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探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方法论层面解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指出它是基于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分析而产生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它的生长点；它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真理体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它是人类科学的价值理想，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实现了理论批判性与实践批判性的相互渗透。文章强调了坚持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的重要性。
马列经典作家们论析社会主义的相异之处，既是引发当前关于社会主义诸多争论问题的重要起因，也是其分歧的焦点之一。事实上，由于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典作家们（甚至同一个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作出不同的阐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只是由于经典作家论述的权威性，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往往只注重于经典论述之间的一致性（进而抽象化、体系化），而较少对它们“何以存在差异（进而具体化）”、“何以这些差异之间又具有同一性”作出深入的分析。在我们看来，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今天的理论意义，重要的与其说是一些具体的观点、命题，不如说是他们提出这些观点、命题时的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同一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就是思维如何认识和改造存在的问题。因此，方法论不仅意指建构学说的思维原则，也包括并首先包括思维出发点的确定。基于此，本文从哲学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两方面入手，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意蕴。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出发点：生产劳动（实践）
有关社会历史的观念体系，不仅有一个是否符合思想家内在思维逻辑律的问题，而且还必然包含着思想家的价值观问题。作为整个学说得以建构和展开的思维基点，是一个合逻辑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基点，这一基点决定着整个体系的思维水准，也包蕴着该学说体系的发展潜力。籍此，我们称之为哲学出发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建构历程，正是其哲学出发点不断深入的过程。
在首次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意见（1942年）中，马克思写道：“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1〕意思是说，共产主义思想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本质作出揭示。这是其黑格尔理性主义世界观的直接产物：相信外在世界不过是理性本质的外化，通过理论批判，就必然会导致现实的合理化。显然，这一以理性本质为哲学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感和强烈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马克思而言，其合逻辑性与合目的性是无法达到统一的。《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对理论与经验之矛盾的自觉，实质上就是对合逻辑性与合目的性相矛盾的自觉。作为结果，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即对理性本质哲学出发点的扬弃。“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了。
值得指出的是，对理性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否定，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中就已先一步实现了。费尔巴哈提出了“哲学从非哲学开始”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对理性主义的扬弃可以说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完成的〔3〕。但与费尔巴哈从宗教批判中确立起直观的感性的人不同， 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中确立起的则是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宗教批判的狭隘性，指出宗教的批判应转变为对国家的批判。并且在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两个概念时，已深入到从社会关系角度规范人的本质了〔4〕。因此， 从思辨的理性王国走出来之后，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感性的直观，而是开始触及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这一真正的“本质”。他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权利。”〔5〕这就为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现实社会力量之间对抗的运动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关系层面的认识还带着浓厚的人性论色彩，这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异化劳动”概念中。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如许多解释者所指出的那样，确实存在着一种把主体尺度、价值尺度上升为唯一历史尺度的理性本质主义倾向，但也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把异化劳动当作历史性活动来探讨，从而又表明了他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立场的超越。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不再把异化劳动概念当作解释原则和方法论，而是开始了对劳动的历史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哲学出发点，异化劳动概念只不过是马克思从理性本质论向生产劳动（实践）论转变的中间过渡而已。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这一哲学出发点的分析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分析了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分析了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前者构架了生产力范畴，后者形成了生产关系范畴。
对于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这一方面包含着双重内涵：一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和实现。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6〕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不只是一个物的尺度， 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推动着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实现。生产力双重内涵的统一包蕴着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价值性内在一致的思想。主体尺度统一到物的尺度中去（自然人化）的过程，亦即物的尺度统一到人的尺度（人的自然化）的过程。
如果说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生产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生产劳动则构架了人的个体本质。类本质只有通过个体本质才能实现，由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上讲，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作的历史考察，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而对科学历史性原则的遵循；另一方面又体现了马克思对实现人的本质和价值（克服异化）的孜孜追求。因此，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同样展开着他努力于实现历史必然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思想。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了广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生产劳动这一哲学出发点正是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构架的。效用意义上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决定着生产的程度和水平，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生产力又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才能确立并实现。因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是“逻辑在先”，不可以得出技术决定论。就历史的现实形态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劳动矛盾体的结构双方从来就是互动的，并通过生产劳动的历史主体（现实的人及阶级）运动表现出来。那种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化，进而引出庸俗经济决定论和以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为哲学出发点的做法，其实质就是没有从历史观的高度看待生产劳动范畴所致。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生产劳动是一个不再包含任何前提的前提。
与确立以生产劳动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相应，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合逻辑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为合规律性（即思维逻辑合客观逻辑）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问题。从中，异化范畴本身也得到了历史的说明。
同时，由于生产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生成意义，生产劳动的对象性关系正是哲学的主客体关系的基础，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与生产劳动的历史观基础同时确立的便是实践在哲学世界观中的基础性。实践是生产劳动范畴在哲学世界观上的合理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生产劳动与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学说中，不过是同一本质的不同领域的术语而已。
二、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原则
哲学出发点的展开和落实即为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原则。生产劳动（实践）的基本特性就是客观性、具体性和现实性，以此作为哲学出发点，就决定着思维、理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同时，生产劳动（实践）的自由自觉性、主体能动性又决定了以此为基点的理论学说的价值性，决定了它对现存状态的革命批判性。现实具体性与革命批判性，正是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两条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一）现实具体性原则
现实具体性既是对抽象一般性的扬弃，也是对思辨具体性的扬弃。黑格尔批判知性的抽象性，强调理性具体，但由于看不到生活实践之于思想观念的意义，他所达到的只是逻辑的具体，实质上仍然停留于抽象一般性上。
在马克思那里，拒斥思辨理性主义、关注现实具体生活，无疑是贯穿其建构社会主义理论整个思路历程的一根红线。前引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首次发表的意见，他的态度在很大意义上正是渗入了现实性因素的结果。他写道：“‘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中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7〕接着，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思想与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相区分，正得之于他与“自由人”的思辨倾向的决裂。他向鲍威尔、梅因等为代表的“自由人”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8〕1843年，马克思退回书房后， 一方面正是他所遇到的物质利益的具体现实问题促使他对黑格尔哲学作出清算；另一方面，正是强烈的现实感使他比费尔巴哈显得深刻。他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使我不能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了自然而过少地强调了政治。”〔9〕从马克思后来的运思历程看，这里不能让马克思满意的一点， 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原理的论述，也是他通过对市民社会现实具体地分析之后作出的。把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观点本身，可视之为马克思现实具体性原则的真正确立。“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身的积极因素。”〔10〕由此，马克思在开始其共产主义思想论证的同时，现实具体地把共产主义思想归结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1〕这样，一条理论直接通向革命实践的道路在其现实具体性原则下被指引出来了。
现实具体性原则在世界观上意味着对世界的实践本质的确认。思辨所达到的具体，“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现实具体性所指称的乃是世界的实践生成性，就是要把世界“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学说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现实具体性原则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理的具体性原理。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获取，也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显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3〕对于这句话，过去我们总是限于真理的检验标准而没有从真理生成学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这句话首先指的是真理的具体性，所以马克思接着说：脱离了具体实践过程来谈真理，“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于此而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样意味着只有把她放之四海之革命实践中，与现实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其真理性。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14〕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正是因为现实具体性的这一认识论意蕴，马克思十分关注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别性、特殊性。他开创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至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5〕在他晚年，针对有人把他的学说教条化的倾向，马克思几度重申：“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6〕“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7〕
（二）革命批判性原则
革命批判性是对满足于解释、论证现存社会结构的感性直观、实证主义的否定。如果说现实具体性原则使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克服了以往社会主义思想从观念出发论证社会理想的思辨特征，从而开始了真正的科学，那么革命批判性原则则使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不停留于实证的水平，具有了一种不断拓新的否定和超越精神。
革命批判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就是“不崇拜任何东西”，“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8〕就是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9〕这一原则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建构过程中，主要贯彻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批判的武器，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其二是对自身理论的批判，使自己的学说始终立足于实践的根基之上，从而保证着其体系的开放性。
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确立起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是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动力，那么，这种动力正是上述价值理想赋予的。他一度服膺青年黑格尔派，正是出于认同其对待现实的否定性态度。〔20〕后来他转而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不彻底性，看到他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憾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看到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2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范畴直接就是以革命批判的形式提出来的。如果撇开异化劳动范畴作为解释原则的不彻底性，仅就其内蕴的价值理想而言，那么，唯物史观可以视作马克思为克服异化所作的历史观论证，剩余价值学说则是马克思为克服异化而作的经济学论证。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历程，正是他通过对现实世界及其历史的革命批判把合目的性统一到合规律性中去的过程。
革命批判性原则，体现着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革命、批判决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而是对现实“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2〕也就是说，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以现实实践活动为理论出发点，而以未来理想社会为理论关怀点。这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辩证法的命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内在包涵了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因此，抗拒现实社会的存在，留恋先验预设的“理想社会”的做法是可笑的，而停留于现实社会，认为现实社会具有绝对的、永恒的必然性的观点也是可笑的。他指出，论证、解释现存社会永恒性的资产阶级观点没有超出与抗拒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的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23〕马克思这种既反资产阶级观点又反浪漫主义观点的立场，表明了他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具体性原则与革命批判性原则的高度统一性。
革命批判性原则同时还意蕴着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开放性。马克思学说以革命批判性原则重构了一切，并没有将自身置于革命批判活动之外。革命批判活动的开放性决定了理论的开放性。马克思学说不再以提供终极真理自居，不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24〕而是理论批判性实现了与实践批判性的互相渗透，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现实历史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三、哲学方法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生产劳动（实践）的哲学出发点与现实具体性、革命批判性原则一起，形成了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基于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分析而产生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它的生长点；它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真理体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它是人类科学的价值理想，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实现理论批判性与实践批判的相互渗透。舍此实践性、现实具体性、批判超越性中任何一点，则无以成也无以名科学社会主义。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就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而言，在他一生中，无论是问题领域还是具体观点、命题，都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许多西方学者据此构造了许多个“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神话。在他们看来，要么青年马克思就是马克思，要么成年马克思或晚年马克思就是马克思，它们之间在逻辑上不可能同真。这些学者看不到马克思学说的开放性：理论和实践都处于永恒的相互作用和发展之中。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合、领域提出一些不同观点，与其说是一种矛盾状态，不如说是一种必需的正常情况。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对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研究稍作分析。现在已经清楚，马克思晚年突然中断《资本论》的写作、整理工作而去研究古代社会、东方社会问题，与俄国的革命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他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些观点，又必须从他的思想方法论中才可得以深刻解读。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关于俄国跳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非要以一切民族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非西方社会大工业发展的取得，也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途径而来。在这里我们无疑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批判性原则：如果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都是既定的，非选择的，那么他的上述工作则根本无此必要。同时，马克思又是基于对生产劳动所作的现实具体考察而提出这一设想的。这一现实条件就是，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开拓出了世界性市场，高度的社会化使得交往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历史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性质；而俄国仍保留着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因而，在这样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俄国革命如果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5〕可见，马克思是善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的。他对特定历史条件的重视，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拒斥，表明了他对自己进行的上述工作有着方法论上的充分自觉。
在马克思之后，众多的继承者利用他丰厚的遗产去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其成败得失，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总结，但马克思学说中的方法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型范：对这一方法论的遵循，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凡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的，无不致力于时代、时势的分析，致力于马克思学说与具体实践的结合问题。马克思学说的普遍意义，恰恰寓于诸大师们根据特殊形势、特殊国情而提出的特殊观点、命题之中。
如恩格斯。晚年的恩格斯已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存在着把马克思学说简单化、教条化的危险性，于是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1895年给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著名导言中，他十分清楚地提醒读者，纯粹理论离开发展着的实践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误。那种仅仅根据恩格斯对早年观点的某些修正就谬解他为“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做法，正是背离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所致。
再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这几位领袖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与他们充分肯认和实际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分不开的。列宁对于真理具体性原理的全面阐析是众所周知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是列宁主义产生的一个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的提出，如果不是以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形势（全面总体性）分析为基点，如果没有从帝国主义战争在俄国造成的特殊状况出发，那么，这一理论对于马恩原有设想的突破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如果列宁没有以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形势，这一形势提供的“可能”也是无法变为现实的。列宁晚年开启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实践性。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26〕这样的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列宁晚年思考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中。
同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继形成，既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深刻求解，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推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当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与王明的对立，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述之间的各自侧重，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革命之间存在的时空位差的把握与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所作的艰辛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重大的失误，都与这样的方法论问题有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正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现实难题为切入口，无疑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好说明。也因此，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大发展，都与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直接相表里。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则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点。旧体制的弊端，与其说是我们背离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所致，还不如说是我们太囿于马克思具体论述的结果。我们常常是抽象地而不是具体地、消极地而不是革命地面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理论的生命力也就随之窒息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性、现实具体性、革命批判性，决不能得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结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借口“现实”发生的变化论证现实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失却了革命批判性，失却了价值理想。而如果仅把现存事物理解为已经给定的肯定性事物，就不可能把握住现存事物的本质，只有从现存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存事物的本质才是可见、可及的。因而，我们强调的“现实性”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强调的“现实性”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从方法论层面去领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迎来理论的更大发展。这是我们的结论。
注释：
〔1〕〔2〕〔4〕〔5〕〔7〕〔10〕〔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250—251、443、382、133、484、416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对此点较为详细的分析，可参看郁建兴的两篇文章：《论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论马克思的哲学观》， 《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
〔6〕〔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140页。
〔8〕转引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22页。
〔13〕〔14〕〔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6、48、22页。
〔16〕〔17〕〔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326页。
〔18〕〔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
〔26〕《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
标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