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国民党谋求苏俄军事援助的最初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军事论文,国民党论文,最初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与俄国人一起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初步提出
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同日本银行界秘密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也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上，他曾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①a]。同年3月13日，在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兼代省长黄复生的电报中，孙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①b]。他这里再三强调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1920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年4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在中国寻找支持者。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苏俄海军中将波塔波夫、陆军上校波波夫、上海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维经斯基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有了深刻的印象。据此，孙中山第一次提出请求苏俄援助的设想。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并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10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②b]。关于李赴苏的使命，我们可以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1920年11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在1921年4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的编辑“陶同志”提出他应该同刚来上海不久的身为国民党本部及广州政府成员的李思托进行一次会晤[③b]。这位国民党要人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从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拉特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1920年11月，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认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给孙逸仙博士、李思托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准备去莫斯科，代表孙博士向苏维埃政府建议缔结关于在中国共同行动的协定。孙逸仙博士打算缔结的军事协定具体说来是这样的：红军在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开始进攻新疆，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及其首府。据李章达说，该省有四万左右的国民党人，他们已经对这样的事变做好了准备，将会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斯拉特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在上海与他谈话的这位国民党要人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消灭国内的封建主义”，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①c]。
在1921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②c]。不过，在已知的此时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既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看法。斯拉特霍夫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⒈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⒉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③c]。
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计划
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国民党这一建议的反应，最初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在斯拉特霍夫进入中国之际，孙中山对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就已经开始降温了。这是因为，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统治的北伐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会再考虑请求苏俄援助的问题。以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与广州，同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接触时，虽然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相信有必要通过苏俄，“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却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据马林报告说：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联俄则会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因此“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的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①d]。甚至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仍旧搞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②d]。
再度提出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是在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之后。1922年6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刚刚开始发动的北伐作战毁于一旦。至此，党内同志，特别是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等，都力主联俄。孙亦不得不痛下决心，再度要求苏俄从西北向其提供援助。
8月25日，孙中山刚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8月22日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越飞的建议与孙中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写信给这时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他“早来备筹一切”。函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③d]。
9月26日上午九时，孙中山在自己的府邸会见了越飞的军事随员黑克尔将军及其协助越飞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孙中山明确表示同意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并且开门见山地说明，他深知，在世界上，真正能够支持他的只有苏俄，问题是俄国人准备怎样帮助他实现统一中国的事业。他介绍说，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武装，因此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极端必要，并希望苏俄能够为他提供交通工具、军火和武器，经过蒙古、新疆或南方来帮助组建自己的军队[④d]。
10月上旬，孙中山再度会晤了马林等人，进一步强调了他关于在西北创立军事基地，特别是希望苏俄帮助他在东土耳其斯坦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计划。据越飞给俄共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报告称：“孙中山的革命立场是，在中国进行革命只能使用武力，所以他，孙中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失去广州之后，他必须取得一个新的基地，从那里可以夺回广州并进一步扩展……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他持续不断地提出让我们援助他在东土耳其斯坦或蒙古某处组建一支良好的革命军队的计划……我必须知道您对孙中山请求在东土耳其斯坦或蒙古组建革命军队一事的态度”[①e]。
对于孙中山的计划，马林的反应看来不甚积极，他在写给越飞的信中说，除非孙中山能够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要求苏俄出兵，否则，红军绝不能轻率地进入中国。越飞这时也认为马林的意见有些道理。他在回信中表示：“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②e]在收到马林的反对意见的当天，他就再度写信给苏俄官方，说明：“孙中山关于在北方组建革命军队的问题的具体计划是，孙用他的名义，即由他直接提出，并根据他的请求，我国派出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因为那里只有4000中国士兵，不可能抵抗，邻近的四川省中虽然有十万士兵，但据孙的说明，都是站在他一方的。”“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省内创造根据地组建军队、工厂和兵工厂，供应原料。”为此，孙中山甚至派了一名将军前来和越飞讨论这个问题。而越飞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目前孙中山只是站在个人立场之上，距离中国官方立场甚远，与孙中山订立这样的协定似乎为时尚早[③e]。
马林的态度，使孙中山意识到向苏俄求援“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并非如最初想象中那样简单[④e]。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要求苏俄援助的初衷。12月20日，孙中山直接写信给越飞，一方面劝告越飞不应当承认北京政府并与之谈判，一方面直截了当地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大胆设想。函称：“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从我离开广州以来，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如果能够，将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如果你们的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①f]
孙中山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取消了他们前此计划中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取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其实，还在孙中山以文字形式向苏俄政府正式提出他的西北计划之前，苏俄方面已经得到了越飞转去的有关信息，并且明确通知越飞可以考虑援助孙中山的计划。因此，在1922年12月由越飞与马林共同起草的关于苏俄在中国的工作提纲中，“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的原则事实上已经确定[②f]，问题仅仅在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和具体从哪一方面来提供这种援助。而越飞和马林这时更多注意的只是，这种援助不应该是无条件的[③f]。
根据1923年1月上旬苏俄政府的指示，越飞在与北京政府就蒙古以及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不得要领之后，转而于1月下旬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正式谈判。越飞的态度很明确，即要求孙中山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做出让步。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果然得到了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的承诺，而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④f]。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上海就孙中山提出的“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达成了某种共识，越飞同意提请苏俄政府考虑在一定限度之内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为了更进一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随后还专门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前往日本热海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一系列会谈的结果，终于促使苏俄政府做出决定，支持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帮助他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省份建立军事基地。5月1日，仍在热海疗养的越飞通过电报转来苏俄政府的正式决定。电报在说明苏俄政府准备为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以外，特别提到了对孙中山西北计划的答复意见。电报说：“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①g]严格地说，苏俄政府的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不小的差距。孙中山在提出具体建议时，曾明确表示希望苏俄方面提供“帮助十万士兵”的装备，并且希望新的战略基地能够建立在外蒙古等超出北京政府势力范围的地区。即便如此，能够得到这种程度的援助，对国民党也已经是空前规模了。它毕竟使一向只能利用各种军阀武装的国民党人，从此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很快于5月12日致电越飞，称：“贵国五月一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②g]
蒋介石受命出使莫斯科
既然苏俄方面决定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本应迅速派人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有关计划。但因支持孙中山的军队于1923年1月再度克复广州，孙于2月又回到广州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随即陷入争夺广东的战斗之中，具体实施西北计划的工作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孙中山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尽可能保持住刚刚到手的广州根据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只能被暂时放到一边。因此，他这时接连致电越飞告急，要求立即“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称“文急需经费以解决广州事，届时方能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③g]。
这时越飞、马林等人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越飞三番五次地要求孙中山从目前的战争中抽出身来，首先帮助苏俄解决与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执，声称：“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可能再给了。孙必须看到，整个中国，还有他自己，都处在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之中……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唯一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我已为孙做了许多事，将来还要尽可能为他办事，但是目前在铁路问题上孙必须帮助我，否则会出现麻烦”[④g]。而马林则反复强调：“如果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他认为，应当把援款的1／3用于改组国民党和进行反帝的宣传工作，“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把俄国的钱用于援助广东的战争，“就意味着慷慨解囊资助热衷于继续争战的将领们”[①h]。
结果，一方面是孙中山忙于广东的战争，一方面是越飞和马林因不满孙中山的行动而态度消极，因此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具体商谈西北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孙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同时，孙中山还与蒋介石具体讨论了此次访问的中心任务，即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具体方案问题。随后，蒋介石辞去了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一职，于8月16日由上海出发，9月2日到达莫斯科。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于9月5日拜会契切林，说明孙中山要求立即付款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接着，于9月9日与苏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举行了会谈，说明孙中山希望苏方能够派人前往广东协助展开军事工作，蒋被告知鲍罗廷等人已经在去广州的路上。开始，事情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蒋介石也相当满意。但当他正式提出西北计划方案之后，情况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9月9日的会谈中，蒋介石首先说明，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是在军事方面，代表团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因此他最为重视的是与苏俄军事当局的讨论。蒋介石随即说明了代表团三项任务：（一）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二）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的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三）请求共同商讨中国的作战方案[②h]。蒋介石解释说，目前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因广州已没有军火工厂（特别是弹药厂），港英当局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因此武器弹药极其匮乏。特别是“设防的英国要塞香港，始终使孙中山军队的后方广州有芒刺在背之感。南方军一经北上告捷，英国人随即策动为他们所收买的邻省督军骚扰后方。军阀陈炯明去年所为即是如此。再者，外国派驻长江的庞大舰队，也是孙中山军队自长江流域北上的一大障碍。南方军每次进抵该地准备渡江，英美炮舰即加阻扰掣肘。可想而知，外国人据广州、上海（还有长江）两大基地，加上握有巨额资金用以收买人心，南方军要彻底击溃有大多数外国帝国主义者作靠山的吴佩孚，那是难上加难的”。因此，蒋介石强调说，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实际上主要在于上述三点的最后一点上。他说：“基于上述考虑，南方军大本营和国民党代表团出使莫斯科之前，决定转移战场，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此”[①i]。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说明了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于会后又将这一构想亲自整理成书面材料，并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题目，于10月3日提交给苏俄军事委员会。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约9千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②i]。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及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具体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平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③i]。
文件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并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④i]为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并对此做了具体分析[⑤i]。
文件随后具体设想了以库伦为根据地和以进攻北平为目标的各种军事准备，包括组建军队的编制及其武器配备，认为即使立即就为组建这支军队和进行必要的作战做准备，至少也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做诸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以及准备军事供给等项工作。在此一切完成之后，最早从1925年5月起，或者可以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对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在一切顺利的条件下，也许能够在1925年11月开始这一进攻行动。至于具体的进攻步骤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目标是占领北平。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兰州—海州铁路，目标是占领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河南省省会开封，以及江苏省的徐州。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目标是占领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一旦占领了长江流域，全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j]。
孙中山西北计划胎死腹中
苏俄方面早就同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因此蒋介石无论如何想不到，上述关于西北军事根据地的方案，会被苏方拒绝。但是，与苏俄官员的接触，使他很快就发现，苏方对他的到来并不重视，因为他所提出的西北计划与苏俄方面所理解的并不一样。按照苏方的理解，所谓西北军事计划，应该是由国民党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首先建立一个战略根据地，由苏俄方面负责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教练人员，国民党将依据它来训练军队和展开行动。然而，蒋介石的计划书中提出的两个地点，都明显地超出了苏方理解的范围。根据蒋介石所提出的方案，如果要在乌鲁木齐建立根据地，那么，由于国民党在新疆没有任何影响，首先“就得在俄国境内成立军队”，然后由俄国境内发起进攻，“攻占乌鲁木齐”[②j]。这显然不符合苏方的要求。蒋介石显然也估计到这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因此特别提出在库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因为在蒋看来，外蒙古无疑就是苏俄所同意过的那个中国北部的省份，苏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也从未否定过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他没有想到，在苏俄看来，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苏俄如果支持孙中山、蒋介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无异于明确宣布外蒙古只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于是，孙中山的计划迅速搁浅了。
10月21日，蒋介石拜会契切林，双方具体讨论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契切林明确表示，这个可能性很小。他声称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那里进行军事行动，这会引起严重误解。对此，蒋介石深感难于理解。在两天后给契切林的一封信中，他又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说：“昨天我接到孙逸仙博士的电报，他告诉我，俄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已到达广州，孙逸仙博士对俄国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表示感谢。他着重指出，俄国和国民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共同性，它们之间绝对必须进行合作。他坚信，俄国政府不会拒绝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他要我和我们的俄国同志讨论西北的军事计划。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你指出蒙古人害怕中国人。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完全是事实。蒙古人害怕中国军阀，但不应害怕国民党。国民党按照自己的原则，尊重自治和自由，我们希望同我们的蒙古同志互相了解并同他们进行合作。我相信，俄国政府人士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把国民党介绍给我们的蒙古同志，以便相互间取得完全的了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为我们的蒙古同志做什么事情，但是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将会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机会，使他们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决。我们的西北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蒙古同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同我们一道行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进入蒙古。”[①k]
蒋介石随后又多次与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以及其他苏俄高级官员就此进行了讨论，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效力。
11月12日，斯克良斯基等再度接见蒋介石，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其意见如下：“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代表团）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②k]斯克良斯基转而以俄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在中国当前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却只字不提蒋介石所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问题。对此，蒋介石反复解释，说明国民党已经开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目前开展此种工作阻力巨大，效果有限，必须配合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西北军事计划正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最佳方案。然而斯克良斯基坚持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当然，苏俄仍旧同意帮助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和建立军校，但鉴于广州已经夺回，这些工作应当也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广州进行[③k]。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已被苏方完全否定了。尽管斯克良斯基再三解释说，这只是因为目前还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但任何人都清楚，苏俄政府之所以最终否定了他们曾经明确赞同过的这一计划，其原因根本不在于国民党欠缺政治工作的准备。事实上，这一计划之被否定，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北方确实没有足够的基础，找不到一块靠近苏俄、并可以有效控制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提出的西北计划涉及到了苏俄最敏感的问题。苏俄政府不能允许国民党借用苏俄的领土训练军队进攻乌鲁木齐，尤其不能同意孙中山、蒋介石关于利用外蒙古来进行军事活动的想法。苏俄当初赞同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就没有把外蒙古考虑在内，它只是同意可以从库伦经过内蒙古来对从四川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援助而已。
11月27日，蒋介石最后会见了托洛茨基[①l]。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是蒋介石可以会见的苏俄最高领袖。结果还是一样，外蒙古的问题成了整个西北计划的一个死结。托洛茨基明确告诉蒋介石：在目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由苏联直接出兵援助国民党，而且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的设想也是不可取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中国本土发动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尤其是应该在中国北方展开革命，但所有这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得如何，一张好的报纸往往比千军万马都管用[②l]。
11月29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极其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很明显，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蒋最初无疑是极力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坚信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广州收复后，蒋仍对访问苏俄，争取俄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③l]。而如今，蒋介石此行几乎完全失败，不免大失所望。以至访苏归国后，他仅从老家溪口寄给孙中山一份报告了事[④l]，直到孙中山等接连电催之后，才于一个月之后前去广州。但蒋对苏俄之恶感，已由此而生[⑤l]。
大概是想有所解释，或者认为对孙中山应该有所交待，在蒋介石等人刚刚离开莫斯科不几天，契切林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正式说明苏俄政府不同意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这大概也是双方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契切林在信里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①m]同斯克良斯基一样，契切林在这里说得十分委婉，甚至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究竟如何看法。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只是一句话，这就是：不许在外蒙古使用武力。换言之，就是苏俄不同意国民党在外蒙古进行活动，因此，他们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在西北，特别是在蒙古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注释：
①a《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1918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页。
①b《孙文致黄复生电》，1918年3月13日，同上书，第394页。
②b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③b《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四件。此件尚有两点疑惑之处，其一为“李思托”（音译，Li Sie-tou）不明何人，遍查此时国民党内重要成员，未见有与此音相近者；其二为李之身份，照原文（Committee member）直译应为“（国民党）委员”，已知国民党这时只有本部，并无中央委员会，故暂译为“本部成员”。但“成员”一词过于宽泛，判断其人更困难。
①c同前引斯拉特霍夫报告。
②c《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1年。该报告既无署名，也无具体时间，但从报告中提到“极左的国民党（现称中华革命党）”的情况来看，报告的最初形成时间应该更早些。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六件。
③c同前引斯拉特霍夫报告。
①d《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②d参见李玉贞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2月7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并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
③d《孙文复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页。
④d《马林关于黑克尔与孙中山谈话纪要》，1922年9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128—129页。
①e《越飞致契切林转政治局并斯大林的电报》，1922年10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131—132页。
②e《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前引李玉贞书，第89页。
③e《越飞致契切林电》，1922年10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139—140页。
④e《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①f《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转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56页。
②f《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1922年12月，前引斯拉特霍夫报告，第101页。
③f越飞和马林这时曾“私下批评莫斯科”过于慷慨，认为“对中国人，甚至对孙，不该如此”，而应该索取报酬。前引李玉贞书，第154页。
④f《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
①g《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前引李玉贞书，第170—171页。
②g《孙中山致越飞电》，1923年5月12日，前引李玉贞书，第153—154页。
③g《孙中山致全权代表越飞电》，1923年5月23日；《孙中山致马林转越飞电》，1923年6月30日，前引李玉贞书，第155、165页。
④g《越飞给马林的电报》，1923年5月19日，前引李玉贞书，第163—164、173—174页。
①h《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孙中山致越飞电后面的附言》，1923年6月30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前引李玉贞书，第198、165、283页。
②h《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257—258页。
①i《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258—260页。
②i此文件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37年印行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提到的那件蒋介石在莫斯科起草，但未曾公开过的“书凡八千二百余言”的报告。《初稿》说明：9月13日，“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见毛思诚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页。另据王聿均先生称，此稿即为蒋起草的代表团访苏报告，在回国路上又再次对此报告进行修改，之后寄送孙中山先生处。此说显系有误。此报告起草于代表团刚到苏俄不久，且内容完全与访苏经历及观察结果无关。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中国史研究》1987年秋季号（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 1987,Vol.XXI,No.1）。
③i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年9月，CCA，235：7；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
④i库伦，原文Urga，又译为库恰，即为今日蒙古之乌兰巴托。
⑤i前引蒋介石文。
①j前引蒋介石文。
②j前引蒋介石文。
①k《蒋介石致契切林的信》，1923年10月23日，CCA，中共代表团档，第24批，第4件。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先生年谱初编》中所称10月26日“致俄外长齐采令函”，但《初编》所录并非原文，因而内容上与原函略有出入。前引毛思诚书，第137—138页。
②k《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279—280页。
③k同上书，第281—282页。
①l《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第306—308页。
②l鲍罗金：《蒋介石访苏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9期，第24—25页。
③l《蒋中正致杨庶堪函》，1923年7月13日。关于蒋介石早期对联俄的积极态度，可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
④l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中所说的蒋于12月14日在归船上所写之“游俄报告书稿”。前引毛思诚书，第143页。
⑤l参见《蒋中正复廖仲恺论党政诸病要并述在俄考察意见函》，转见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281页；并前引毛思诚书，第166—168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感触最深的有两点：第一，“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此显然由于苏俄在西北计划问题上出尔反尔所致；第二，俄人“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进而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这显然是因为受到了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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