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_新加坡经济论文

论新加坡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_新加坡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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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以亚洲四小龙”(台湾、南朝鲜、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它们利用战后世界性的经济景气,走出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非西方型的新资本主义的经验。”〔1〕“四小龙”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振兴, 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关于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观念,从而逐步地改变了东西方的相互关系。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的杰出成就是令人震惊的,它们的现代化经验又是令人思考,发人深省的。本文就颇俱特色的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进程及基本特征,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便总结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从而为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新加坡是属于马来亚柔佛王国的领土,它是由柔佛王国的天猛公阿卜杜尔·拉赫曼所统治。从1819年起到1824年8 月止,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与马来亚柔佛王国的素丹和天猛公阿卜杜尔·拉赫曼签订协议,使新加坡逐步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2〕。 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之下,新加坡经济畸形发展,制造工业十分落后,转口贸易比较发达,整个经济体系不能独立发展,对外依赖性极强,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据统计,1959年新加坡制造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8.63%,而转口贸易及其相关联的经济却占了80%以上〔3〕。1959年新加坡获得了自治,成立了自治邦政府, 1965年新加坡又脱离了马来西亚,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此以后,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之下,新加坡政府走出了一条有选择的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1959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68亿元,1984 年已增长到165.84亿元,比1959年增长了7.42倍。此外,新加坡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60年到1984年期间,一直高达8.89%,是世界上同期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94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是9.2%, 仍然雄居亚洲“四小龙”之首。新加坡的这些成就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就一样,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的研究热情,人们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传统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他们成功的经验。很显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中实施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工业化方针,而且还需要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适应发展的社会机制,这可以说是新加坡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它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加坡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它在确立发展目标和选择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自主选择性的特征。

政治独立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争取自主性发展的先决条件〔4 〕。根据这一基本原则,新加坡社会现代化的起点应该是在1959年自治和1965年的独立以后,只有政治上获得自治并独立,才有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的经济结构是殖民统治所留下来的单一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它对外依赖性很大,主要农副产品和消费品都要从西方国家进口。即使是这种殖民地经济结构,自治后也出现了严重危机。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新加坡周围的邻国纷纷采取了直接贸易的外贸政策,使新加坡的主要经济部门转口贸易也出现了不断衰退的趋势,国内失业队伍迅速扩大, 1959 年新加坡的失业率已高达到了13.2%〔5〕。针对这种经济基础和现实国情, 新加坡政府选择了一条与早期西方国家和众多后发型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所不同的道路,确立“以多元经济代替单一经济,推进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显示了高度的自主性、选择性的特征。他们根据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对外开放,在开放中求发展,逐步转变新加坡的旧的经济体制。而在开放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实行了“均衡化”政策,推进国际事务中的多边往来和多边参与,避免过分依赖某一大国而受其控制的局面的出现,在经济体制转变和工业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也采取了分阶段、有选择的实施办法。具体地说,第一阶段是摆脱困难,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由政府通过积极的干预来稳定经济形势,并逐步在旧的机制上注入生机,以图国家经济的早日恢复和发展。第二阶段则是迅速地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对准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其根本途径就是奖励投资、发展工业,壮大经济自主力。政府先后颁布了《新兴工业法令》、《工业扩展法令》等等,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于新兴工业,政府给新兴工业部门豁免2—5年的40%所得税的优惠条件,并实施了部分的关税保护政策以保障国内企业的发展。新加坡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还注重国内基础工业部门的建设与完善,以保证国内的经济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三阶段则是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的基础之上,发展壮大多种经济成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促进国内多元经济结构的确立。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新加坡政府同时注重外贸、交通、金融、旅游等部门和行业的协同发展,避免了那种片面追求制造工业,一哄而上的单一性的发展战略,基本上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中心、以贸易、交通、金融、旅游相辅助的多元性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新加坡的这种以制造业为中心,以多元经济协同发展为目标的工业化道路,它开辟了一种新的模式。它既不属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类型,也不属于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类型,而是一种混合式现代化类型中的东亚模式的有效探索〔6〕。这种探索和实践的本身, 就充分显示了它的自主选择性特征。同时,新加坡政府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所确立的新的产业政策,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它也同样显示了这一特征的优越性。

新加坡国情的基本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小,自然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脆弱;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素质较好,地理位置优越,有转口贸易的基础设施和经验。从这一种基本国情出发,新加坡选择了“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方针,即利用进口的原料和半成品,经过加工和装配后,再输往海外销售。这种“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方针,发挥了新加坡地理位置、港口运输、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避开了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59年仅有19.68亿元,到1975年就已经达到了80.435亿元, 这就是说新加坡只用了16年的时间,就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它表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59 年的 404.5美元增加到了1972年的1040美元, 使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于第二位〔7〕。 它表明“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方针取得了较好效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新加坡政府没有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根据国际国内新的形势的变化,及时主动地调整了工业化的内容与重点,迈进了创业的“第二工业革命”时期。七十年代后期,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先后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使新加坡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基础之上的出口产品逐渐丧失了竞争能力;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劳动力供应日渐短缺。所有这些都表明“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方针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针对这一种形势,新加坡政府决定将工业化内容从“出口主导型”转到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工业上来,努力促进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各部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为了推动这一工业化发展方向顺利转变,新加坡政府在资金、设备、关税和人员的培训方面,作出一系列的优待政策,在这里,我们无意于研究新加坡政府的种种优待政策,我们只是从这些方针的提出和实施过程中,领略到了新加坡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示的那种充分的自主性特征。也正是有了这种工业化方针的自主性转变,从而保证了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发展,使新加坡经济在八十、九十年代仍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新加坡现代化进程表明,它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方面,显示了协调性发展的特征。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一再表明,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形成新的工业化社会,它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速经济的增长。在这一种社会的大转变过程之中,有时往往会形成一种“发展综合症病”,“经济因素的作用压倒文化因素,也压倒政治因素。经济权力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形成为支配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现代社会引起的根本性变革之一。高度的经济发展自发地引起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信仰与情操等的相应的变化,……市场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交汇点,一切精神领域的东西都被市场化与商品化,在发达国家中引起深刻的文化危机与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中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序和文化依附。”〔8〕工业化、 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病主要表现在社会的四分五裂和文化的庸俗化方面,它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这一点,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的。新加坡在现代化的高速经济增长和都市化的过程中,同样地遇到了这一个问题的困扰,“文化与伦理价值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威胁与侵蚀,道德教育……显得尤为紧迫。”〔9〕传统的道德观念沦丧殆尽,文化上退化, 被人们称为不东不西的“伪西方社会”。针对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副效益,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重新树立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道德水准,从而保证新加坡社会能够朝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力提倡礼貌运动、讲母语运动、儒家伦理教育运动等等,并在中小学开设世界宗教选修课,借此以影响青年人在社会上的行为,提高青年人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政治上,新加坡政府还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倡导廉政、高效,克服各种弊病,以加强国民的凝聚力,促进多元社会的人们的认同感〔10〕。新加坡政府通过这些努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变。所以,有人指出:新加坡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她的社会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11〕。它表明新加坡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领域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客观过程。

三、新加坡现代化进程同时还显示了教育的先导性和主动适应性的特征。

在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之初,政府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经验,他们认为美国等先进的工业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上领先,是因为长期重视了科学技术教育的结果。早在建国之初,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十分重视作为非经济因素的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非经济因素,即人的因素,对于经济的成长,有非常重大的作用。”〔12〕他还说:“单靠资本投资的增长是无法达到最大的增长潜能的,良好的工作态度,集体协作,对公司的效忠、和谐的劳资关系,都是必要的条件,能够使生产力不断增加的是操作机器的工人。”〔13〕根据这一思想,新想,新加坡政府决定进行教育改革,使教育主动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并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共同进步中,起到一种优先指导性的作用。

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的要求,1959年新加坡制定了“发展科技实用教育以配合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针,作为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此之后,新加坡围绕经济转轨、体制改革和高科技发展的工业化进程, 对教育体制进行了三次相应的改革。 第一次教育改革是从1959年自治以后开始实施的,这次改革的重点是针对脱离实际而又显得单一的中等普通教育,政府决定将单一学术性的中学制度改变为多种类型并存的中等教育制度,在普通中学以外,增设中等职业学校、中等工艺学校和中等商业学校。同时将新加坡工艺学院改组为高等技术教育机构,初步形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第二次教育改革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次改革是一次有意识的配合外向型经济而作出的适应性的改革。外向型经济向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教育需要迎接社会经济转型所提出的挑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人材。因而新加坡第二次教育改革在“向技术教育进军”的过程中,对教学目标、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技术教育落到实处。可以说,第二资教育改革是第一次教育改革在目标、内容和方法上的升华。第三次教育改革是在1979年以后,这一次教育改革是为了配合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为高科技工业服务,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科技产业的奠基和发展,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材。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发展中的三次转变作出相应的转变,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又纳入了自主选择型现代化的总的发展目标之中,教育改革为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具体地说,那就是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改革中,确立了教育既要经济发展提供有用的科技人才,又要为国家培养一个好公民的原则,强调道德伦理教育。从1967年起,新加坡政府就在小学中开设了“公民”课,强调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的培养;1974年则改革为“用母语讲授”的“生活教育”课,其课程包括公民、历史、地理等知识;为了将个人行为、社会责任和效忠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活教育”课在1981年改为“好公民”和“生活与成长”来讲授,到1984年还创造性开设了“儒家伦理”,进一步加强青年的道德教育。“新加坡是世界上将公民与道德教育列为学校正式科目的少数国家之一。”〔14〕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是新加坡教育改革中的双重目标,从而使新加坡的现代化更具有特色。

综上所述,新加坡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非常之深,形成了典型的殖民主义经济体制,而且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国家,自然资源缺乏。针对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认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本国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独一无二的问题”〔15〕。因而,新加坡现代化的任务与亚洲农业社会相比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要求新加坡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单一的殖民的经济结构,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新加坡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事实证明,它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注释:

〔1 〕〔4 〕〔6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180、P191、P158、P229—230。

〔2〕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167。

〔3〕〔5〕〔7 〕吴南生《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35、P36、P44—45。

〔9〕〔10〕〔11 〕〔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版。

〔12〕〔13〕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三版P284 P377。

〔14〕王大龙《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光明日报》1995 年11月10日第六版。

〔15〕〔美〕C、E布来克《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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