一） 逻辑构造的同一性 |
| （二） 作用机制的相似性 |
| （三） 讨论意义的相当性 |
| 三、 民事证明责任理论的刑法学启示 |
| 第二节 刑事实体规范的证明标准优化功能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与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 |
| （一） 刑事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及其困境 |
| （二） 证明标准对证明行为的制约作用 |
| （三） 证明标准异化的主要场域 |
| 二、 刑事实体规范与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 |
| （一） 刑事实体规范解释方案的多样性 |
| （二） 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规范化的促进 |
| 三、 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调节界限 |
| 第三节 刑事证明标准的实体规范促进功能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价值 |
| （一） 作为“晴雨表”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二） 作为“指南针”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三） 作为“粘合剂”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调节作用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生成作用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调整作用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对不当实体规范的剔除作用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作用限度 |
| 第三章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理论确认 |
| 第一节 刑事证明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确认思路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理论意义 |
| （一） 概念体系的建构功能 |
| （二） 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 |
| （三） 系统优化的理论前提 |
| 二、 “并入思路”下刑事证明标准的相对独立性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相对独立性的建构进路 |
| 第二节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理论地位的确立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定义的提出 |
| （一） 定义对理论地位的意义 |
| （二） 定义的方式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定义初倡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路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建构的描述逻辑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建构的创制逻辑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理念提倡 |
| （一）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应有态度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基本原则的意涵 |
| 第三节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提倡 |
| 一、 研究方法的理论意义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理论意义 |
| （一） 刑法教义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 |
| （二） 刑法教义学中刑事证明标准的特殊属性 |
| （三） 当前刑事证明标准研究方法的契合性反思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应然研究方法的提倡 |
| （一） 逻辑学理论的应用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 诉讼法学理论的借鉴 |
| 第四节 刑事实体规范独立评价标准的建构 |
| 一、 “评价标准”的评价标准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现有评价标准的缺陷分析 |
| （一） 论阈选取不当 |
| （二） 评价对象的不周延 |
| （三） 价值理念偏差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标准提倡 |
| （一） 符合逻辑规律 |
| （二） 经验总结过程的规范性 |
| （三） 符合证明规则 |
| 第四章 良性交互模式的刑法教义学机能及其具体运用 |
| 第一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目的赋予机能——兼论客观处罚条件的证明价值 |
| 一、 证明视角的目的赋予机能及其理论意义 |
| 二、 客观处罚条件的解释目的与理论态度 |
| （一） 客观处罚条件的解释目的：化解两类证明困境 |
| （二） 德日路径：“客观处罚条件” |
| （三）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 |
| （四） 证明困境下我国的应对思路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下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应有态度 |
| （一） 客观处罚条件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 |
| （二）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符合原则 |
| （三） 作为域外刑法理论的客观处罚条件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视角下客观处罚条件的理论优势 |
| （一） 缓解主观案件事实的证明压力 |
| （二） 化解未决案件事实的证明困境 |
| 第二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理论清理机能——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批判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期待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下证明标准的异化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证明的双重困境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证明的实践样相 |
| 三、 狭义犯罪目的的前提批判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虚化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的前提悖论 |
| 四、 良性交互模式下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清理 |
| （一） 不成文的狭义犯罪目的的摒弃 |
| （二） 成文的狭义犯罪目的的改装路径 |
| 第三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路径改良机能——兼论定罪情节的具象化改造 |
| 一、 我国刑法语境下的定罪情节概览 |
| （一） 理论解读：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情节 |
| （二） 实践样相：我国刑法语境下定罪情节的主要类型 |
| （三） 我国刑法语境下定罪情节的特点 |
| 二、 情节犯的实践异化与理论反思 |
| （一） 情节犯的实践异化与成因分析 |
| （二） 定罪情节定性的前提悖论 |
| （三） 定罪情节扩张的理论反思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下情节犯的解释路径改良 |
| （一） 定罪情节的应然定性提倡 |
| （二） 不当定罪情节认定标准的鉴别与剔除 |
| （三） 定罪情节的具象化解读提倡 |
| 第四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实践指引机能——以失职犯罪的认定为检验 |
| 一、 我国的失职犯罪与实践异化 |
| （一） 失职犯罪概述 |
| （二） 失职犯罪的应然认定路径 |
| （三） 我国失职犯罪认定的失范现象 |
| 二、 良性交互模式视角下我国失职犯罪认定失范的成因分析 |
| （一）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主观案件事实 |
| （二）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消极案件事实 |
| （三）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模糊案件事实 |
| 三、 失职犯罪认定中良性交互模式的构建 |
| （一） 失职犯罪构成要件的教义学精释 |
| （二） 失职犯罪不作为的证明标准优化 |
| （三） 失职犯罪主观罪过证明思路改良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 作者简介 |
| 二、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与致谢 |
（10）论我国的证据辩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写作思路与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证据辩护的一般原理 |
| 第一节 证据辩护概述 |
| 一、证据辩护及其特征 |
| 二、证据辩护的基本形态 |
| 三、证据辩护的适用阶段 |
| 三、证据辩护与其他辩护的区别 |
| 第二节 我国证据辩护的促成因素 |
| 一、刑事证据规则的不断完善 |
| 二、辩护律师的证据意识增强 |
| 三、防范冤假错案的复制 |
| 第三节 支撑证据辩护的诉讼原则 |
| 一、证据裁判原则 |
| 二、有效辩护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域外的证据辩护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的证据辩护 |
| 一、英国的证据辩护 |
| 二、美国的证据辩护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的证据辩护 |
| 一、法国的证据辩护 |
| 二、德国的证据辩护 |
| 三、意大利的证据辩护 |
| 第三节 域外证据辩护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当下证据辩护的现状与不足 |
| 第一节 我国证据辩护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当下证据辩护的不足 |
| 一、证据的获悉调查机制不完善 |
| 二、缺乏独立的证据准入审查程序 |
| 三、证据辩护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证据辩护制度的构想 |
| 第一节 完善辩方获悉证据机制 |
| 一、确保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 |
| 二、确保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实现 |
| 三、确保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证据审查程序 |
| 一、明确证据准入审查范围 |
| 二、为证据准入审查提供程序保障 |
| 三、设置专门的证据准入审查主体 |
| 第三节 完善证据辩护相关配套制度 |
| 一、优化审前程序中的诉讼结构 |
| 二、确保证人出庭作证 |
| 三、细化专家辅助人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与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错案论[D]. 孙世萍.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2]刑事证据关联性研究[D]. 杜厚扬. 武汉大学, 2020
- [3]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之构建[D]. 付刘圣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D]. 杨佶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与重塑[D]. 石佳意.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询问制度完善研究[D]. 武冉. 湘潭大学, 2020(02)
- [8]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D]. 徐拿云. 吉林大学, 2020(08)
- [9]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D]. 齐一村. 吉林大学, 2020(08)
- [10]论我国的证据辩护[D]. 魏思瑶. 黑龙江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