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电影应坚持“民族自我”,以双管齐下的方式增强“经济实力”_中国电影论文

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电影应坚持“民族自我”,以双管齐下的方式增强“经济实力”_中国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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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确定一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就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而言,我更关心的是,中国电影在包括中国电影市场在内的国际 电影市场中的作为。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影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其中包括:第一, 中国电影在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第二,中国电影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第三,由以上两个方面共同产生的政治作用,及中国电影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但 问题的麻烦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确定一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当然还有与此连 带的日本电影、美国电影等),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莲实重彦认为,我们以前判断“国家电影”这一概念是相对简单的 ,即根据导演、制片人或演员的国籍来界定就可以了,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金 融跨国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原有的标准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我们生活在无法以导演、 制片人、演员,乃至制作资金的国籍来界定“国家电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包括 “中国电影”在内的所有国家电影的“自我同一性”都在受到严重威胁。简单地界定作 品的国籍,这种制度性的解决与我们的现实感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他仍然 承认,确实存在着“日本电影”或“中国电影”。北野式和黑泽明虽然拥有日本国籍, 但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是“日本电影”并不是由于国籍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呢?虽然 他没有明确地说,但显然是指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逻辑”(我所谓的“ 文化基因”)。但是他又说:“日本电影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日本人了。”他还郑重地申 明,“我完全无意提倡所有国家的电影都要瞄准国际性,我甚至可以断言那样做几乎是 没有意义的。不过这样的时代已然到来,将北野式的《孩子归来》称其为‘日本电影’ ,并不是一件作为日本人引为骄傲的事件,而应首无视其为对于20世纪的人类的一个幸 运的偶然。”他显然并不认为所有国家的电影都有这样“幸运的偶然”。但他还是说: “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关注着所有国家的当代电影,我也期待着一种‘幸运的偶然’ ——给‘中国电影’带来深刻变化的‘崭新逻辑’将再次出现。”

《卧虎藏龙》是一部中国影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关于这部影片的版权有各种不尽 相同的报道。而且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卧虎藏龙》的版权归属越搞越乱”,至少 在媒体报道中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莲实重彦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所获得的世 界性成功的境遇中得到了绝妙的体现。

这部影片作为一部中国电影是毫无问题的。中国电影集团北京对外合作制作公司(原中 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郑全刚在谈到《卧虎藏龙》获奖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说: “这是华语电影的胜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卧虎藏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中国民 族电影,它是由百分之百的中国影人制作的,这对于处于低迷的华语电影是一个促进, 华语电影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我们决不能丧失发展民族电影的信心。同时《卧虎 藏龙》的成功对我们民族电影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与国际接轨具有示范意义。”

正如莲实重彦关于日本电影所说的那样,中国电影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人了。据报 道,这部影片在世界一些电影大国都打破了外语影片的票房纪录。美国本土票房突破1 亿元大关。在法国,截止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票房突破了1000万法郎大关,并引发了 法国大量收购、抢拍中国电影的热潮。

但是,关于这部影片的版权有各种不尽相同的报道,而且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 卧虎藏龙》的版权归属越搞越乱”了,至少在媒体报道中是如此。大陆网站《银河网》 在介绍《卧虎藏龙》时标明,这部影片的出品地为中国大陆,出品公司为中国电影合作 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英国联华影视公司。还有一个说法为 ,哥伦比亚公司和大陆北影厂合拍,北影厂不但出资,还拥有版权。台湾方面虽有出资 ,却不拥有版权。但台湾网站在介绍《卧虎藏龙》时却标时,这部影片的出品地为大陆 、香港、美国。出品公司为哥伦比亚公司。我们在这部影片的片头中看到的影像标志是 哥伦比亚公司标志,字幕表明的是“攻占好莱坞”的日本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和另一个和好机器公司出品。还有一个网上报道说,《卧虎藏龙》的所有权应是由徐立 功、李安在开曼群岛所成立的纸上控股公司所有,他们先是筹集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资 金,之后,新力影业再以发行权交换的方式投资600万美元,取得了北美、远东(包含台 湾地区)等地的发行权利,所以影片实际的所有权应该还是在徐立功和李安手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部影片的“文化定位”甚至应当比它的版权归属问题更为重要 。而影片的版权归属问题只有在与影片的经济效益相联系时才变得重要起来。一部影片 的经济效益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

在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模仿一下莲实重彦的话说:“仅仅将李安的《卧虎藏龙》称 其为‘中国电影’,并不是一件作为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事件。”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部影片作为中国电影的“文化定位”甚至应当比它 的版权归属问题更为重要。

但是,我并不想简单地说,影片的版权归属问题是一点儿也不重要的。我更想表明的 是,影片的版权归属问题只有在与影片的经济效益相联系时才变得重要起来。也就是说 ,这部影片的经济效益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问 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

据报道,在作为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活动内容之一的“中华电影在21世纪的定位” 研讨会上,内地和香港的多位电影导演、专家、资深影评人在讨论在世界电影新形势下 华语电影如何定位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内地和港台电影共同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重大 问题时,终于涉及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会上,一位专家指出,《卧虎藏龙》在香港的票房才1400多万港币。另一位专家透露 ,《卧虎藏龙》内地票房收入只有1400万元,加上前期拍摄、发行、宣传投入的费用,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三家发行单位亏损400万元。由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只拥 有内地的电影版权,不参与内地之外的票房分成,所以这部影片虽然在欧美卖了1亿多 美元,中国合拍公司却拿不到一分一毫,这说明当初签订合作协议时因没有考虑到国际 市场而吃了大亏。有人分析说,这部影片集中了三地的电影精英,为什么当初拍摄时没 有一家中国的电影公司愿意投资呢?为什么非得拿外国人的钱呢?一位来自内地的人士分 析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内地电影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暂时还 只能采取这种合作制片的模式,依靠内地、香港、台湾三方的共同合作来冲击国际市场 。《卧虎藏龙》已初步树立了华语电影如何进入国际市场的样板。另一则报道却告诉我 们,还是在观念上出了问题: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权威人士透露,当时不知出于什么 原因,根本就没有向海外的制片和发行竞争取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的放映版权,也就是 说,将海外放映版权拱手让给了别人,致使如今巨额的海外放映收入与我们完全无缘。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满足于这样说,从《卧虎藏龙》的巨大成功中,我们得到的最大的 收获是,中国电影的品牌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中国电影品牌中所包含的中国的“文化 ”逻辑”或“文化基因”(文化资源)也被证明具有重大的可利用与可开发价值。

但问题在于,早在1998年这一点就已经被证明过一次。一部取材于一个在全中国都家 喻户晓的故事的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成功制作就是典型的一例。

实际上,《花木兰》证明的是中国题材的票房潜力;《卧虎藏龙》证明的不仅是中国 题材的票房潜力,而且还有中国电影创作人员的巨大可利用价值。

我们从《卧虎藏龙》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功中能够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确定一部影片的文化定位,必须全方位地考虑问题。其中有两个因素是绝 对不可以忽略的,其一是电影作品中的中国文化逻辑,其二是中国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确定一部影片的文化定位,不仅应当考虑主创人员的构成因素(80 %以上来自内地)、题材因素(地道的中国内容)、接受因素、经济投入因素(大陆也有投 资),而且还应当考虑总体的经济效益因素。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两 个因素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第一个因素是电影作品中的中国文化逻辑,第二个因素是 中国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这两个因素应当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它是切切实实地表明 中国电影具有现实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的东西。让我们想一想下面这则报道的深远的经 济意义和文化意味吧:据报道,皇统光碟已经与《卧虎藏龙》小说原作者王度卢的遗族 签下了“卧虎藏龙”的全系列游戏平台的游戏开发权,并预计两年内将因此获得10亿元 的收入,签约金为8位数。

不管我们对影片《卧虎藏龙》的经验和教训如何进行总结,我们都应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我们的电影创作者、研究者和我们的媒体,确实应该切切实实地思考问题了,再 也不要自我陶醉于絮叨着“在华语电影历史的空白处填上了一段创世纪的光彩,让天下 华人同感荣耀”这样一些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给自己提出一个新 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中国电影应当得到发展和走向世界,但是,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有人说,《卧虎藏龙》在运作上已经彻底国际化了,而且,它的题材也是在一定程度 上国际化的。但他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运作、谁受益?”一位网友说,当“ 李安辉煌地站到了金球奖的领奖台上,我们才发现人们并未真的读懂李安,甚至对自己 、对中国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可能并没有做过什么有效的思考。”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地 想一想了,我们对中国电影到底做了哪些“有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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